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原型的心理学面向
【最初是以“母亲原型的心理学面向”为题的一次讲座公之于众的，载于《爱诺思年鉴1938》（Eranos-Jahrbuch 1938）；经过修改之后发表在《关于无意识的根源》（Von den Wurzeln des Bewussteins，苏黎世，1954年）。此间的译本出自后者，但是它也在某些方面参考了1938年版的一个英译本，译者为加里·拜因斯及希米娜·德·安古洛；1943年，1938年英译本非公开地发表在《春天》（纽约）。—英编者】
母亲原型的心理学面向
一、关于原型概念
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又译伟大母亲）的概念属于比较宗教学的领域，涵盖各种各样的母亲—女神。该概念本身并非是心理学的直接关注对象，因为这种形式的大母神意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遇见，唯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该象征显而易见是母亲原型的派生物。如果我们斗胆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考察大母神意象的背景，二者中内涵更丰富的母亲原型便构成了我们讨论的基础。尽管几乎无须在当前阶段就一种原型的概念进行冗长的讨论，但是一些普遍性质的预备性评说则未必不合时宜。
以前，尽管存在着不同意见及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把柏拉图的“理念”（Idea）概念理解为超越及先在于所有现象并非太难。“原型”远非是一个现代术语，它早在圣·奥古斯丁时代之前就已为人所用了，与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同义。在其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三世纪的《赫姆提卡文集》把上帝描述为“原型之光”的时候，它表达的是上帝乃万光之原型的思想；换言之，先在于及超越“光”之现象。如果我是一位哲学家，我就会继续柏拉图的努力，指出：在某个地方，在“天边之外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母亲的原型或者原始意象，它先在于及超越所有现象，最为广义的“母亲”彰显于其间。但是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不是哲学家；我不能让自己事先假定我对智识问题的特殊性情、特有态度。很显然，这是唯有哲学家才会沉湎于其中的一种假设，因为哲学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性情与态度是普世性的，而且只要可以避免，他们就不会承认自己的“个人观察误差”（personal equation）决定了自己的哲学。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我必须指出有这样的一种性情，它视思想为真正的实体，而不仅仅是名分（nomina）。这是如此碰巧—人们可能说纯属偶然，以致在过去的两百年当中，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认为思想可以是名分以外的东西已然变得不受欢迎或者甚至不可理喻的时代里。如果谁继续像柏拉图那样认为，他就必然会为自己的时代错误付出代价，目睹理念的“超神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被放逐到无法证实的信仰与迷信范畴，或者被仁慈地交给诗人。在经年不衰的普遍原则讨论中，唯名论的观点再次战胜了现实主义的观点，理念因此蒸发为了一阵轻风（flatus vocis）。伴随—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引发—这一变化的，是经验主义的显著崛起；在知识分子看来，经验主义的优势非常明显。理念从此不再是先验之物，而是从属、派生之物。很自然，尽管新唯名论同样基于为性情所粉饰的有明确界限、有限制的命题，它却即刻宣布了自己的普世有效性。正方观点如下：我们把来自外部、可以被证实的一切接受为有效。理想状况是用实验加以证明。反方观点是：我们把来自内部、不可被证实的一切接受为有效。这一立场显然是没有希望的。旨趣在于物质的希腊自然哲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对柏拉图赢得了一场迟到的，但却势不可挡的胜利。
但是，每一场胜利都含有未来失败的胚芽。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预示着态度变化的符号日益增多。非常有意思的是，康德的范畴学说，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把复活旧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每一次努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但是同时又为柏拉图式精神的再生铺平道路。如果不可能有超越人类理性的形而上学是正确的，不可能有尚未受先验性认知结构影响与限定的经验性知识也就同样正确。在《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问世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这样的一种信念已然日渐普及，即思考、理解与推理不能被视为是仅仅受制于外在逻辑法则的独立过程，恰恰相反，它们是与性格同步、从属于性格的心理功能。我们不再追问：“这或者那已被人看见、听说、处理、估量、计算、思考及证明符合逻辑吗？”我们代之问：“谁看过、听过或者想过？”以观察与估量最简单过程中的“个人观察误差”为起点，这一批评性态度已然发展为要创建一门我们之前的时代不曾知晓的经验心理学。今天，我们深信心理学的前提存在于所有知识领域之中，对材料的取舍、调查方法、结论的性质、假设与理论的陈述产生决定性影响。我们甚至已经渐渐相信，康德的人格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作用因素。受到对个人前提的这一认知的影响的，如果不是受到危险破坏的话，不仅有哲学家，而且还有我们在哲学上的偏好，甚至还有我们喜欢的所谓“最佳”真理。我们高声抱怨，所有的创造性自由都已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个人仅仅思考、言说或者忙于他之所是，这可能吗？
倘若我们没有再一次夸大其辞，并因此成为无限制“心理分析”的牺牲品，那么，在我看来，此间被定义的批评性态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构成了现代心理学的本质、源头及方法。所有人类活动中都有一个先验性因素，即心理的与生俱来的、前意识的、无意识的个体结构。前意识心理—比如新生儿的心理—并非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容器，在顺利的情况下，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倒进去。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严格限定的单独实体；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它，它才在我们眼里显得不确定。但是，在精神生活的最初显在表现开始显露时，人们毫无疑问是不关心的，不去认识它们的个体特征，即它们背后的独特人格。所有这些细节都形成于它们出现的那一瞬间，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一个病态倾向的病例呈现在父母身上时，我们通过胚质（germ-plasm）推测遗传性传染；我们不会把一个癫痫病母亲的孩子的癫痫症视为不可解释的突变。同样，我们通过遗传解释可以代代追溯的天赋与才能。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复杂的本能行为在从未见过自己父母，因此不可能得到父母“指教”的动物身上的再现。
现在我们必须首先假设，就性格倾向而言，人与其他生物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差异。人与所有动物一样，拥有一种习得（performed）心理；这种心理准确地根据他的同种再生，并且在受到更为严格的考察时，显现出可以追溯到家庭先辈的明显特征。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认为，某些人类活动或者功能可以例外于这一规则。哪些性格倾向或者能力倾向使得本能行为在动物中成为可能，我们不得而知。使儿童能够以人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前意识心理倾向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同样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猜想他的行为源自被我描述为意象的功能模式。“意象”这一术语旨在表达的，不仅有活动发生的形式，而且还有活动被释放于其间的典型情势。就它们与整个种类的特殊性而言，这些意象是“原始的”意象；如果它们曾经“起源”，它们的起源必定是至少与人种的发端相同。它们是人类的“人之特性”（human quality），即人类活动采取的特定人性形式。这一特定形式是先天遗传的，而且已经显现在胚质之中。它并非是遗传的，而是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重新形成的，这一想法一如原始人的信仰—清晨升起的那个太阳不是前一天晚上落下的那个太阳，荒谬绝伦。
因为一切心理内容都是习得的，所以个人功能必然同样如此，特别是那些直接源自无意识倾向的个人功能。其间最重要的，是创造性的幻想。在幻想的种种产物中，原始意象变得直观起来；并且正是在这里，原型概念找到了其特定的应用。我无意声称自己是指出这一事实的第一人。荣誉属于柏拉图。在人种学领域，第一位让人关注某些“基本观念”普世存在的调查者是阿道夫·贝斯蒂安（Adolf Bastian）。后来的两位调查者于贝尔和莫斯是涂尔干（Dürkheim）的追随者，他们谈到了想象的“范畴”。赫尔曼·乌瑟纳尔（Hermann Usener）的声望同样不低，他首先看到了假借“无意识思想”的无意识行为。如果我在这些发现中有份，那就是我指出了原型的传播不仅仅依靠传统、语言及迁徙，而且可以自发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依靠任何外在影响进行再现。
这一说法的深远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意味着每一种心理中都有虽是无意识的但又主动的形式—生气勃勃的性格倾向、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它们表现并不断影响我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
我不断遭遇到这一错误观念—原型的内容是确定的，换言之，它是一种无意识思想（如果这样一种表述可以的话）。必须再次指出的是，原型中确定的并非是其内容，而是其形式，但是程度非常有限。唯有在一种原始意象已然成为意识、并因此被填充了意识经验的材料时，它的内容才得以确定。然而，正如我在别处解释的那样，其形式也许可以与晶体的轴向系统相比拟；虽然晶体的轴向系统并没有自己的物质存在，但是可以说它在母液中履行着结晶结构的作用。这首先是根据离子和分子借以聚集的特定方式显现出来。原型原本空空如也，徒有形式，仅仅一种被先在地赋予的表征可能性（facultas praeformandi）。表征本身并不是遗传的，唯有形式是；在这方面，它们与本能完全吻合，因为本能同样仅仅在形式上是确定的。如果本能不具体地表现出来，对本能存在的证明便不可能多过原型存在。就形式的确定而言，因为轴向系统仅仅决定单个晶体的立体结构，并不决定其具体形式，所以我们与晶体的比较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它可能要么大要么小，它可能因为其平面的大小不等或者随着两个晶体的融合无限地变化。唯一保持不变的，便是轴向系统，或者更加准确地讲，是支撑它的不变的几何比例。原型同样如此。原则上，它可以被命名，有不变的意义内核—但始终是仅仅在原则上，从来不是就其具体表现而言。同样，母亲原型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具体显现不能单从母亲原型得到推演，而是要取决于无数其他因素。
二、母亲原型
与任何其他原型一样，母亲原型显现在几乎无限多样的面向之下。在此我将仅仅提到一些更具代表性的面向。首先最为重要的是生身母亲、祖母、继母及岳母；其次是与之相关的任何女人—比如一位护士或者保姆，或者一位远房女长辈；然后是可以在象征意义上被称为母亲的东西。属于这一范畴的有女神，尤其是耶稣基督之母（Mother of God）、圣母玛利亚（Virgin）及索菲娅（Sophia）。神话提供了母亲原型的诸多变体，比如作为一位少女再现于得墨忒耳（Demeter）与柯尔（Kore）神话中的母亲，又如库柏勒-阿提斯（Cybele-Attis）神话中同时是爱人的母亲。象征意义上的其他母亲象征显现在代表着我们渴望救赎的目标的事物之中，比如伊甸园、天国、圣城耶路撒冷。很多激发虔诚或者敬畏感的东西，比如教会、大学、城市或者乡村、天空、大地、森林，还有任何静水、物体偶数（matter even）、地狱以及月亮，都可以成为母亲象征。原型往往联系着代表肥沃与富饶的事物与地点：哺乳宙斯的羊角、一块犁过的田野、一座花园。它可以附属于一块岩石、一个山洞、一棵树、一股泉水、一口深井，或者各种洗礼盆之类的容器、或者容器形状的鲜花，比如玫瑰或者莲花。因为魔圈或者曼荼罗暗示着保护，所以魔圈或者曼荼罗可以是母亲原型的一种形式。烤箱与炊具之类的中空物体是与母亲原型有联系的；子宫、女阴图（yoni，又译女阴像）以及任何类似形状的东西当然也不例外。诸多动物也跻身此列，比如奶牛、野兔，以及各种有用的动物。
所有这些象征都会有一个积极、满意的意义或者一个消极、邪恶的意义。我们可以在命运女神[莫伊拉（Moira）、格里伊三姐妹（Graeae）、诺恩（Norns）]身上看到一个矛盾心理的面向。邪恶象征是巫婆、龙（或者任何贪吃的、缠绕的动物，比如一条大鱼或者一条蛇）、坟墓、石棺、深水、死亡、噩梦及妖怪[恩普萨（Empusa）、利利特（Lilith）等]。当然，此间的列举并不完整；它仅仅呈现了母亲原型的最重要特征。
与母亲原型相联系的品质是母亲的关心与同情；女性不可思议的权威；超越理性的智慧与精神升华；任何有帮助的本能或者冲动；亲切、抚育与支撑、帮助发展与丰饶的一切。神奇的转化与轮回之地，还有冥府及其居民，全由母亲统辖。在消极面向，母亲原型可以意指任何秘密的、隐藏的、阴暗的东西，意指深渊，意指死亡世间，意指任何贪吃、诱惑、放毒的东西，任何像命运一样恐怖和不可逃避的东西。母亲原型的所有这些特征在我的著作《转化的象征》中得到了充分描述与证明。在书中，我把这些特征的矛盾总结为了“既可爱又可怕的母亲”。关于母亲的双重性，历史上最为我们熟悉的例子也许是圣母玛利亚，她不仅是上帝的母亲，而且根据中世纪的寓言，也是上帝的苦难。在印度，这位“既可爱又可怕的母亲”就是迦梨（Kali）。数论派哲学已把母亲原型阐释进了“物质”（prakrti）概念之中，并赋予了它三种基本属性（guna）：善良（sattva）、激情（rajas）与邪恶（tamas）。这些是母亲的三个基本面向：她用以抚育与滋养的善良、她的狂放情感以及她的邪恶内心。哲学神话说普拉克提（Prakrti）在普鲁夏（Purusha）面前跳舞，以期提醒他“区隔知识”；哲学神话的特征并不属于母亲原型，而是属于阿尼玛原型，阿尼玛原型首先与母亲意象相融合，总是出现在男人的心理状态之中。
虽然显现在民间传说中母亲形象或多或少具有普世性，但是当其显现在个人心理之中时，则有显著变化。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人们首先是为生身母亲的显在意义所打动，事实上是为之所吸引。这一生身母亲形象在一切个体心理学中显得如此突出，以致一如我们所知道的，它们甚至尚未在理论上理解它，找到其他重要的原因论因素。我自己的观点不同于其他医学心理学理论的观点，这主要体现在我仅仅赋予生身母亲有限的病因意义。换言之，文献资料描述为强加给孩子的所有影响并非来自母亲本人，而是来自投射在母亲身上的原型，因为原型不仅给予她神话背景，而且赋予她权威与神秘。母亲所产生的病因性及创伤性影响必须分为两组：（1）那些与实际存在于母亲身上的性格特征或者态度相一致的影响；（2）那些关涉母亲仅仅似乎拥有的特征、由孩子身上或多或少的幻想式（即原型式）投射构成的现实的影响。弗洛伊德本人已然看到，一如他当初所怀疑的，神经病的真正病因并不在于创伤性影响，而是在于幼儿幻想的特殊发展。这并非是要否认这一发展可以被追溯到源自母亲的干扰性影响。我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首先在母亲身上寻找幼儿神经症的原因，因为我从经验得知，一个儿童正常发育的可能性比神经症地发育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以及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在父母身上找到确切的失调原因，尤其是在母亲身上。儿童的异常幻想的内容可能仅仅部分地与生身母亲有关，因为它们通常含有清晰明白的暗示，而这些暗示不可能与人类有关。涉及确为神话产物的地方尤其如此，这就正如在母亲可能显现为野兽、巫婆、幽灵、怪物、阴阳人等等的地方，时常发生幼儿恐惧症一样。然而，必须牢记的是，这样的幻想并非总是明白无误地源自神话，而且即便如此，它们也可能并非总是根植于无意识原型之中，而可能是由童话或者偶然的关注引发的。因此，每一病例都需要彻底地考察。鉴于现实的原因，对儿童进行这样的考察并非像对成人进行考察那样容易，因为他们在治疗期间几乎是不间断地把他们的幻想转移到医生身上—或者更加准确地讲，幻想被自动地投射在医生身上。
在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认为它们荒唐可笑而置之不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原型属于每一种心理的不可分割的财产之列。它们构成了康德所谓的“朦胧思想王国的珍宝”，而且在神话的无数珍宝主题中，我们有足够多的证据关涉到它。一种原型绝非仅仅是一种恼人的偏见；唯有位置不当时，它才会如此。原型意象本身属于人类心理的最高价值之列；远古时代以降，它们已然遍布于一切人类的宇宙法则。认为它们毫无价值而弃之，这毫无疑问是一大损失。因此，我们并非旨在否认原型，而是揭示投射，以便将其内容物归原主，即那些投射它们于自身之外时无意识地失去了它们的人。
三、母亲情结
母亲原型构成了所谓的母亲情结（mother-complex）的基础。母亲情结是否可以在母亲没有作为一种可资证明的原因参与其形构的情况下发展，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我的亲身经验使我相信母亲始终在引起失调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幼儿神经症或者在其病原毋庸置疑追溯到了童年初期的神经病之中。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儿童的本能受到妨碍，这就会导致原型群集，而原型又反过来引发种种幻想，介于儿童与其作为一个外来的、时常令人恐惧的因素的母亲之间。因此，如果焦躁不安的母亲的孩子经常梦见她是一个可怕的动物或者一个巫婆，那么这些经历就在暗示儿童心理之中的分裂，预示患神经病的可能性。
1.儿子的母亲情结
根据它是显影在儿子还是女儿身上，母亲情结的影响会有所不同。在儿子身上的典型影响是引发同性恋及唐根症状群（Don Juanism，又译唐璜症候群），有时也造成性无能。就同性恋而言，儿子的一切异性性事都以一种无意识形式与母亲有关；就唐根症状群而言，他无意识地在他所遇见的每一个女人身上寻找母亲。母亲情结对儿子的影响可以在库柏勒（Cebele）与阿提斯（Attis）一类的思想体系中见到：自我阉割、疯狂及早逝。因为性别的差异，儿子的母亲情结并不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这便是为什么在每个男人的母亲情结中，男人的性伙伴的意象—阿尼玛—都与母亲原型并肩战斗，发挥重要作用。母亲是第一个与“将来时的男人”（man-to-be）有联系的女人，她情不自禁要公开或秘密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儿子的阳刚，一如儿子会反过来变得日益明白母亲的阴柔，或者无意识地对之做出本能反应。因此，就儿子而言，简单的认同关系或者抵制与区隔关系不断受到色情诱惑或者拒斥的穿插，从而使问题大大复杂化。我无意说因此就应该认为儿子的母亲情结比女儿的母亲情结更为严重。对这些复杂心理现象的考察尚处于开拓阶段。在我们拥有可以随意处理的统计数据之前，比较是不可行的；关于这些，迄今为止尚无任何迹象。
唯有在女儿身上，母亲情结才是清楚的、不复杂的。此间我们必须处理的，要么是由母亲间接引发的女性本能的过度发育，要么是女性本能弱化到了完全消失的程度。在前一种情况下，本能的优势使得女儿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在后一种情况下，本能被投射到了母亲身上。现在，我们必须让自己满足于这一说法—在女儿身上，母亲情结要么过度刺激，要么栖身于女性本能之中；在儿子身上，它通过一种异常的性别化损害男性本能。
由于“母亲情结”这一概念是从精神病理学那里转借而来的，它因此始终联系着伤害与疾病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概念移离其狭隘的精神病理背景，赋予它更广的内涵，我们就会看到它也有正面影响。因此，一个有母亲情结的男人可能拥有经过仔细区隔的性欲，而不是，或者外加同性恋。（柏拉图在其《会饮篇》中暗示过与此类似的情况）这会赋予他强大的交友能力，帮助他时常在男人间建立起令人吃惊的亲切联系，甚至可以把两性之间的关系从不可能的边缘拯救过来。他可能拥有由女性气质培养出来的上佳品位与审美鉴赏力。因为他几近于女性的洞察力与老练，他可能特别有当老师的天赋。他很可能对历史富有感情，特别守旧，以及珍爱过去的价值观。他常常被赋予诸多帮助属灵教会（ecclesia spiritualis）变为现实的宗教情感，以及使他敏感于启示的精神感受性。
同样，处于消极面向之中的唐根症状群可能积极地显现为大胆、坚决的刚毅；雄心勃勃地追求最为高远的目标；反对一切糊涂行为及心胸狭隘、不讲道义，以及慵懒；有时候以接近英雄主义的行为，愿意为被视为正确的事情作出牺牲；坚定的、不屈服的、坚强的意志；即使面对宇宙之谜也不退缩的好奇心；最后，努力让世界换新颜的革命精神。
所有这些可能性反映在了先前作为母亲原型的不同面向而列举的种种神话主题之中。因为我已在其他地方探讨过儿子的母亲情结，包括阿尼玛错乱，所以我的当下主题是母亲原型；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把男性心理状态移作背景。
2.女儿的母亲情结
（1）母亲元素的过度膨胀。我们已然注意到，就女儿而言，母亲情结导致女性面向要么过度膨胀，要么退化。女性面向的夸大意味着所有女性本能的增强，尤其是母亲本能。消极面向见诸于视生产为唯一目标的妇女身上。对她而言，丈夫很显然是次重要的；他首先是生育的工具，她仅仅视他为一个需要照顾的对象而已，一如孩子、可怜的亲戚、小猫、小狗及家具。甚至她自己的人格也是次重要的；她常常浑然不知自己的人格，因为她的生活是在于并通过他人而过，或多或少地全然等同于她的照顾对象。她首先是生孩子，从此便和孩子连在了一起，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她便没有了任何形式的存在。就像得墨忒耳（Demeter）一样，她用她那顽强的坚持迫使神明赐予她占有自己女儿的权利。她的性欲完全是作为一种母亲关系而发展的，而作为一种个人关系则始终处于无意识状态。无意识的性欲往往把自己表达为权力意志。尽管这一类型的女人不断地“为他人而活”，但实际上不能作出任何牺牲。受无情的权力意志及对自己母亲权利的狂热坚持的驱使，她们不仅时常成功毁掉她们自己的人格，而且还有她们子女的个人生活。这样的母亲对自己的人格越是无意识，她的无意识权力意志就会越强大、越猛烈。对于这样的女人，恰当的象征应该是鲍波（Baubo），而不是得墨忒耳。心理的培养并非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总是处于其原发状态之中，完全的原始、不相干及无情，而且是真实的，有时也是复杂的，就像自然本身一样。她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不能领悟自己心理的机智，或者达观地对其复杂性感到惊奇，正如她不会立即忘记她已然说过的内容一样。
（2）性欲的过度发育。绝对不能因此便得出结论，认为这样一位母亲引发在女儿身上的情结必然导致母亲本能的过度膨胀。恰恰相反，这种本能有可能被彻底清除。作为一个替代物，过度发育的性欲才是缘由，这几乎总会导致一种与父亲的无意识乱伦关系。得到强化的性欲异常强调他人的性格。母亲的嫉妒与打败母亲的欲望成了日后工作的主旋律，而这些工作常常是灾难性的。这样的妇女为喜欢而喜欢那些浪漫与美妙之事，感兴趣于已婚男人，这与其说是为了她们自己，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已婚这一事实，因此可以赋予她们一个毁掉婚姻的机会，这就是她的伎俩的全部内容。一旦目标实现，她的兴趣便会因任何母亲本能的缺失而蒸发，然后转移到下一个人身上。这一类型因其突出的无意识而著名。这样的妇女似乎的确对自己的行为茫然不知，无论是对她们自己还是她们的猎物，她们的行为都是百害无一利。我几乎无须指出的是，对一个有被动性欲的男人而言，这一类型为阿尼玛投射提供了一个上佳的圈套。
（3）对母亲的认同。如果一个妇女身上的母亲情结没有产生出过度发育的性欲，它就会导致对母亲的认同以及女儿的主动权的麻痹。然后她的性格就会被完全投射到母亲身上，因为她无论是对自己的母亲本能还是对自己的性欲，都缺乏意识。令她想起为母之道、责任、人际关系、性需求的一切，都会引发自卑感，迫使她逃离—自然是逃到母亲那里，在女儿看来，母亲完美生活中的一切似乎是不可企及的。作为一种超女（superwoman）（无意识地受到女儿的倾慕），母亲事先亲身体验女儿可能已然亲身经历过的一切。她满足于紧紧黏住无私奉献的母亲，与此同时又几乎违背自己的意愿，自然地以彻底忠诚与奉献为外衣，无意识地力图对她横行霸道。女儿过着阴影式的生活，时常显在地受到母亲的压榨；她通过持续的输血延续其母亲的生命。这些无生气的少女绝非对婚姻具有免疫力。恰恰相反，尽管她们有阴影而且是被动的，她们仍在婚姻市场上索要高价。首先，她们是如此的苍白，以致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所想象的一切归咎于她们。另外，她们是如此的无意识，以致无意识生产出无数的隐形触须，真正的章鱼触须，吸尽一切男性投射；这使男人极度愉悦。十足的女性不确定性是男性果决与专一梦寐以求的搭档；男性的果决与专一唯有在男人可以摆脱一切可疑、暧昧、含糊之物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意的实现，并且可能通过将其投射到某个迷人的女性白痴身上，被胡乱对付。鉴于女人性格被动以及源自不断扮演受伤的白痴角色的自卑感，男人发现自己被分派了一个诱人的角色：他因真正的优越及忍耐，享有容忍司空见惯的女性弱点的特权，一如一个真正的骑士。（遗憾的是，他依然不知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他自己的投射构成这一事实。）女孩的众人皆知的无助是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她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母亲的附属物，以致当有男人靠近时，她仅仅会稀里糊涂地坐立不安。她完全不谙世事，她完全没有经验，严重需要帮助，所以，即使是最绅士的情郎也会成为诱拐者，无情地从充满爱心的母亲手中抢走她的女儿。如此绝妙的一个让自己充当受欢迎的好色之徒的机会并非天天发生，因此仅仅是作为一种刺激而发挥作用。这便是柏拉图从无可慰藉的得墨忒耳那里绑架普西芬尼（Persephone，又译珀尔塞福涅）的方式。但是，按照神明的命令，他必须在每年夏天把他妻子还给他岳母。（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样的传说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4）对母亲的抵制。这三种极端类型通过诸多中间环节连在了一起，我将在此间提及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重要例子。在我脑海里的这个特殊中间类型中，问题与其说是女性本能的过度发育或者压制，还不如说是对母亲无上权威的势不可挡的抵制，时常达到了拒斥其他一切的程度。它是消极母亲情结的极端例证。这一类型的座右铭是：任何东西，只要它不像母亲！一方面，我们有着从未达到认同点的强烈爱好；另一方面，我们有着性欲的增强，性欲通过充满嫉妒的抵制释放自己。这种女儿知道什么是她所不需要的，但是在选择什么作为自己的命运这一问题上却往往一塌糊涂。她的所有本能都以消极抵制形式集中在了母亲身上，因此，对她而言，构建她自己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她能走到结婚的地步，也许结婚的唯一目的是摆脱母亲，也许残酷的命运将要赐给她的丈夫同样拥有母亲性格中的所有基本特征。所有的本能过程都遭遇到未曾预料的困难；要么是性事运行不当，要么是孩子不受欢迎，要么是母亲的责任似乎不能承担，要么是婚姻生活遭遇到不耐烦与刺激。这是极为自然的，因为在固执地坚持各种形式的母亲权力渐渐成为生活的支配性目的时，其间的一切统统与生活现实无关。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时常能够看到母亲原型的属性被详细地展示出来。比如，母亲代表着家庭（或者家族）原因，要么是强烈抵制家庭、社区、社会、习俗，以及诸如此类所支配的任何东西，要么是对它们漠不关心。对作为子宫的母亲的抵制常常显现在月经失调、受孕失败、厌恶怀孕、孕期出血及过度呕吐、流产等之中。作为“物质”（materia）的母亲可能导致这些妇女对客体缺乏耐心、摆弄工具与杯盘碗盏时笨手笨脚、在服装方面品位低下。
另外，对母亲的抵制有时会导致智识的自然开发，目的是创造一个母亲于其间没有位置的利益范畴。这一开发是出自女儿自身的需求，丝毫不是为了她希望为之留下深刻印象或者通过智识同道的伪装使之目眩的某个男人。其真实的目的是要通过智识批评与高人一筹的知识削弱母亲的权力，以便向她列举出她所有的愚蠢、逻辑错误及教育缺陷。智识开发往往被伴之以一般意义上的男性特征的出现。
四、母亲情结的积极面向
1.母亲
第一种情结的积极面向，即母亲本能的过度发育无异于众所周知的母亲意象，它一直为各个时代、各种语言所颂扬。这便是母爱，它是我们一生中最让人感动、最不能忘怀的记忆之一，是一切发展与变化的神秘根源；这份爱意味着回家、庇护以及万事万物始于斯终于斯的长长的沉默。她像大自然一样既熟悉又陌生，像命运一样既亲切又残酷，既是快乐而不知疲倦的生命赋赠人—mater dolorosa，又是抵御死神的无声无情的门户。母亲是母爱，是我的经验和我的秘密。关于那个人，为什么要冒言说太多的风险，说出太多虚假的、不准确的、离题万里的言语？那个人是我们的母亲，偶然间传承了那一了不起的经验：它包含了她、我及整个人类，事实上包含了一切被创造之物，我们是谁之子的生命体验。言说这些的尝试始终在为人所进行，而且也许还将一直被进行下去；但是一个仁慈的人不会公平地把由意义、责任、义务、天堂和地狱等组成的沉重负担，加在一个脆弱的、易犯错误的人—我们的母亲—的肩上，她是那么值得爱恋、纵容、理解和宽恕。他知道母亲为我们带来了“自然母亲”（mater natura）和“精神母亲”（mater spiritualis）的天生意象，生活整体性的意象，我们于其间渺小、无助。我们片刻也不会犹豫，帮助母亲摆脱这一可怕的负担，这既是为了她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正是意义的这一重负，把我们与母亲联系了起来，把母亲与孩子、与二者的生理和心理伤害连在一起。母亲情结的消除并非是靠盲目地把母亲简约至人的比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把经验“母亲”融入原子的危险，因此毁掉某种极为宝贵的东西，抛弃善良的仙女置于我们摇篮之中的金钥匙。这便是人类始终本能地把先在的神性父母—新生儿的“教”父与“教”母—加于生身父母的原因所在，所以，从纯粹的无意识或者短视的理性主义来看，他为了赐予自己父母以神性，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
事实上，与其说原型是一个科学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急迫的心理卫生问题。即使是关于原型存在的所有证据都缺失，并且世界上的所有才俊都成功使我们信服了这样的一种东西不可能存在，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发明”它们，以阻止我们最高、最重要的价值消失到无意识之中。因为这些落入无意识之中的时候，原始经验的整个自然力量就丧失了。然后出现在其位置上的，是对母亲意象的固恋；当这一现象已然得到充分理性化与“矫正”时，我们就与人类理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被告知从此只能相信理性之物。这在一方面是一大优点与优势，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又是一种限制与枯竭，因为它使我们更加靠近了教条主义与“启蒙”的暗淡。这一“理性女神”（Déesse Raison）发出的光具有欺骗性，它仅仅照亮我们已知之物，对我们最需要知道、意识到的一切罩之以愚昧。“理性”越是自命独立，它就越是变为了纯粹的理智；理智让教条代替现实，展示给我们的也并非是人类的本来面貌，而是它所希望的人类面貌。
无论他是否理解它们，人都必须保持对原型世界的意识，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仍是造化的一部分，联系着他自己的根。将他与生活的原始意象相隔绝的世界观或者社会秩序不但毫无文化可言，而且还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一座监狱或者一个马厩。如果原始意象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保持有意识，属于它们的能量就会自由地流入人。但是与它们保持联系不再可能时，储存在这些意象中的巨大能量便回流到无意识之中，因为它们也是作为幼儿父母情结基础的吸引力的源泉。无意识因此有了一种力量，对于我们的智识决定用于迷人地诱惑我们充满欲望的双眼的任何观点、思想或者倾向，这种力量发挥着无法抗拒的推力（vis a tergo）作用。人因此被推向了他的意识一方，理性成为了正误、善恶的仲裁人。我丝毫没有贬低神授的理性即人的最高本领的意思。但是它在绝对暴君的角色中并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光明在其对手黑暗缺失的世界里所拥有的意义。人会好好地听取母亲的英明忠告，遵守控制人人的无情的自然法则。他永远不该忘记，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种种对立力量保持着均势。因此，理性受着非理性的制衡，计划、意欲之物受着现存之物的制衡。
离题进入普遍性的领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母亲既是孩子的第一个世界，也是成人的最后一个世界。我们大家都作为她的子嗣隐藏在这位伟大伊西斯（Isis）的披风之下。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回到不同类型的女性母亲情结吧。可能看似奇怪的是，我投入到妇女的母亲情结中的时间远远多过它在男人中的对应物。其间的原因已然被提及：在男人那里，母亲情结从来都不是“纯洁”的，它总是与阿尼玛原型相掺杂，其结果是男人对母亲的陈述总是带有情感上的偏见，显现出“敌意”。唯有在女人那里，才有可能考察到不带敌意的母亲原型的影响，甚至这一期望的实现也唯有在尚无补偿性阿尼姆斯已然发育的时候。
2.过度发育的性欲
当我们在精神病理学里遭遇到这种类型时，我为之画了一幅相当令人不快的图画。但是，尽管这种类型看似不受欢迎，它依然有社会无法恰当免除的种种积极面向。事实上，在可能是这种态度最糟糕的影响即肆无忌惮地破坏婚姻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自然的非常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安排。这种类型通常是发展于对这样一位母亲的反应，她全然是自然的奴隶，纯粹依靠本能，因此十足贪婪。这样的母亲是一个时代错误，是母权制原始状态的一种返祖现象；母权制下的男人仅仅是作为父亲和耕种土地的农奴，过着枯燥的生活。女儿性欲的反应性增强，其目标是某个应当摆脱其生命中占优势的女性—母亲元素的男人。在受到婚姻伴侣的无意识的驱使时，一个这种类型的妇女就会本能地介入。她会搅乱对男人的性格十分危险但又常常被他视为是婚姻忠诚的惬意悠闲。这种自鸣得意导致对他自己性格的茫然不知，导致那些所谓的理想婚姻，其间他不过就是爹，她不过就是妈，而且他们彼此间也以爹妈相称。这是一条易变的路，它很容易把婚姻降格至纯粹的养殖场层面。
这样的一个妇女会把性欲的灼热光芒指向一个其生活为母亲关怀所压制的男人，这样她就引发了一场道德冲突。但是如果不这样，就不可能有对性格的意识。人们可能会问：“男人必须通过手段或者诡计来获取更高层次的意识，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这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无法轻易地找到答案。不能提供真正的答案，我只好承认这样的一个信念：我认为，若干年之后，有人必须认识到这个由高山和大海、太阳和月亮、星系和星云、植物和动物组成的神奇世界的确存在。在东非阿西（Athi）平原的一座小山上，我曾经见到过成群结对的野生动物，它们静静地吃草，就像它们自远古以降那样，唯有紧紧毗邻宽广的原始世界。那时我觉得，仿佛我就是知道到一切现状的第一个人，第一个生物。我周围的世界依旧处于原始状态中，它并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在那时，在那个我渐渐醒悟的时刻，世界突然出现了；如果没有那个时刻，它永远也不会出现。人人都在寻找这个目标，并发现它在男人中得到了实现，但是仅仅是在最为发达、最为充分地有意识的男人中。沿着这条意识实现之路每前进一步，哪怕是最小的一步，都会使世界增色不少。
没有对立物的区隔就不会有意识。这是父系法则，是逻各斯，它永远都在努力让自己摆脱母亲子宫的原始温暖与原始黑暗；简言之，摆脱无意识。天赐的好奇心渴望得到诞生，不回避冲突、困难或者罪过。对逻各斯而言，无意识就是原罪，是邪恶本身。因此，它的第一个有创造力的解放行为就是弑母；一如叙内修斯（Synesius，又译西内西乌斯）所言，敢于面对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必然会遭到上帝的处罚，被缚于高加索山脉的岩石上。没有对立面，一切都无法存在；开始时二者是一体的，最终又将合为一体。意识只能通过不断的无意识辨识而存在，宛若每一活物必然经历多次死亡。
冲突的引发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魔鬼路西弗式美德。冲突产生火，情感与情绪的火，就像每一种其他的火一样，它有两个面向，燃烧的一面和制造光明的一面。一方面，情绪是炼金之火，它的温暖滋生万物，它的热量把奢侈品烧为灰烬（omnes superfuitates comburit）。但是另一方面，情绪是钢与燧石相见、火星生发的时刻，因为情绪是意识的主要源泉。如果没有情绪，就不会有从黑暗到光明或者从惯性到运动的变化。
除在病理情况下以外，其命运为一种干扰因素的妇女并非单独具有破坏性。一般来讲，干扰者本人陷入了被干扰之中；变化的运作者本人被改变，她所点燃的火光同时照亮与启蒙困扰的所有受害者。看似一场无厘头动乱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净化过程：
一切无常之事物
无非是譬喻一场。
如果一个这种类型的妇女始终对其功能的意义无意识，如果她不知道她是
部分的权力
不断滋生邪恶，惟独不带来善良，
她就会用她带来的剑毁灭自己。但是，意识把她变为一个救助者、一个救世主。
3.“只不过是”女儿
第三种类型的女人联系着其自身本能通过投射受到了麻痹的母亲，她们因此无须永远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无足轻重的人。相反，如果她一切正常，空空如也的器皿就很可能被填上有效的阿尼玛投射。事实上，这样一个女人的命运取决于这种偶然性；如果没有男人的帮助，她永远也不可能发现自己，哪怕是差不离也不可能；她必须被实实在在地从母亲那里绑架或者掠取出来。而且，她必须长期扮演为她派定的角色，而且还得努力扮演，直到她真切地渐渐厌恶它。这样，她也许就会发现她究竟是谁。这样的女人可以成为丈夫的忠诚的、自我牺牲的妻子，她们的整个生活取决于她们对一个职业或者一个伟大天才的识别，但是对其他人而言，她们是无意识的，而且始终如此。因为她们本身只不过是面具而已，所以妻子也必须能够以一种自然的样子扮演陪衬角色。但是，这些妇女有时有着尚未开发的宝贵天赋，这仅仅是因为她们对自己的性格全然没有意识。她们可能将天赋或者才能投射到一个缺乏天赋或者才能的丈夫身上，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十足小男人的景象，他似乎没有任何机会，像坐着魔毯一样突然蹿至最高成就点。如果你找寻到那个女人（Cherchez la femme），你就有了他成功的秘诀。这些妇女使我想起了—希望我这个不礼貌的比较可以得到宽恕—强健的大母狗，她们在最小的野狗面前也会摇尾巴，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可怕的公狗，并且她们从不咬他。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无知是一个天大的女性秘密。它是与男人绝对背道而驰的东西；它是罅隙、尚未被探底的深渊、阴沟。这个没有头脑、无足轻重的人的可怜进入了他的内心（我在此间是在作为一个男人发言），因此人们很想说，这构成了女人的全部“神秘”。这样的一个女性就是命运本身。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言说它；既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或者无所谓同时赞成与反对；最终他跌入坑里，荒唐地感到快乐，或者如果他并不知情，他已然错过了、弄砸了让自己成为一个男人的唯一机会。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不会否认他是傻人有傻福；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无法让自己的不幸看起来好像有道理。“妈妈，妈妈，它听起来是多么的恐怖！”随着男人接近母亲的地盘时所发出的这一声表示投降的叹息，我们进入第四种类型。
4.母亲情结的消极面向
作为一种病理现象，这种类型的妇女是令人不快的，苛求难缠，不过对丈夫而言，她却是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因为她竭力反叛任何源自自然土壤的东西。然而，并不存在日益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对她有所启示的原因，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在个人及严格意义上，放弃了对母亲的抵抗。但是即使是在她的最佳状态中，她也将对一切模糊、不清楚及不确定的东西保持敌视，致力于和强调肯定、清楚及合情合理的一切。因为她在判断的客观及冷静方面胜过她的姐妹们，她很可能会成为她丈夫的朋友、姐妹及称职的顾问。她自己的男性渴望使她可以人性地理解她丈夫的个性，大大超越性爱的领域。有这种母亲情结的妇女也许最有可能在其后半生中，使其婚姻大获成功。但是这得有一个前提，即她成功克服让人受不了的“只不过是女人”，母亲子宫的混沌；因为她的消极情结，这是她最大的危险。一如我们所知道的，唯有一种情结得到了充分体验，它才可能真正被克服。换言之，因为我们的种种情结，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我们就必须拉拢我们已然与之保持着距离的东西，受尽痛苦。
这种类型是带着被转移的面目在世上起程的，一如罗得（Lot）的妻子回望索多玛（Sodom）与蛾摩拉（Gomorrha）。世界与生活始终像梦幻一样在她面前掠过—恼人的幻觉、失望与愤怒之源，所有这些的发生仅仅是因为她无法让自己再次正视前方。因为她对现实唯有无意识的、反应性的态度，她的生活实际上受制于她曾最为努力地反抗过的东西—母亲专有的女性面向。但是如果她日后转过脸来，也许她会第一次成熟地看到世界，看到世界被点缀上了五颜六色、青年时期—有时甚至是童年时期—的迷人奇观。这是一个产生知识与发现真相的景象，意识不可或缺的前提。对她而言，虽然生活的一部分失去了，但是生活的意义已然得到挽救。
反抗父亲的妇女亦有可能过一种本能的、女性的生活，因为她仅仅拒绝与她背道而驰的东西。但是，当她反抗母亲时，她可能冒着本能受伤的风险，获取更多的意识，因为在否定母亲的同时，她也在否定她自己天性中的一切模糊的、本能的、不确定的以及无意识的东西。由于她的洞察力、客观性及男子气，这种类型的妇女时常见诸于重要职位之上，她的拖拉在冷静智识的指引之下，于其间发现了母亲的本质，释放出一种最为有益的影响。无论是在亲密关系范畴，还是在现实事务中，这种女性气质与具有男性气概的认识的罕见结合都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不为世人所知的是，作为一个男人的精神向导与顾问，这样的一个妇女可能产生极有影响的作用。由于她的才能，男性思维发现这种妇女比有其他形式的母亲情结的妇女更容易理解，因此，男人经常向她投以正面的母亲情结，以示支持。极端女性的妇女会使有着以高度敏感性为特征的母亲情结的男人感到害怕。但是这种妇女并不让男人感到害怕，因为她为男性思维搭起了桥梁，他可以安全地从桥上把他的情感引到对岸。她的清晰理解赋予他信心，这是不可低估的一个因素，它缺失于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关系的情况大大超过人们的想象。男人的性爱并不仅仅通往上面，而且也会向下进入到赫卡特（Hecate）与卡莉（Kali）的神秘黑暗世界之中，即任何知识分子都会对之感到毛骨悚然的神秘黑暗世界。这种妇女所获得的理解将会是他在黑暗以及貌似无穷无尽的生活迷宫之中的启明星。
五、结论
综上所述，应该清楚的是，撇开它们混淆是非的细节，母亲情结的观测影响以及关于这一主题的神话的所有陈述，归根到底指向作为它们源泉的无意识。如果人没有对自己、对意识与无形且不可知的无意识之间的极性进行如此区隔的原型，人怎么可能有其他办法根据昼与夜、冬与夏类推，把宇宙区隔为明亮的白昼世界与其间住满了传说中的怪物的黑夜世界？原始人对事物的感知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事物本身的客观行为，而唯有通过投射才与外在客体相关联的心灵内部事实所起的作用则更大。其间的原因在于这一简单事实：原始人尚未把为我们所熟知的禁欲主义心理原则体验为知识的批评。对原始人而言，世界或多或少就是他自己的幻想之河里的一种流动现象，其间的主体与客体并无区隔可言，处于一种相互渗透的状态之中。我们可以与歌德一起歌唱：“一切外在之物，同时也是内在的。”但是，现代理性主义如此急切地想从“外在”获取的这个内在有自己的推理结构，而这个结构先在于所有的意识经验。最广义上的“经验”，或者就此而言的任何心理活动何以能够仅仅源自外部世界，这完全是不可能想象的。心理是最深层次的生命之谜的一部分；与任何其他有机体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独特结构与形式。这一心理结构及其因素、原型，它们是否曾有过起源，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因此无法回答。结构是特定之物，是被发现显影于每一情形的前提。这便是母亲，发源地—所有经验被倾注于其中的形式。另一方面，父亲代表原型的动态，因为原型是由形式与能量二者所构成的。
原型的传承人首先是生身母亲，因为孩子最初是通过全面合作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处于一种无意识认同状态之中。她是孩子的生理及心理前提。随着自我意识的苏醒，合作渐渐减弱，意识开始进入到对无意识—其自身的前提—的反对之中。这便导致自我与个人特征日渐凸显的母亲的区隔。与其意象相联系的一切传说中的、神秘的特性开始消失，并被转移至离她最近的人身上，比如祖母。作为母亲的母亲，祖母比母亲“更伟大”；她实际上是“大祖母”或者“大母神”（Great Mother）。她在呈现出智慧特征的同时呈现出巫婆特征，这也并非不常见。因为原型撤离意识越远，后者就会越清楚，原型就会把神话特征呈现得越明显。从母亲到祖母的转移意味着原型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在巴塔克人（Bataks）所坚持的一个概念中得到了清楚的阐释。为纪念亡父的葬礼牺牲很普通，就是家常便饭。但是，如果儿子有了自己的儿子，父亲就已然成为祖父，因此在来世获得了一个更为体面的地位，所以就要为他献上弥足重要的供品。
随着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距离的加大，祖母那更为高贵的地位将她变为“大母神”；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于包含在这一意象之中的对立物发生分裂之时。我们于是有了一位既善良又邪恶的仙女，或者一位既仁慈又恶毒危险的神女。在西方的远古时期，尤其是在东方文化之中，对立双方时常统一在同一形象之中，尽管这一悖论确实对原始人的心理造成了干扰。关于神明的传说就像它们的道德特性一样，满是矛盾之处。在西方，神明的悖论式行为及它们的道德不确定甚至在古代就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引发了批评，这些批评最终一方面导致了奥林匹亚诸神的“跌份”，另一方面催生了他们的哲学阐释。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对犹太人的上帝概念的基督教改革：道德上不确定的耶和华成为了尽善尽美的上帝，而一切邪恶之物则统一到了魔鬼项下。似乎是西方男人的情感功能的发展迫使他作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导致了神祇的道德分为两半。在东方，居支配地位的直觉型智识态度没有给情感价值留下空间，神明—卡莉便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例子—可以保持自己原有的悖论式道德不受干扰。因此，卡莉代表东方而圣母玛利亚（Madonna）代表西方。后者已然完全失去了她直到在中世纪寓言里都还依稀存在的影响。它被放逐到了大众想象的地狱；现在，它作为魔鬼的祖母，在那里过着一种可以忽略不计的生活。由于情感价值的发展，“光明”之神的光彩得到了无限放大，而被认为是由魔鬼所代表的黑暗则将自己滞留在了人类之中。这一离奇发展主要是由害怕摩尼教二元论的基督教尽力维护其一神教这一事实造成的。但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现实无法否认，所以除让人对其负责之外，别无他法。甚至魔鬼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其结果是这一曾经身为上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超自然形象，被摄取到了人之中，人因此成为了奥秘（mysterium iniquitatis）的真正传承者：“众善源自神，万恶源自人”（omne bonum a Deo, omne malum ab homine）。最近，这一发展遭遇了一场魔鬼般的逆转；披着羊皮的狼现在四处游弋，在我们耳边低语，说邪恶其实仅仅是对善良的一种误解，是进步的一种有效工具。我们以为黑暗世界因此被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没有人意识到这对人的灵魂是一次何等的毒害。人就这样把自己变为了魔鬼，因为魔鬼是原型的一半；每次无论时机合适与否，它那不可抗拒的力量甚至都会使不轻信者脱口而出“啊，上帝”。如果有人可能避开它，他就应该永不认同于一种原型，因为一如精神病理学及某些当下事件所表明的，后果令人恐怖。
西方男人已然沉沦到如此低的精神层面，以致他甚至不得不否认对未被制服的、不可制服的心理力量—神性本身—的颂扬，以便他自己可以在制服邪恶的同时，拥有善良。如果人们用心地阅读，并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们就会看到，他用了罕见的一致性及一个真正宗教信徒的激情，来描述“超人”的心理；为了这位超人，上帝牺牲了自己，而超人本人也因试图将神性的悖论囿于世人的严密结构之中，被炸为了碎片。歌德明智地指出：“超人因此会为何等恐惧所困！”—对此，腓力斯人（Philistines）回敬了一个傲慢的微笑。他赞颂伟大到将希腊神后（Queen of Heaven）及埃及圣·玛利亚（Maria Aegyptiaca）融于一身的母亲，这真是极大的智慧；对任何愿意对其进行仔细思考的人而言，这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但是，在一个基督教官方发言人公开宣布他们无力理解宗教经验的基础的时代，人们能够有何期盼？我从一位新教神学家的一篇文章里摘录了下面这句话：“正如《新约》所言，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无论是自然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是同质的人，并未经过特别的区隔，所以外部力量可以干预我们的内心生活。”（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显然，作者并不熟悉这一事实，即科学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便表明了意识的易变性与可分离性，并且通过实验予以了证明。我们的意识意图不断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无意识侵入的干扰与阻碍，而无意识侵入的原因在我们初看起来是不可理喻的。心理远非是一个同质的个体—恰恰相反，它是一口沸腾的大锅，其间有相互矛盾的冲动、禁忌及情感；在很多人看来，它们彼此间的冲突毫无根据，以致他们甚至期盼神学家所鼓吹的见解。基于什么的见解？很显然，基于很成问题的一种心理状态。意识或者所谓的性格的和谐根本就不是现实，而是人们所愿望之物。我对一位哲学家记忆犹新，他不但也为这一和谐倾倒，而且过去常常就他的神经病症向我咨询：他困扰于他身患癌症这一念头。我不知道为此他已经咨询过多少位专家，已经拍过多少次X光片。他们都向他保证他没有患癌症。他曾亲口告诉我：“虽然我知道我没有患癌症，但是我仍有患癌症的可能。”应由谁来对这一“想象的”念头负责呢？这一念头肯定不是他自己产生的，而是由某种“外部”力量强加于她的。在这种状态与《新约》中人的状态之间，几乎没有差异。现在，无论你是相信空气中的魔鬼还是相信无意识中的因素，在我看来都是一回事。人所想象的和谐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威胁，这一事实在两种情况下都不曾改变。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心理因素，而不是继续借用已经落伍一百年的理性主义解释对它们“去神秘化”，神学家们就会做得更好。
在前文中，我一直在努力对心理现象做出全面考察，认为它可以归结为母亲意象的居支配地位。虽然我并未总是让人关注它们，但是我的读者也许不会有困难，识别出那些在神话中代表大母神的特征，甚至是在它们假以个体心理学的名义显现时识别出它们。当我们请求显著地受到了母亲意象影响的患者以语言或者图像表达“母亲”对他们的意味时—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总会得到必须被视为是对神话中的母亲意象的直接类比的象征形象。这些类比把我们带入一个尚需大量阐释工作的领域。无论如何，我自己觉得没有能力说出言之凿凿的东西。然而，如果我斗胆提出一些建议，它们就应该被视为是完全暂时性的、尝试性的。
总之，我想指出男人心理中的母亲意象在本质上不同于女人心理中的母亲意象。对一个女人而言，母亲代表她自己的受制于其性别的意识生活。但是，对一个男人而言，母亲代表外来之物，一方面他还尚未对它有经验，另一方面，它充斥着隐藏在无意识之中的种种形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男人的母亲意象在本质上不同于女人的母亲意象。从一开始，母亲就对男人有一种决定性的象征意义，也许这就是男人要把母亲理想化这一强烈趋向的原因。理想化是一种潜在的魔法驱邪；只要存在需要驱除秘密恐惧的时候，就会有理想化。所恐惧之物是无意识及其不可思议的影响。
尽管对男人而言，母亲事实上（ipso facto）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对女人而言，她唯有在心理发育过程之中，才成为一个象征。经验揭示出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缪斯女神（Urania）类型的母亲意象在男性心理中居支配地位，而在女人之中则是地府鬼神类型或者大地女神（Earth Mother）最为频繁。在原型的显影阶段，会发生一种几乎完整的认同。虽然女人会直接认同大地女神，但是男人却不会（患精神病的情况除外）。一如神话所表明的，大地女神的特征之一是她通常与其男性搭档成对出现。相应的，男人借助恋青春狂（puer aeternus）或者智慧之子（flius sapientiae），认同于索菲娅的雅致已然降临于其身的儿子—情人。但是地府鬼神类型母亲的伴侣刚好相反：一个猥亵的赫耳墨斯[埃及神话中的喜神贝斯（Bes）]或者一个印度教男性生殖器像（lingam）。在印度，这一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精神意义；在西方，赫耳墨斯是希腊文化的调和—西方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精神发展的源泉—中最为矛盾的形象之一。他同时是启示之神；在中世纪早期的非官方哲学中，他的地位丝毫不比创造世界的精神（Nous）低。也许这个谜在绿宝石碑（Tabula smaragdina）的字词中找到了最佳的表达：“上苍之物比如地下之物”（omne superius sicut inferius；因为它是上苍，所以它亦是地下）。
我们一谈到这些认同问题，我们就进入了会合—配对的对立物—的范畴，其间的这一个绝不与那一个即它的对立物相分离，这是一个心理学事实。它是一个个人经验的领域，直接导致个体化的经验、自性（self）的获得。可以从西方中世纪文学里找到表示这一过程的诸多象征，可以从东方智慧的仓库里找到的象征甚至会更多，但是就这件事而言，语词和思想的作用不大。事实上，它们可能成为危险的小径与虚假的踪迹。在这个依旧朦胧的心理经验领域，也许我们是在其间直接接触原型，其心理力量被感觉到正处于全盛状态之中。这个领域是非常彻底的一个直接经验领域，所以它无法被任何公式准确归类，而是只能暗示于已经了解的人。他无须解释便可理解何为阿普列乌斯所谓的对立物之间的张力；在阿普列乌斯致天后的华丽的祈祷文中，他把“天上的维纳斯”与“用午夜吠声抗击恐惧的普罗塞耳皮娜（Proserpina）”配在了一起：它就是原始意象的可怕悖论。
在我最初撰写此文的1938年，我自然不知道基督教版本的母亲原型会在12年之后，被提升至教条式真理的地位。显然，基督教的“天后”已然放弃了其所有的奥林匹亚特性，仅仅留下了她的智慧、善良与永生；甚至她的肉身，最易于总体性物质腐败的东西，披上了带灵气的不腐蚀。然而，关于圣母玛利亚的丰富多彩的寓言，仍与她在伊西斯和塞默勒（Semele）中的异教徒预示保持着某种联系。不但伊西丝与何露斯之子（Horus-child）是圣像学的榜样，而且塞默勒—狄俄尼索斯的原初世俗母亲的升天，同样预示着圣母升天（Assump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而且，塞默勒的这个儿子是一位奄奄一息的、复活的神，在奥林匹亚诸神中最年幼。塞默勒本人似乎一直是大地女神，正如圣母玛利亚是基督从那里诞生的大地一样。如果这就是事实，需要心理学家解答的问题就自然地出现了：母亲意象与大地、黑暗、拥有动物激情和本能天性的具体男人的深不可测一面、普遍意义上的“物质”等的特殊关系已然变为了什么？信条的宣告降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即当时的科学与技术的成就，以及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人类的精神与心理遗产面临着即刻毁灭的威胁。人类在恐惧与受盅惑的惊吓之中装备自己，以期进行一桩惊人的犯罪。当在合法的自卫之中不得不使用氢弹、可怕得不可思议的行为成为不可避免时，这样的环境可能就很容易出现。与事件的这一灾难性转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圣母玛利亚如今已在天国受到崇拜；事实上，她的升天被解释成了一记有意识的反击，反击曾经引发地府鬼神力量造反的唯物主义教条主义。正如基督在他那个时代的出现使原本住在天国的一位上帝之子成为了一位真正的魔鬼与上帝的敌手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形相反，一位天国人物与她原初的地府鬼神领域相分离，对大地、冥府那已获释放的巨大力量采取反对立场。以圣母玛利亚被剥夺物质性的所有基本属性一样的方式，物质被完全去灵魂化；这是发生在物理学大力向前推进这些洞见的时候，即如果它们不能严格地“去物质化”物质，它们至少也要使其拥有自己的属性，使其与心理的关系成为一个无法再被搁置的问题。正是因为科学的巨大进步当初导致了欠成熟的心理权力地位的被推翻，以及同样考虑欠周的物质的神格化，所以科学知识现在同样迫切地要求力图弥合开启在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巨大鸿沟。心理学家倾向于在升天这一信条中看到一个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象征预示着整体的发展。对心理学家而言，与大地、与物质的关系是母亲原型的不能剥夺属性之一。因此，当一个受制于这一原型的人被表征为升入天国—精神领域的时候，这就表示地与天、物质与精神的合二为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会选取相反的方向：它会在物质本身之中看到精神的等价物，但是这个“精神”会显得被剥夺了其所有，或者无论如何是大部分的已知属性，一如俗世的物质进入天国时被剥夺了其具体特征。然而，两个原则合并的道路是会渐渐被清理出来的。
具体地理解，圣母升天是唯物主义的绝对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记反击并非是采取任何行动来减少对立物之间的张力，而是将其推向了极致。
然而，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身体的升天是对物质的一种识别与承认，物质因为男人身上势不可挡的“精神”倾向，最终等同于邪恶。在本质上，精神与物质是中性的，或者更加准确地讲，“具有两种能力”（utriusque capax）—换言之，能够成为男人所谓的善良或者邪恶。虽然作为名字，它们高度相关，但是潜藏在她们背后的，却是极为真切的对立物；这些对立物是它们的生理及心理世界的能量结构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了它们，任何性质的存在都不可能成立。并不存在没有反面的见解。尽管或者正是因为它们的极端对立，彼此都不能没有对方而存在。这在中国古典哲学里得到了准确阐释：阳（光明，温暖、干燥、男人的原则）里面包含着阴（黑暗，寒冷、潮湿、女人的原则）的种子，反之亦然。因此，物质包含有精神的种子，精神包含着物质的种子。久负盛名的“同步”现象现在已然通过莱茵（Rhine）的实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证实；很显然，同步现象证明了这一点。物质的“精神化”使精神的绝对非物质性受到了怀疑，因为它必须被给予一种实在性。升天的信条是在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分裂时代被宣告的，它是一种补偿性征候，反映科学为统一的世界图景所做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讲，两种发展都由炼金术预示在了对立物的“圣婚”（hieros gamos）之中，虽然仅仅是以象征的形式。然而，象征有着能够把异质的或者甚至无法比较的因素统一在一个意象中的巨大优势。随着炼金术的衰落，精神与物质的象征性统一瓦解，其结果是现代人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去灵魂的世界里，流离失所、人情冷漠。
炼金术士在树的象征中看到了对立物的合并，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现代人的无意识应该努力回到根植于这个世界、直冲云霄的宇宙之树的象征—那棵树也是人；现代人不再在他的世界里感到安适自在，可能让他的存在既不基于不复存在的过去，也不基于尚未到来的未来。在象征的历史上，树被描述为生活方式本身，一种进入永远如此、永不变化的发育；它源自对立物的统一，并且也借助其永恒的存在使得统一成为可能。似乎是唯有通过象征现实的经验，人们才能在徒劳无益地寻找自己的“存在”和从中获得一种人生观之后，找到他们回到自己于其间不再是陌生人的世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