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下讨论中使用的原始材料，不外乎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里，患者已达成前一章所设定的首要目标，即压制作为自主情结的阿尼玛，并使阿尼玛转化成意识用以联系无意识的功能。当这个目标实现后，患者的自我（Ich）便可以摆脱跟集体性及集体无意识的一切纠葛，而他们的阿尼玛也因为这个过程，而丧失本身作为自主情结的魔力，换言之，被削弱的阿尼玛已无法再发挥使个体入迷着魔的效应。此时阿尼玛已不再是未知宝藏的守护者，不再是瓦格纳宗教乐剧《帕西法尔》里的昆德丽（Kundry；兼具神性和兽性的圣杯骑士团女信使），也不再是“女掌权者的灵魂”（HerrinSeele），而是一种直觉性质的心理功能。人们可以凭借原始人话语所指涉的意涵来描绘这种直觉的心理功能：例如“为了跟鬼魂交谈，他走进树林里”或“我那条蛇曾对我说话”，或以仍处于婴儿期阶段的神话语言来表达：“我的感觉确实这么告诉我。”
在我的读者当中，知道小说家哈格德在《洞窟女王》所塑造的那位“人们必须顺从的女人”意指什么的人，一定会想起这种女性的人格魔力。这位“洞窟女王”就是神力人格（Mana-Persönlichkeit），也就是充满神秘和魔力特质〔即神力（Mana）〕，并具备巫术知识与巫术力量的人。神力人格的所有属性，当然都来自个体的无意识对本身的认知，所出现的天真幼稚的投射，如果要以比较不具诗意的语言来表达，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我承认，有一个心理要素在我里面运作着，而且还能以极不可思议的方式避开我在意识里的意图。它会带给我一些特殊的想法，而让我陷入自己所意想不到，且不喜欢的心情和情绪里，它促使我采取惊人的、却无法负起责任的行动，而且还以令我恼怒的方式干扰我的人际关系，等等。面对这样的事实，我实在束手无策，而最糟糕的是，我竟然受到这种事实的吸引，而不得不对它赞赏有加！”（诗人经常把自己的这类内在困境称为“艺术家的性情”，至于非诗人，则以其他方式为自己所面临的难题辩解）如果“阿尼玛”这个要素失去了它的神力，那么，它的神力究竟跑去了哪里呢？显然地，那些掌控阿尼玛的人会得到阿尼玛所丧失的神力，这也符合原始人的观念：如果谁杀死拥有神力的人，就可以接收他的神力。
那么，男人个体的哪个部分会跟阿尼玛沟通互动呢？显然是男人意识的自我（bewußtes Ich）。因此，当自我接收阿尼玛的神力后，意识的自我就变成神力人格。不过，神力人格仍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英雄、酋长、巫师、巫医、圣人、掌权者和上帝代言人，这些有影响力的男人的著名原型。
此时，男性的集体性人物（Kollektivfigur）会从幽暗的幕后浮现出来，而受到意识人格的支配。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心灵危害相当微妙，且难以掌握，比方说，相关的意识膨胀（Inflation des Bewußtseins）会破坏意识从前和阿尼玛沟通互动时所取得的一切。因此，我们应该认知到以下这两点的重要性：其一，阿尼玛在无意识的阶层里，只是其中的最底层；其二，阿尼玛只是无意识里可能存在的人物之一，因此，阿尼玛如果受到压制，就会使另一个集体性人物出现，而去接收阿尼玛的神力。实际上，巫师这种人物——我会毫不犹豫地提出这个例子——会把神力（即阿尼玛的自主价值）吸向自己。只有当我们在无意识里认同这种人物时，我们才可以想象自己拥有阿尼玛的神力。如果有天我处于这种情况，肯定会这么做！
女巫这个人物所引发的情况，对心灵的危害其实不亚于男巫：她是崇高而重要的母性人物，是仁慈的女神；她了解一切，也原谅一切；她总是希望一切尽善尽美，也总是为别人活着，从不追求一己私利；她是伟大之爱的发现者，也是终极真相的宣告者。不过，就像她所发现的伟大之爱不曾受到赞扬一样，她所宣告的伟大真理也不曾被了解，而且这两者还水火不容！
这里必然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误解，且这个误解绝对跟人们的心理膨胀有关。自我把某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然而，自我如何把神力占为己有？如果男性的自我确实压制了阿尼玛，那么阿尼玛的神力便归自我所有，因此，接下来就出现一个恰当的推论：人们本身因为拥有神力而具有重要性。但是，这种重要性（即神力）为什么无法对其他事物产生作用？这当然牵涉到一个根本的准则：神力之所以无法产生作用，是因为人们当时还未取得重要性（即神力），而只是和某个原型，也就是另一个人物（即无意识人物）交融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做出这个结论：如果男性的自我根本无法压制阿尼玛，便无法取得神力。至于所发生的一切，纯粹只是男人和某个或许更有影响力，且符合无意识父亲影像的崭新男性人物交融在一起罢了。我从大文豪歌德的诗作《秘密》（Die Geheimnisse）所节录的以下两节诗句，便涉及自我压制阿尼玛而取得神力的心理现象：
自我克制的人已摆脱那股束缚一切万物的威力。[32]
这么一来，男人就会变成超人，变成超越一切力量的半人半神，甚至还可能演变成“我与天父是一体”，而如此强烈却也极其含糊的表白，正是来自阿尼玛的神力这个心理要素。
相较之下，如果我们那个可怜的、受到限制的自我对本身只有些微认知，那么它就只能退缩，并立刻放弃所有关于权力和重要性的幻想。因此，我们会误以为自我已无法压制阿尼玛，从而无法取得阿尼玛的神力。然而，此时的自我之所以可以和无意识沟通互动，并不是因为意识尚未宰制无意识，而是因为阿尼玛放弃了本身那种身为主宰者的狂妄。这样的沟通互动，其实不表示意识战胜了无意识，而是意味着意识世界和无意识世界之间的平衡。
“巫师”之所以能够支配个体的自我，是因为个体的自我渴望战胜阿尼玛，但这样的渴望却是一种侵犯。自我对无意识的侵犯，随后必然引发无意识的反扑。举例来说，在歌德剧作《浮士德》的第二部里，一位名叫“忧愁”的女人便对浮士德说道：
我会化成各种形体，发挥我可怕的力量。[33]
当自我不再需要战胜阿尼玛时，巫师凭借神力而引发的个体入迷状态便自动消失。那么，巫师的神力现在存在何处？当巫师已无法再施行巫术而吸取神力时，究竟谁或什么东西会得到神力，并成为神力呢？至今我们仅仅知道，意识和无意识都无法获得神力，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当自我不需要权力时，入迷状态就会消失，换言之，无意识就会丧失本身的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神力必然落入同时属于或完全不属于意识和无意识的某个东西里。这个东西就是人们所探寻的人格“中心点”，也就是某种存在于二元对立之间却无法形容，或是统合二元对立的东西，它或是某种冲突的结果，或是能量张力所产生的“成果”：即人格的形成，也就是迈向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最富有个体性的步骤。
在这里，我并不会苛求读者迅速、概括地理解我前面讨论的整个问题的各个部分。其实读者可以把这个问题的概貌当作一种阐述，至于相关思想的说明，我接下来还会有更详尽的分析。
导致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现象的无意识内容，如果被充分地引入意识里，随后所出现的状态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开端。关于这方面，人们最好以如下方式进行思考：无意识内容首先是个人氛围（persönliche Atmosphäre）的东西，其性质也许就像前面那位男患者的那段幻想一般。直到后来，才发展出含有高度集体性的象征语言的非个人无意识的幻想，而其性质大概就像前面那位女患者的那段灵视。通常人们会天真地认为这些幻想荒诞狂野，且毫无规则性可言，但其实它们都依循一些特定的、朝向某个共同目标的无意识准则。因此，人们最好把后来才形成的一系列非个人无意识的幻想，比拟为成年礼或入会接纳仪式（Initiation）的过程，这种仪式的过程和这些幻想极为相似。所有原始人的社群和部落，往往都存在发展相当完备的成年礼，而且这些成年礼在他们的社会和宗教生活中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34]男孩和女孩在通过成年礼后，便成为男人和女人。东非肯亚的喀维隆多族（die Kavirondos）会辱骂那些不愿割包皮的男孩是“动物”。由此可见，成年礼的习俗就是一种巫术的方法，经由这种方法，人们便可以从动物状态进入人的状态。作为一种身份转换的秘密仪式，原始民族的成年礼显然具有最重要的精神意义。成年礼的参与者往往承受充满折磨的对待方式，但同时却也获得关于部落秘密仪式的教导：一方面是部落的律法和阶级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关乎宇宙起源及其他神话的理论。
此外，文化高度发展的民族也都曾经保留成年礼或入会仪式。希腊大概一直到公元7世纪，都还在举行古老的埃勒乌西斯秘教的入会仪式（eleusinischeMysterien）。罗马从前则充斥着各种举行秘密仪式的宗教，其中之一便是基督教。基督教现存的宗教形式——婴儿的洗礼、成年的坚信礼（Konfirmation）和圣餐礼（Abendmahl）中——依然保留了古老的、接纳教会新成员的仪式，只不过它们的宗教色彩已不如从前那般浓厚。由此看来，没有人可以否认成年礼或入会仪式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
现代人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成年礼或入会仪式的历史重要性相提并论（人们不妨比较古代人所见证的埃勒乌西斯秘教入会仪式！）。共济会、神智学协会、法国诺斯底教会（l’église Gnostique de France）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德国蔷薇十字会（Rosenkreuzer）等组织的入会仪式，其实都难以取代应该以醒目的红色字母写在历史列表上的那些已消失的仪式活动。事实上，人类所有成年礼或入会仪式的象征语言，已清楚明确地显现在无意识内容里。当然，批评这类仪式毫无科学根据、是古老的迷信，就跟人们目睹霍乱疫情肆虐时，表示霍乱只是一种传染病，且不符合医药卫生的说词一样，都是无懈可击的说法。但是——诚如我必须重复强调的——这里所牵涉的问题，却和这类仪式的象征语言是否为客观的真理无关，而只和无意识内容是否为这类仪式的对应物（Äquivalente）、是否能影响人类的心理有关。此外，这个问题也和无意识内容是否值得人们追求无关。毕竟无意识内容只要存在，而且可以发挥效应，就足够了！
在这个脉络下，我已无法为读者详尽说明这一类系列性的，且其中不乏相当长串的意象。或许读者已对我在本书里所举出的几个例子感到满意，并且接受我的说法：以上我探讨的内容，都是一些合乎逻辑，且符合目的性的（zielgerichtet）相互关系。我在这里使用“符合目的性”这个形容词，当然带有某种程度的犹豫，因此，我接下来将谨慎而节制地使用这个词语。在精神病患身上，人们可以观察到一系列的梦境，而在精神官能症患者身上，则可以发现一系列的幻想，这些幻想的出现几乎都没有目的。我曾在本书第二章提到一位失恋的青年在投河自杀时，眼前所浮现的幻想。当时这位男患者还顺畅无阻地产生一系列没有目的的幻想，而除非他学会积极参与，并有意识地介入本身的幻想，不然他的幻想就不会具有目的性的导向。无意识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没有意向，却含有潜在的导向性，而且这种导向性是一切能量过程的共同特征。不过，当意识积极地参与无意识，并积极体验，且至少以料想的方式来了解无意识过程的每个阶段时，下一个意象就会出现在无意识已达到的更高阶段里，无意识的目的性导向便于焉形成。
与无意识沟通互动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以下的状态：无意识内容不再停留在无意识里，而且不再间接显示为阿尼玛现象和阿尼姆斯现象。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新状态里，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会成为意识用以联系无意识的功能。然而，只要还未达到这样的状态，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便是自主情结，也就是违反意识控制的干扰因素，而且从它们的表现看来，仿佛就是不折不扣的捣乱者！由于这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我在这方面所使用的专有名词“情结”，已经成为一般日常用语的词汇。当男人的内在拥有愈多“情结”时，便愈陷于入迷状态。当他们尝试透过本身的情结来为自己的人格塑造某种意象时，或许最后会得到这样的意象：歇斯底里的女人——也就是他们的阿尼玛！不过，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意识内容时——起初这些无意识内容会显现为个人无意识的事实内容，而后则显现为集体无意识的幻想——便触及情结的根源，因而得以解除本身的入迷状态，阿尼玛现象也随之消失！
某种占有优势并导致入迷状态的东西——它必定以某种方式凌驾于我之上，而且是我无法撼摇的东西——应该会随着阿尼玛的转弱而消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时人们的内在就不会有情结存在，也就是说，在心理上不会再藏污纳垢。凡是自我不允许的事情，就不该再发生，而自我想要达成的东西，就不该再出现任何阻碍。如此一来，自我便巩固了本身的地位，并达到超人的坚定不移或完美智者的卓越性。超人和智者这两种人物都是理想的意象——拿破仑和老子分别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也都符合德国民族学家弗利德里希·雷曼（Friefrich R. Lehmann, 1887—1969）所谓“具有强大无比的效应”概念。雷曼曾在他那本名著《神力》（Mana）[35]里提出并解释这个概念，因此，我才把上述两种人物的人格称为“神力人格”。神力人格符合集体无意识的主要特征，也就是符合人类从远古以来的相关经验在心理领域里形成的原型。原始人既不会分析，也不会探究为什么有人比自己更卓越。反正他们就是认为比自己更聪明、更强大的人，确实拥有比较巨大的力量，但这些人可能会因为别人踩到他的影子或跨过入睡的他，而失去这股力量。
在人类的历史上，神力人格会发展成英雄人物和神人（Gottmensch），[36]而神人在人世间所扮演的角色（Figur）就是神职人员。此外，在心理治疗中身为分析者的医师也多多少少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经常被患者视为神力人格。只要自我看起来已取得原属于阿尼玛的神力，自我就会直接变成神力人格。这样的发展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在我所见过的这种或多或少有进步的发展过程里，人们至少会暂时认同神力人格的原型。会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是人世间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人们不仅自己这么期待，其他所有人也同样这么期待。人们几乎都会对此表示赞赏，因为他们自己比别人有更深入的洞察，而还有一些人则需要在某个地方找到可以触摸的英雄、卓越的智者、领导人或父亲，也就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人物。就连名不见经传的各路神祇（Duodezgötter），这些人也非常乐意为他们建造庙宇，并到祭坛前焚香祭拜他们。总之，从前曾是什么，以后也将如此——这种想法不只是缺乏判断力的人云亦云者可悲的愚蠢，也是人类心理的自然法则。这条法则往后也会继续存在，除非意识中断了原初意象那种幼稚的具体化。我真的不知道，意识改变存在已久的心理法则，是否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我只知道：意识有时会改变存在已久的心理法则。这样的改变对某些人而言，具有攸关存亡的必要性，但却往往无法阻止他们接掌父亲留下的王位，以便重新施行从前留下的例行性常规。没错！我们的确应该好好考虑，如何才能逃离原初意象的优势。
其实，我压根儿不相信人们可以逃离原初意象的优势。人们充其量只能改变本身对这种优势的态度，借此避免天真地陷入某种原型里，使其不至于被迫牺牲本身的人性来扮演某个角色。原型所造成的入迷状态，会使人们变成纯粹集体性的人物，也就是让人们戴上面具。被面具所遮掩的人性不仅无法继续发展，甚至会愈来愈萎缩。因此，人们必须时常意识到受制于神力人格主要特征的危险。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不仅在于人们会戴上父亲的面具，也在于人们会受到别人所戴上的父亲面具的影响。从这层意义来说，大师和门徒其实是一样的！
阿尼玛的消融，代表我们已察知无意识的驱力，但却不代表我们可以使无意识的驱力失去效力。这种驱力随时会以新的方式攻击我们，而且只要我们的意识态度有缺陷，便绝对会对我们发动攻击。由于力量和力量之间是对立的，因此，当自我以为自己拥有支配无意识的力量时，无意识就会凭借神力人格的主要特征来展开微妙的反击——也就是以神力人格的威望来吸引自我，使自我陷于入迷状态。面对无意识的反击，人们可以透过完全承认本身弱点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么一来，人们就不会继续和无意识对抗，也就不会再激怒无意识了。
当我从个人层面谈论无意识时，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论述听起来有点儿奇怪。其实我也不想让读者误以为我本人主张无意识具有个人性质。实际上，无意识是由一些与生俱来的心理作用所组成的，并无关于个人性，只有我们的意识才具有“个人性质”。因此，当我谈到无意识被“激怒”时，并非表示无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侵犯，而展开报复——就像古代的众神祇出于嫉妒和复仇而伤害人类那般——被激怒，是意指心理方面出现犹如饮食不当导致的消化功能失衡。无意识此时会自动反击，正如胃部会以种种不适来报复人们饮食不当一样。如果人们自以为可以支配无意识，这等于在心理上犯下了饮食不当的错误，因此为了本身的益处，最好避免这种有害健康的态度。相较于被干扰的无意识所产生的广泛又可怕的精神效应，我在这里所提出的毫无诗意的比喻，当然显得过于平淡枯燥。因此，我在这方面比较喜欢采用被冒犯的诸神对人类展开报复的比喻。把自我和神力人格的原型区分开来，将迫使人们意识到对神力人格具有特殊意义的无意识内容——这就如同把自我和阿尼玛的原型区分开来，势必会使人们意识到对于阿尼玛具有特殊意义的无意识内容一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神力人格始终拥有秘密的称呼，或特殊的知识，或执行特别行动的特权〔诚如“朱庇特神可以做的事情，公牛却不宜做”（quod licet lovi, non licet bovi）这句拉丁文谚语〕，简言之，神力人格享有个人的名望。意识到神力人格的原型所建构的无意识内容，对男人来说，就是真正且再次摆脱自己的父亲，对女人来说，则是摆脱自己的母亲，而首次感知（empfinden）本身的个体性。这个过程所带来的转变，也完全符合原始人已具体化的成年礼，以及文化已高度发展的基督徒为婴儿洗礼的目的，也就是脱离“肉体层面的”（或“生物层面的”）父母，而“在崭新的童年里”（in novam infantiam）获得重生，正如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些受基督教影响的神秘宗教所提到永生的、精神处于天真童稚的状态。
人们可能不认同神力人格，但却把神力人格具体化为不属人世间，且具有绝对性（Absolutheit）的“在天上的父”（许多人似乎对这种绝对性念念不忘）。如此一来，无意识所获得的优势，便具备与“在天上的父”相同的绝对性（倘若信仰的虔诚已赋予“在天上的父”绝对性），进而导致所有的价值都流向无意识，[37]最后当然只剩下些许可耻的、卑劣的、不合宜的、含有罪恶的人性。至于这方面的解决之道，我们都知道已成为历史的世界观（historische Weltanschauung）。由于我在这里的讨论只依据心理学，而并未察觉自己有任何要把所信奉的永恒真理强加于宇宙的倾向，因此，我有必要对这个解决之道提出以下批判：当我把一切的最高价值推向无意识那一方，并由此设想“至善”（summum bonum）时，我便同时创造了与“至善”具有相同分量和影响力的恶魔，而陷入不愉快的处境，但同时，这样的恶魔却可以在心理上制衡我所谓的“至善”。不过，话说回来，我的谦逊却根本不允许自己认同恶魔，毕竟这样的认同太过狂妄，而且还以令我难以忍受的方式，使我对立于那些我所尊崇的最高价值。这一点是我在精神已呈现“亏空”的状态下所无法负荷的！
因此，基于一些心理学的理由，我认为自己其实不该依据神力人格的原型来设想上帝，也就是不该把上帝具体化；这么一来，我就不至于把自己所主张的价值和无价值投射在上帝和魔鬼的身上，从而得以保有自己的人性尊严，以及我个人特有的重要性。为了不让自己沦为被无意识力量操控、毫无招架能力的傀儡，我确实很需要拥有我个人特有的重要性。如果人们跟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打交道，而认为自己是它的主宰，那么他们肯定是疯了！在面对一切优势要素，甚至在面对个体的某种极限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连最心平气和的国民也会变成血腥的“革命分子”）时，人们当然会遵循“不抵抗”的原则。我们对于法律和国家的服从，正是我们对集体无意识所应具备的普遍态度的最佳示范——只要这样的服从不至于让我们感到艰难。（耶稣在面对前来刺探他的罗马帝国政权的爪牙时，也没有直接回答是否该纳税给凯撒，而是间接、婉转地表示：“属凯撒的，就归给凯撒；属上帝的，就归给上帝。”）[38]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也存在着某些我们所服从的、而我们的良知却不一定赞同的要素。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服从其实比不服从对我们更为有利。同样地，在无意识里也存在着某些我们必须明智以对的要素。（正如《新约圣经》所谈到的“不要与恶人作对”[39]“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40]“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41]，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42]）
神力人格一方面是优越的知晓者（Wissender），另一方面则是优越的企求者（Wollender）。当我们意识到以神力人格为基础的无意识内容时，就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不仅已比别人学会更多东西，还比别人企求更多东西。我们都知道，这种类神性，不仅让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日耳曼抒情诗人暨天主教神学家安格鲁斯·司理修斯（Angelus Silesius, 1624—1677）感到不快，还让他深受打击，他的基督教信仰便在这种急躁不安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也就是从严格信奉新教教义的新教徒，变成回归黑面圣母怀抱的虔诚天主教徒，而直接跳过了在基督教信仰上采取中间立场的路德教派。可惜的是，这种信仰的剧烈转变，却对他的抒情诗创作以及他那种容易激动烦躁的精神状态，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
此外，耶稣基督和后来的使徒保罗也曾绞尽脑汁思索类神性的难题，至今我们仍可以从不少线索中清楚看到它的存在。中世纪晚期日耳曼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 1260—1328）的神学著作、歌德的戏剧《浮士德》、尼采的哲学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都一再让我们看到这个难题。歌德跟尼采一样，曾试图以掌控性思维（Beherrschungsgedanken）来试图解决它，只是凭借的方式不同罢了：歌德是透过使用魔法的恶魔，以及和恶魔订下契约的浮士德——一位无所顾忌、且意愿强烈的人（Willensmensch）——而尼采则是透过超人——一种以优越自诩的人（Herrenmensch）——以及卓越的智者，而不是透过恶魔和上帝。尼采认为，世人正如他本身那般地活着，既孤独，又患有精神官能症，还需要他人提供金钱资助，至于上帝和世界都不存在。这种情况对那些拥有家庭、必须纳税的人来说，并非理想的前景。况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向我们证明世界的实在性是不存在的——其实神奇的途径才不存在呢！同样地，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向我们证明无意识的效应是不存在的。难道患有精神官能症的哲学家尼采，可以证明他本身没有罹患精神官能症？他自己根本无法证明这一点！由此可知，我们和我们的心灵似乎同时受到内在和外在的巨大效应夹击，而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正确评断这两方面的效应。总之，我们只能依据我们各自的能力来处理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自己必须醒悟，必须意识到自己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
当我们意识到神力人格的内容，而使神力人格消融后，便自然而然地回归我们本身作为存在和生活的东西。这种东西介于两种世界意象及其力量之间，由于我们只能隐约地预感（ahnen）有这两股力量，因此得以更清楚地感知（empfinden）它们的存在。“这种东西”让我们觉得既陌生又亲近，它虽是我们本身，但我们却不认识它。它是某种相当神秘的结构体（Konstitution）的潜在中心点，会要求一切应该跟动物、神祇、水晶和星辰具有相关性，却不会让我们感到讶异，也不会引起我们的反感。这种东西所要求的一切，我们根本无法合理地反抗，不过，听取它的意见对我们却是有益的。
我把这个中心点称为“本质我”（Selbst）。从智识的角度来看，本质我是人们所构思出来的心理学概念，而且这个概念应该表达我们无法认识的本质。我们之所以无从掌握本质我的本质，是因为它已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单单从它的定义，我们便可以明白这一点。此外，本质我或许还可以被称为“我们内在的上帝”，而且它似乎既是我们一切心灵活动的起点，也是一切心灵活动所设定的最崇高的终极目标，虽然这样的说法确实令人百思不解。总而言之，当我们跟往常一样，试图说明某种已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东西时，必然会提出这种表面显得荒谬，深层却蕴含真理的说法。
我希望，认真阅读本书的读者已充分了解，本质我和自我就像太阳和地球那般关联密切，但却不宜将它们混淆在一起。还有，本质我或许可以被称为“我们内在的上帝”，不过它却几乎无关于人类的神格化，或上帝从崇高地位的跌落。我们本来就无法理解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东西，因此，当我们在使用“上帝”概念时，其实是在表达某些心理内容的独立性和优势性的心理事实。这些心理内容会显露在它们本身所产生的效应上，诸如摧毁意志、干扰意识，以及影响心情和行动。如果莫名其妙的心情、紧张不安的心理失调，或无法克制的恶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上帝的显现，这大概会使人们感到愤怒。不过，当人们刻意把这种（也可能是糟糕的）事情和自主的心理内容的总体区分开来时，就会对本身的宗教经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如果人们敷衍搪塞地采用“根本就是”（Nichts-als）这个句型来说明这种事情，就是带有防备性质的婉转表达（apotropäischer Euphemismus）。[43]因此，这些事情只会受到压抑，它们通常只会成为虚幻不实的有利条件，以及已发生些许改变的错觉。这么一来，人格非但没有变得更丰富，反而还贫乏化，且逐渐停顿不前。现今被我们的经验和认知视为恶劣的，或至少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更高的经验和认知阶段里，却会成为最佳事物的根源。在这个更高的阶段里，一切当然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他们内在那七个不同特性的魔鬼（sieben Teufel）。如果这些魔鬼被认定不具任何意义，那么，人格就会夺走与他们相应的阴影，而使他们失去本身的形体。“有生命的形体”为了让本身显得生动而立体，都需要深暗的阴影来烘托自己；如果阴影不存在，他们顶多只是平面的假象，或只是多少有些教养的乖孩子。
以上的论述，还暗示着一个远比以下这句简单话语约莫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问题：就心理层面而言，人性基本上还停留在童年状态。换言之，童年状态是人性还无法跨越的阶段，因此问题在于，大部分的人其实最需要权威、领导和规范律令。这是个不该被忽略的事实。只有那些懂得以心灵取代良知的人，才能像使徒保罗那般贬抑律法的规范，不过，仅有极少数人拥有这样的能力。（《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实际上，这类罕见的人也只会基于内心的敦促，而走上这条艰辛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跟刀刃一样锋利，但他们却不会谈论自己所承受的困苦。作为自主的心理内容的上帝观，会使上帝成为道德难题。坦白说，这实在令人相当不快。但话说回来，如果这个难题不存在，上帝便不具有真实性，因为，上帝如今已无从再介入我们的生活！由此可知，上帝已成为历史上的一尊概念的稻草人（Begriffspopanz），或只是一种哲学的多愁善感。
我们在探究上帝观时，如果完全将“神性”观念排除在外，只谈论自主的心理内容，这种做法就智识和经验而言，虽然是正确的，却会掩盖上帝观所不可缺少的某种心理特性。换言之，当我们在使用“神性”观念时，就是在表达我们如何以独特方式体验上帝观作为自主的心理内容，所产生的效应。此外，我们也可以用“超自然”观念来表达本身的上帝观，不过，我们不可借由这个观念来表示内心某处仍留存着那位已具体化，且完全符合我们的愿望和观念的上帝。我们的智识所耍弄的魔术戏法，既无法帮助我们实现某种合乎自身愿望的作风，也几乎无法使这个世界合乎我们的期待。因此，我们如果要以“神性”的特征，证明那些涉及上帝观的自主内容所产生的效应时，就会认同这种效应的相对优势。
这种效应的威力，就像人们对饥饿和死亡的恐惧那般真实。该效应为了让人们正确评判它，遂挟其优势随时强迫人们构想上帝最不可思议之处，甚至迫使人们承受极大的痛苦。
本质我的特点，或许就在于它本身对内在和外在之间冲突的补偿方式。只要本质我的性质含有某个已达成的目标，以及某种只会逐渐形成，且透过许多努力才可以经验到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恰当的。由此可见，本质我也是生命的目标，毕竟本质我就是对命运的交错组合最完整的表达。人们虽把命运的交错组合称为“个体”，但生命所要表达的东西却不限于单一个人，而是整个群体。因为在群体里，个体会相互补充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象。
人们如果可以感知（empfinden）本质我是带有些许非理性，且无法被定义的存在，便可以达成个体化的目标。至于自我，则不对立于、也不服从于本质我，而是伴随并绕着本质我旋转，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运转一样。我在这里使用“感知”这个词语，是为了说明自我和本质我间那种带有察觉性的关系。在这两者的关系里，我们无法清楚看到什么，因为我们实在无法说明本质我的内容，而自我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本质我的内容。至于对已个体化的自我的感知来说，自我则是某个高高在上的未知主体的客体。
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这场心理学的探索似乎必须在此告一段落，毕竟本质我的观念本来就只是个先验的假设。这个假设就心理学而言，虽然是合理的，却无法获得科学研究的证明。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超越科学研究的做法，对此处所阐述的心理学发展却是必要的，因为若缺少关于本质我的假设，我根本无法充分说明那些确实发生在人们经验里的心理过程。由此可见，本质我至少含有某种相当于原子结构的物理学假设的价值。此外，倘若我们在这里应该已处于某个意象当中，那么，该意象必定具有极强烈的生动活泼性，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解析该意象的能力。至于它究竟是不是意象，我其实毫不怀疑，但我怀疑我们是否仍被包含在该意象里。
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读者如何理解本书的内容，抱持着超乎平常的要求。虽然我已竭尽所能地为读者铺平那条掌握本书的道路，但我却无法排除路途中某个巨大的阻碍，也就是以下事实：大部分人似乎都不熟悉我的论述所依据的那些经验，因此会觉得这些经验颇为怪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也无法期待我的读者会赞同我所有的结论。尽管作者都乐见读者可以了解自己的著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反而是为读者指出一个广泛的、人们几乎未曾探究的经验领域，而不是为读者解析一些我所观察的案例。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许多人理解这个至今仍令人捉摸不透的经验领域。其中有些问题的答案，在我看来依然悬而未解，而意识心理学也从未进一步厘清这些未解之谜！无论如何，我并不要求这些问题要有确切的答案，所以，我对这本著作能作为寻找这些答案的摸索性尝试，已经感到相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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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原注：Wells: Christina Alberta’s Father, 1925.
[2] 原注：Daudet: L’Hérédo, 1916.
[3] 原注：James: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902.
[4] 译注：荣格曾于1925年远赴东非埃尔贡山，造访当地的埃尔贡尼族。
[5] 原注：Vgl. über die Archetypen des kollektiven unbewußten, GW 9/ I, §§ 70ff; Zur Phß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m Märchen, GW 9/I, §§398f; Psychologie und Erziehung, GW 17, §§ 208f.
[6] 原注：负面的报道总是让我们思索这个事实：人们可能因为非常害怕鬼魂，而矢口否认自己对鬼魂的恐惧。我在东非埃尔贡尼族那里，就曾亲身经历这种情况。
[7] 原注：Warneck: Die Religion der Batak, 1909.
[8] 原注：Vgl. Die Psychologischen Grundlagen des Geisterglaubens, GW 8; siehe auch Jaffé: Geistererscheinungen und Vorzeichen, 1958.
[9] 原注：精神分析学已采用Elternimago（无意识中父母的影像）这个由我所率先提出的概念，不过，我后来却决定在自己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里，以Urbild（原初意象）和Eltern-Archetypus（父母原型）取代Elternimago。
[10] 译注：荣格这句话还意指，人类已进一步演化，而脱离了刚刚那个施行巫术的泛灵信仰阶段。由此可见，荣格的文化观点受到他那个时代所盛行的进化论影响。
[11] 原注：Vgl. Tacitus: Germania, 1929, §§ 18, 19.
[12] 原注：Vgl. Haggard: She, 1887, und Benoit: L’Atlantide, 1919.
[13] 译注：Seele 这个德文词语具有双重意义，即“心灵”和“灵魂”。至于中译时，应该采用前者或后者，端视上下文脉络而定。如果相关内容属于心理学领域，宜中译为“心灵”，如果属于宗教和哲学领域，通常应该中译为“灵魂”。
[14] 译注：“高下相倾”意指“高”和“低”在位置上的相互依存，高的会向下倾倒，而倾倒之后，低的又变成高的。因此，这两者处于不断变动的相对关系里。
[15] 原注：Zur Definition dieses Begriffes vgl. Definitionen, in: Psychologische Typen, GW 6, §§ 877-890.
[16] 原注：Vgl. Spitteler: Prometheus und Epimetheus, 1915; und Jung: Psychologische Typen, GW 6, §§261 ff.
[17] 译注：这节诗句出自德国作家约翰·佐伊莫（Johann G. Seume, 1763—1810）发表于1801年的诗作《野人》（Die Wilden）。
[18] 译注：奥地利著名犹太裔作家卡尔·克劳思（Karl Krauss, 1874—1936）在撰文批评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纳粹党时，曾把纳粹党员戏称为“穴居者”。
[19] 译注：在德语里，Mann和Frau都具有双重词意，即“男人”和“丈 夫”，“女人”和“妻子”。因此，Mann和Frau在这里是双关语。
[20] 译注：瓦格纳音乐剧《漂泊的荷兰人》的主人翁是一位荷兰船长，由于受到上天诅咒而驾着幽灵船在海上漂流多年，最后终于在岸上觅得真爱而获得救赎。
[21] 译注：神智学盛行于19世纪末叶的西方，它既是一种宗教哲学，也是一种神秘主义学说。
[22] 原注：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 1912. Neuausgabe: Symbole der Wandlung, GW 5.
[23] 译注：广场恐惧症是一种人们认为公共空间不安全、且不易逃离所 导致的焦虑症。病情严重的患者甚至还无法出门，只能待在家中。
[24] 原注：Silberer: Probleme der Mystik und ihrer Symbolik, 1914.
[25] 原注：Vgl. Psychologie und Alchemie, GW 12.
[26] 译注：这句话出自《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27] 译注：在现代德语里，Gesicht意指“脸”和“面容”，但在荣格所使用的旧式德语里，Gesicht具有“幻境”和“幻觉”的意思。
[28] 原注：我在其他的著作里，曾把这种方法称为“积极想象”（aktive Imagination）。请参照Psychologie und Religion, GW 11, §§ 137f.
[29] 译注：荣格所谓的“定向”是指态度的普遍原则。比方说，权力态度会定向于自我对种种影响和状况的权力观点，思考态度则定向于逻辑原则，而感知态度则定向于感官所察觉的事实。
[30] 原注：Vgl. dazu: Psychologische Typen, GW 6.
[31] 译注：荣格在他的著作里，会使用nirdvandva这个古梵文词汇。它的字面意思是指“没有二元对立”。
[32] 原注：Goethe: Die Geheimnisse. Ein Fragment, in: Werke in zehn Bänden, Bd. 7, 1962.
[33] 原注：Goethe: Faust II, 5. Akt, 4. Szene, in: Werke in zehn Bänden, Bd. 4, 1961.
[34] 原注：Vgl. Webster: Primitive Secret Societies, 1908.
[35] 原注：Lehmann: Mana, 1922.
[36] 原注：依据我们西方从前的民间信仰，如果国王是基督教虔诚的笃信者，就能把本身的神力经由将手按在癫痫病人头部的方式传输给他们，而治愈他们的疾病。
[37] 原注：“绝对性”意味着“脱离”。人们宣告上帝的绝对性，等于使上帝脱离与人们的联系。这么一来，人们便无法影响上帝，而上帝也无法影响人们，这样的上帝对人们来说，便毫无重要性。人们充其量只能合理地表示：上帝对人们就像人们对上帝一样，仍具有相对的关联性。“在天上的父”这个基督教的上帝观，就是以细腻的方式表达上帝的相对性。实际上，人们对上帝的了解，还不如蚂蚁对大英博物馆馆藏品的熟悉呢！如果我们撇开这个事实不谈，人们渴望宣告上帝的“绝对性”，其实是由于他们害怕上帝具有“心理层面的”意义。毕竟处于绝对层面的上帝和人们毫不相干，但处于“心理层面的”上帝对人们来说，便具有真切的实在性。这当然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上帝已可以和人们取得联系。教会曾声称：“落入拥有宇宙大能的上帝手中，是可怕的。”就基督徒而言，教会似乎是一个神奇的、保护他们不至于落入上帝手中的工具。
[38] 译注：耶稣这句话出自《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此处译文采用《圣经》的现代中文译本。
[39] 译注：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
[40] 译注：出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九节。
[41] 译注：出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
[42] 译注：出自《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
[43] 原注：这里所谓“带有防备性质的婉转表达”，意指赋予糟糕的事物正面的名称，以防止人们关注其不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