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会把压伤的芦苇折断，也不会使充满希望的事业中途夭折……
——《以赛亚书》，42:3
对于熟悉分析心理学的读者来说，没有必要对下述研究主题做任何介绍性的论述。但是，对于那些兴趣不在这门专业的读者，和那些还没有准备好阅读本书的读者来说，写一个前言可能是很有必要的。炼金术和自性化过程（individuation process）这两个概念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我们会发现，最初很难用想象力在这两者之间架设起任何桥梁。我要对这类读者做一个解释，特别是因为我最近发表的一些演讲（这些演讲使我做出推论，那些批评我的人对此存在着某种困惑），我已经有过一两次这样的经验。
我现在不得不论述的关于人类精神（psyche）的本质问题首先是基于我对人的观察。人们曾批评说，这些观察涉及的是那些既不为人们所知，也难以被人们接受的经验。这是我们一再遇到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每一个人，甚至那些最不合格的外行人，也绝对地相信他对心理学非常了解，仿佛心理（精神）就是一个已经被人们普遍理解了的东西。但是，当我指出，人类的精神是我们的经验中最黑暗和最神秘的领域之一时，任何一个所谓真正了解人类精神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这一领域是学无止境的。在我的生活实践中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新奇而又出乎意料的事情。没错，我的生活经验并不是漂浮在生活表面的家常琐事。不过，在这一特殊领域工作的每一位心理治疗师都能轻而易举地产生这种体验。因此，至少可以这样说，无视我提供的这些经验而对我进行谴责，这是相当荒唐可笑的。我不应该为普通民众缺乏心理学知识而负责。
在分析过程中，也就是在意识心灵和无意识之间的辩证讨论过程中，存在着朝向某一目标或终点的发展或进步，其令人费解的性质也已被我关注多年了。心理治疗会在发展中的任一阶段迎来终点，而并不总是或必须要有已经达到某一目标的感觉。典型的和暂时性的结束会发生在：（1）在得到一次好言相劝之后；（2）在做了一次虽然不够完全但令人满意的忏悔之后；（3）在认识到某种迄今为止还处在无意识状态但又非常关键的内容之后（对这种内容的认识会对人的生活和活动产生新的推动）；（4）在与童年的心理活动产生了艰难的分离之后；（5）在对或许困难而又不同寻常的周围环境产生了一种新的和理性的适应方式之后；（6）在痛苦的神经症症状消失之后；（7）在经过了诸如考试、订婚、结婚、离婚、职业变更等命运攸关的转折之后；（8）在发现了皈依以前所属的教会或教义的道路之后，或者在发生了信仰转变之后；以及最后（9）在已经开始建立一种人生的实践哲学之后（这是指在这个单词的古典意义上的“哲学”）。
尽管以上列举的情况还可以做很多的修改和补充，但大体上可以确定一些主要的情境，分析过程或心理治疗过程可以在这些情境中达到某种暂时的，有时甚至是最终的结束。但是，经验表明，在相当多的患者看来，找医生来咨询这件事情的表面结束绝不意味着分析过程的结束。确切的情况是，对无意识的辩证讨论依然存在，而且和那些尚未放弃与医生合作的人一样，遵循着完全相同的过程。有时医生会在多年后再次遇到这类病人，并且听到他们对后续发展情况所做的往往非常惊人的说明。正是这种经验才使我第一次坚信，在精神当中有一种不依赖于外部因素去寻求自己目标的过程，这种经验也使我不再有那种焦虑的感觉，即我自己可能就是引发患者精神中的一个不真实的（或许不自然的）过程的唯一原因。我的这种担忧并非全是误解，因为即使对以上提到的九种情境做再多的争论，也无法说服患者放弃他们的分析工作，甚至是宗教信仰发生了转变或是神经症得到了惊人的治愈也不可以。正是这样的情况终于使我确信，对神经症的治疗展现的往往是一个远远超出纯医学角度考虑的问题，也是一个用医学知识本身根本无法合理说明的问题。
虽然精神分析的早期时代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那个时代对心理发展的全部过程做了虚假的生物学解释，且对心理发展的完整过程十分轻视），但是人们的记忆并未消除，而且仍然津津乐道于把冗长的分析过程描述为“逃离生活”、“尚未解决的移情”（unresolved transference）、“自体性欲”（auto-eroticism），以及其他一些同样令人不快的称谓。但是，既然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因此，只要能够表明它确实不包含任何积极的东西，那么，把这种所谓“任其存继”（hanging on）斥为生活的消极面就是正当且合法的。医生所感觉到的那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耐烦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只有通过非常耐心的研究，新的科学才能成功获得对心理本质的深刻了解。如果还产生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那就应该归功于医生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合情理的消极判断时常会轻易地出现，而且会不时地闯下大祸；另外，这样的判断也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如果这不是企图逃避进行彻底分析的责任，那就仅仅是无知的一个借口。因为，既然分析工作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与“你”和“你”与“我”之间，在完全卸下人类伪装的情况下进行一场基本的讨论，所以，很有可能，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不仅病人，而且医生也会发现这种“令人倾心”的情境。谁也不可能在某种危险的场合不受影响地玩弄火或毒药，因为真正的医生绝不会置身于他的工作之外，而总是完全投身于工作之中。
这种“任其存继”可能是双方都不需要的东西，某种不可理解的，甚至不可容忍的东西，而不一定是生活的消极面。相反，它倒很可能是一种积极的“任其存继”，虽然它会形成一种显然不可逾越的障碍，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代表一种唯一的，要求付出最大的努力，并因此谋求人的全部能量的情境。事实上，人们可能会说，虽然病人是在无意识地和坚持不懈地寻求解决某一最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医生的艺术和技巧是在竭尽全力地帮助他面对这个问题。“所有的艺术都需要完整的人！”一位古老的炼金术士这样大声疾呼。我们所寻求的正是这种“完整的人”。医生的努力和病人的探索指向的都是那个隐藏的、迄今尚未表现出来的“完整的人”，他同时也是更伟大的人和未来的人。但遗憾的是，达到完整性的正确道路是由无数可以改变命运的弯道和转折组成的。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它不是笔直的，而是像蛇一样弯弯曲曲，这是一条把对立物统一起来的道路，这种对立物的统一使我们想起了指导双蛇杖（caduceus）的方式，它错综复杂的弯道和转折无不使人感到惊骇，正是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才获得了那些据说“难以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之所以难以获得，是因为它们确实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它们要求我们做的正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如此随便谈论的那种“完整性”，而且这种完整性有助于我们进行永无休止的理论探讨，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尽最大可能地对它敬而远之。[1]一种显然更为普遍的情况是，人们在追求一种“分隔式的心理学”（compartment psychology），在这种心理学里，左边的格子并不知道右边的格子里有什么。
我想，恐怕我们不能让个体的无意识和软弱无能为这种状态负全部责任：这种状态也应该归咎于欧洲的普通精神教育。这种教育不仅体现了对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一种恰如其分的关心，而且它本身就属于这些宗教的本质——因为宗教优于一切理性主义的体系，并且孤立地与外部和内部的人保持着同样程度的关系。如果我们决心想要原谅我们自己的缺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谴责基督教抑制了人的发展；但是，我并不希望犯这样的错误，即把主要因人类无能而导致的错误归咎于宗教。所以，我谈论的并不是对基督教的那些最深刻和最好的理解，而是那些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和灾难般的误解。通过“模仿”（imitatio）基督而提出的这种要求（即我们应该遵循这一理想并且寻求变得像它那样），在逻辑上应该具有使内部人得到发展和提升的效果。但事实上，这一理想已被那些肤浅而又注重形式主义的信奉者变成了一个外部的崇拜对象，正是这种崇拜，使理想无法达到灵魂的深处，也使精神无法转换成一个与这种理想保持一致的整体。由此可见，神圣的仲裁者作为一种意象往往位于其外，而人则停留在其心灵的最深处，仍旧支离破碎且无法触及。确实如此，即使模仿者丝毫也没有靠近这一理想或它的意义，也能把基督模仿得惟妙惟肖。因为这不单单是一个模仿的问题（这种模仿使人保持不变，并把其制成一件纯粹的工艺品），而是一个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个体生活中（在上帝的允许下）实现这一理想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即使真正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而且它的价值全都表现在外），一种错误的模仿有时也会包含着强大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把对一切是非曲直的完全放弃归因于某一最高价值观。可以想象的是，凭借这种整体的力量，一个人甚至能窥见他自己转瞬即逝的整体性，其中伴随着总是体现这种经历的恩赐感。
一个只朝向外部的模仿基督的错误观念，被一种典型的欧洲偏见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偏见把西方态度和东方态度区分开来。西方人常常被“成千上万的事物”所征服，他们看见的只是具体的东西，常常受自我的约束，受具体事物的约束，而且没有觉察到所有存在的深刻根源。另一方面，东方人对这个具体世界的体验，甚至对其自身的体验，也宛如梦境；他们本质上扎根于“土壤”之中，这种“土壤”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以至于东方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相较于我们来说常常是不可理解的。西方人的态度强调的是客体，趋向于把理想（基督）固定在朝向外部的方面，并因而剥夺了其和内部人的神秘关系。例如，正是这种偏见迫使《圣经》的新教解释者把“ἐντòς ὑμῶν”（指上帝的王国）解释为“在你们当中”，而不是“在你内心深处”。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人的态度是没有什么成效的东西，我们完全相信它的正确性。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了解东方人（正如心理学家必须做的那样），我们发现要使自己摆脱某些疑惑是很困难的。凡是能用其良心修正它的人都能自由而随心所欲地决定这个问题，虽然他也可能会无意识地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仲裁者。而我却更偏向于持有这种宝贵的怀疑态度，因为它不会伤害在我们视野之外的那些事物的纯洁性。
基督这一理想把世界的罪孽集于自身。但是，如果这一理想完全是外在的，那么个体的罪孽也是外在的，结果就是他会比以往更加支离破碎，这是因为，表面的误解很容易使他相当刻板地“将其罪孽投射到耶稣基督身上”，从而逃避他自己应负的最深重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与基督教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这种形式主义和放纵状态不仅是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也表现在新教的组织机构之内。如果最高价值（耶稣基督）和最高否定（罪孽）都是外在的，那么，灵魂就是空洞的：它的最高级和最低级的东西也就荡然无存了。东方人（特别是印度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一切最高级和最低级的东西都在（超验的）主体之中。因此，阿特曼（atman）即自性的意义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对西方人来说，自性的价值几乎为零。由此可见，西方人普遍蔑视灵魂。凡是有人敢于谈论灵魂或精神[2]的现实性，便被谴责为“心理主义”（psychologism）。人们谈论起心理学来，仿佛它只不过是“心理学”，别的什么也不是。而可能与某些神圣人物相对应的心理因素的观念，就被视为对神圣人物的贬低。如果认为宗教经验就是心理过程，那就有点亵渎神明了：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某种宗教经验“不仅是心理学的”。任何心理的东西只是自然本性而已，因此，人们认为任何宗教的东西都不可能由此产生。同时，这些批评家会毫不犹豫地从心理的本性中把所有的宗教都派生出来——除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之外。一个强有力的事实是，我的《心理学与宗教》（Psychology and Religion）一书的两位神学评论家（一位是天主教的，一位是新教的）曾认真地审查过我对宗教现象之精神起源的论证。
面对这种境况，我们确实一定会询问：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么多关于精神的情况，以至于我们“只能”说这是精神的呢？因为这就是西方人讲话和思考的方式，西方人的灵魂显然是“缺少价值的”。如果在他的灵魂中有很丰富的东西，他一定会怀着崇敬的心情谈论它。但是，既然他并没有这样做，那么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认为，他的灵魂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并不是说，这种情况俯拾皆是，实际上只有那些灵魂中一无所有的人和“把上帝完全排斥在外”的人才是这样。（要是世界上多几个埃克哈特大师这样的人，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
纯粹的宗教投射可能会使灵魂失去其价值，因为精神的完全丧失，灵魂就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始终保持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同时，它也就成为这种错觉的牺牲品，即所有灾难的根源都来自外部，人们不再停下来扪心自问，究竟有多少事情是他们自己所为的。灵魂似乎毫无意义，以致人们认为，灵魂不可能干坏事，更不可能干好事。但是，如果灵魂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宗教生活就会僵化成一种外在的和形式化的东西。无论我们怎样描述上帝和灵魂之间的关系，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灵魂不可能是“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3]。相反，它是一种高贵的实体存在，这个实体存在与上帝有关系，而且能够意识到与上帝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只不过是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与大海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无数的水滴，大海亦不能存在。基督教教义所坚决主张的灵魂不朽，使灵魂高居于短暂的人生之上，并且使人生具有了某些超自然的属性。这样，它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了时运不长的有意识的个体，因此从逻辑上讲，这就不允许基督教把灵魂视为“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4]正如眼睛同太阳一致一样，灵魂则与上帝一致。既然我们的意识心灵不理解灵魂，那么，傲慢或者轻蔑地谈论有关灵魂的东西，就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即使是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知道上帝隐藏的方式，而且他只能任由上帝来决定究竟是从外部还是通过灵魂从内部来影响他。因此，信仰者不应该为下述事实感到吃惊，即确实存在着“somnia a Deo missa”（上帝赐予的梦）以及无法追溯到任何外部原因的灵魂的启迪。如果有人认为，除了在人类的灵魂中没有上帝之外，上帝可以无处不在，那就是对神明的亵渎。确实，上帝和灵魂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会自动地拒绝人们对后者的贬低。[5]谈论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或许离题太远了；但不管怎么说，灵魂本身必定包含着与上帝的关系这一功能，即某种对应关系，否则两者之间就绝不会产生某种联系。[6]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种对应关系就是“上帝-意象”的原型。
每一种原型都能无限地发展和分化。因此，原型既可能是比较发达的，也可能是较不发达的。在宗教的某种外部形式中，它强调的完全是外部的人物（因此在这里我们探究的是一种比较完全的投射），原型是和外在化的观念相一致的。但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原型则是无意识的。当一个无意识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个被投射的意象所取代时，它就完全无法参与意识心灵的活动，也不受意识心灵的影响。由于无法对意识施加有效的影响，它会极大地丧失自己的生命力；更有甚者，它会始终保持自己的原始形式不变，因为在无意识中任何东西都是不变的。它甚至会在某一点上产生某种倾向，退行到较低级的和较古老的层次。因此，有一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即一个信仰所有神圣人物的基督徒，在其灵魂深处仍然是不发达的和没有变化的，因为他“把上帝完全排除在外了”，而且在他的灵魂中他也没有体验到上帝。他的决定性动机、他的主要兴趣和动力并非来自基督教领域，而是来自无意识和不发达的精神，这种精神和过去一样，既异端又古老。能够证实这种论点之真实性的，不是某一个体，而是人类生活中的全部个体。在当今世界上，人类计划和实施的伟大事业并未显示出基督教的精神，倒是显示出了朴素的异教精神。人类的这些事业起源于一种古代的，甚至未被基督徒接触过的心理状态。教会并非毫无道理地假设，这个“semel credidisse”（曾经被人信奉过的）事实会在身后留下一些痕迹，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在这些痕迹中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们已经可怕地证明了，基督教文明是空洞的：它完全是虚饰的外表，丝毫也没有触及人的灵魂，因而也没有使人的灵魂发生改变。人的灵魂与自己的外部信仰并不一致。在人的灵魂中，基督教并没有和外部的发展并驾齐驱。的确如此，人们发现一切都是外在的（在意象和言词中，在教会和《圣经》里），而不是内在的。在内部占优势的是古代的诸神，它们从上古时代起就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由于缺乏心理学知识，而且人们被异教的教义所蛊惑，内外统一的“上帝-意象”就没有发展起来。基督教教育已经尽了人类所能尽的一切力量，但还远远不够。很少有人把神圣的意象体验为在内心深处占有自己的灵魂。耶稣基督只是在灵魂外部迎接它们，而绝不是在灵魂内部迎接它们；这就是为什么黑暗的异教教义仍然在那里占据支配地位。这种异教教义（现在采取的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形式，致使人们再也无法否定它，而且现在仍然披着非常陈旧的伪装）即将淹没所谓基督教文明的世界。
迄今所用的各种方法并没有使我们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将灵魂基督教化，以便使基督教道德的基本要求也能对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所主要关心的事情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教士可以向异教徒宣讲福音，但是那些遍布欧洲的具有宗教精神的异教徒仍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基督教要想完成其伟大的教育任务，就必须再次从头开始。只要宗教仍是唯一的信仰和表面形式，只要宗教的功能没有在我们自己的灵魂中被体验到，那么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我们还必须懂得，“mysterium magnum”（伟大的秘密）不仅是一种现实性，而且首先是扎根于人类精神之中的。凡是不能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即便可能是一个最有学问的神学家，但他对宗教可谓懵然无知，而且也缺乏相关的教育。
然而，当我指出实际上灵魂具有某种宗教功能[7]的时候，当我指出，把“上帝-意象”的原型，或者它的发散物及影响传达给意识心灵［这是一切（成人）教育的主要任务］时，恰恰就是神学家抓住了我的胳膊，谴责我是“心理主义”。但是，倘若这不是一个经验事实，即最高的价值存在于灵魂之中（完全远离那个同样居住在灵魂中的“冒牌货”），那么，心理学就丝毫也不会使我感兴趣，因为如果确实如此，心理学除了是一团无用的蒸汽之外就什么也不是。但是，我从数百次的经验中获悉，心理学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它包含着那些相当于在教义中被详尽阐述的一切东西，以及更多其他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让它注定成为凝视光明的眼睛。这就要求视觉范围无限广阔，视觉深度深不可测。人们曾谴责我“将灵魂神化”。其实，真正把灵魂神化的不是我，而是上帝自己！我并没有把宗教的功能归功于灵魂，我只是提出了这些事实，它们能证明灵魂是“自然的宗教”，即具有某种宗教功能。我并没有创造或解释这种功能，它并不是通过接受我的任何意见或建议而在那里被引发出来的，它是自行产生出来的。由于怀有某种真正悲剧般的幻觉，这些神学家无法看到，这并不是一个证明光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证明盲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能看见东西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到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了，如果谁也看不见光，那么赞美或者宣讲它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很有必要教给人们看东西的艺术。因为显然有相当多的人无法在神圣人物和他们自己的精神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他们无法发现那些同样重要的意象在何种程度上潜伏在他们自己的无意识之中。为了帮助人们产生这种内部视觉，我们就必须首先为这种视觉官能扫清道路。至于怎样不使用心理学，即不与精神建立联系来做到这一点，则显然超出了我的理解。[8]
另一个同样严重的误解在于，把希望成为一种新的且可能是异端的教义这种愿望归咎于心理学。即便一个盲人经过治疗能逐渐地看到东西了，那也不能期望他立刻就能用苍鹰一样的眼睛分辨出那么真实的东西。如果他能够看到东西了，如果他开始理解他所看到的东西了，人们自然会感到高兴。在现存的教义甚至都还没有被人们接受和理解的时候，心理学所关心的主要是“看”这一活动，而不是建构新的宗教真理。在宗教事物中有一个著名的事实是，只有当我们从内部体验到一件事情时，我们才能理解它，因为正是在这种内部体验中，精神与外部意象或信条的联系才第一次作为类似于“未婚夫”和“未婚妻”那样的关系或一致性而表现出来。因此，当我作为一名心理学家说上帝是一个原型时，我的意思是指精神中的“类型”（type）。我们知道，“类型”一词来源于希腊文“τύπoζ”，指“打击”或“印刻”；因此，一个原型往往会假定有一个印刻者。作为研究灵魂科学的心理学，必须把自己限定在它的主题之内，并通过形而上学的主张或其他宗教信仰来防止超越它的适当界限。如果心理学提出有一个上帝的话，即使是作为一个假设的原因，它也会隐含着一种要求，即要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因而也就以某种绝对不合理的方式超越了它的权限。科学只能是科学，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类似的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对原型的最终起源完全一无所知，我们对心理的起源也同样一无所知。无论在精神中发现的这种印刻能否合理地被命名为“上帝-意象”，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心理学，它的权限都只能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因此，任何积极或消极的东西都不能断言上帝的存在，现有的说法最多只是接近于“英雄”原型对某个英雄是否实际存在的证明程度。
现在可以说，如果我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确实存在着某些心理类型，证明这些类型与众所周知的宗教观念相一致，那么，我们就打开了可以通往那些可体验内容的研究道路，这些能被体验到的内容往往十分明显而又不容否认地成为一切宗教体验的实证研究基础。崇尚宗教的人常常随意地接受他所喜爱的关于这些意象之起源的任何形而上学解释；而崇尚理智的人却并非如此，他们一定会严格地维护科学解释的原则，并且避免超越一切可知的界限。谁也不能阻止信仰者把上帝、普鲁莎（Purusha）[9]、阿特曼或者“道”（Tao）作为第一推动力，并因此消除人类的基本烦恼。科学家是一丝不苟的工作者，他不可能如风暴般席卷天堂。倘若他允许自己被引诱到这种放纵的言行里，那就意味着他正在锯断他坐在其上的这根树枝。
事实上，拥有关于这些内部意象的知识和实际经验，我们就能开辟出理性和情感的道路，这两条道路都可以接近宗教教义提供给人类的那些其他的意象。由此可见，心理学所做的正是它受到人们谴责的那些事情的反面：它会为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事物的本来面目提供可能的研究道路，它会开阔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了解教义的真实意义，它不仅不会毁坏，而且还打开了一间空房子来迎接新的居民。我可以从无数的经验中证实这一点：依附于可以想象到的各种信条的人，可能是背叛教义者或信仰心变冷淡的人，发现了一条探索其古老真理的新道路，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天主教徒。甚至一个祆教徒也发现了这条返回到其火神殿的道路，这就证实了我的观点的客观性。
然而，这种客观性正是我的心理学最受人们指责之处：据说人们无法确定其究竟对哪种宗教教义有利。即使没有我自己的这些主观信念，我也想提出下述问题：当一个人竭力不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仲裁者，审慎地放弃了主观主义，并持有完全相反的信仰，例如，上帝已经以各种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难道这是不可思议的吗？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决定。人们，特别是基督徒，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自相矛盾的说明不可能是真实的，它必须允许人们有礼貌地质问：1=3吗？3怎么能等于1呢？一位母亲能是一个处女吗？诸如此类。难道人们还没有发现，所有的宗教声明都包含在原则上不可能成立的逻辑矛盾和主张，而这在事实上正是宗教主张的根本实质吗？我们可以把德尔图良的下述声明作为它的一个证据：“上帝之子是死的，正因为这件事很荒唐，才值得人们去信仰。若把上帝之子埋葬，他还会起死回生。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才是确定无疑的。”[10]如果基督教要求人们信奉这些矛盾的说法，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就完全可以谴责那些拥有自相矛盾的主张的人，奇怪的是，这种自相矛盾却正是我们最有价值的精神产品之一，而意义的一致性原则是一个虚弱的信号。由此可见，当某种宗教失去或减少了其自相矛盾之处时，其内在就会变得枯竭；但是，只有当这种自相矛盾使人们接近于理解生活的丰富性时，它们的增殖才会活跃起来。非模棱两可和非矛盾性都是片面的，因而不适合于表现不可理解的东西。
并非人人都具有德尔图良式的这种宗教精神力量。显而易见，他不仅具有能够支撑自相矛盾的这种力量，而且这些自相矛盾的论点实际上也使他具有了最高限度的宗教确定性。不胜枚举的缺乏宗教精神的人们使这种自相矛盾充满了危险。只要这种自相矛盾没有受到考查，并且理所当然地作为生活的一个惯常方面，那就绝无妨害。但是，当一个教养不足的心灵（就我们所知，它必然是最自信的）把某一信仰原则的矛盾性作为刻苦研究的对象时（这些研究虽然非常认真，但毫无作用），它很快就会发出一阵对此进行攻击的轻蔑笑声，旨在说明这种神秘性的荒唐。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事情便迅速地趋向衰退，因为一旦这个不能容忍任何矛盾论点的美好的理性心灵觉醒，人世间的任何说教就都不能把它压服。这样，一个新的任务便提出来了：一步一步地把这个仍不发达的心灵提升到较高的水平，并且增加那些至少对矛盾真理的范围略有了解的人的数量。如果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对基督教的宗教精神的研究实际上受到了阻碍。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教义中所包含的这些矛盾论点是什么意思；我们对这些论点的理解越是偏于表面，就越会被它们的非理性形式所冒犯，直到最后它们成为一些荒废的、稀奇古怪的古老遗迹为止。遭受到这种打击的人，根本无法估计他的精神损失程度，因为他从未把神圣的意象体验为他的心灵深处的财富，而且从未认识到这些意象和他自己的心理结构的关系。但是，关于无意识的心理学所能给予他的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知识，心理学的科学客观性在这里才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如果心理学受到某种信条的约束，它就不会，也不可能允许个体的无意识自由行动，而这正是原型产生的基本条件。令人信服的正是原型内容的这种自发性，而任何有偏见的干涉都是对真正经验的阻碍。如果神学家真的一方面相信上帝全知全能的力量，另一方面又相信教义的有效性，那么他为什么不相信上帝会在灵魂中讲话呢？为什么会如此害怕心理学呢？或者（与教义完全矛盾），难道灵魂本身是一个只有恶魔才能在里面饶舌的地狱吗？即便事情果真如此，那也根本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我们都知道，对罪恶现实的可怕知觉已至少导致了和善的经验同样多的转变。
可以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无意识原型等同于宗教教义。用上帝的《圣经》解释学语言来说，教会拥有大量堪与个体相类比的东西，以及可以在心理学中发现的自发产物。无意识所表达出来的东西绝不仅仅是武断的和固执己见的；和每一种其他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它也是“应运而生的”。合情合理的实际情况是，无意识的表达是自然的，而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阐述的，它们就像那些把整个自然界都纳入其中的教会寓言一样。如果这些寓言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些令人吃惊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寓言，我们就会发现，在无意识心理学中有着完全相同的东西。唯一的区别在于，教会寓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而心理的原型指的只是它自己，因此可以根据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来加以解释。在西方，原型中常常充斥着基督教人物；在东方则充斥着普鲁莎、阿特曼、哈朗亚格嘎（Hiranyagarbha）、佛等。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宗教观点注重的是印刻者（imprinter），而科学心理学强调的则是类型（typos），即印刻——这是它所能理解的唯一的东西。宗教观点把印刻理解为一个印刻者的工作情况，而科学观点则把它理解为一个未知的或不完全理解的内容的象征。由于类型比宗教所假定的任何人物都更不确定和更多样化，因此，心理学便由于实证研究的材料所迫，而借助于不受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约束的术语来表达类型。比如说，如果类型和基督教人物有非常细致入微的一致性，如果它不包含超出这个人物的决定因素，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把类型至少视为对基督教人物的忠诚复制，并由此而命名之。这样，类型便与耶稣基督一致了。但是，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情况并非如此，和教会的教父们所使用的寓言一样，无意识往往产生出无数的没有明确包含在教义中的其他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前文提到的那些非基督教人物也往往包含在这些类型之中。不过，这些人物都不遵从原型的不确定性。居然可能存在着能够表达原型不确定性的明确人物，这简直不可思议。为此我发现自己有责任给这个相应的原型起一个心理学的名字：“自性”。这个术语一方面可以非常明确地表达人类整体性的实质，另一方面又很不明确地表现了这个整体无法描述和无法确定的性质。这个术语的矛盾性是下述事实的反映：整体性部分地由有意识的人组成，部分地由无意识的人组成。但是，我们无法确定无意识的人或者指出他的局限性。因此，就其科学用途而言，“自性”一词指的既不是耶稣基督，也不是佛，而是与其相等同的那些人物的整体性，这些人物中的每一个都是自性的一种象征。这种表达方式在科学心理学中具有理智上的必要性，而且绝不表示超越的偏见。相反，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一个人能够决定他会赞成起决定作用的是耶稣基督，而使另一个人决定赞成是佛，等等。那些受这种客观性刺激的人会认为，没有客观性就不可能有科学。因此，通过否认心理学拥有客观性的权利，他们不合时宜地企图扑灭一门科学的生命之光。即便这种与自然、理智或常识相反的企图获得了成功，那也不过是扩大了世俗心灵与教会宗教势力之间已经十分悲惨的裂痕。
一门科学或多或少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的研究主题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确实，那就是这门学科存在的绝对原因或理由。既然自性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占有核心地位，那么心理学自然会沿着与神学完全相反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对心理学来说，宗教人物指的是自性，而对神学来说，自性则指的是它（神学）自己的核心人物。换句话说，神学很可能会把心理学的自性视为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寓言。毫无疑问，这种相反的看法是非常令人烦恼的，但遗憾的是，这又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心理学被完全否认了其存在的权利。那样的话，我就得为容忍而辩护了。这对心理学来说并不算太难，因为作为一门科学，它并没有提出独裁的要求。
基督象征具有极为重要的心理学意义，因为除了佛教人物之外，基督象征或许是最高度发达和分化的自性的象征。我们可以从人们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所有声明中发现这一点：尽管它们并不包括这一原型的一切方面，但它们和自性心理学的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和宗教人物的确定性相比，我们可以认为，自性的这种几乎无限的范围可能是一个不利的条件，但是，进行价值判断绝不是科学的任务。自性不仅包含不确定性，而且（相当矛盾的是）它也包含确定性，甚至包含独一无二的特性。这可能正是历史人物所创立的那些宗教最终演变成了诸如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这类世界宗教的原因之一。把一种独特的人类个性包含在宗教之中（特别是当它和一种无法确定的神性联系起来时），这是与自性的绝对个体性（individuality）一致的，这种个体性把独一无二与永恒、把个体与宇宙结合在了一起。自性是出类拔萃的对立物的统一体，而且这就是它与基督教象征的根本性不同。耶稣基督的雌雄两性是教会在这种对立物问题上所做的最大让步。一方面是光明与友善，另一方面是黑暗与邪恶，两者之间的对立形成了一种公开的冲突状态，因为耶稣基督只代表善，而它的对立面则代表魔鬼、邪恶。这种对立是目前尚未解决的真实的世界问题。但是，自性是绝对矛盾的。在这种矛盾情况下，它在所有的方面都代表着论点及其对立面，同时也代表着综合（这一主张的心理学证据十分丰富，但在这里我不可能把它们全都引述出来，我愿意向专业的读者们提供曼荼罗的象征）。
一旦对无意识的探究把意识心灵导向原型的发现，那么个体就会面临着人性深不可测的矛盾，这种矛盾又会反过来使人产生光明与黑暗、基督与邪恶的直接经验。不论好坏，这里只有一点点可能性，而且不能保证；因为这种经验不一定是能够通过人类的任何手段引起的。还要考虑到有一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对立物的经验与理智的顿悟或共情（empathy）并没有任何关联。把它说成我们所谓命运（fate）之类的东西倒更合适些。若把其他证据排除在外，这种经验可能会使一个人相信基督的真理，使另一个人相信佛的真理。
若没有这种对立物的经验，就不会有整体性的经验，人们也就无法从心理内部接近神圣的宗教人物。为此，基督教正确地坚持人是天生有罪的，是有原罪的，其明显意图旨在（至少从外部）打开每个人身上普遍对立的深渊。但是，这种方法甚至在某种中度警觉的理智状态下也一定会失败：因为若真的如此，教义除了被认为是荒唐的之外，也根本不会再被人们相信。这样的理智只是片面的并且固守着所谓“神秘的荒诞”（ineptia mysterii）。这一点和德尔图良自相矛盾的话相距甚远；事实上，理智根本无法忍受这种紧张所包含的痛苦。有一些并非鲜为人知的情况，包括严格的练习、天主教徒改变宗教信仰以及必然能觉察出罪恶的某种类型的新教教育，已经造成了心理上的破坏，这种破坏不是指向天国，而是指向医生的诊疗室。虽然洞察对立物的问题是绝对必要的，但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它——这是一个已被忏悔者注意到的事实。借助于对此所做的反应，我们便有了用以掩饰“道德盖然性”（moral probabilism）的东西。这个论点经常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因为它试图减轻原罪的巨大影响。[11]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不管怎么说，在这种现象内部包含巨大的人性和对人类弱点的理解，这种人性和理解可以补偿世界的不可容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坚持原罪这种可怕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盖然性又做了让步，对心理学家来说，这是有关上述对立物的基督教问题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在自性当中，善与恶确实比同卵双生子还要接近！邪恶的现实及其与善的不相容性会使对立物分裂破碎，并导致一切活物遭受被悬挂和被钉死的刑罚。因为“灵魂在本质上是表现基督精神的”，这个结果就如同在耶稣活着时发生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定会发生：我们都必将“和耶稣基督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遭受一种类似于真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样的道德痛苦。但这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才是可能的，而且只有在生活实在无法忍受和充满敌意，致使普通人只能偶然进入这种状态时才有可能发生，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面临这种痛苦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因此，人们对邪恶问题持某种或多或少的盖然性态度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关于自性的真理（善与恶的不可理解的统一体）是在这种自相矛盾中具体发生的：虽然罪恶是最严重和有害的事情，但还不至于严重到不能用“盖然性”的论点来解决的程度。这也并非一种轻松或不严重的情况，而只是生活的一种实际需要而已。忏悔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它往往使人成功地避免陷入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状态之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矛盾冲突仍然具有很大的力量，而且还会再次与自性的矛盾对立性不一致，自性的这种矛盾对立性是既冲突又统一的。
基督教已经把善与恶的对立变成了一个世界问题，并且通过从教义上阐述这种冲突而把它提升为某种绝对原则。信奉基督教的人作为善的倡导者，作为世界戏剧舞台上的演员，竟然陷入了这种尚未解决的冲突状态之中。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成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意味着要遭受绝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因此，耶稣基督的榜样实际上被人们既有保留又毫无保留地遵循着，而且教会的牧师实际上甚至发现自己有责任“减轻耶稣基督的负担”。这意味着冲突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得到了极大的减轻，因此，实际上善和恶变成了一种相对的东西。善相当于对耶稣基督的无条件模仿，而恶是针对它的障碍。人的道德弱点和怠惰是模仿的主要障碍，盖然论为这些弱点和怠惰扩展出一种实践的理解，有时候这样的理解或许更接近于基督教所主张的包容、宽厚及爱你的邻居，而非在盖然论之中只不过是懈怠者的那些人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必须把许多重要的基督教美德让位于盖然论的努力，但他仍然不要忽略了这个事实：基督教美德会排除人们在模仿耶稣基督时所遭受的诸多痛苦，善与恶的冲突会失去它的残酷性，并减轻到可以容忍的程度。这常常导致人们对自性的心理原型进行研究，在自性的心理原型中甚至那些对立物似乎也都被结合起来了——尽管我已经说过，它不同于使冲突公开化的基督教象征作用。对后者来说，有一条分开世界的巨大鸿沟：黑暗与光明相争斗，上与下相争斗。和在心理原型中一样，这两者也并不是一体的。即便宗教教义可能谴责两者为一的观念，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宗教实践确实允许自性的自然心理学象征作为一种相似的表现手段而与它本身一致。另一方面，教义坚持主张三位一体，而否认四位一体。从古代起，不仅在西方，就是在中国，也都把奇数视为男性，而把偶数视为女性。由此可见，三位一体必定是一个男性的神祇，认为耶稣基督是半男半女，和给予圣母玛利亚以特殊地位和尊敬，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做了这个使读者感到格外震惊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论述炼金术的一个主要格言了，这就是女先知玛利亚·普罗费提莎（Maria Prophetissa）所说的“一变二，二变三，从三中产生出作为四的一”。正如读者从书名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本书关注的是炼金术的心理学意义，因而论述的是（除极少数例外）那些迄今已被科学研究所遗忘的东西。直到最近，科学研究也只是针对炼金术在化学史中所起的作用，而很少关心它在哲学史和宗教史中所起的作用。炼金术对化学的历史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文化重要性仍然如此鲜为人知，因此似乎很难用几句话就说明它的存在。所以，在这个导言中，我尝试概述一下与炼金术这一论题有关的宗教和心理学问题。这里的要点是，炼金术更像是在表面起支配作用的基督教的一股潜在势力。它和这个表面的关系就像是梦与意识的关系，正如梦是对意识心灵之冲突的补偿，炼金术则致力于填补基督教的对立紧张所造成的裂痕。或许对这一点所做的最丰富和最含蓄的表述，就是上述女先知玛利亚的那条格言，这就像是几乎贯穿整个炼金术时代的一个主题，其影响甚至跨越了十七个世纪。在这句格言中，代表女性原则、地球、地底的那些区域以及邪恶本身的偶数，穿插在基督教教义的奇数之间。它们是“水银之蛇”（serpens mercurii），是创造并毁灭自身的龙，同时也是“原初物质”（prima materia）。炼金术的这个基本观点可以追溯到“混沌深渊”（Tehom），追溯到作为邪龙存在的“提亚马特”（Tiamat），以及追溯到在马尔杜克（Marduk）神话中被父系社会推翻了的原始母系社会。[12]世界的意识朝向男性的这种历史性转变，最初是通过无意识中的黑暗（chthonic）女性意象得到补偿的。在基督教之前的某些宗教中，男性原则已经以父-子范式的形式分化出来了，对基督教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倘若无意识只起互补作用，那么意识的这种变化就会伴随有母-女范式的产生，关于德墨忒尔（Demeter）和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13]的神话已经为其准备好了必要的材料。但是，正如炼金术所表明的，无意识宁愿选择以原初物质和宏观世界之子（filius macrocosmi）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西布莉-阿提斯（Cybele-Attis）[14]那种类型，这就证明无意识并不是互补性的，而是补偿性的。这进而表明，无意识活动不仅与意识心灵的活动相反，而且往往以对手或伙伴的方式来改变意识心灵。儿子这一类型并没有从黑暗的无意识的深处唤起女儿来作为其互补的意象——它唤起的是另一个儿子。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似乎与我们地球上的一个纯宗教精神的上帝在人性中的化身有关，这个纯宗教精神的上帝是由圣母玛利亚圣灵感孕而生的。这个更高级的、宗教精神的男性气质就这样倾向于低级的、世俗的女性气质了。因此，早在父系社会之前，母亲就必须适应男性原则，并且借助于人类的精神（炼金术或“哲学”）生出一个儿子来——这个儿子不是耶稣基督的对立面，而是其黑暗的副本，不是一个圣人，而是一个与原始母亲的性质相符的寓言般的存在。和人类的赎罪一样，微观世界是“天上”（upper）儿子的任务，而发挥宏观世界拯救者（salvator macrocosmi）作用的则是“地下”（lower）儿子。
简而言之，这就是在晦涩难懂的炼金术舞台上表演的一出戏剧。除了在少数或许特别有天赋的炼金术士的心灵和最深刻的内在体验中之外，这两个儿子绝不会统一起来。提到这点有些多余，不过，要发现这出戏的“目的”并不困难：在上帝以耶稣基督的化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看起来父系社会的男性原则似乎正在接近母系社会的女性原则，但结果反倒是母系社会被迫接近父系社会。它所奋力以求的，就是要在把这两种社会分开的鸿沟上架设起一座桥梁，以便对它们之间的公开冲突进行补偿。
假如我的说明听起来像是一个诺斯替教的神话，我希望读者不要生气。我们正在向那些实际上是诺斯替教发源地的心理学领域迈进。基督教象征的神示是灵知（Gnosis），而无意识所产生的补偿作用则是更高程度的灵知。神话是这些心理过程最自然的原始语言，而且任何理智上的详细阐述，无论在哪都不可能像神话的形象化描述那样丰富和富有表现力。这些过程涉及的是原始意象，而且是用象征性的语言最恰当而又最简洁地重新描绘出来的。
上述过程表现了心理补偿作用的全部特征。我们知道，无意识的面具不是刻板的——它展示给我们的只有它的面部。敌意会使它看上去像是受到了威胁，友善则使它的面貌看上去很温和。这不仅是一个视觉反馈的问题，而且这种自主回答的形式体现出了其自给自足的特质。因此，哲学之子（filius philosophorum）并不只是上帝之子在不适当的材料中反映出来的意象；相反，提亚马特的这个儿子[15]表现出的是原始的母性人物的特征。虽然他显然具有雌雄同体的性质，却有一个男性的名字——这表明，在受到精神的拒绝而且与邪恶相认同之后，他产生了一种妥协的倾向。我们并没有误解下述事实，即他身上虽然背负着世俗的重负，并带有原始动物界的全部神话性，但他是对宗教精神和男性原则的一种让步。
母系社会的这个回答表明，由于无意识拥有使两者统一起来的种子，因此在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间的鸿沟上不是不可架设桥梁的。意识心灵的实质是能够进行辨别的，但它若想要对事物有所觉察，就必须把对立的东西区分开来，而这样做是违反自然本性的。实际上，对立的双方是相互寻求的（会频繁地相互接触），由此可见，意识心灵就在无意识之中，特别是在这个统一的原型（即自性）之中。和在诸神中一样，这些对立物在这里会相互抵消。但是，只要无意识开始表现出来，它们就会像在上帝创世时那样分裂开来；因为每一种初期的意识活动都是一种创造活动，我们所有的天体演化象征都是从这种心理学经验中获得的。
炼金术非常重视统一体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潜藏在提亚马特的混沌状态中，并且构成神圣统一体的对应物。与此类似，统一体的种子在基督教的炼金术中有一种三位一体的特点，而在异教的炼金术中则表现为三元体的特点。根据其他权威人士的看法，它相当于四元素的统一体，因而是一种四位一体。现代心理学的绝大多数发现倾向于赞成后一种观点。我观察到在少数情况下会产生数字三，这些情况都表现出意识的一种系统性缺陷，即它们是具有“低级功能”的无意识。“三”这个数字并不是整体性的一种自然表达，因为“四”才代表着一个在整体判断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小数字。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炼金术（和无意识）对四位一体特别偏爱的同时，它也总是在三和反复出现的四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在女先知玛利亚的格言中，四位一体也要被掩盖起来，而且只有在进行蒸馏提纯后才能产生。在炼金术中，有三种或四种基本的方案（regimina）或程序，也有三种或四种颜色。经常出现的是四种元素，但常常是其中的三种元素组合在一起，第四种则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个元素有时候是土，有时候是火。墨丘利乌斯（Mercurius）[16]当然是四方形的（quadratus），但他也是一条三头蛇或者就是一个三位一体。这种不确定性有一个双重特点——换句话说，核心的观点是三元的或四元的。心理学家不能仅仅提及这个问题，即在无意识心理学中同样存在着的困惑：最少的分化或最“低级的”功能会被集体无意识严重腐蚀，致使它在成为意识的时候，往往培养出自性原型以及女先知玛利亚所说的“第四个”（τòἓν τέταρτoν）。“四”表示女性的、母亲的、身体的；“三”则表示男性的、父亲的、精神的。这样一来，三或四的不确定性就成为精神和肉体之间的一种犹豫不决——这就是人类的每一种真理何以都是倒数第二种真理的一个惊人实例。
在开始撰写这个导言时，我把人类整体性作为心理治疗过程最终指向的目标。这个问题必然和一个人的哲学或宗教假设有密切关系。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甚至当病人相信自己在这一方面是毫无偏见的时候，构成其思想、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语言之基础的这些假设，就已经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上都受到过下述条件的限制：病人缺乏教育，同时也缺乏自我批评，而且他们常常意识不到这个事实。因此，对其境遇的分析将迟早会阐明其一般精神背景，这个精神背景远远超出了他的个人决定因素，而且这就会带来我试图在前面概述的那些问题。在这个过程的这一阶段有一个标志，那就是产生统一体的象征，即曼荼罗，它们既可以在梦中出现，也能以具体的视觉形象出现，而且常常是作为对意识情境的矛盾和冲突的最明显的补偿出现的。如果有人认为，基督教万物秩序中的这道鸿沟的“裂口”（rift）[17]应该为此负责，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很容易证明，基督教的象征作用特别关注于治疗，或者试图弥合这道伤口。比较正确的看法是，把公开的冲突看作西方人心理情境的一种症状，并且为西方人无法同化形形色色的基督教象征而深感叹息。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能在这一方面向我的病人询问一切，而且我也缺乏教会的那种恩赐手段。因此，我的任务是打开那条与我相通的唯一道路：必须把那些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教义意象的原型意象变成意识。同时，我必须让我的病人根据他的假设、他的精神成熟程度、他所受的教育、他的出身和气质来做出决定，只要这样做时没有严重的冲突即可。作为一个医生，我的任务是帮助病人适应生活。我不能擅自对他的最后决定做出判决，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所有强制性的手段（不论这是一种建议、暗示还是任何其他说服方法）最终都只会成为妨碍病人产生一切最高级的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体验的一个障碍（这种体验只能与他自身的自性，或者被有些人称之为心理客观性的东西独处）。当病人不能再进行自我支持的时候，如果他想要发现支持他的究竟是什么，那他就必须孤身独处。只有这种体验才能为他奠定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础。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许多病人恰恰就是神学家，那么我就一定会非常高兴地把这件丝毫也不容易完成的任务交给神学家了。他们理应依靠教会这个共同体，但是他们像从大树上掉落的叶子一样被抛弃了，现在他们只好“依赖于治疗”。他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绝望的力量，仿佛一旦松开手，他们或者他们所依靠的东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在寻求可以使之立足的坚实基础。对他们来说，既然没有什么外在的支持可以利用，那么，就必须最终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个基础——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公认的最不可能的地方，但从无意识的观点来看，这倒是一个完全可能的地方。我们可以从“拯救者的低级起源”的原型中看到这一点。
通往目标的道路最初似乎是混乱而无止境的，之后其迹象才逐渐变得明显。这条道路可以通往四面八方，它不是笔直的，而是看起来呈环状的。更确切的知识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是螺旋上升的：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之后，梦的主题总是会回到某些确定的形式，其特点就是要确定一个中心。而且事实上整个过程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的观点或者围绕某个核心做出某种安排。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核心甚至会在最初的梦中出现。作为无意识过程的表现，梦常常围绕着一个中心旋转，随着清晰度和活动范围的增加，它离这个中心也就越近。由于象征材料的多样性，最初人们几乎难以感觉到梦有什么秩序。人们也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梦的排列顺序受任何统治原则的支配。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经过更仔细的观察就会证明，这个发展过程是呈螺旋状不断循环的。我们可以在这些螺旋过程和植物的发展过程之间画一条平行线；事实上，植物的主题（树木、花草等）经常在这些梦和幻象中反复出现，而且还能被自发地描绘或绘画出来。[18]在炼金术中，树就是神秘学的象征。
下述两项研究中（它们构成了本卷的第二部分）[19]的第一项针对的是包含大量象征的系列梦，这些象征都有一个核心或目标。而这些象征的发展几乎就相当于一个治疗过程，因此，其核心或目标就表示了“salvation”这个术语的恰当意义，即“拯救”。从梦本身就可以证明这个术语的正确性，因为这些梦包含如此众多的关于宗教现象的参考材料，这也使我能够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作我的《心理学与宗教》一书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些过程往往与宗教-创造的原型有关。不管宗教可能是什么，通过实证研究可以认知的那些宗教心理成分，毫无疑问就存在于这种无意识的表现之中。对于信仰的主张是否真实这个基本上让人毫无兴趣的问题，人们早就详细考究过了。更何况根本不可能证明或反驳的形而上学所主张的真理，其实际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此外，当人类因此而达成共识之后，这个主张的有效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证明。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与此有关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这种心理现象，它是不能和客观正确性或真理的范畴相提并论的。任何现象都不能用理性的批评来应对，而在宗教生活中我们必须应对的是现象和事实，而不是可以争辩的假设。
在治疗过程中，辨证的讨论理论上往往会导致病人和他的阴影相遇，阴影显然是我们借助于投射而抛弃的心灵的黑暗面：要么使我们的邻居犯有（在某种或宽或窄的意义上）我们自己也会犯的一切错误，要么借助于悔悟（contritio）或较温和的忏悔（attritio）[20]，把我们犯的罪投射到某一个神圣的调解人身上。我们当然知道，没有罪恶就没有忏悔，没有忏悔就不能得到救赎的恩典，而要是没有原罪，世界的赎罪就绝不会发生；我们必须竭力避免探究上帝会不会在这个邪恶的力量中设置某种独特的目的，无论了解这个目的对我们来说是否至关重要。当一个人和心理治疗师一样，必须治疗那些面对着其最黑暗阴影的人时，他常常会被迫得出这种看法。[21]不管怎么说，医生绝不能带着一种占据道德优势的姿态指着法律的牌子说，“你不要这样做”。他必须客观地对事物加以考察，不是根据他受到的宗教训练或教育，而是依据本能和经验，因为其中存在着类似“因祸得福”的可能。他知道，一个人不仅有可能忽略他的幸福，而且有可能忽略他的终极罪恶，倘若没有这种忽略，他就无法达到他的整体性。事实上，整体性是一种神授的能力，一个人既不能取巧走捷径，也不能通过系统训练来制造这种能力；他只能与这种能力合为一体，并忍受这种能力可能带来的一切。非常令人烦恼的是，人类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他们的心理结构在至少一万年的时间内持续拓展着。因此，绝对没有既不会使一个人获得拯救，也不会使另一个人被罚入地狱的真理。所有的普救说都会陷入这种可怕的两难境地。在前面我曾谈到过耶稣的盖然论：这种论点对教会的这项普救任务所持的看法比任何论点都好。即便是有着最良好意图的人们也会被盖然论吓住，但是当面对生活现实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发现自己的恐惧烟消云散了，或者他们的笑容消失了。医生还必须估计和考虑的并不是某件事情对教会是一种支持还是反对，而是考虑它是否有利于生活和健康。道德规范在纸上看起来是非常清楚且整齐的；但是，写在“心版”上的同一种文本常常是一些令人遗憾的支离破碎的东西，特别是在那些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者的嘴里就更是如此。我们经常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告诫：邪恶就是邪恶，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但是，这并不能阻止邪恶成为个体生活中最成问题的事情和最需要进行深思熟虑的事情。应该首先引起我们最热切关注的是“究竟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终取决于这种行为的价值观。千真万确，社会认为更重要的首先是看你做了什么，因为这是马上就能看见的；但是，归根结底，正确的行为在错误的人手里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高瞻远瞩的人不会允许自己被错误之人的正确行为欺骗。因此，心理治疗师不必把眼睛盯在所做的事情上，而必须盯着事情究竟是怎样做的，因为在这一点上它取决于行为者的全部性格特征。和对善良一样，人们也常常需要对邪恶进行认真思考，因为善和恶最终不过是对所作所为的理想化和抽象化而已，而且两者反映的都是生活的明暗对照。归根结底一句话：没有不能产生恶的善，也没有不能产生善的恶。
与人格中阴暗的一半，即“阴影”相遇，是在比较彻底的治疗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这个问题和教会中关于罪孽的问题同样重要。公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和痛苦的。人们经常问我：“对此你要做点什么？”我什么都不做：我只能怀着对上帝的信任等待着，直到拥有耐心和勇气的那个特别之人自己得出解决冲突的方法——尽管我还无法对此做出预见，此外别无良策。不是因为我消极或者不积极；我只是在帮助病人理解无意识在冲突中所产生的所有东西。读者可以相信我，这些东西并非普通的产物。相反，它们是曾经抓住过我注意力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病人也不是不积极；他必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并且全力以赴地去做，以免邪恶的力量在他身上变得过于强大。他需要用“工作成功来证明”，因为单用“信仰来证明”对他来说，和对其他许多人一样，都是一种空洞的说教。信仰有时候可用来作为缺乏经验的一种替代。在这些情况下真正需要的是做工作。耶稣基督支持罪人而且不谴责他。耶稣基督的真正追随者也会这样做，而且由于一个人会用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因此，他也可能起到罪人的作用，这个罪人就是他自己。正如我们不会谴责耶稣基督与邪恶亲善一样，我们也不会责备自己，爱罪人（即爱他自己）就是与邪恶签订契约。爱使一个人变得更好，恨使一个人变得更坏——即使当那个人就是他自己时也是如此。这个观点中的危险性和模仿基督的危险性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当中的法利赛人（Pharisee）[22]是决不会让自己被人们看到与酒馆老板或妓女讲话的。我当然必须强调，心理学既没有创造基督教，也不是要模仿耶稣基督。我希望大家都能从教会主张的原罪这一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但是，为了从身上卸下十字架这副重担，他就必须模仿耶稣基督的样子把腰弯得很低，而教会并不会为他提供这种服务。古代人能够世世代代地与希腊智慧友好相处：“Μηδὲν ἄγαν, χαιρῶ πάντα πρόσɛστι χαλ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善都有正确的尺度）。但是，仍然要把我们和理性分开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深渊啊！
除了道德上的困难之外，还有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并非不值得考虑，实际上还有可能导致并发症，特别是对那些有病理倾向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是这样的，个体无意识的内容（即阴影）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内容无法被辨别地混合在一起，而且当阴影被带入意识之中时，个体无意识的内容就把原型内容结合起来了。这会对意识心灵施加某种可怕的影响；因为我或许会说，被激发起来的原型甚至对最冷酷的理性主义者也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快的影响。理性主义者担心，最低级形式的坚信，即迷信，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也会强行落在他的头上。但是，从其最恰当的意义上说，迷信只能出现在那些有病理倾向的人身上，而不是出现在那些能保持其平衡的人身上。迷信采取的形式就是害怕“变成疯子”，因为它把现代心灵所无法确定的一切都视为疯狂的。必须承认，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内容常常能够在梦中和幻象中呈现出一些奇异而可怕的形式，如此一来，即使是最顽固的理性主义者，也无法避免被噩梦惊醒和受到恐惧的惊吓。心理学对这些无法忽视的意象的解释，理论上会指向宗教现象学的深处。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宗教史（还包括神话学、民间传说和原始心理学）是各种原型形式的一个宝库，为了抚慰和阐明一种茫然无知的意识，医生可以从这个宝库中获得有益的教训和富有启发的比较。绝对有必要向这些莫名奇妙出现的，甚至当面威胁心灵的幻觉意象提供某种脉络关系，以便使这些幻觉意象更易于理解。经验已经表明，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借助于比较神话学的材料。
本卷的第二部分提供了大量的此类实例。读者一定会对个人的梦象征作用和中世纪的炼金术之间有如此众多的联系感到格外吃惊。和人们设想的不同，这并不是一个当前这种情况的特点，而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当我大约十年前开始注意炼金术的这些观念和象征作用时，这个事实也曾使我感到吃惊。
本卷的第三部分包含介绍与基督教和诺斯替教有关的炼金术之象征作用的导言。仅仅作为一个导言，它当然不可能完全阐明这个复杂而含糊的主题——确实，大多数主题只涉及耶稣基督与哲人石的类比。这种类比确实引发了人们对炼金术工作的目的和基督教的核心观念进行比较，因为这两者对于理解和解释在梦中出现的意象，对于评价这些意象的心理学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对心理治疗的实践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往往正是那些比较有文化教养的病人，当他们发现不可能再回归教会时，便会遇到原型材料，并会就此向医生提出一些狭隘的个体主义心理学再也无法掌控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仅仅了解神经症的心理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旦这个过程达到了集体无意识领域，我们所应对的就是健康的材料了，也就是说，应对的是精神的普遍基础，这可能会因个体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我们对精神的这些更深层次的了解不仅受到原始心理学和神话学知识的帮助，而且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对当代意识的历史和意识产生之前的诸阶段的了解。一方面，精神是教会的一个孩子，另一方面，它又是科学的一个后代，它当中那些令教会无法接受的东西最初都是隐藏着的，也就是说，古典精神的残迹和对其本性的古典感受是不可能被消除的，而且最终将在中世纪的自然哲学中找到避难所。作为金属精灵（spiritus metallorum）和占星术关于命运的组成成分，古老的行星诸神已经持续了许多基督教世纪了。[23]鉴于在教会中仪式和教义的愈益分化，意识与其在无意识中的自然起源被迫分离开来，而炼金术和占星术便不停地忙于保护这座通往自然本性，亦即通往无意识心理的桥梁免于腐化。占星术一再把意识心灵引回到关于海玛门尼（Heimarmene）[24]的知识中，即人的性格和命运对某些恰当时刻的依赖性；炼金术为那些不能顺利适应基督教过程的原型投射提供了很多“救命稻草”。确实，炼金术总是处在异端邪说的边缘，某些（教会的）教令毫不怀疑教会对炼金术的态度[25]，但另一方面，炼金术也受到了其象征主义模糊性的有效保护，这种模糊性必然会被解释为无害的比喻。对许多炼金术士来说，这种比喻无疑占据着非常突出的地位，以致他们坚定地相信，他们所唯一关注的就是那些化学物质。但是，总有那么少数几个人认为，实验室的工作主要是象征的物质及其心理作用的问题。正如那些文本所表明的，他们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甚至谴责天真的炼金者是撒谎的人、骗子和笨蛋。他们把自己的立场用下述主张宣布出来，“我们的黄金不是世俗的黄金”。虽然他们用蒸馏器具进行的劳动是想发现化学变化的秘密，但同时（常常是在压倒一切的绝对程度上）这又是一种类似心理过程的反映，由于该过程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现象，就仿佛是物质的神秘变化似的，所以，这个过程可以非常容易地投射到物质的未知化学中去。炼金术的象征作用所表述的就是上述人格进化的全部问题，即所谓自性化过程。
鉴于模仿耶稣基督是支撑教会的巨大力量，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炼金术士很容易在孤独中，以及在其工作时遇到的模糊不清的问题中，成为他自己心灵轰动和无意识假设的牺牲品，因为和基督徒不同，他没有可以依赖的明确且不会犯错的榜样。他所研究的那些作者向他提供了一些象征，他认为他已经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了这些象征的意义；但实际上这些象征触动并刺激了他的无意识。炼金术士们自嘲地杜撰了这个短语：“用未知来解释未知。”但是，用这种以更模糊来解释模糊的方法，只能使他们自己更深地陷入教会正竭力拯救他们的过程之中。虽然教会的教义提供了与炼金过程类似的东西，但是，与炼金术截然相反，这些类似的东西因为与救世主这个历史人物的联系而与自然界相分离。炼金术的四位一体、哲学的黄金、基石（lapis angularis）、圣水（aqua divina）在教会中都变成了十字架，在这个十字架上，耶稣曾经牺牲了自己，与此同时他也永恒地牺牲了自己。炼金术士们与教会相反，他们宁愿通过知识来寻求，而不愿通过信仰来发现，虽然作为中世纪的人，他们除了认为自己是个好基督徒之外，从未想过自己是别的什么人。在这一方面，帕拉赛尔苏斯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曾处在和现代人非常类似的地位，现代人宁愿相信直接的个人经验，而不愿相信传统的观念，或者更甚，是直接的个人经验强迫他这样做的。教义不是任意创造的，也不是某种独特的奇迹，虽然人们经常把教义描述为奇迹，目的显然是想把它从其自然脉络中升华出来。基督教的核心观念植根于诺斯替教哲学，为了与哲学法则相一致，当古典宗教已经过时的时候，基督教也就应运而生了。它是在通过自性化过程而产生的象征知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支配人类生活的集体要素衰败之际，也就是自性化过程开始之时。此时一定会有数量众多的个体被具有神秘性质的原型所占有，这些具有神秘性质的原型为了形成新的支配性力量而常常要挤到表面上来。这种占有状态几乎毫无例外地表现在下述事实中：被占有者与其无意识的原型内容相一致，而且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强加于他们的这个角色是仍然有待于理解的新内容所起的作用，所以，他们往往在自己的生活中具体地证明这些内容，这样一来，他们便成了预言家和改革者。就基督教戏剧的原型内容能够满意地表述大多数人的不安和烦躁的无意识而言，这种“共识”把这出戏提升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真理——当然这不是通过理性的判断，而是通过“占有”这个非理性的事实提升的，而后者显然更为有效。这样一来，耶稣就成了对付那些威胁要附着在每个人身上的原型力量的保护意象或护身符。福音宣称：“事情已经发生，但是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那么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直到一个人身上的基督教支配性已经衰退为止，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为此，必然会有一些人，由于对意识生活的支配性感到不满，便开始（悄悄地通过迂回的道路达到毁灭或得到拯救）寻求具有永久根源的直接经验，在不知疲倦的无意识心理的诱惑下，发现自己已置身于荒郊野外，在这里他们像耶稣一样，对抗着黑暗之子，那个远古的精神意志。因此，一位炼金术士（同时也是一位牧师）祈祷说：“驱除吾心之可怕的黑暗吧，点亮吾感觉之明灯吧！”这句话的作者一定有过炼金术最初阶段使物质黑化（nigredo）的经验，这种经验使人仿佛患了炼金术的抑郁症，而且相当于心理学中的与阴影相遇。
因此，当现代心理治疗再次与被激活起来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相遇时，虽然在那些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已失去其意义的个体身上也会产生这种现象，但这只是对经常在重大的宗教危机发生时观察到的一种现象的重复而已。这种现象的一个实例就是在《浮士德》中所描述的“下降到冥府之中”（descensus ad inferos），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浮士德》都是一本炼金术的杰作（opus）。
由阴影所引起的对立物问题在炼金术中起着巨大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这项工作的最后阶段，对立的双方常常以神圣婚姻或“化学婚姻”的原型形式得到统一。在这里最主要的对立物，男性和女性（就像中国文化中的阴和阳一样），融合为一个消除了一切对立的统一体，因而成为万世不朽的。当然，它的先决条件是，这个炼金术士不应该把自己与炼金术工作中的人物相等同，而应该使他们处于客观的状态。只要炼金术士在他的实验室里工作，那么，从心理学上讲，他就是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这是因为所出现的原型都要直接被投射到化学物质中去，所以他就没有机会使自己与这些出现的原型相等同。这种情况的不利之处在于，炼金术士被迫把不会腐烂的物质视为一种化学产物，而这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就导致了炼金术的垮台，它在实验室中的地位也就被化学取代了。但是，这项研究工作的精神方面并没有消失。正如我们可以从《浮士德》的例子中看到的，以及从我们的现代无意识心理学与炼金术的象征作用之间的符号联系中看到的那样，它吸引了一些人对此做出新的解释。
炼金术中的宗教理念
对那些拥有象征的人来说，这段话很容易理解。
——米利乌斯，《哲学改革》，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