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原型心理学柯尔的心理学面向
【这两项研究成果最初分别以“关于儿童原型的心理学”（Zur Psychologie des Kind-Archetypus）、“关于柯尔形象的心理学面向”（Zum Psychologischen Aspekt der Kore-Figur）为题，出版为了两个单行本：《圣子》（Das göttliche Kind, Albae VigiliaeⅥ/Ⅶ，阿姆斯特丹与莱比锡，1940年）与《圣女》（Das göttliche Mädchen，同一系列，VIII/IX，1941年），并且都配有一篇凯雷尼教授的文章。二者后来被辑在一起，加上凯雷尼教授的补充材料之后，以《神话本质导论》为题进行了出版（阿姆斯特丹、莱比锡及苏黎世，1941年）。本合集由赫尔译成了《神话科学论文集》（Essays on a Science of Mythology，波林根系列之22，纽约，1949年），其伦敦版（1950年）的标题为《神话科学引论》；两项研究在此间的文本是1949/50版的修订本。完整的德文本是以新版的形式于1951年出版的。—英编者】
儿童原型心理学
一、引言
关于儿童或童神神话的姊妹篇的作者，要我就他调查研究的主题写一篇心理学评论。虽然考虑到儿童主题在神话学中的重要位置，这一任务在我看来绝非小菜一碟，我依然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请求。凯雷尼本人已然详细阐述了存在于希腊与罗马的这一主题，以及从印度、芬兰及其他源头中选取的同类主题，因此表明了这一主题值得更加广泛的探讨。虽然一个包罗万象的论述不会从本质上促成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是它却可以造成这一主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压倒性印象。迄今为止，各门学科，比如语言学、人种学、文明史及比较宗教学，对神话主题的习惯性处理方法对我们认识神话主题的普世性不会有太大帮助；普世性所引发的心理学问题很容易遭到迁徙的假设的搁置。因此，阿道夫·贝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多少重视。即使是在那时，也有足够多的经验性材料可资利用，可以得出具有深远意义的心理学结论，只不过它缺少必要的前提。虽然那时的心理学知识将神话形成包括在了其范围以内—比如冯特的《心理学大纲》（Völkerpsychologie），但是它并不能证明这一过程便是实际存在于文明人精神之中的一种活生生的功能，一如它不会把神话主题理解为精神的结构性因素。纵观其历史，心理学首先是形而上学，其次是感官及其功能的研究，然后是对意识思维及其功能的研究；心理学把意识心理及其内容视为自己的恰当主题，完全忽视无意识心理的存在。虽然诸多哲学家已然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人类心理的黑暗面问题，比如莱布尼兹（Leibniz）、康德、谢林格（Schelling），但是却有一位医生基于自己的科学及医学经验，觉得必须指出无意识乃心理的本质基础。他就是C.G.加鲁斯（C.G.Carus），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所追逐的权威。到了近代，同样是医学心理学在没有哲学先入之见的情况下触及了无意识问题。在诸多独立调查研究中变得十分清楚的是，有关神经病及诸多精神病的精神病理学无法离开对心理黑暗面—无意识—的假设。梦的心理学同样如此，它实际上是正常心理与病态心理之间的中介地带。在梦幻中一如在精神病的妄想之中，存在着无数的相互联系，人们唯有在神话般的思想交织中才会发现与此相同的情形（或者是在某些诗歌创作中找到，诗歌创作的特点往往是从借用神话典故，虽然这并非总是有意识）。如果全面考察能够表明这种情形的大多数不过是知识遗忘的问题，医生们就不会去自寻烦恼，广泛调查个别及集体的同类情形。但是，事实上，典型的基本神话主题见诸于这类知识对他们而言绝对不可能的个人之中，以及见诸于源自他们可能了解的宗教思想或者常见比喻的间接推导不可能之处。这样的结论迫使我们假定我们必须处理不受一切传统约束的“自发的”复活，并因此假定“神话形成”的结构因素一定在场于无意识心理之中。
这些产物绝非是（至少很少是）有确切形式的神话，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神话成分；鉴于它们的典型性，我们可以称其为“主题”、“原始意象”、类型，或者一如我给它们的命名—原型。儿童原型是一个绝佳的例证。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这一见解：正如原型显影于梦与精神病患者的妄想之中一样，原型也显影于神话及童话之中。它们置身于其间的介质，就后者而言，它是一个有序的、在很大程度上即刻可以理解的语境，但是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组通常不可理解的、反理性的，甚至是谵妄性的意象，虽然其间也不乏某种潜在的一致性。就个体而言，原型显现为其存在与意义仅能被推知的无意识过程的本能表现，而神话所处理的是其年代无从清楚查考的传统形式。它们提及的是史前社会；这种社会的精神先入之见及普遍状况，今天我们仍能在现存的原始社会中见到。一般而言，这一层次的神话是代代口耳相传的部落历史。原始人与文明人在心理上的主要差异在于就意识心理的范围及强度而言，前者远不如后者。思考、意愿等功能倒是没有差异；它们是前意识的，比如就思考而言，它在具体环境中体现为并非是原始人有意识地思考，而是思想自显。原始人不会宣称他会思考，而是“某种东西在他心中思考”。所以，思考行动的自发性并不是存在于他的意识大脑之中，而是存在于其无意识之中。而且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做出任何有意识的努力；他必须事先将自己置入“意愿的情绪”之中，或者被置入这种情绪其中—因此有了他的进入与退出某种情绪的仪式。他的意识受到了一种万能无意识的威胁，因此出现了他对可能随时威胁他的种种神奇力量的恐惧；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为种种未知力量所缠绕，必须尽力调整自己去适应它们。由于他的意识处于持续模糊状态中，人们通常几乎不能弄清楚究竟是他仅仅梦见了某件事，还是他确实经历过某件事。无意识及其原型的自发表现潜入到他的每一寸意识之中，其祖先的神话世界—比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黄金时代—是一种实际存在，它即使不比现实世界高级，也会完全与之相当。他的无意识所反映的并非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而是未知的精神世界；我们知道这个未知的精神世界仅有一部分在反映我们的经验世界，另一部分则根据其自身的心理预设对经验世界进行形塑。原型并不出自自然事实，而是描述心理体验自然事实的方式；在此过程中，精神往往表现得非常专横，甚至否定真切的现实或者作出公然违背现实的陈述。
原始心理并不发明神话，而是体验神话。神话是前意识心理的原始启示，是关于无意识心理事件的不自觉陈述，但绝非自然过程的寓言。这样的寓言会是不讲科学的智识者的无聊消遣。相反，神话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不但表征，而且是原始部落的精神生活；一旦失去其神话遗产，原始部落便会一如失去灵魂的人，立即解体、衰败。一个部落的神话是其活生生的宗教；无论在何时何地，神话的丧失都是一场道德灾难，甚至对文明人也是如此。但是在精神的幽深腹地中，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纽带，联系着独立于意识及意识之外的心理过程。虽然诸多的这类无意识过程都可能是由意识间接引发的，但是绝非是有意识的选择。余下的似乎是自发产生的，换言之，并非源自可以辨识或者可以证明的原因。
现代心理学把无意识幻想活动的产物视作正发生于无意识之中的事情的自我描绘，或者无意识心理关于自身的陈述。它们共分两类。第一类是个人性质的幻想（包括梦），它们无可非议地回到个人经验、回到被遗忘或者被压抑的事情，因此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的回忆得到解释。第二类是非个人性质的幻想（包括梦），它们不能被简约为个人过去的经历，因此不能被解释为个人所获得的东西。毋庸置疑，这些幻想意象在神话类型中有最为接近的类似物。我们因此必须假定它们大体上对应于人类精神的某些集体的（非个人的）结构因素，并且一如人体的形态因素，是遗传的。虽然传统及因迁徙而起的传播肯定有一定作用，但是一如我们已然说过的，仍有很多情况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解释，迫使我们作出“自发复活”的假设。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被迫假定有一种集体性的心理基础。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第二类幻想的产物与在神话及童话中见到的结构类型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必须认为它们之间有联系。因此完全有可能的是，个人类型与神话类型二者产生于极为相似的条件之中。一如已经提及的，第二类幻想的产物（第一类幻想的产物也如此）出现于一种意识强度减弱的状态之中（梦、谵妄、幻想、异象等）。在所有这些状态中，意识心理的集聚施加在无意识内容之上的控制失禁，所以迄今的无意识材料宛若从打开侧闸泄出一般，流进了意识领域。这种发端模式是普遍规律。
意识强度的减弱及集聚与关注的缺失，即雅内（Janet）所谓的“心智水准下降”，正好吻合于意识的原始状态；我们一定认为神话当初就是在这种状态中产生的。因此，极为可能的是，神话原型出现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原型结构显现在当今个人之中的方式相似。
与心理学研究无意识产物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如下：原型特征的内容是集体无意识中的过程的表现。因此，它们所意指的并非任何是或者一直是意识的东西，而是本质为无意识的东西。因此，归根到底，不可能说清楚它们意指什么。每一种阐释都必然是一种“宛若”。虽然意义的基本核心可以得到界定，但是却无法被描述。尽管如此，粗略的界定依旧代表了我们在认知精神的前意识结构的过程中，向前迈出了根本的一步；在出现人格统一之前（即使是今天，原始人依旧没有可靠地获得人格的统一）、在有意识之前，精神早已存在。我们也可以在童年早期观察到这种前意识状态；事实上，经常把特别值得注意的原型内容反映出来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梦。
因此，如果我们基于上述原则行事，就不会再有神话的意指究竟是太阳还是月亮、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究竟是性还是火或者水之类的问题；神话的一切作用便是对意义的无意识内核进行界定和做出大致描述。这一核心的最终意义过去从来就不是有意识的，并且将来也不会。它过去为人所阐释，现在也如此；每种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其隐含意义（或者从科学智识的角度来看，接近得出相同结论的无稽之谈）的解释，从一开始便始终宣称不但拥有绝对真理及效度，而且要求即刻的顶礼膜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原型始终是要求得到认真对待的活生生的精神力量；它们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来保证它们的影响。过去它们始终是保护与拯救的提供者，它们对此的背弃会导致“灵魂的危险”的后果，这是我们从原始人的心理学中得知的。而且，它们始终是神经甚至精神错乱的原因，俨然就像受到忽视或者被滥用身体器官或者器官功能系统。
原型内容首先借种种比喻来表达自己。如果这样的一个内容讲的是太阳，并且将其等同为狮子、国王、由巨龙守卫的黄金储备，或者创造人的生命与健康的力量，它便既不是这也不是那，而是未知的第三者；由于这个第三者在所有比喻中都能找到或多或少的准确表达—这是智识界的永恒烦恼，它依旧不为人所知，不能被套入某一公式。讲科学的智识分子因此总是摆出启蒙的架势，希望一劳永逸地驱逐这个幽灵。无论其努力是否是被称作神话即历史论（euhemerism，又译作犹希迈罗斯主义）、或者基督教护教学、或者狭义的启蒙、或者实证主义，其背后总是隐藏着一种神话，披着一身崭新却不合身的打扮的神话；此间的神话根据古老神圣的模式，宣称自己为最终真理。事实上，正如我们无法去掉自己的躯体及其器官而没有自杀一样，我们不可能安然无恙地摆脱原型基础，除非我们打算付出患神经病的代价。如果我们无法否认原型，或者使它们无效，我们便会在文明达到意识变异过程中的每一个新阶段，面临寻找适合于这一阶段的新阐释的任务，以期将尚存于我们身上的过去的生活与可能从它那里逃脱的现在的生活连接起来。如果不能建立起这一联系，便会出现一种不再定位于过去的无根无源的意识，即一种无助地屈服于各种建议、在现实中容易受精神传染病影响的意识。随着过去的消失，现在也就变得“微不足道”、贬值且不能重新升值；救世主也消失了，因为救世主要么是本身便是微不足道的东西，要么是生发自微不足道的东西。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神祇的变形”，作为先知或者一代新人的第一人出现了，出其不意地显影于最不可能显影的地方（突然从石头、树木、农田、流水中冒出来），并且是以意义含混的形式（大拇指汤姆、侏儒、孩童、动物等）。
这一“童神”原型流传甚广，密切联系着儿童主题的其他神话面向。几乎不言自明的是，它暗指的是依旧活在人们心目中的“幼年基督”；在圣·克里斯托弗（Saint Christopher）的传奇中，他同样有“要多小有多小、要多大有多大”的典型特征。在民间传说中，儿童主题伪装成侏儒或者小精灵，显影为自然的潜在力量的具体化。近古时代的小金人也属于这一范畴；直到进入中世纪若干年后，他还一方面居住在矿井里，另一方面代表着炼丹金属，尤其是以完美形式轮回的墨丘利（Mercurius）（作为雌雄同体者、智慧之子[filius sapientiae]或者可爱的儿童[infans noster]）。因为有宗教对“儿童”的解释，从中世纪传下来的大量证据表明，“儿童”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人物，而且也是一种自发地经历到的异象（作为一种所谓的“无意识的迸发”）。在此我将提及迈斯特尔·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裸孩”异象及尤斯塔休斯修士（Brother Eustachius）的梦。对这些自发经历的有趣描述也可见诸于英国的幽灵故事，我们会在其间读到一个“发光男孩”（Radiant Boy）的异象，据说有人曾在一处有罗马遗迹的地方见到过他。人们认为这一幻象预示着一种凶兆。这看起来几乎好像是我们是在对付一个“长生不老儿童”（puer aeternus），他/她已经通过“变形”变得不吉祥了，换言之，已然分享了那些全都变成了怪物的德国古典诸神的命运。经验的这种神秘性也在歌德《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得到了证实，此间的浮士德本人被变成了一个儿童，并且被吸收进了“圣童合唱团”，这便是马里安纳斯博士意义上的“幼虫期”（larval stage）。
在布鲁诺·格茨（Bruno Goetz）的志怪故事《无空间的帝国》（Das Reich ohne Raum）中，一个叫“佛”（Fo，等于佛陀）的长生不老儿童出现时，相伴的是一帮表示邪恶意义的“不洁”男孩。（此处略去当下社会中的类似例子。）我提出这个例子仅仅是为了说明儿童原型的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儿童主题频频出现在心理治疗学的领域之中。“想象的”儿童在有心理错乱的女人当中很常见，对此人们做出了基督教意义上的阐释。侏儒也时有出现，比如在著名的舒雷伯案例（Schreber case）中，其间的侏儒蜂拥而至，令受害者染上瘟疫。但是，儿童主题在神经病治疗中最为明晰、最有意义的表现发生于由无意识分析所引发的人格成熟过程之中，这一过程已被我命名为个体化过程。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前意识过程，它们以或多或少地成熟的幻想的形式，渐渐过渡为意识心理，或者被意识到是梦，或者最后通过积极想象的方式被变为意识。这类材料在原型主题中很丰富，在儿童主题中尤其如此。儿童经常是按基督模式被建构的，虽然更为经常的是儿童发展自更早的、彻底非基督教的层面—换言之，发展自原始动物，比如鳄鱼、龙、蛇或者猴。有时儿孩童显影在花苞之中，或者从金蛋中走来，或者是作为曼荼罗的中心而出现。它在梦幻中经常显现为做梦人的儿子或者女儿，或者一个男孩、青年或者少女；有时候它会看上去有外国血统，比如像皮肤黝黑的印度人或者中国人，或者看起来更具宇宙性，四周众星环绕或头顶星光灿烂的冠冕；或者是作为有恶魔属性的王子或者巫婆之子。在被视作“难得的宝贝”主题中的特例时，儿童主题特别变幻不定，呈现出各种形态，比如宝石、珍珠、花朵、圣餐杯、金蛋、四位一体、金球，等等。它可以与这些及相似意象相交换，几乎不受限制。
二、儿童原型心理学
1.作为与过去的一种纽带的原型
关于我们的主题的心理学，我必须指出，每一种超越原型的纯现象学面向的陈述，都将使自己遭受我们在前文所说的批评。即使是一分一秒，我们也都不敢存有原型可以最终得到解释与处理的幻想。即使是最佳的阐释尝试，也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原型转换成另一种隐喻语言而言。（事实上，语言本身也只是一种意象。）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继续做神话的梦，赋予它一种现代装束。我们对它做出的任何一种解释或者阐释，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灵魂所做出的解释或者阐释，从而为我们自己的幸福带来相应结果。原型—让我们永远别忘记它—是一个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精神器官。一种糟糕的解释意味着对这一器官的相应糟糕态度，而这一器官则会因此受到伤害。但是最终的受害者本人便是那位糟糕的解释者。因此，“解释”应当始终达到这样的水准：原型的功能性意义保持不受损害，以便意识心理与原型之间的准确且有意义的联系能得到保证。因为原型是我们的心理结构中的一个因素，所以构成了我们的心理系统中的一个关系重大且必需的成分。它表征或者体现隐晦的原始心理的某些本能性资料，即意识的真实而无形之源。与这些源头的联系究竟有多重要，我们可以从原始心理对某些“神奇”因素的专注中看出，因为这些因素一点也不比我们所谓的原型逊色。即使是在今天，这种联系过去的方式也是所有宗教生活的本质与指导性基础，而且无论这种生活会采取什么未来形式，也都将永远如此。
原型不会再有“理性的”替代品，一如小脑或者肾不会有替代品。我们可以从解剖学、组织学以及胚胎学的角度考察身体器官。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与原型现象学的轮廓及其呈现相吻合的。但是，当我们开始提出本体论的问题时，我们仅仅是理解了身体器官的意义。问题因此出现了：原型的生物学目的何在？宛若生理学为身体回答这样的问题一样，心理学的本职便是为原型回答这样的问题。
类如“儿童主题是一个人对其童年的残存记忆”的言论及类似的解释仅仅会引发问题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说法稍加改造，说“儿童原型是一幅关于我们孩提时代的某些被遗忘事件的图画”，我们就会更加接近真理。然而，因为原型始终是一个属于整个人类而不单单属于个人的意象，我们不妨这样说会更好：“儿童主题表征集体心理的前意识童年面向。”
根据某些心理学经验类推，如果我们暂时历史地接受上述观点，我们是不会出差错的；心理学的经验表明，一个人生命中的某些阶段可以变得具有自主性，可以将他们自己人格化至引起自我异象的程度—比如，一个人把自己视作儿童。无论这一类异象式经验是出现在人的睡梦之中还是苏醒状态之下，就我们所知，它们都是以已然发生的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为条件的。这样的分离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多种不兼容；比如，一个人的当下状态可能与其童年状态发生冲突，或者他可能决绝地与自己原有的性格决裂，以便让某些随意的人格面具（persona）与其抱负更加一致。因此，他已然变得不再天真无邪，变得矫揉造作，失去了自己的根源。所有这一切为一个与基本真理进行同等激烈的对抗提供了有利机会。
鉴于人们并未停息对童神的解释这一事实，我们不妨将关于个人的类推扩展至整个人类生活，并做出如下结论：（1）也许人类总是与其童年状况相冲突，即与其原初的、无意识的、本能的状态相冲突；（2）引发“儿童”异象的这类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宗教仪式是对神话事件的复述及仪式性重复，它最终起到的作用是把童年意象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一遍又一遍地展现在意识心理的眼前，以便与原初状况的纽带不致被斩断。
2.原型的功能
儿童主题所表征的不仅有存在于久远的过去的东西，而且也有存在于当下的东西；换言之，它不仅仅是一种过去的痕迹，而且是一个作用于当下的系统，其目的在于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平衡或者矫正意识心理的不可避免的片面性与过度。这是因为意识心理具有集中于相对少数的内容并将其提升至最高透明度的性质。一个必然的结果和前提是排除意识的其他潜在内容。这种排除注定会引起意识内容的某种片面性。因为文明人经过区分的意识已被赋予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以便通过其意志的动态在现实中实现其内容，所以他落入片面之中、日益偏离其存在法则及根源的危险越大，他对自己意志的训练也就越多。一方面，这意味着人类自由的困难性，但是另一方面，它是对一个人的本能的无穷无尽的僭越之源。相应地，由于原始人与动物类似，更加靠近本能，他们的特点是害怕新奇事物、恪守传统。对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原始人是煞费苦心地逆流而上，尽管我们颂扬进步。虽然我们的进步可能带来诸多令人愉悦的意愿实现，但是它也会积聚起同样巨大的一宗普罗米修斯式罪过，而这宗罪过必须以骇人听闻的大灾难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偿还。若干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梦想着飞翔，但是我们因此得到的一切却是密集轰炸！虽然我们今天会因基督教的来世希望而微笑，但是我们经常陷入比幸福的来世这一观念荒谬上百倍的种种千禧年说（chiliasm）之中。我们经过区分的意识始终处于被根绝的危险之中，它因此需要通过尚存的童年状态进行补偿。
从进步论的观点来看，补偿的表现是用罕见的溢美之词来描述的。因为在浅薄者的眼中，它看起来就像一次阻滞性的手术，所以人们会谈到惯性、倒退、怀疑、挑刺、保守、胆怯、卑鄙等等。但是因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斩断自己与根源的联系的能力，所以他也可能被其危险的片面性不加鉴别地卷向灾难。阻滞性的理想恪守法则与传统，所以始终更加原始、更加自然（判断力强弱都一样）、更加“道德”。进步论的理想不要求忠于传统，所以始终更加抽象、更加不自然、更加不道德。意志所强加的进步始终是振动性的。虽然倒退可以更加接近自然，但是它反过来总会有痛苦觉醒的危险。更老一些的观点认识到了进步仅仅可能是“上帝的让步”（Deo concedente），从而证明它意识到了对立双方的存在，以及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复古老的“入境出境仪式”（rites d’entrée et de sortie）。意识被区分得越细，根绝的危险就会越大。在“上帝的让步”被人遗忘的时候，就会出现彻底的根绝。现在，心理学的一个公理是当部分心理与意识相割裂时，它仅仅是在表面上受到了阻止而言；实际上，它达成性格的获得，其结果是个人的目的为了被割裂部分的利益而被歪曲。因此，如果集体心理的童年状态被压抑到全面排除的程度，无意识内容就会压倒意识目的，并且占据、歪曲，甚至毁灭其实现。切实可行的进步惟有依赖于二者的合作。
3.原型的未来
儿童主题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其未来性。儿童是潜在的未来。因此，儿童主题出现在个人心理学中通常代表着对未来开发活动的一种参与，尽管它乍看似乎是一种缅怀过去的结构。生活是一种变动不居，是走进未来的一种流动，而不是停止或者逆流。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神话中如此多的救世主都是童神。这完全吻合我们对个人心理学的经验；个人心理学表明，正是“儿童”为人格的未来变化铺平了道路。在个性化过程中，它催生出源自人格中意识与无意识因素的合成的形象。它因此是一个统一对立物的象征；一位调停人、治疗提供者，换言之，一位整体的制造者。因为儿童主题有这一意义，它能够进行前文所说的各种变形：它可以由圆形、圆圈或者球体，或者四位一体的其他什么东西表述为另一种形式的整体。我称这种超越意识的整体为“自性”（self）。个体化过程的目标是自性的合成（synthesis）。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圆满实现”（entelechy）这一术语可能会比“合成”更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经验性原因，它说明为什么在某些条件下“圆满实现”更为合适：整体的象征频频出现在个体化过程之初，事实上它们往往可以见诸于襁褓之初的最早的梦之中。这一观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潜在整体的先验存在，圆满实现的概念因此立即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但是从经验上讲，就个体化过程作为一种合成的发生而言，极具悖论意义的是，它看起来好像是某种业已存在的东西被组装在一起。从这一角度来看，“合成”这一术语同样合适。
4.儿童主题的统一与多元
我们必须在“儿童”的种种现象中，区隔出表现不尽相同的统一（unity）与多元（plurality）。比如在没有任何个体特征可言的无数侏儒、小矮人、小男孩等出现的地方，就存在着分离的可能性。这样的形式因此特别见诸于神经分裂症之中，因为神经分裂症本质上是一种人格的分裂。因此，诸多儿童都在表征其分离的产物。但是如果多元现象出现于常人之中，它便是对人格尚未完成的合成的表征。人格（即“自性”）仍处于多元状态之中，即虽然自我可以在场，但是它不能在自己人格的框架内体验其整体性，而是仅能在家庭、部落或者民族的团体之中；它对群体的多元性仍处于无意识认知状态之中。教会在其关于“奥体”（corpus mysticum）的教义之中，对这一普遍传播的状况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认为从本质上讲，个人乃奥体的成员。
然而，如果儿童主题以统一的形式出现，我们就是在和人格的无意识的、暂时完成的合成打交道；这种合成类如一切无意识的东西，仅仅意指一种可能性。
5.童神与儿童英雄
一些时候“儿童”貌似更像一个童神，而另一些时候则更像一位少年英雄。两种类型的共同点是非凡的出生及童年初期的逆境—遗弃与迫害的危险。神天生是全然地超自然的；英雄的本质是人，但是已被提升到了超自然的边界—他是“半神的”。当神将尚未被融入人类之中的集体无意识具体化时，尤其是在与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的密切关系中，英雄的超自然性就包含了人性，因此代表了（神的，即尚未被赋予人性的）无意识及人的意识的合成。因此，他表示对一个正接近完整性的个体化过程的潜在期待。
因此，各种各样的“儿童”命运可以被视为是在说明发生在“自性”的圆满实现或者起源之中的那类心理事件。“非凡的出生”试图描述这一起源被经验的方式。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的起源，所以一切都必须非经验地发生，比如依靠圣灵感孕、或者通过奇迹怀胎、或者通过非自然器官出生。“卑微”、抛弃、遗弃、危险等主题试图表明心理完整的可能性是何等的不稳定，换言之，在获取这一“最高利益”（highest good）的过程中，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它们同时表示生命欲望（life-urge）的无力与无助；生命欲望让每一个发育之物都受制于最大自我实现的法则，而与此同时，环境影响却将不可逾越的障碍置于个体化的道路之中。尤其是龙与蛇对人的最为内在的自性的危险，它暗示新近获得的意识有再次被本能心理—无意识—吞没的危险。自远古以降，低级一些的脊椎动物一直是集体心理的基础所喜欢的象征；从解剖学的角度看，集体心理的基础集中在皮层下中枢、小脑及脊髓之中。这些器官构成了蛇。因此，关于蛇的梦时有发生，这时的意识思维正在偏离其本能基础。
“要多小有多小、要多大有多大”的主题通过其同样非凡的行为弥补儿童的无力。这一悖论是英雄的本质，并且宛如一根红线贯穿其一生。虽然他可以对付最大的危险，但是最终某个无关紧要的东西却成了其失败的原因：博德（Baldur）的消失是因为槲寄生、毛伊岛（Maui）是因为小鸟的笑声、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是因为他的一颗易受伤的粉刺、赫拉克勒斯是因为妻子的礼物、其他人是因为雕虫小技，等等。
英雄的主要功绩在于要克服黑暗的怪物：它是长期盼望与期待的意识对无意识的胜利。白昼与光明是意识的同义词，而黑夜与黑暗则是无意识的同义词。意识的到来也许是原始时代最为令人吃惊的经验，因为世界随之产生了，而世界的存在在以前是任何人都不曾料想到的。“神说：‘天上要有光体’”是对意识与无意识的分离这一远古经验的投射。即使是在今天的原始人当中，灵魂的拥有依旧是一件不稳定的事情，而“灵魂的丧失”则是一宗典型的心理疾病，这宗病迫使原始医学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心理治疗措施。因此，“儿童”借助通往征服黑暗的行为让自己区别开来。
三、儿童原型的特殊现象学
1.儿童的遗弃
抛弃、遗弃、危险等无不是对“儿童的”无关紧要的起始及其神秘、非凡出生的阐释。这一说法描述了某种具有创造性的心理经验，其客体是一种新的、但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在个人的心理状态中，这个时刻总会出现一个令人痛苦的似乎没有出路的冲突情势—至少对意识思维而言是如此，因为就此而言，“第三者不存在”（tertium non datur）。但是无意识心理总是基于这一对立物的冲突，创造出一个具有非理性本质的第三者，对此意识思维既不期待也不理解。它以一种既非直接的“是”也非直接的“否”的方式呈现自己，因此受到二者的拒斥。因为意识思维对对立物之外的东西一无所知，所以对统一对立物的东西毫不知情。然而，因为通过统一对立物解决冲突至关重要，而且正是意识思维所渴望的东西，所以对这一创造性行为及其意义略知一二的想法得到了认同。从这里出现了“儿童”的超自然特征。一份有意义但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总是对意识思维有神秘的魅力。新的组合是一个新生的整体；它正在走向整体性，至少在整体性方面胜过了被对立物分裂的意识思维，并且在完整性方面超越了意识思维。因此，一切统一性象征都有救赎意义。
从这一情势中，“儿童”作为一种象征内容出现了，他显然分离于甚至孤立于其背景（母亲），但是有时候又将母亲包括在其危险情势之中，一方面受着意识思维的否定态度的威胁，另一方面受着无意识的“空白恐怖”（horror vacui）的威胁；无意识时刻准备消灭“儿童”的所有后裔，因为它生产它们仅仅是开玩笑，而毁灭则是其玩笑的一个必不可少部分。全世界谁也不欢迎这一新的生命，虽然它本身是自然力量最为宝贵的产物，最丰富地孕育着未来，代表着更高阶段的自我实现。这便是自然—本能的世界—将“儿童”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的原因所在：它受动物的滋养或者保护。
“儿童”意味着朝向独立发展的东西。没有与其源头的分离，它便无法做到这一点：遗弃因此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仅仅是一个伴生特征。冲突并不是由依旧陷于对立物之间的意识思维来克服，它因此需要一个象征来指出让它自己与源头相分离的必要性。因为“儿童”象征迷住和吸引意识思维，所以它的救赎效果从冲突情势传入意识之中，引发意识思维本身无法实现的分离。这一象征期待着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只要这一状况并非实际存在，“儿童”就仍为一种神话投射，要求通过仪式进行宗教式重复与更新。比如，只要大多数人都不能赋予“除了你变成小孩……”这一说法以心理现实，幼年基督便是一种宗教必需。因为一切类似的发展与转变都特别困难与危险，难怪这类形象会延续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人类应该但是还不能成为或者做到的一切—无论是在正面意义上还是负面意义上—与其意识一道，作为一个神话形象与预期继续存在，要么作为一种宗教投射，要么—更加危险的是—作为无意识的内容，然后自发地将自己投射进不适宜的客体之中，比如卫生及其他“超度”学说或者实践。所有这一切便是如此众多的理性化的神话替代物，它们的非自然性弊大于利。
当然，不提供任何出路的冲突情势，即那种产生作为非理性第三者的“儿童”的情势，是唯有适合心理或者说现代发展阶段的一个公式。因为原始人那孩子般的意识范围依旧排斥一切可能的心理经验，所以严格地讲，它并不适用于原始人的精神生活。从原始人的自然层面看，我们的现代道德冲突依旧是威胁着生活本身的一个真实灾难。因此，相当多的儿童形象都是文化英雄，并因此等同于促进文化的东西，比如火、金属、谷物、玉米等。作为光明的使者，更确切地说，作为意识的放大者，它们战胜黑暗，换言之，它们战胜先前的无意识状态。更高层次的意识，或者超越我们当下意识的知识，等同于孤独于世。这份孤独表达了更高层次意识的载体或者象征与其环境之间的冲突。黑暗的征服者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原始时代；它们与诸多其他传说一道，证明曾经有过一种原始的精神痛苦状态，即无意识。因此，原始人对黑暗的“非理性的”恐惧甚至也完全有可能在今天出现。在一个生活于埃尔贡山（Mount Elgon）的部落中，我发现了一种与泛神论乐观主义相吻合的宗教。然而，他们的乐观态度却在傍晚六点与凌晨六点之间停止作用，在此期间他们的乐观态度为恐惧所代替，因为夜里行使支配权的是黑暗之神阿伊克（Ayik）—“恐惧的制造者”。虽然白天附近任何地方都没有蛇怪，但是它们一到夜晚就潜伏在每一道上。在夜里，一切神话都得到了释放。
2.儿童的无敌
“儿童”一方面被无助地送入可怕敌人的势力，并且持续处于毁灭危险之中，另一方面他所拥有的力量大大超越普通人，这是所有儿童神话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悖论。这密切联系着如下心理事实：尽管儿童可能“卑微”、不为人知、“仅仅是一个儿童”，但是他也是神。从意识的角度看，我们似乎是在处理一项微不足道的内容，它没有释放特征，更不用说救赎特征。意识思维陷在了其冲突情势之中，种种交战势力似乎势不可挡，所以，作为一项孤立内容的“儿童”并不承载与意识因素的任何关联。它因此很容易受到忽视，重新落入无意识之中。如果事物基于我们的意识期盼而发生，这至少是我们不得不要担心的东西。然而，神话强调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强调“儿童”被赐予高人一等的力量；尽管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他最终仍会出其不意地渡过难关。“儿童”诞生自无意识的子宫，孕育自人性的最深处，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孕育自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本身。它体现了远在于我们意识思维的有限范围之外的生命力量、我们片面的意识思维一无所知的方法与可能性、包含大自然纵深的整体。它代表每个人身上最强烈、最不可避免的欲望，即实现自己的欲望。它好似无力以其他方式行事的化身，配备有自然与本能的一切力量，而意识思维则总是陷在其所谓的以其他方式行事的能力之中。自我实现的欲望与冲动是一种自然法则，因此具有无敌的力量，尽管其效果在开始之初微不足道、不大可能发生。它的力量显示在儿童英雄的神奇行为之中，后来显示在（赫拉克勒斯一类的）农奴或者奴隶的作品之中，其间的英雄仍处于仆人的地位，虽然他已然走出“儿童”的无力。奴隶形象通常导致半神英雄的真正显现。相当奇怪的是，我们在炼金术中有着类似的主题调制—在青金石（lapis）的同义词中。作为基本物质，它是青金石精油颗粒（lapis exilis et vilis）。作为变形过程之中的一种物质，它是“红色仆人”（servus rubeus）或者“难捕捉之物”（fugitivus）；最后，当其真正神化时，它达到“智慧之子”或者“尘世之神”（dues terrenus）—“胜过众光的光”、本质上包含天上地下一切权力的权力—的高贵。它成为一个“再生之身”，享有经久不衰的高尚，因此是一剂灵丹妙药（“治疗的提供者”）。在印度教沉思中，“儿童”的面目与无敌联系着灵魂的性质，吻合于“要多小有多小、要多大有多大”的主题。作为一个个体现象，自我“要多小有多小”；作为宇宙的等价物，它“要多大有多大”。自我被视为是世界的另一极、世界的“绝对的他者”，是有关主体与客体的一切经验性知识与意识的必要条件。全是因为有了这个心理的“他者性”，意识才有了可能。身份并不使意识成为可能；唯有借助分离、脱离及贯穿于对立的令人痛苦的冲突才会产生意识与洞察力。印度教的内省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心理事实，并因此在总体上把认知的主体与本体论的主体等同了起来。根据印度思想的显著含蓄态度，客体失去了绝对现实的特点，并且在某些系统中成为了一种纯粹的幻象。然而，希腊—西方式思维无法让自己摆脱世界绝对存在的信念—以自我的宇宙意义为代价。即使是在今天，西方人依旧觉得难以把认知的超验主体的心理必要性视为经验世界的另一极，虽然举世面对自我这一假设有逻辑上的必要性，至少是作为一个反射点。尽管哲学始终持否定或者半否定态度，我们的无意识心理中始终有生产一个具有宇宙意义的自我象征的补偿趋势。这些努力采取的是英雄神话的原型形式，即那些在几乎任何一种个性化过程之中都可以见到的原型形式。
“儿童”诞生的现象学总是要追溯至一种关于如下内容的原始心理状态，即不能辨认黑暗或者黄昏、不区分主体与客体、对人与世界的无意识认同。这一不区分阶段产生出金蛋，金蛋既是人又是世界，但又都不是，而是一个非理性的第三者。对原始人的朦胧意识而言，看样子似乎是这只蛋是产生自茫茫人世，因此是一种宇宙的、客观的、外在的发生。另一方面，对经过区分的意识而言，似乎很明显的是，这只蛋仅仅是心理仓促而成的一个象征而已，或者—甚至更糟—一个空想，因此“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一种“现实”与之有关的原始幻觉。然而，当下的医学心理学却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幻觉”有不同认识。它十分清楚这些“纯粹的”幻想会滋生出哪些可怕的身体功能失调、哪些破坏性的心理后果。“幻想”是对无意识生活的自然表达。但是因为无意识是身体的所有自主功能复合体的心理，所以其“幻想”具有不容忽视的病原学意义。我们从个体化过程的精神病理学得知，象征的形成经常与某一心理源头的身体不适有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身体不适被感受到确实无疑地“真实”。在医学上，幻想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它们精神治疗师的确必须严肃对待。因此，心理治疗师不能全然否定那些原始幻觉的合理性，它们的内容是如此真实，所以被投射到了客观世界之上。归根到底，人体的基础同样为世界的物质，即幻想借以变得直观的那种物质；事实上，如果没有了这种物质，幻想根本就不可能被人体验。如果没有了这种物质，它们就会像溶液里的一种抽象水晶格子，其间的结晶化过程尚未开始。
自我的象征出现在身体的最深处，它们对其物质性的表达一如感知性意识的结构。象征因此是一个活体；“儿童”因此是象征的一个恰当公式。心理的独特从不可能全然进入现实；尽管心理仍为一切意识的绝对基础，但是它只能被大致实现。当心理的较深“层次”渐行渐远地回到黑暗中时，它们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降低”，即当它们接近自主功能系统时，它们就变得日益具有集体性，直到它们在身体的物质性中，即化学物质中，被普遍化和消失。身体的碳不过是碳。因此心理“实际上”不过是“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凯雷尼是绝对正确的；他说，在象征中是世界本身在言说。象征越古老与“深层次”，即越心理，它就越集体与普遍，即越物质。它越抽象、差异化与具体，它的本质就越接近意识独特性与个性，它所抛弃的普遍性特征也就越多。最终获得完全的意识之后，它冒险变成纯粹的寓言；无论在哪里，它都不逾越意识理解的范畴，于是遭遇到旨在做出理性主义的，并因此不准确的解释的种种尝试。
3.儿童的雌雄同体性
也许多数宇宙间神明都是雌雄同体性质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雌雄同体意味着并不亚于最强与最显著对立物的统一。这种统一首先意指一种原始心理状态，即差异与对照于其间要么几乎不分要么彻底融合的一种朦胧状态。然而，随着意识的日益清晰，对立物的分离也越来越突出与不可调和。因此，如果雌雄同体仅仅是一个原始混沌的产物，我们就必须期待它会随着文明的提升很快被消除。事实绝非如此；相反，一如我们可以从晚近的希腊与诺斯替教调和哲学中看到的，人类的想象一直在高的，甚至最高的文化层面上反复关注这一观念。雌雄同体者（rebis）在中世纪的自然哲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也会听说天主教神秘主义的基督雌雄同体。
因此，我们不再关注某种原始幻觉的持续存在，或者对立物的某种原始组合。相反，一如我们可以从医学文献中看到的，原始观念已然成了对立物的创造性统一的象征，即字面意义上的“统一象征”。在其功能意义中，象征不再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的一个尚未实现的目标。尽管其形状怪异，雌雄同体已然渐渐变为了冲突的征服者及治疗的提供者，并且在文明的相对较早阶段获得了这一意义。这一至关重要的意义说明了为什么雌雄同体并未在原始时期消除，而是相反，能够借助象征内容的日益复杂表现自己长达数千年。一个如此绝对的古老的观念能够升至如此崇高的意义高度，这一事实不仅指出了原型观念的活力，而且说明了原型因为有统一对立物的力量，调和无意识基础与意识思维。它在始终面临失去其根源的当下意识与原始时代的自然的、无意识的、本能的整体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借助这一调和，我们的当下个体意识的独特性、特征及片面性再次与其自然的、种族的根源联系了起来。虽然进步与发展并非是可以轻松地被否决的理想，但是如果人类仅仅残缺不全地达到其新状态，把本质内核抛在了身后的无意识阴影之中，处于一种原始或者事实上野蛮的状态之中，进步与发展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已然与其根源相分离的意识思维不能意识到新状态的意义，所以很容易跌落到一个远比革新旨在把它从中解放出来的情势糟糕的情势之中—例子是可憎的（exempla sunt odiosa）！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首先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些认识，但无论是他的同时代人还是他的后辈，都未能得出任何结论。相反，人们较之以前更倾向于教化儿童，仅此而已。因此，我怀疑“狂热教育”（furor paedogogicus）是避开席勒曾粗略论及的核心问题，即教育教育者的一种神授方法。儿童被教以成年人之所是，而不是成年人之所说。对文字的流行信仰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思维疾病，因为这类迷信总是导致日益远离人类的基础，引诱人们灾难性地把人格认同为任何流行口号。同时，一切已被所谓的“进步”克服与抛弃的东西越来越深地沉入无意识之中，最终在那里再次出现与大众一致的原始状况。这种状况并非是预期的进步，而是现在正在成为现实。
随着文明的发展，雌雄同体的原始人变为了人格统一的象征，自性的象征，对立双方于其间找到了和平。原始人因此成了人类自我发展的遥远目标，自始至终是其无意识整体的投射。整体性在于意识与无意识性格的统一。正是因为每一个体都是源自阳性与阴性基因，以及性别是由相应基因的支配所决定，所以在心理中，就男人而言，惟有意识心理才有阳性迹象，而无意识则在本质上是阴性的。就女人而言，情况刚好相反。我在阿尼玛理论中所做的一切便是重新发现与重新阐释这一事实，因为它早已为人所知。
男女融合（coniunctio）的概念几乎成了炼金术的一个术语；它作为邪恶奥秘（mysterium iniquitatis）出现在诺斯替教中，也许是受到了《旧约》“神婚”的影响，比如何西阿（Hosea）所完成的婚姻。根据克莱门特（Clement）“使徒书2”中的埃及人，这些东西的暗示不仅包括某些传统习俗，而且还有《福音书》中的引言：“当二者融为一体时，外即为里，雄即为雌，非雄亦非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用下面的话介绍了这一名言：“当你践踏耻辱的外衣时（用你的脚）……”，它也许是意指身体；因为卡西安（Cassian，引言就是从他那里摘取的）与克莱门特，还有伪克莱门特，是在精神层面上解释这句话，与似乎已然纯粹从字面上接受了融合的诺斯替教徒大不相同。然而，他们很在意通过流产实践及其他限制措施，确保自己行为的生物意义不会淹没仪式的宗教意义。虽然神婚（hieros gamos）的原始意象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中被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层面，仅仅偶尔—比如与马格德堡（Magdeburg）的麦赫蒂尔德（Mechthild）一道—接近情感强度中的身体范畴，但是对世界其余部分而言，它依旧十分活跃，继续充当特别是心理关注的客体。在这方面，欧匹齐尼乌斯·德·卡尼斯特里斯（Opicinus de Canistris）的象征画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一瞥，让我们看到这一原始意象借以帮助统一对立物的方式，即使是处于一种病态之中。另一方面，在繁荣于中世纪的炼金术中，根据毋庸置疑地抽象的“阴阳结合”（coniugium solis et lunae）理论，男女融合完全是在身体领域被实行的；尽管这是它的缺陷，它依旧赋予了旨在神人同形论飞跃的创造性想象诸多机会。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容易理解的是，神人同形的原始意象应当以雌-雄对立的姿态，换言之，作为男性意识与具体化的女性无意识，重新出现在现代心理学之中。但是把事物提升到意识的心理过程已然使这一图景大大复杂化。尽管先前的科学几乎是一个专供人类无意识投射自己于其间的领域，但是新的心理学也不得不承认一种自主女性心理的存在。此间的情形刚好相反；女性意识遭遇到不能再被称作阿尼玛，而是应被称作阿尼姆斯（animus）的无意识的男性具体化。这一发现使得男女融合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这一原型最初仅仅是在繁殖魔力领域发挥其作用，并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为纯生物现象，除受胎作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但是甚至在古代前期，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似乎就已经增强。因此，比如作为一个神圣仪式的神婚的身体表现不仅仅成了一个谜—它退化成了一个纯粹的假设。一如我们已然看到的，诺斯替教也竭尽全力让生理学屈从于形而上学。最后，教会全然切断了男女融合与身体领域的联系，自然哲学把它变为了一种抽象理论。这些发展意味着一个原型渐渐演变为一个心理过程，在理论上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意识与无意识过程的统一。然而，实际上它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一个男人的女性无意识通常是投射在一个女性伴侣身上，而一个妇女的男性无意识则是投射在一个男人身上。对这些问题的阐释是心理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在讨论神话中的神人同形时不起任何作用。
4.作为始与终的儿童
浮士德死后被作为一个男童吸纳进了“圣童合唱团”。我不知道歌德是否是在用这一特殊的思想意指古代墓碑上的美少年。这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守护神（cucullatus）的形象意指戴头巾的即无形的形象，逝者的守护神；它重新出现在了新生活的孩子般嬉戏之中，被海豚、法螺等海洋生物包围着。海洋是人们表示无意识、一切生命之母时特别喜爱的象征。因为在某些环境中（比如在赫耳墨斯和魔法师[Dactyls]的例子中），“儿童”密切联系阳具—父亲的象征，所以它重新出现在了志念死者的阳具—重新为父的象征—之中。
因此，“儿童”是重新为父的象征（renatus in novam infantiam）。它因此同时为始与终、原始生物与顶生生物。原始生物存在于人的存在之前，而顶生生物存在于人消失之后。从心理学上讲，这意味着“儿童”代表人的前意识及后意识的本质。人的前意识的本质是童年最早期的无意识状态；他的后意识的本质是基于类推对死后生活的预期。心理整体的包罗一切的性质通过这一概念得到了表达。整体从未被限定在意识思维的范畴之内—它也包括无意识的不确定的、无法定义的内容。从经验上讲，整体的范围因此是无限的，同时比意识更为年老与年轻，并在时间与空间上紧紧抓住意识。这并非是猜测，而是直接的心理经验。意识过程不但有无意识活动的持续陪护，而且还经常受到无意识活动的指导、帮助或者干扰。孩童在有意识之前就已经有了心理生活。甚至成年人也会说或者做一些惟有日后才明白其意义的事情，如果能明白的话。但是他说它们或者做它们时却好像明白它们之意味一样。我们的梦不断言说着超越我们的意识理解的东西（这便是它们在神经病的治疗中如此有用的原因）。我们有来自未知渠道的暗示与直觉。恐惧、情绪、计划、希望光顾我们并非没有原因可查。这些具体经验位处我们自己不甚了了的情感的底部，以及连我们自己都会吃惊的痛苦臆测的末端。
原始人对自己并不困惑。“人为何物？”这一问题是人类迄今为止一直在追问的问题。原始人在其意识思维之外有那么多心理，所以对身外的心理之物的经验，原始人远比我们熟悉。意识受心理力量的制约、受它们的支撑或者威胁或者迷惑，这是人类的经年经验。这一经验已然将自己投射进了表示人类整体的儿童原型之中。“儿童”是被抛弃、被遗弃的一切，同时又非凡强大；是卑微、暧昧的始与胜利的终。人类中“不朽的儿童”是一个无法描述的经验，一种异元性（incongruity），一道障碍，一份神圣的特权；一种无法估量的影响，它最终决定性格有无价值。
四、结论
我很清楚，对儿童原型进行没有详尽文献支撑的心理学评论，必然只能是纯粹的简单描述。但是因为这对心理学家而言，是一块处女地，所以我的主要努力一直是标识出由原型所提出的问题的可能边界，描述它至少在目前的不同面向。清晰的区隔与严格的陈述在这个领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流动的解释属于所有原型的本质。它们至多只能得到大致的描述。它们的活生生的意义更多地源自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而不是某个单独的陈述。更为剧烈地聚焦它们的每一次尝试，都会立即遭遇到正在失去光亮的不可触摸的意义之核的处罚。没有原型可以被简约为一个简单公式。它是一个容器，我们既不能腾空，也无法填满。它仅仅有一种潜在的存在；当它在物质中成形时，它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它。它历经岁月而存在，要求不断被重新解释。虽然原型是无意识的不朽元素，但是它们会不断地改头换面。
从心理的活生生的组织中剥离出一种原型，这几乎是一件毫无希望的工作；但是尽管它们相互交织，它们的确形成了可以凭直觉理解的意义单位。作为精神生活的诸多表达之一，心理学靠观念发挥作用；反过来，观念来自原型结构，因此产生出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抽象的神话。因此，心理学把古老的神话语言转换为现代的基本神话主题—当然，这还尚未被人认识到—现代的基本神话主题构成了神话“科学”的一个元素。这一看似毫无希望的工作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的神话，使有相似性情的人心满意足，事实上大受荫庇，前提是这些人已然通过神经分裂切断了与自己的心理源头的联系。
作为一个经验问题，我们在自发的、在由治疗引发的个体化过程中见到了儿童原型。“儿童”的第一个表现通常是一个全然的无意识现象。在这里，患者把自己等同于自己的幼稚病。然后，在治疗的影响之下，我们或多或少地获得了与“儿童”的日渐分离与对“儿童”的日渐客体化，换言之，认同瓦解，随之出现幻想的加强（有时候是由技术引发的），结果是古代的或者神话的特征日渐明显。进一步的变化一如既往地在英雄神话中发生。“壮举”的主题通常缺失，但是在另一方面，种种神话的危险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个阶段，通常会有另一认同，这一次是与英雄；因多种原因，英雄的角色深具吸引力。对心理平衡而言，这一认同经常都是坚决而危险的。如果它可以被瓦解，如果意识可以按照人的比例被简约，英雄形象便可被渐渐变异进入自性的象征之中。
然而，在实际现实中，患者仅仅了解这些发展当然不够；重要的是他对各种变化的经验。第一阶段的个人幼稚病用极为夸张的态势，呈现出一个“被遗弃的”或者“被误解的”以及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儿童的图景。英雄的出现（第二次认同）以类似的夸张登场：巨大的抱负发展成一个信念—人是某种特别之物，否则正在被实现的抱负的不可能只能证明自己低人一等，这正是英勇的受难者所赞成的（一种否定的夸张）。尽管它们相互冲突，两种形式是一样的，因为有意识的妄想自大狂受到了无意识的补偿性自卑的平衡，而有意识的自卑受到了无意识妄想自大狂的平衡（人们不可能有其一无其二）。一旦第二次认同的暗礁得以被成功绕过，意识过程就会彻彻底底地与无意识相分离，后者就会得到客观的考察。这就促成了与无意识和解的可能性，并因此促成知识与行为的意识与无意识因素的融合可能。它然后又导致人格中心从自我移至自性。
在这一心理学框架内，遗弃、无敌、雌雄同体、始与终等主题获得了它们作为显著的经验与理解范畴的地位。
柯尔的心理学面向
在作为侍女、母亲与赫卡特（Hecate，又译海克提）等三重面向中的得墨忒耳与柯尔的形象，不仅并非不为无意识的心理学所知，而且甚至是某种现实问题。“柯尔”在那些原型中拥有其心理学对应物，一方面是那些我所谓的自性（self）或超规则的人格（supraordinate personality），另一方面是阿尼玛。为了解释这些在我看来并非所有读者都熟悉的形象，我必须以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评论为起点。
当心理学家被要求做出准确的定义或者给出清楚而简明的信息时，他必须对付的困难无异于神学家。只有在其惯常性语境中被观看时，图像才是具体的、清楚的、不致受人误解。在这种形式之下，它告诉我们它所包含的一切。但是，一旦有人试图抽取图像的“真正本质”，整个事情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为了理解其活生生的功能，我们必须让它保持为处于复杂性之中的有机物，不试图以科学家的方法去考察其尸体的组织，或者以历史学家的方法去对其废墟进行考古学考察。很自然，这并非是要否定这些方法被用在恰当之处时的合理性。
基于心理现象的巨大复杂性，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纯现象学的观点都是唯一可行的观点，并且是唯一有成功希望的观点。事物来自“何处”与它们是“什么”，这些问题往往不合时宜地引发解释的努力，这在心理学领域尤其如此。而且，这样的思考的基础更多的是无意识的哲学前提，而不是现象本身的本质。由无意识引发的心理现象是如此之丰富、如此之种类繁多，以致我更愿意描述我的发现与观察，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它们进行归类—换言之，把它们归为某种特定的类型。这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它被应用于任何地方，只要我们必须处理的材料种类繁多而且尚未加以整理。有人可能会质疑分类中所使用的范畴或者类型的效用或者适当性，但是不会质疑方法本身的正确性。
因为我已然经年考察与研究最广义上的无意识产物，即精神病患者的梦、幻想、异象及错觉，我不可避免地发现了某些规律性，换言之，类型。存在着情势的类型、形象的类型，它们不断重复自身、拥有一致的意义。我因此使用“主题”这一术语来表示这些重复。因此，不仅存在着典型的梦，而且在梦中还存在着典型的主题。一如我已经指出的，它们可能是情势或者形象。在形象之中，有很多可以根据一系列原型归类的人类形象，它们在我看来，为首的是阴影、智慧老人、儿童（包括儿童英雄）、作为超规则的人格的母亲（“原始母亲”与“大地女神”—因为是超级的，所以看似恶魔）、母亲的对手侍女，最后是男人身上的阿尼玛与女人身上的阿尼姆斯。
上面的类型远未穷尽这方面的种种统计规律性。在此间让我们感兴趣的柯尔形象，当其被考察于一个男人身上时，它属于阿尼玛类型，但是当其被考察于一个女人身上时，它则属于超规则的人格类型。心理形象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们是二重的，或者至少能够二重；在所有事件中它们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性质，摇摆在它们的正面意义与负面意义之间。因此，“超级”人格可能以一种卑鄙的、被扭曲的形式显现出来，一如靡菲斯特；作为一个人，他实际上比没有生气、缺乏思考能力的野心家浮士德更为积极。另一个负面形象是英国民间故事中的大拇指汤姆（Tom Thumb）或者阿呆汤姆（Tom Dumb）。总的说来，与女人身上的柯尔一致的形象是双重的，即同时是母亲与侍女，换言之，她时而显现为母亲，时而显现为侍女。作为起点，我将从中得出结论，在得墨忒耳—柯尔神话的形成中，女性的影响大大超过男性，以致后者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男人在得墨忒耳神话中的作用实际上不过为诱惑者或者征服者的作用。
作为一个现实考察的事实，柯尔时常在女人身上显现为一个无名的少女，频频显现为格雷琴（Gretchen）或者未婚妈妈。另一种经常性的变体是舞者，它往往是通过借鉴古典知识而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侍女”显现为母神随从（corybant）、狂女（maenad）或者仙女（nymph）。一种偶尔的变体是女水妖或者水怪，她泄露出她的超人本性在于她的鱼尾。有时候，柯尔—母亲形象完全滑落至动物王国，最受欢迎的代表是猫、蛇或者熊，或者其他形式的冥府黑色怪物，比如鳄鱼，或者其他的火蛇类的、蜥蜴类的动物。侍女的无能为力使她遭遇到种种危险，比如被爬行动物吞噬或者一如牺牲的动物，被按照仪式杀戮。经常都会有血腥的、残酷的，甚至淫秽的纵酒狂欢，让无辜的儿童成为受害者。有时候它是真正的黑洞（nekyia），落入冥府，寻找“难得之宝”，有时候它联系着放荡的性仪式或者向月亮敬献经血。相当奇怪的是，各种各样的折磨与猥亵言行是由某位“大地女神”来执行。有饮血、在血中沐浴，也有酷刑。在病例史上出现的侍女迥然相异于模模糊糊地如花一般的柯尔，因为现代形象得到了更为鲜明的描绘，与下面的例子所显现出的“无意识”相差甚远。
与得墨忒耳及赫卡特一致的形象是超级的，虽说不上是超越实际的“母亲”，包括从圣母皮耶塔（Pietà）类型到荡妇鲍波（Baubo）类型。无意识抵消了妇女的传统无害，它被证明在后一点上非常有创造力。我仅能想起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得墨忒耳自己在纯形式之中的高贵形象于其间突破了作为自发产生于无意识的意象。事实上，我记得一个例子，其间的侍女—女神全身上下一袭纯白打扮，但是怀里却抱着一只黑色的猴子。大地女神始终是冥府鬼神，偶尔与月亮相关，这要么是通过已经提及的流血—牺牲，要么是通过童子—牺牲，或者是因为她饰有一轮弯月。在图片或者造型表征之中，大地女神是比黑色或者红色更深的暗色（这些颜色是她的主色），脸上是原始的或者动物的表情；在形式方面她时常类似于布拉塞姆波（Brassempouy）的维纳斯，或者维伦多夫（Willendorf）的维纳斯这一新石器时代的理想人物，或者哈尔·萨夫列尼（Hal Safieni）的沉睡者。我偶尔见过“多乳房”（multiple breasts），排列得像母猪的乳房一样。大地母神在妇女的无意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她的所有表现都被描述为“强大的”。这表明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识心理中的大地母神元素通常都是微弱的，需要加强。
我承认，基于所有这一切，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形象应当被视为属于“超规则的人格”一类。然而，在科学考察中，人们必须无视道德或者美学偏见，让事实自己说话。侍女经常被描述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完完整整的人；要么是她来历不明或者出身特殊，要么是她看似古怪或者有不可思议的经历，人们被迫从中揣测侍女的特别的、神话般的本质。同样甚至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大地母神是一种神性的存在—在古典的意义上。而且，她绝非总是假借鲍波显影，而是比如更像《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中的维纳斯皇后（Queen Venus），虽然她始终命运沉重。大地母神司空见惯的无美感形式与现代女性无意识的偏见相一致，而这一偏见在古代是不存在的。然而，与得墨忒耳密切相关的赫卡特的冥府本性、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的命运，指向人类心理的黑暗面，尽管与现代材料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超规则的人格”是完完整整的人，即一如他本来面目的人，而不是他显现出的样子。无意识心理也属于这个整体性，它俨然像意识一样，有着自己的要求与需要。我不希望人格主义地解释无意识，主张比如类如上文所描述的幻想—意象是因为压抑的“愿望实现”。同样，这些意象从来就不是有意识的，因此绝对不可能已经受到了压抑。相反，我认为无意识是所有人共有的一种非个人心理，尽管它通过个人意识表达自己。在一个人呼吸的时候，他的呼吸并非是个人地得到解释的现象。神话意象属于无意识的结构，是一种非个人的财产；事实上，一多半的人更多的是由它们所拥有，而不是拥有它们。在某些状况下，类似上文所描述的那些意象会引发相应的失调与症候，因此，医学治疗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这些刺激是否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与意识性格相融合，或者它们是否是由意识的某种缺陷性定位从其正常的潜在状态中带入现实的次要现象。在现实中，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我通常把“超规则的人格”描述为“自性”（self），并因此在自我（ego）与人格的全部之间进行明确区隔；众所周知，自我仅仅延伸到意识心理，而自性所包括的既有意识成分，也有无意识成分。因此，自我与自性的关系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那个程度上，自性是超级的。而且，自性在经验上被感知为不是主体，而是客体，这是因为它的无意识成分只能够间接地，即通过投射进入意识。因为它的无意识成分，自性被如此遥远地移离于意识心理，以致它只能被人类形象部分地表达；余下部分必须由客观的、抽象的象征来表达。人类形象是父亲与儿子、母亲与女儿、国王与王后、男神与女神。兽形象征是龙、蛇、象、狮、熊及其他凶猛的动物，或者蜘蛛、螃蟹、蝴蝶、甲虫、蠕虫，等等。植物象征通常是花（莲花和玫瑰）。这些象征一直延续至几何形象征，比如圆环、球体、正方形、四位一体、时钟、苍穹，等等。无意识成分的不确定范围使得全面描述人类性格成为不可能。相应地，无意识为图像添上活生生的形象，从动物到神祇，作为人以外的两极，以及通过向微观世界添加植物与无机概念，把动物的两极变圆。这些附加物在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神明之中频频出现，作为“属性”显现于其间。
得墨忒耳与柯尔、母亲与女儿，将女性无意识同时向下和向上延伸。她们替它加上一个“更老与更年轻的”、“更强与更弱的”维度，拓宽在狭隘范围内被限定、宥于时间与空间的意识心理，使意识心理表示更大、更具综合性的人格，分享事物的永恒过程。我们几乎不能认为神话与神秘故事的发明是为了任何意识目的；似乎更为可能的是，它们是对心理的，但又是无意识的前提的自然而然的揭示。先在于意识的心理（比如在儿童之中）一方面参与母亲的心理，另一方面努力延伸至女儿的心理。我们因此可以说，每一位母亲身上都有其女儿，而每一位女儿身上也都有其母亲，以及每一位女人都向后延伸进入其母亲，而向前则延伸进入其女儿。这种参与和混合引发了与时间有关的独特不确定性：女人活得比母亲更早、比女儿更晚。这些联系的意识经验产生出她的生活展开在了几代人身上的感觉—这是走向即刻经验与时间之外的存在的信念的第一步，随之产生一种不朽的感觉。个人的生命被提升到一种类型之中，事实上它成为了女人普遍命运的一种原型。这就导致了她的祖先的生活的恢复或者复原，她的祖先现在通过暂时性的个人这一桥梁，进入到未来的世世代代之中。这种经验让人在若干代人的生命之中享有地位与意义，所以，一切不必要的障碍统统从必将穿她而过的生命长河之道清除了。同时，个人从其孤立状态中被解救出来，回到整体性之中。对原型的一切习惯性专注最终都有这一目的、这一结果。
心理学家立即明白，必须从得墨忒耳崇拜流入女性心理的是什么影响，同时兼具消解性与恢复性，以及什么样的心理卫生缺失代表着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的文化已不再知道厄琉息斯情感所提供的那种卫生经验。
就他们尚未对无意识现象学的这个面向进行专门考察而言，不单是具有心理学意识的外行，而且还有职业心理学家及精神病学家，甚至精神治疗医师，全都缺乏对患者原型材料的准确了解；这是我全面考虑的事实。因为正是在精神病学、精神治疗考察的领域之中，我们经常遇见以丰富的原型象征为特征的病例。因为考察它们的医生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他并未处于一个可以感受到他的考察类似于人类学及各种人文科学的发现的位置。反之，神话学及比较宗教学的专家通常并非精神病学家，因此并不知道他的基本或常见神话主题在我们最为个人的生活的秘密幽深处依旧有启发性、活灵活现—比如在梦及幻影之中，因为我们决不愿意对它们施行科学的详细研究。因此，原型材料是巨大的未知领域，即使是收集这样的材料，也都需要专门的研究与准备。
在我看来并非多余的，是从我的病例史料中举出一些例子，它们证明了原型意象在梦或者幻想中的存在。面对我的受众，我经常碰到的困难是他们把用“几个例子”进行说明想象为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事实上，用脱离其具体语境的几个词或者一两个意象来对任何东西进行说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惟有在和专家打交道时，这才起作用。珀尔修斯（Perseus，又译柏修斯）与戈耳工（Gorgon）的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对不知道这一神话的人而言是不存在的。因此，个体意象同样如此：它们需要语境，以及语境不仅是神话，而且是个人的既往病历。然而，这样的语境范围巨大。类如一套完整系列的意象的东西，无不需要一本大约200页厚的书方可得到适当呈现。我自己对米勒（Miller）幻想的考察对此有一些认识。因此，我带着最大的犹豫，试图用病例史料中的例子来进行说明。我将使用的材料一部分是来自正常人，另一部分是来自轻度神经病患者。它是半梦半幻影，或者说是混杂着幻影的梦。这些“幻影”远非幻觉或者欣喜若狂状态；它们是幻想或者所谓的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的自发、视觉意象。积极想象是（由我设计的）一种内省方法，用于考察内在意象的流向。人们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印象深刻但又无法理解的梦中意象上，或者某一个自发的视觉意象上，观察发生于其间的种种变化。当然，在此期间，所有的批评都必须被悬置起来，所有的事件都必须被绝对客观地观察与注意。很显然，整个事件是“随心所欲的”或者“被捏造的”这一反对意见也必须被置之不理，因为它源于不容在自己地盘上受到任何控制的自我意识的焦虑。换言之，它是意识心理施加在无意识之上的抑制。
在这些状况之下，前赴后继地发生着极为引人注目的系列幻想。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发现大量的无意识材料。素描、油画及雕塑可被用于同一目的。一旦某一视觉系列已然引人注目，它便很容易进入到听觉或者语言领域，并引发对话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对于患病较轻的个人，特别是少有的处于潜伏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一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被证明是相当危险的，因此要求在医生监护下使用。它的基础是有意识地削弱意识心理及其要么限定要么抑制无意识的抑制性影响。很自然，这一方法的目的首先是治疗，其次它也提供丰富的经验性材料。我们的一些例子便是从中选取的。它们与梦的不同仅仅是因为它们有更好的形式，这一形式源自其内容并非是由在做梦的而是苏醒的意识所感知这一事实。下面的例子选自中年妇女。
1.病例X（自发的视觉印象，呈持续秩序）
（1）“我看到一只白色的鸟，翅膀舒展着。它落在一位妇女的胸脯上，那位妇女身着蓝色衣服，坐在那里就像一尊古代雕塑。鸟停在她手上，她手里握着一粒小麦。鸟用它的喙拾起麦粒，重新飞上了天。”
X为此绘制了一幅图画：白色大理石基座上的一位身着蓝色衣服的、古朴的“母亲”。她的母性通过她硕大的乳房得到了强调。
（2）一头公牛把一个小孩从地上举起来，把他交给一位古代雕塑一般的妇女。一位裸体少女发丝中扎着花环，骑着一头白色的公牛。她抓起孩子，把他像球一样抛到空中，然后又接住他。白色的公牛把他们二人带到一座庙宇前。少女把孩子放在地上，等等（入教仪式开始）。
在这幅图画中，侍女出现了，有着些许欧罗（Europa）的外形（此间利用的是某些在学校习得的知识）。她的裸体和花环意指狄俄尼索斯式放荡。用小孩来玩球的游戏是某种始终与“童子—牺牲”有联系的秘密仪式的主题。（比较异教徒对基督徒、基督徒对犹太人及诺斯替教徒祭祀杀牲的谴责，以及腓尼基人的童子—牺牲、关于安魂弥撒（Black Mass）的谣言等，“礼拜形势”[the ball-game in church]。）
（3）“我在一个雕像基座上看到了一头金猪。野兽一样的东西在它四周围着一圈跳舞。我们赶快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我把手伸进洞里，发现了水。然后来了一个人，坐着一辆黄金做成的马车。他跳进洞里，开始前后摇摆，好像在跳舞……我随着他有节奏地摇摆。然后他突然从洞里跳了出来，强奸了我，并且让我怀了孕。”
X等于那个少女，她也时常作为一个青年出现。这个青年是一种阿尼玛形象，女人身上的男性元素的化身。青年与少女共同构成了一种会合或者融合（coniunctio），象征整体的本质（柏拉图主义的雌雄同体同样如此，他后来在炼金术中成为了完美整体的象征）。X显然在与另外的人跳舞，因此“我们赶快”在我看来，这与凯雷尼所强调的主题显著相似。
（4）“我看见一个手持黄金铙钹的美貌青年，正在欢乐、放荡地跳舞、跳跃……最后他摔倒在地，把脸埋在了花丛中。然后他坐上了一位老妪的大腿。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跳进水里，宛若一只海豚在那里嬉戏……我看见他头发是金色的。现在我们在一起跳跃，手牵着手。因此我们来到了一个峡谷……”在跳越峡谷的时候，青年掉进了谷底。X形单影只，来到了河边，一匹白色的海马带着一艘黄金打造的小船，在那里恭候着她。
在这一场景中，X是那青年；因此他后来消失了，让她成为了故事的唯一主角。她是那位“老妪”的孩子，同时也是海豚、失踪在峡谷中的青年，以及明显被波塞冬（Poseidon）期盼的新娘。主题在所有这些个人材料中的特殊重叠与置换，与在神话变体中大致相同。X发现母亲大腿上的青年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她为之画了一幅画。形象与（1）中的形象一样；只不过她手里拿的不是麦粒，而是青年的身体，完全精疲力竭地躺在巨人般的母亲的腿上。
（5）现在紧接着是羊的牺牲，其间又和作牺牲的动物玩一种球类游戏。参与者把牺牲的血涂在身上，然后用跳动的血块洗澡。于是X被变为了植物。
（6）之后X来到了一个蛇穴，蛇爬满了她的全身。
（7）在海下的一个蛇穴里，有一位熟睡的神女。（图片显示，她比其他人个头大得多。）她穿着一件猩红色衣服，仅仅盖住了她身体的下半身。她皮肤黝黑，嘴唇鲜红，似乎身强力壮。她亲吻了显然是少女角色的X，把X作为礼物交给了站在旁边的诸多男人，等等。
这位冥府女神是典型的大地母神，一如她出现在众多现代幻想之中那样。
（8）当X走出深渊重见光明时，她感觉到了一种光照：当她走过波浪起伏的麦田时，白花花的光线跳动在她头的四周。
母神的故事随着这幅画结束了。虽然并没有丝毫任何已知神话正被重演的痕迹，但是来自神话的主题及其彼此之间的联系却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些意象自发地呈现自己，其基础绝非是任何有意识的知识。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把积极想象的方法应用到我自己身上，已然考察了无数的象征及有象征意义的联想，它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事隔多年之后，我才能够在我完全不知道其存在的文本中予以证明的。睡梦也一样。比如数年以前我曾梦见：
我在缓慢而吃力地爬山。一如我所料，在我爬上山顶的时候，我发现我正站在高原的边缘。代表山脉真正顶部的顶峰反而矗立在远处。夜幕降临；在对面漆黑的斜坡上，我看到一条小溪顺流而下，泛着金属的微光，以及两条通往山上的路，一条向左，一条向右，像巨蛇一样蜿蜒着。在右边的顶峰上有一家旅馆。在下面，小溪向左流去，溪面上架有一座桥。
不久之后，我在一篇晦涩的炼金术论文中发现了下面的“比喻”。在其《理论哲学》（Speculativae philosophiae）中，生活在十六世纪后半叶的法兰克福医生杰拉德·多恩（Gerard Dorn），一方面描述了“我们称之为错误之道的世界漫游”（Mundi peregrination, quam erroris viam appellamus），另一方面描述了“通过真理”（Via veritatis）。关于第一条道路，作者指出：
人类的本性是要抵制上帝，所以人类不停地追问它如何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避开为它布下的陷阱。但是，它并不向一切慈悲礼物均仰仗于他的上帝求救。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人们在路的左边为自己建了一座大工场……由工业负责。在这一步获得成功之后，他们撇下工业，迈步奔向世界的第二个地区，跨上弱点之桥……但是，因为善良的上帝希望把他们拉回来，不允许他们的弱点主宰他们；他们于是一如既往地在自己身上寻找补救良方[工业！]，拥向同样建在左边的伟大医院，由医学负责。那里有很多药剂师、外科医生、内科医生，[等等]。
关于“真理之路”—“正确”道路，我们的作者说道：“……你会来到智慧之营；在那儿受到款待时，你会因远比以前作用更大的食物精神振作。”甚至有小溪：“……一股活水以奇妙的技巧，从山巅淙淙而下（溪水从智慧之泉喷涌而出。）”
与我的梦相比，一个重要的差异是除旅馆的位置被颠倒了过来之外，智慧之河是在右边，而不像在我的梦中，是在图面的中央。
显然，在我的梦中，我们不是在处理任何已知的“神话”，而是在处理一组很容易被视为“个人的”即独特的思想。然而，一个彻底的分析会毫无困难地显示出，它是一个原型意象，可以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被反复地复制。但是，我必须承认，只有在我读到多恩的著述时，梦—意象的原型本质才对我变得清晰起来。我已然反复地考察过这些及类似事件，不仅在我自己身上，而且也在我的患者身上。但是，一如这个例子所显现的，除非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否则这样的类似就会被遗漏。
古老的母神—意象并没有在得墨忒耳形象中完全地展示出来。它也表现在库柏勒—阿耳特弥斯（Cybele-Artemis）之中。接下来的例子便是瞄准的这个方向。
2.病例Y（梦）
（1）“我在一座大山上漫步；道路偏僻、荒凉、难行。一位妇女从天而降，伴随我、帮助我。她越发明亮，有着浅色的头发、闪光的双眼。她时不时地消失。独自继续前行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把拐杖落了什么地方，必须折回去寻找。为此，我必须经过一个可怕的怪物，一头大狗熊。我第一次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必须经过那头熊，但是那一次那个下凡的妇女保护了我。正当我就要经过那野兽、它就要向我袭来的时候，她再次站在了身旁；看到她的表情，那熊就静静地躺下了，让我们经过。然后那个下凡的妇女就消失了。”
在这里，我们有一位宛若母亲的女神在起保护作用，她与熊有关，类似于罗马人的守护女神（Diana）或者高卢罗马人的生育女神（Gallo-Roman Dea Artio）。下凡的妇女是“超级人格”的积极面向，而熊则是其消极面向；“超级人格”把有意识的人向上延伸进天穹、向下延伸到动物王国。
（2）“我们穿过一道门，走进一间塔一样的房间，在那里我们爬了长长的一段楼梯。在最上面的楼梯之一上，我看到了一句题字：‘请当心’（Vis ut sis）。”楼梯一直通到位于林木茂盛的山脉之巅的一座庙宇；没有其他的路通往那里。它是乌尔塞娜（Ursanna）的神殿，集女熊神与圣母玛利亚于一身。庙宇是用红色的石头建成的。流血的牺牲被供奉在那里。动物站立在圣坛四周。为了进入庙宇内部，人们必须被变成动物—森林之兽。庙宇呈十字形状，两边相等，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空间，没有房顶，所以人们可以直接抬头看到天空与大熊星座。在开阔处中央的圣坛上放着月相钵（moon-bowl），从中不断地升起烟幕或者蒸汽。也有一个大女神像，但是它不能被清楚地看见。祷告者被变成了动物，我也在其之列；他们必须用自己的脚去触碰女神的脚，于是女神像就给他们一个标记或者一个像“请当心”一样的神谕。
在这个梦中，女熊神一清二楚地显影了出来，虽然她的塑像“不能被清楚地看见”。与自性、超规则的人格的关系不仅通过神谕“请当心”，而且通过庙宇的四位一体、圆形中央内部，得到了显示。自古以来，与星星的关系始终都是象征永恒。灵魂来“自星星”，回归天穹。乌尔塞娜与月亮的关系通过“月相钵”得到了表示。
月亮女神也出现在儿童的梦中。一个成长于特别困难的心理环境之中的姑娘，在其7～10岁期间经常做一个梦：“月亮女神（moon-lady）经常在下面栈桥的水边等我，接我去她的岛上。”遗憾的是，她从未记住那里发生了什么，但它非常美，以致她经常祈祷她可以继续这个梦。很显然，虽然做梦人不同，但是岛的主题同样也出现在了前一个梦之中，作为无法接近的山巅。
30年之后，梦见月亮女神的人产生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幻想：
“我在爬一座陡峭的险山，山顶上有一座带穹顶的城堡。我走了进去，爬上左边的弯弯曲曲的楼梯。进入到穹顶里面时，我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位戴有牛角头饰的妇女。我立即认出了她，那个出现在我童年时代梦中的月亮女神。我按她的要求向右看，看见了一个灿烂明亮的太阳，照耀在深谷的对面。峡谷上有一座狭窄、透明的桥，我走了上去，很清楚我绝对不能向下看这一事实。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支配了我，我犹豫了。虽然诡计似乎就在空中，但我最终还是走了过去，站在了太阳面前。太阳说：‘如果你能够靠近我九次而不被烧焦，你就会万事大吉。’但是我变得越来越害怕，最终我向下看了，我看到了一根黑色的触须，就像章鱼的触须，正从太阳下面朝我摸索而来。我在惊吓中往回走，结果掉进了深渊。但是，我没有被摔成粉身碎骨，而是躺在了大地母神的怀中。当我试图看她脸的时候，她化为了泥土，结果我发现自己是躺在地上。”
这个幻想的起点如何与梦一致，这是值得注意的。天上的月亮女神与地下的大地女神明显不同。前者怂恿做梦人进行她与太阳的有些危险的冒险，后者保护性地用双臂接住她。作为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梦者似乎因此处于柯尔的角色。
现在让我们回到梦的系列：
（3）Y在一个梦中看到了斯堪的纳维亚画家赫尔曼·克里斯蒂安·伦德（Hermann Christian Lund）的两幅画。
1）“第一幅画画的是一间斯堪的纳维亚农舍。穿着鲜艳服装的农家女正臂挽臂（即成一排）地四处散步。中间的那位不仅比其他人个头要小，而且驼背，不断地转过头来。加上她那奇怪的一瞥，这让她看起来有些像巫婆。”
2）“第二幅画画的是一条龙，它的脖子伸在了整个图画之上，尤其是一个姑娘的身上；该姑娘完全处于龙的控制之下，不能动弹，因为她一动，可以随意变大缩小其身体的龙也会动。姑娘想逃脱时，它仅仅需要把脖子向她一伸，就可以再次抓到她。非常奇怪的是，那个姑娘没有脸，至少我没有看见。”
画家是梦的发明。阿尼姆斯经常作为画家出现，或者有某种投射器械，或者是一个电影放映员或者美术馆的主人。所有这一切意指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阿尼姆斯：无意识含有阿尼姆斯通过患者自己的生活与行为传递的图景，即被无意识变得显在的图景，要么是作为幻想，要么是无意识地。阿尼姆斯—投射引发出幻想中对“英雄”或者“魔鬼”的爱恨关系。最受欢迎的受害者是男高音、艺术家、电影明星、运动冠军，等等。在第一幅画中，少女代表魔鬼，背上有着一个驼背，“肩上”有着邪恶的眼神。（因此原始人经常在颈背上戴着防止邪恶之眼的护身符，因为脆弱的地方是在人们看不见的后面。）
在第二幅画中，“少女”被描绘成了怪物的无辜受害者。正如以前那样，存在着下凡的妇女与熊之间的身份关系，因此在此间是少女与龙之间的身份关系—这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止为一个糟糕的笑话。在此间它代表意识人格的扩展，一方面通过受害者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通过驼背上的邪恶之眼及龙的威力的危险。
（4）（部分梦、部分视觉想象）“一位魔术师在向一位印度王子展示他的戏法。他从一块布下面变出来了一位漂亮的少女。她是一个舞女，有改变自己身段的能力，或者至少让她的观众为她无懈可击的幻影着迷。舞蹈过程中，她随音乐变成了一群蜜蜂。然后她变成了一只豹子，然后变成了一个水柱，然后变成了一只章鱼，缠绕在一位年轻采珠人的周围。她偶尔又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变回人形。她显现为一头母驴，托着两筐美美的水果。然后她变为了一只多彩的孔雀。王子兴高采烈得几近发狂，把她叫到身前。但她继续跳舞，现在是全身赤裸，甚至剥掉了身上的皮，最后倒了下去—一具裸体的骨架。它被埋了起来，但是深夜时分，从坟墓里长了出来一株百合花，从花萼中升起了一位洁白的女士，慢慢飘上了天。”
这一图景描述的是魔术师（幻想中的艺术作品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天才）的连续转变，直到她变成一个神圣的人。这个幻想并非是作为一种比喻而被发明的；它一半是梦，一半是自发的想象。
（5）“我在一座用灰色沙石建成的教堂里。教堂后殿的空间相当高。圣龛旁，一位身着红色衣服的姑娘挂在了窗户的石头十字架上。（自杀吗？）”
与前面的例子完全一样，童子或者绵羊的牺牲起了作用，在此间是少女挂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舞女的死也应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因为这些少女总是被注定要死的，其原因是她们的女性心理的排他性支配阻碍了个体化过程，换言之，人格的成熟。“少女”相当于男人的阿尼玛，并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天赋目的；其间，幻想起着可以想见的最大作用。但是，只要一个妇女满足于做“男人中的女人”（femmeàhomme），她便没有了女性个性。她是空的，只会闪光—一个受欢迎的男性投射容器。然而，作为一种人格的妇女则是一种极为不同的东西：幻想在此间不再起作用。因此，在通常作为生命另一半的痛苦事实的人格问题出现的时候，幼稚的自性形式也就消失了。
现在为我所留下的一切便是描述作为男人中的可察觉部分—阿尼玛—的柯尔。因为只要一个男人并非天生是同性恋，他的整体性就只可能是男性人格，阿尼玛的女性形象不能被归入超级人格一类，而是要求一个不同的评价及位置。在无意识活动的产物中，阿尼玛同时显现为少女与母亲，这就是人格主义的解释总是把她简约为生身母亲或者某个其他女性的缘故。形象的真实意义自然地丧失于过程之中，这也显然是所有简约性解释的情况，而无论是在无意识心理学领域还是在神话学领域。人们已然在神话领域为阐释太阳、月亮、星系或者气象意义上的神明与英雄进行过的无数尝试，并未对理解它们提供任何价值；相反，它们无一例外地把我们引上了歧途。因此，当我们在梦中或者其他自发产物中遇到一个未知女性形象时，如果她的意义摇摆于女神与娼妓的两极之间，明智之举是让她保持独立性、不把她武断地简约为某种已知之物。如果无意识显示她为一个“未知”，我们就不应基于某种得出“理性”阐释的观点，将这一属性从主要力量中挤出。与“超级人格”一样，阿尼玛是双极的，因此可以在这个时候显现为是积极的，而在下一个时刻则显现为是消极的；时而年轻，时而年老；时而是母亲，时而是少女；时而是善良的仙女，时而是巫婆；时而是圣人，时而是娼妓。除此矛盾心理之外，阿尼玛也与“神秘仪式”、与一般的黑暗世界有着“崇拜”联系，因此，她常常带有宗教色彩。无论在何时，只要她带着某种程度的透明度出现，她就总是与时间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她通常几近不朽，因为她是外在于时间的。已经尝试探究这一形象的作者未曾忘记过强调阿尼玛在这个面向上的独特性。我想到的是这些经典描述，包括瑞德·哈格德的《她》及《她的归来》、彼埃尔·博努瓦（Pierre Benoît）的《大西岛》，尤其是年轻的美国作家威廉·M.斯隆（William M.Sloane）的小说《行走在夜晚》（To Walk the Night）。在所有这些叙述之中，阿尼玛都一如我们所知，处于时间之外，因此非常古老或者是属于不同事物秩序的一种存在。
因为我们不再能够通过我们所信仰的宗教形象表达无意识的原型，或者只能部分地表达，所以它们重新跌回到无意识之中，并因此被无意识地投射到某些或多或少地适合的人身上。对少男而言，清晰可辨的阿尼玛形式显现在其母亲身上，这就赋予了她权力与优越的光辉，或者甚至更具魅力的魔鬼光环。但是，因为阿尼玛的矛盾心理，投射可能完全是消极的。女人在男人中所引发的大部分恐惧都是源自阿尼玛意象的投射。处于发育阶段初期的男孩通常都有母亲阿尼玛；成年男人的阿尼玛是年轻妇女的形象。老年男人则在少女，或者甚至在儿童身上寻求补偿。
3.病例Z
阿尼玛也与动物密切相关，动物代表她的特征。所以，她可以显现为一条蛇或者一只老虎或者一只鸟。作为例子，我将在此引证一个含有这类转变的梦系列：
（1）一只白色的鸟停在桌子上。它突然变成一个金色头发的姑娘，然后又同样突然地变回鸟身，它现在是在用人的声音说话。
（2）在一间地下室里，那是名副其实的地道，住着一位年老的魔术师和先知及他的“女儿”。然而，她并非是他的亲生女儿；她是一个舞者，一个很放荡的人，但是她失明了，正在寻求治疗。
（3）在林中的一座孤寂的房子里，住着一位老学者。突然，他的女儿显得像鬼一样，抱怨说人们仅仅把她视为幻想之物。
（4）在教堂的正面，有一张哥特式圣母玛利亚画像，她是活的、是那个“陌生但又人尽皆知的妇女”。她怀抱着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种火或者一条蛇或者一条龙。
（5）一位一袭黑衣的“女伯爵”跪在一个黑色的小教堂里。她的礼服上缀有价值不菲的珠宝。她的头发是褐红色的，她身上有着些许神秘。而且，她被死者的灵魂团团围着。
（6）一条母蛇用人的声音说话时，举止温柔，尽显媚态。她只是“偶然地”身形如蛇。
（7）虽然一只鸟在用同样的声音说话，但是它通过设法把一个做梦人从危险情势中拯救出来，显示出自己有用。
（8）那位陌生妇女就像做梦人一样，坐在教堂塔尖的尖顶上，神秘地盯着深渊对岸的他。
（9）那位陌生妇女突然显现为其间气温为零下40度的地下公共卫生间里的一位老女仆。
（10）那位陌生妇女作为一小资，与一位女性亲属一起离开了房子，在她的位置上，突然有了一位比真人还大的女神，身着蓝衣，看起来就像雅典娜（Athene）。
（11）然后她出现在教堂里，占据了圣坛的位置，依然比真人还大，但是面部被盖了起来。
在所有这些梦中，核心人物是一位神秘的女性，她拥有的素质是做梦人所认识的任何妇女都不具备的。陌生人像这样被描述在梦中，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本性，首先是通过她改变形象的能力，其次是通过她悖论式的矛盾心理。每一层可以想象的意义都在她身上闪光，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
梦（1）表明阿尼玛类似于小精灵，即只是半人。她也可以是一只鸟，这就意味着她可以完全属于大自然，可以从人类领域（即意识）消失（即成为无意识）。
梦（2）表明陌生妇女是一位来自不可知彼岸（无意识）的神秘人物。她是圣师或者“哲学家”的神秘姐妹或者子女，很显然地类似于那些见诸于这样一些形象中的神秘会合，即西蒙·马格努斯（Simon Magnus）和海伦（Helen）、佐西莫斯（Zosimus）和特奥塞贝亚（Theosebeia）、科马里乌斯（Comarius）和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等等。我们的梦中形象与海伦最相符。就妇女的阿尼玛心理学而言，真正让人钦佩的描述是厄斯金（Erskine）的《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
梦（3）展示的是相同的主题，虽然是在一个更为“童话式的”平台上。此间的阿尼玛被显示为相当令人毛骨悚然。
梦（4）让阿尼玛离圣母玛利亚更近了。“孩子”意指的是对赎救的大蛇的主体、赎身者的“暴躁”本性的神秘推测。
在梦（5）中，阿尼玛在一定程度上被浪漫地形象化为“著名的”有吸引力的妇女，然而，这位妇女却与灵魂有关。
梦（6）和梦（7）带来了兽形的变化。因为阿尼玛的声音及它所说的内容，做梦人立即明白了它的身份。阿尼玛“偶然地”选择了蛇的形式，正如在梦（1）中她极为容易地变成一只鸟，然后又变回原形一样。作为一条蛇，她起的是消极作用；作为一只鸟，她起的是积极作用。
梦（8）表示做梦人与其阿尼玛的遭遇。这发生在地面之上的高处（即高于人类现实）。很显然，这是一个阿尼玛释放出危险的吸引力的例证。
梦（9）表示阿尼玛深深地落入了一个极为“从属的”地位，在那里，最后一丝吸引力丧失了，惟有人类同情留了下来。
梦（10）显示了阿尼玛的悖论式双重性：陈腐的中庸与庄严的神圣。
梦（11）恢复了阿尼玛在基督教教堂中的地位，不是作为一个偶像，而是作为圣坛本身。圣坛是牺牲之地，同时也是神圣遗物的容器。
即使是对所有这些阿尼玛联想进行适度说明，也都需要专门及非常广泛的考察，这在此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一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阿尼玛仅仅与柯尔形象的阐释有间接联系。我介绍这个梦系列，仅仅旨在让读者对作为阿尼玛概念的基础的经验材料有所了解。从这个系列及类似的其他系列，我们得到一个关于这一不可思议的因素的一般图景；它在男人心理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及天真的假设总是将它等同于某些妇女，将云集于男人生命力之中的所有幻想输入它们。
似乎很清楚的是，男人的阿尼玛在得墨忒耳崇拜中找到了投射的机会。注定为地下的命运、虚伪的母亲的柯尔，以及二者的兽形面向，为阿尼玛提供了足够的机会，微微地、含糊地将自己投射到厄琉息斯崇拜之中，或者更加准确地讲，发现那里的自己，用自己的神秘本质填入神父，直到他们持久受益。对男人而言，阿尼玛经验始终具有巨大而持久的意义。
但是，得墨忒耳—柯尔神话太具女性特征，不可能仅仅是阿尼玛投射的产物。一如我们已然说过的，虽然阿尼玛可以在得墨忒耳—柯尔中发现自己，但是她的本质截然不同。她是最高程度的“男人中的女人”，而得墨忒耳—柯尔存在于母亲—女儿经验的层面上；这种经验与男人格格不入，把他排除在外。事实上，得墨忒耳崇拜的心理承载着母权制社会秩序的所有特征，其间的男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但又基本上为干扰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