在上一讲中，我对你们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在人类本性中区分了三个层次或三个区域，是这样的三个层面：智力思辨的区域、激情的区域——这是夹在前一区域和深层区域之间的中间区域——以及激情所达不到的深层区域。
很显然，这三个层面不是彼此隔绝的，甚至互相之间也没有清楚的界限。它们始终在互相渗透。
在前一讲中，我对你们讲到了中间区域，即激情的区域。戏剧正是在这一区域中，在这一层面上搬演的；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为我们所展现的戏剧，而且还有全人类的戏剧，我们已经看到了初看之下似乎很悖理的事：无论激情有多么动荡和强烈，总的来说，它们并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东西，或者至少可以说，心灵并不被它们深深地搅动，因为事件不能掌握心灵，心灵对事件并不感兴趣。要说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好的例子了。人们对我们刚刚经历的可怕战争 [114] 做了一些调查。他们向文学家询问，战争到底具有或者似乎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会引起什么样的精神反响，会对文学产生什么影响？……回答十分简单：没有任何影响，或者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还是来看看拿破仑帝国的战争吧。试一试来发现它在文学上的反响，试一试来寻找人类心灵在哪些方面被它改变了……当然，关于拿破仑史诗有一些应景的诗歌，就像当前有不少——而且还是很不少呢——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那样；但是说到深刻的反响，基本的改变，则没有！并没有一个事件能够引起那些反响和改变，无论这个事件有多么悲壮，多么重要！相反，法国大革命却不一样。但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个纯粹外部的事件，它并非本来意义上的一个意外事件，我可以说，它不是一种心灵创伤。在这里，事件诞生于人民本身，法国大革命对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那些人的作品写于大革命之前。是它们准备了大革命。这也是我们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看到的：思想不跟随着事件，它先于事件。最经常的是，激情应该作为从思想到行动的中介。
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我们将看到，智力因素有时候会直接与深层区域发生接触。而这一深层区域根本不是心灵的地狱，相反，而是心灵的天堂。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这种神秘的价值倒转，而这，英国的神秘主义大诗人威廉·布莱克早就对我们谈起过，我在上一次讲座中也已经提到了。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地狱是上层区域、智力区域。只要我们稍稍用警惕的眼光来看他的全部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在贬低智力，当然不是有系统地贬低，而几乎是不自觉地贬低，是一种对智力的福音书式的贬低。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与爱相对立的，倒不是恨，而更是深思熟虑，这一点他并未明说，但有所暗示。对他来说，智力恰恰是使人个性化的东西，是与上帝的王国、与永恒的生命、与那种超乎时间之外的真福相对立的东西，因为要得到永福，就只有放弃个体，投入到某种笼统的团结的情感中去。
叔本华的下面这段话 [115] 无疑很能说明问题：
于是，他明白到，蒙受痛苦的那一个与应该忍受痛苦的那一个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现象，并不涉及事物的根本，两者心中都有的意志：这一位，被与自身相适应的智力所滥用，不再认识自身面目，在自己的某一表象中寻找一种善意，结果给另一位带来一种极度的痛苦：行为是如此剧烈，他以自己的牙撕裂自身的肌肤，却并不知道，这样一来，他所伤害的是他自身，他通过人格化的中介所表现的，其实是他跟他隐藏于自身内部的自我的冲突。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一体化了。一个弄错了，不认为自己遭受了那份痛苦，另一个也弄错了，不认为自己参与了罪行。假如他们都能擦亮眼睛，那么恶人就会明白，在这宽广的世界上，他自己就生活在任何受苦的造物之中，而当造物具有了理性，便会无谓地问自己，他被召唤来这样活着，这样忍受他不应忍受的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同时，那个不幸者也会明白，大地上所犯的或已经犯下的恶行，都是来自这一意志，它同时也构成了他自身的本质，而他只是它的现象，而作为这一现象，作为对它的肯定，他承当了所有来源于此的痛苦，他应该忍受它们，他继续作为这一意志多长时间，就应该忍受它们多长时间。
但是，悲观主义（在叔本华的作品中有时甚至会显得很虚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却让位给了一种狂热的乐观主义：
给我三条性命吧，我恐怕还会嫌不够的。 [116]
这是他借《少年》中的一个人物的口说的。
还是在这本书中：
你居然有那么强烈的生活欲望，就算是给你三条命，你恐怕还会嫌不够的。 [117]
我愿意和你们一起，更深地进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描绘的，或者他让我们隐约看见的这种真福状态中，他在他的每一本书中，都描绘了这一状态，时间流逝的感觉，还有个体局限性的感觉，全都消失在了这一状态中。
“在这时候，”梅什金公爵说，“我似乎觉得，我懂得了使徒的那句非凡的话：将不再有什么时间了 。” [118]
我们再来读一读《群魔》中的这一段令人信服的话：
“您爱孩子？”斯塔夫罗金问道。
“是的，我爱他们。”基里洛夫说，口气相当冷淡。
“那么，您也爱生命啦？”
“是的！我也爱生命！这让您觉得很奇怪吗？”
……
“您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永生吗？”
“不！但我相信在这一世界中的永生。有些时候，对了，您会遇到某些时候，时间会突然停住，让位给了永恒。” [119]
我还可以引用更多的例子，但是，这些大概已经够了。
我每次读《福音书》时，都会对不断出现的这几个词感到惊讶：“Et nunc” [120] 。从现在起 。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也对此感到惊讶：假如人类灵魂否定自己、放弃自己的话，那么，真福，基督所许诺的真福状态就可以立即达到：Et nunc……
我还记得曾经在拉丁文《圣经》中寻找基督对撒玛利亚女人说的话。他给她水喝：“这水将为你而涌出直到永生。”几乎所有的版本都这样写，但拉丁文《圣经》写的却是In vitam aeternam，意思是“涌出为永生”，而且“从现在起”。
永恒的生命不是（或者至少不仅仅是）一件将来的事。假如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中达到它，那我们将来恐怕也没有什么希望达到它了。
关于这一主题，让我们再读一读马克·拉瑟福德 [121] 的那本有趣的《自传》中的这一段：
我日渐衰老，也就更加明白，那种对未来的不断追求，那种来日的强大威力，那种日复一日对幸福的推延，那种前进的推迟，是多么的疯狂。我终于学会了生活在此时此刻中，但是为时已然太晚，我明白了，眼下正照射着我的阳光，跟将来任何时候一样美丽，我也不再没完没了地为未来担忧。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那种幻觉的牺牲品，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天性在我们的身上维系着这一幻觉，以至于当我们身处六月份明媚无比的早晨时，我们会去想七月份的早晨，以为那时候的早晨将更明媚灿烂。
对永生不死的学说，我实在不能说什么，既不能说赞成也不能说反对，我只能说：没有它，人们可能是幸福的，即便在灾难时刻也是这样，而在永生不死中寻见我们世俗行为的唯一动力，那是一种无比夸大的疯狂，这种疯狂通过一个不断向后拖延的希望，掌控了我们大家，掌控了我们整个的生命，最终，等到死亡来临时，我们会连一时半刻的幸福都还没有享受到。 [122]
我很愿意感叹一番：“假如我不能时刻意识到永生，那么这种永生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永生可以从现在起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上。一旦我们同意自我死亡，同意自我放弃，我们就经历了它，我们就立即在永恒中得到复活。”
这里头既没有药方，也没有命令，只有至福的秘诀，基督在《福音书》中处处这样向我们显示这一秘诀：“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3章第17节）他说的不是“你们将有福”，而是“你们有福了”。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我们立即就能进入真福之中。
多么安详啊！在这里，时间真的停止了，在这里，洋溢着永恒。我们进入了天国。
是的，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神秘中心，也是基督教伦理学的神秘中心，是幸福的神圣秘诀。个体通过放弃个体性而取得胜利：谁若爱自己的生命，若保护他的个性，谁就将失去它；谁若放弃自己的生命，将使它真正地活着，将保证他有永生；不是未来中的永生，而是从现在起的永生。复活在整个的生命中，忘却任何的个体幸福。哦，多么完美的复归啊！
《群魔》中跟我刚才念到的那一段相接的以下这一段，再好不过地表达了这一对感觉的颂扬，还有这一对思想的抑制：
“您看来很幸福嘛。”斯塔夫罗金对基里洛夫说。
“确实，我很幸福。”后者回答道，那语气平常得像是在回答一个极普通的问题。
“可是不久之前，您还在生气，您还在跟利普京怄气，不是吗？”
“哦，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人。您见过叶子，注意过树叶子吗？”
“见过。”
“不久前，我见过一片叶子：它发黄了，但上面还保留了一些当初的绿色，尽管它的边缘都烂了。风把它刮走了。我十岁的时候，冬天里会常常故意闭上眼睛，在脑子里重现一片绿叶的景象，叶脉清晰地突现，透出灿烂的阳光。我睁开眼睛，以为自己在做梦，那实在是太美了，于是我又闭上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形象比喻吗？”
“不——不……为什么？我从来不用寓意。我只是在说树叶。树叶是美的。一切都很好。”
……
“您是在什么时候知道您是幸福的？”
“上个星期二，或者不如说星期三。是在星期二到星期三的夜间。”
“在什么情境下？”
“我不记得了。这是偶然发生的。我在房间里散步……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让钟摆停止了：当时是两点三十七分。” [123]
但是，你们会说，假如感觉战胜了思想，假如心灵只熟悉那样一种状态，一种模糊的、空闲的、受一切外来影响支配的状态，那么，除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之外，还会有什么结果吗？有人对我们说，有人最近一再地对我们说，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说的致命后果。谈论这一学说会使我们走得太远。假如我现在就对你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把我们带往无政府主义，而只会带往《福音书》，你们一定不会同意，我相信我已经提前听到了你们的抗议声。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达成一种谅解。对我们法国人来说，基督教的教义，尤其是《福音书》中所包含的教义，往往是通过天主教教会显现的，是由天主教教会来解释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讨厌各种教会，特别是天主教教会。他希望直接地、唯一地从《福音书》中接受基督的教诲，而这恰恰是天主教所不允许的。
他的书信中有很多段落抨击了天主教教会。那些指责是如此猛烈，如此断然，如此激动，以至于我不敢在这里念给你们听，但它们为我解释了并让我更加理解了，为什么我每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都会有那个总体印象：我找不到任何一位作家比他更是基督徒，但又更不是天主教徒。
“正是如此，”天主教徒们会叫喊起来，“我们对您讲过不知多少遍了，看来您也已经明白了：《福音书》、基督的话，如果孤立起来看，只会把我们引向无政府状态；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有圣保罗、教会、整个的天主教会。”
我让他们占上风吧。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把我们引向的，如若不是无政府状态，至少也是一种佛教，一种寂静（我们将看到，在正统教派的眼中，这还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的异端邪说）。他把我们带得远离罗马教廷（我想说的是教皇通谕），同样也远离世俗的荣誉。
“可是，公爵大人，您是一个正人君子吧？”小说《白痴》中的一个人物这样问梅什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中，梅什金公爵可说是最能体现作者的思想或伦理观念的一位——至少在他写出《卡拉马佐夫兄弟》，塑造出阿辽沙和佐西玛长老这两位天使一般的人物之前是如此。那么，他要向我们建议什么呢？一种静修的生活吗？一种排斥了一切智力和一切意志、人只活在时间之外、只知道爱的生活吗？
也许他真的能在这里找到幸福，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认为人的终结就在这里。梅什金公爵远离祖国，进入到了这一高级状态，他体会到一种迫切的需要，要回到他的故乡去；当年轻的阿辽沙向佐西玛长老忏悔他想在修道院中了此一生的隐密愿望时，佐西玛对他说：“离开这个隐修院，你在外面会更有用：你的兄弟们很需要你。”基督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124]
我注意到（而这一点能使我们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恶魔部分），《圣经》的绝大多数版本，对基督的这句话是这样翻译的：“叫他们脱离恶”，这里的意思可就大不一样了。确实，我所谈到的那些翻译，都是新教的译本。新教的教义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并不太重视天使与魔鬼。我常常以试探的方式问一些新教徒：“您相信有魔鬼吗？”每一次，这个问题都令对方惊讶不已。我知道，这是新教徒从来不对自己问起过的问题。他们最终会这样回答我说：“当然啦，我相信有恶。”而当我继续追问不停时，他们就会承认，他们在恶里头只看到善的缺乏，这就像在阴影中看到光线的缺乏。在此，我们离《福音书》的文本实在太远了，而《福音书》，实际上多次隐射到一种现实的、真实的、特别的魔鬼般的力量。不是“叫他们脱离恶”，而是“叫他们脱离恶者 ”。魔鬼的问题，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有些人会在他身上看出一个摩尼教徒。我们知道，伟大的异端祖师摩尼承认在这个世界中有两大原则：善与恶，两个原则是同样的活跃和独立，也同样的不可或缺，在这一点上，摩尼的学说跟查拉图斯特拉的学说十分类似。我们已经能看到——这一点我要再强调一下，因为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让魔鬼居住的地方，不是人的下层区域——尽管整个的人都可能成为它的居所和它的战利品——而是上层区域，即智力的区域，头脑的区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恶者对我们的巨大诱惑是智力的诱惑，是一些问题。我想在此提一提长久以来一直表达出了人类持久焦虑的问题，我想这并没有怎么偏离我的话题吧。有这样一些问题：“人到底是什么？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要到哪里去？他在诞生之前是什么？他在死亡之后又成为了什么？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真理？”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真理是什么？”
但是，自尼采起，从尼采之后，一个新的问题提了出来，那是一个与其他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与其说，它嫁接在那些问题之上，还不如说，它扰乱了并取代了那些问题；这个问题也包含了他的焦虑，它令尼采焦虑得发狂。这个问题，就是：“人能做什么？一个人能做什么？”这一问题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忧虑，即人原本可能是别的东西，原本可能更强，现在也还可以更强，但人可耻地停歇在了第一阶段，丝毫没有考虑到臻于完美。
尼采确实是提出这一问题的第一个人吗？我不敢肯定，但是，对他精神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本身会告诉我们，他在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身上已经遇到了这一问题，不过，在那些意大利人身上，这一问题立即有了答案，并促使人投入到了实践的领域。意大利人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们立即就在行动中、在艺术作品中找到了它。我想到了博尔吉亚家的亚历山大和恺撒 [125] ，想到了腓特烈二世（所谓两西西里王的那一位） [126] ，还有莱奥那多·达·芬奇，还有歌德。他们都是创造者，是高级的人。对艺术家和行动家来说，超人 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立即就解决了的。他们的生活本身，他们的作品，就是一种直接的答案。当问题提出之后找不到答案时，或者说，问题提出后迟迟没有等到答案时，焦虑便开始了。会思考、会想象却不行动的人，是在毒害自己。我愿意在此再一次为你们援引威廉·布莱克的话：“有欲望却不行动的人生出恶臭。”尼采正是被这种恶臭毒害死的。
“一个人能做什么？”这个问题，是无神论者的问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很好地理解了它，因为，正是对上帝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对人的肯定：
“没有上帝吗？那么……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我们在《群魔》中听到这话。我们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再一次读到了它。
假如上帝存在，一切便取决于他，我不能做任何有违他意愿的事情。而如果他不存在，一切便取决于我，我必须肯定我的独立性。 [127]
如何肯定自己的独立性？焦虑就在这里开始了。一切都被允许。什么？一切！一个人能做什么？
我们每一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他的一个人物对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就可以确信，不久后，我们就该见识到他的崩溃了。我们首先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思想首先是在他的身上形成的；而这样一个思想，到了尼采那里，变成了超人的思想。拉斯柯尔尼科夫写了一篇多少有些颠覆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阐述道：
人分为普通人 和非凡人 ：第一类应该生活在屈从中，他们没有权利违背法律，他们是一些普通人。第二类有权利犯各种罪行，践踏各种法律，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是非凡的人。
波尔菲尔认为，这篇文章的概要至少可以这样归纳。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并不同意：
“不完全是这样，”他以简单而又谦虚的口气开始说，“我承认，您几乎准确地复述了我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准确地……（他说这些词的时候，带着一种乐趣），只不过，我并没有像您说的那样说过，非凡的人必须时时犯各种各样的罪行。我想，我们的书刊检查制度也不会允许这样的文章发表吧。我提出的是这个：‘非凡人有权允许自己的意识超越某些障碍，但这只是为实现自己的思想所必需的，而这个思想可能对整个的人类有益。’”
……
“我还记得，在我文章的下文中，我强调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即人类的所有立法者和引路人——从最古老的那些人开始——都毫无例外地是罪犯，因为，在制定新的法令的时候，他们践踏了那些由社会忠实地遵守、由祖先代代相传的旧法令。
“甚至还应该看到，几乎所有这些善行人和引路人，都曾经是嗜血成性的人。由此，不仅所有的伟大人物，而且所有那些多少超然于普通水平之上的人，能说出一些新东西的人，都必然是罪犯，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当然，他们犯罪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不然的话，他们很难超越常规。要他们乖乖地留在常规之中，他们肯定不乐意，而且，依我看来，他们的职责本身也禁止他们如此。” [128]
在这里，我顺便提请大家注意一下，尽管拉斯柯尔尼科夫做了这样一番声明，他仍然是一个信徒：
“您相信上帝吗？请允许我这样好奇地问您。”
“我相信。”青年人说着，抬起头来望着波尔菲尔。
“还……相信拉撒路的复活吗？”
“相信。可是您为什么要问这个？”
“您不折不扣地相信？”
“不折不扣。” [129]
在这一点上，拉斯柯尔尼科夫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其他的超人不同。
“对狮子和牛实行同一法律，就是压迫。”布莱克这样说过。
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是对自己提出了问题，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解决它，仅仅这一点，就表明他并不是一个超人。他的失败是彻底的。他一时一刻都没有摆脱对自身平庸性的清醒意识。正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是一个超人，他把自己推向了罪行。
“一切都在这里，”他自言自语地重复道，“只要有胆量就成。从这个真理出现在我的眼前，如阳光一样明亮的那一天起，我就想显示一下我的胆量，我就杀了人。我只是想证明我的大胆。” [130]
后来，在犯罪之后：
“假如一切可以重来一次，”他又说，“我也许就不会干了。但是，当时，我急于知道，我究竟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的卑鄙小人，还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我想知道，我身上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超越障碍，我是不是一个战战兢兢的人，我是不是有权……” [131]
此外，他并不接受自己的失败。他并不接受自己大胆的行为是错了这一事实。
只因为我失败了，我才是一个可怜虫！假如我成功了，人们会为我编织桂冠，而现在，我只能被他们拿去喂狗了。 [132]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后，是斯塔夫罗金或者基里洛夫，是伊凡·卡拉马佐夫或者《少年》中的少年。
他的这些智力型人物的失败也是在于这一点，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智力高的聪明人几乎没有行动的能力。
《地下室手记》是在《永恒的丈夫》之前不久写的，我认为这本小书是他写作生涯的顶峰，是他的扛鼎之作，或者，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说是打开他思想的钥匙。我们将看到他“思想者不行动……”这一思想的各个侧面，从这一思想出发，可以推理出另一种思想，即行动以平庸的智力为前提。两种思想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地下室手记》这本小书，从头到尾始终是一篇独白。我们的朋友瓦莱里·拉尔博 [133] 最近说过，《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是这种叙述形式的发明者，我认为这样说未免过于武断。这样说就忘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还忘记了爱伦·坡，尤其是忘记了布朗宁 [134] ，当我重读《地下室手记》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他。我觉得，布朗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独白这一文学形式，一下子提高到了它所能到达的精细而又多样化的完美状态。
我把这两个人名相提并论，可能会让某些文人吃惊，但是我不能不这样做，在布朗宁的某些独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小故事之间，某些深刻的相似性——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材料上的相似性——不能不让我感到惊讶。在布朗宁这一方面，我尤其想到《我最后的公爵夫人》《波菲丽娅的爱人》，还有《指环与书》中蓬皮丽娅的丈夫的两次陈述；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方面，则是《作家日记》中一篇叫《克罗特卡亚》（我想，它的意思是“羞涩的女人”，在最近的一个译本中，它就是被翻译成了这个词）的故事。但是，除了他们作品的形式和方式之外，布朗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共同点，在我看来，还有他们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与歌德的乐观主义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的乐观主义，不过，它倒是跟尼采和伟大的威廉·布莱克颇为接近，因此，我必须跟你们来谈一谈。
是的，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布朗宁和布莱克，是同一星座中的四颗星。在很长时间里，我不知道有布莱克，但是，当我最近终于发现他时，我似乎立即就认了出来，他就是“小熊星座”的第四颗星；我就像天文学家那样，在发现某颗星星之前，天文学家可能长期地感到它的影响，探索它的位置，我则可以说，长期以来，我就预感到了布莱克。这是不是等于说，他的影响很大呢？不，正相反，就我所知，他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即便在英国，至今为止，他几乎还是默默无闻。这是一颗十分纯澈、十分遥远的星星，它的光芒才刚刚到达我们这里。
对他最有意义的作品《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我将援引几句，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特点。
我在上文中引用的他的那句话“有欲望却不行动的人，生出恶臭”——出自他的《地狱箴言》——我认为可以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的题词，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的一句：“死水中只能等到毒药。”
“19世纪的行动者是没有人格的人。”这是《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假如我们可以称之为主人公的话——所说的。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行动者必然精神平庸，因为高傲的精神自己就妨碍了自己行动；他在行动中看到了对自身思想的一种连累，一种限制。行动的人，将是一个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个斯梅尔佳科夫 [135]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对思想者和行动者作出这一区分）。
思想不行动，但它促使行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几部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一奇怪的角色分工，这一令人不安的关系，这一隐秘的默契，一方面，是一个思想着的人，另一方面，是在前者的启迪下代替他行动的人。你们都还应该记得伊凡·卡拉马佐夫、斯梅尔佳科夫、斯塔夫罗金，还有被斯塔夫罗金称为他的“猴子”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杰出小说《罪与罚》中，我们就能找出他最后一本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思想者伊凡和他的仆人斯梅尔佳科夫之间奇特关系的最初版本来，这难道不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吗？他在《罪与罚》中谈到了某个费尔佳，是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仆人，他上吊死了，不是为了逃避主人的殴打，而是为了避免他的挖苦讽刺。“这是一个疑神疑鬼的人，一个仆人哲学家……他的伙伴们说，是书本扰乱了他的头脑。” [136]
在所有这些下等人、这些“猴子”、这些仆役的身上，在所有这些替知识分子行动的人身上，有着对精神恶魔般的优越性的一种爱，一种崇拜。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眼中，斯塔夫罗金享有一种登峰造极的权威，而这个知识分子对这下人的藐视，同样也是登峰造极的。
“您要不要我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这样对斯塔夫罗金说，“您瞧，这一想法一时间里来到我的头脑中（这一想法，是一次可怕的凶杀）。是您本人启发了我，尽管您没有赋予它什么重要性，没错，您只是在戏弄我，因为您并没有很严肃地启发我。” [137]
……
在热烈的谈话中，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与斯塔夫罗金靠得越来越近了，并抓住他燕尾服的翻领（兴许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但是，他的胳膊上突然挨了猛烈的一记打，迫使他松开了手。
“我说，您想干什么呢？小心一点嘛，您都快把我的胳膊打折了。” [138]
伊凡·卡拉马佐夫对斯梅尔佳科夫也有类似的粗暴行为。再看《群魔》中的下文：
“尼古拉·弗谢沃诺多维奇，请您像在上帝面前那样说话吧：您是有罪的人，是不是？我起誓，我会相信您的话的，如同相信上帝的话，我会陪同您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哦！是的，无论到哪里，我都跟您在一起！我会像一条狗那样跟随着您……” [139]
最后：
“我是一个小丑，我知道，但是，我不愿意让您，我自身的最美好部分，也成为一个小丑！” [140]
知识分子很高兴统治对方，但是，同时，他也被对方所激怒，因为对方那笨拙的行动，似乎成了对他自己的思想的一种讽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使我们得以了解他作品的创作过程，尤其是关于《群魔》的创作过程，我本人认为，这部作品十分了不起，是这位伟大小说家的最有力、最精彩的作品。在这里，我们见识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想写的书，与我们现在看到的书，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在他创作的时候，一个新的人物，他开始时几乎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的人物，闯进了他的头脑，并逐渐占据了首要的地位，把原来的主要人物赶到了一边。“从来没有过一部作品让我写得如此辛苦。”1870年10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累斯顿写道：
最开始，也就是去年夏天快结束时，我把这件事看作已经研究好了，构建好了，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它。随后，真正的灵感出现了，突然，我爱上了它，这部作品，我双手紧紧地捧着它，我开始删除最初写下的东西。今年夏天，又出现了一种变化，一个新的人物冒了出来，并试图成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 ，以至于早先的一号人物不得不退居次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又不配当真正的主人公。新人物让我感到如此兴奋，于是，我再一次重新来写我的整个作品。 [141]
他现在给予了全部注意力的这一个新人物，就是斯塔夫罗金，兴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最古怪、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一位。在作品的结尾，斯塔夫罗金做了一番自我解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每一个人物往往都会出来，在某一时刻，而且常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脱离故事情节，说那么几句话，解释一下自己的性格，很少有人物不这样出来的。下面，就是斯塔夫罗金说到自己时的那番话：
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依恋俄罗斯，在那里跟在别处一样，我感到自己是异乡人。其实，在这里（瑞士）的生活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难以忍受，但是，即便是在这里，我也不能憎恨任何什么 。我考验了我的力量。您曾经建议我这样做的（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这些试验中，在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中，我显现出了自己的强有力。但是，怎么去用这一力量呢？这是我从来不曾知道的，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的。我能够，就像我一直所能的那样，感受到一种做好事的欲望，我为此而感到快乐。与此同时，我还渴望作恶，我同样感到作恶的满足。 [142]
我将在我的最后一次讲座中，再来谈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十分重要的这一声明的第一点，即斯塔夫罗金与自己祖国的脱离。今天，我们只局限于来看看让斯塔夫罗金左右为难的双重吸引力。
波德莱尔说过，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两种倾向，一种朝向上帝，一种朝向撒旦。
实际上，斯塔夫罗金所钟爱的，仅仅是活力。对这一神秘的性格，我们还是向威廉·布莱克请教一下解释吧。布莱克说：“活力是唯一的生命，活力 是永恒的快乐。”
再来听听这几句箴言 吧：“无节制的道路通向智慧的宫殿”，或者“疯子若坚持疯狂，就能成为智者”，还有“只有了解了无节制的人，才知道满足”。在布莱克那里，对活力的那种赞赏以各种最为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狮子的咆哮，狼的嗥叫，大海的怒吼，毁灭性的利剑，是永恒的巨大块垒，大得人眼是看不到的。”
让我们再读一读这些：“水池蓄水，水泉溢水。”还有：“愤怒的老虎比有学问的马更有智慧。”最后，还有他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开头的那句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并不了解它，却把它的思想据为己有：“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吸引力与排斥力，理智与活力，爱与恨，对人的存在都是同样必不可少的。”他还说：“大地上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有这两种对立的倾向，它们互相为敌。试图将它们调和，就是企图摧毁人类的存在。”
在威廉·布莱克的这些“地狱箴言”之外，我还要加上两条我自编的箴言：“怀着美好的情感，只能写出糟糕的文学。”还有：“没有跟恶魔的合作，就没有艺术作品。”是的，不错，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是一个接触点，或者，假如你们更愿意这样说的话，是一枚天堂与地狱的结婚戒指。威廉·布莱克告诉我们：“之所以弥尔顿在描绘上帝和天使时写得束手束脚，之所以他在描绘恶魔和地狱时写得自由奔放，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知不觉地站在了魔鬼一边。”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同时为对恶的厌恶和对恶的必然性的认可所苦恼（通过恶，我同时也指痛苦）。我在读他的作品时，想到了田地主人的寓言：“仆人说：‘假如你愿意的话，我们去把稗草拔掉好了。’主人说：‘不必啦，容稗子和麦子一起生长吧，等到收割。’” [143]
两年多以前，我有机会遇见瓦尔特·拉特瑙 [144] ，他来中立国看我，跟我一起过了两天，我就当今的时事问过他，尤其问过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看法。他回答我说，当然，他为革命者所犯下的那么多的破坏行为所痛苦，他觉得这是骇人听闻的……不过，他又说：“但是，请相信我，只有沉入到痛苦之中，沉入到罪恶的深渊 中，一个民族才可能意识到它自身，同样，一个个人也才可能意识到他自己的灵魂。”
他还说：“正是由于没有接受痛苦和罪恶，美洲才还没有它自己的灵魂。”
所以，当我们看到佐西玛长老跪在德米特里面前，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跪在索尼娅面前，我可以对你们说，他们跪拜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痛苦，而且还有人类的罪恶。
让我们不要误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我再说一遍，假如他明确地提出了超人的问题，假如我们看到这一问题偷偷地出现在他的每一本书中，根本上占了上风的只是《福音书》的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个人的自我放弃中看到了拯救，想象到了拯救。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暗示我们，人只有在达到忧伤的极限时，他才最接近上帝。只有在这一时刻，才会迸发出这样的一声呼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145]
他知道，这一声呼喊，人们是不能从正人君子的口中听到的，它不会来自永远知道走向何方的人，自认为对自己、对上帝都循规蹈矩的人，而是来自不知道该去何处 的人之口！“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马美拉多夫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您知道这些词意味着什么吗：‘不再有什么地方可去？’不，您还不明白这个。” [146] 只是在超越了他的忧伤和他的罪恶，甚至超越了惩罚后，只是在退出了人类社会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才直接面对了《福音书》。
我今天对你们说的话里头，可能有不少模糊的地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同时应该对此负责。布莱克这样对我们说：“文化教养划出的道路是直的，但是，曲折的、没有益处的道路才是天才走的道路。”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我也确信，在《福音书》的真理中是没有什么模糊的，重要的在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