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可能存在的鬼魂当中，父母的鬼魂其实是最重要的。因此，普遍存在于文化较高度发展的地区的祖先崇拜——起初是为了安抚祖先“阴魂不散的亡魂”——基本上已成为一种道德和教育的机制（例如中国）。对孩子来说，父母是最亲近也最有影响力的亲人，但在孩子成年后，父母的影响力便已裂解。由于孩子无意识里的父母影像会继续作用，甚至产生压制性，故而受到意识更强烈的持续性排挤，所以很容易变成负面的征兆。无意识里的父母影像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令人感到陌生，因而停留在心理的“外部”。男性在成年后，妻子便成为身边最能影响自己的人，从而取代父母原本扮演的角色。只要妻子和丈夫一起生活，而且彼此年龄相近，妻子就是丈夫的陪伴者和附属物。妻子不会因为年龄、权威或体力，而凌驾于丈夫之上，不过她们本身对丈夫来说，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因素！因此，妻子就跟父母一样，会产生自主性较强的无意识影像，而非产生可被裂解的无意识影像——即无意识中可被裂解的父母影像——换句话说，就是产生和意识维持链接关系的无意识影像。女性拥有和男性截然不同的心理，因此，她们就是（而且向来都是）男性所无法察知的事物的信息来源。在男性眼里，女性代表灵感，而且她们本身那种往往比男性更优越的预感力（Ahnungsvermögen）会对男性提出谆谆告诫。此外，她们那种以个人为依归的情感，会为男性指引途径，而这些途径或许是男性那种缺乏个人关联性的情感所无法发现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 56—120）在这方面对日耳曼妇女的描述，绝对正确无误！[11]
女人为心灵（Seele）的女性质素提供了主要来源，但似乎不是唯一的来源。因为，任何男人不会只具备男性质素，而毫无女性质素。更确切地说，实际的情况往往是非常阳刚的男人（当然在周全的保护和隐藏下）恰恰拥有非常温柔的（经常被误称为“女性的”）内心活动（Gemütsleben）。男人会把尽量压抑本身的女性特质当作自己的优点，这就好比女人——至少截至目前为止——会认为言行举止像男人并不得体一样。男人对本身女性特质及倾向的潜抑，当然会使他们的女性需求蓄积在无意识里，而他们无意识里的女性影像（即心灵）也就自然而然地承载本身的女性需求。因此，男人在选择对象时，往往钟爱最能符合本身无意识里的女性特质的女人，也就是可以尽量果决地接受他们的心灵投射的女人。虽然人们经常觉得，而且认为，男人以这种方式择偶是很理想的情况，不过，男人无意识里的女性特质其实正是本身最衰萎的弱点，而到头来，男人显然是在跟自己最大的缺陷结婚。（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某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婚配！）
在我看来，除了女人的影响之外，男人本身的女性质素也可以解释心灵综合体（Seelenkomplex）的女性质素的事实。这方面我们已在各个时代的艺术里找到相关证明，但它无关于语言里名词属性（译按：名词的阳性、阴性和中性）的“随机性”——比方说“太阳”在德语里是阴性名词，但在其他语言里却是阳性名词。此外，我在这里还要谈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以拉丁文所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女人有灵魂（animam）吗？”大部分对人类心理有所了解的男人似乎都知道，英国小说家赖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 1856—1925）在《洞窟女王》（She：A History of Adventure）这部非洲探险小说里所塑造的那位女王——被称为“人们必须顺从的女人”（She-who-must-be-obeyed）——代表什么意思；或者，当他们读到法国小说家皮耶·贝努瓦（Pierre Benoît, 1886—1962）对亚特兰提斯女王安提内雅（Antinéa）的描绘时，到底触动他们哪根心弦？[12]这些男人通常很容易知道，哪一种女人最能体现这种虽然隐微的，却是他们已相当清楚料知的事实情况。
这些已普遍获得肯定的小说还指出，在这种女性的阿尼玛（Anima）意象里，必定存在着些许超个人性（überindividuelles）的东西。它们不仅因为个体的独特性得以短暂存在，而且本身往往具有在某方面已奠定坚实根基的特征，而不是我刚才指出的那些显而易见的表层连结。哈格德和贝努瓦都在笔下阿尼玛人物的历史面向里，明确无误地表达这个想法。
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主体的预备（subjektive Bereitschaft），人类既无法获得经验，人类的经验也不可能形成。那么，主体会在哪里预做准备？答案是，这样的准备最终会发生在人们先天的心理结构里，而且这样的心理结构可以让人们获得经验。男人所有的本质，不论在生理或精神方面，都需要女性质素。男性系统在先验上乃定向于女性，就像男性系统也在为一个相当确实，且拥有阳光、空气、水、盐类和碳水化合物等的世界预做准备一般。男人出生的那个世界所具备的形式，就是他们生来便拥有的潜在意象（virtuelles Bild）；同样地，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出生和死亡，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潜在意象和心理预备（psychische Bereitschaften）。这些先验的范畴当然都具有集体性质，它们大体上就是父母、妻子和儿女的意象，而不是个人的宿命。所以，这些意象应该被视为没有内容的、因而是无意识的意象。它们在遭遇那些源于经验，且触及并唤起无意识预备（unbewußte Bereitschaft）的事实后，才会取得内容和影响力，最后获得意识性质。这些无意识意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历代先祖所有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这些经验本身。就我们目前有限的知识而言，至少情况看起来是这样。（我必须承认，我从未发现任何关于记忆影像会遗传的可靠证据，但我认为，除了那些与个体毫不相干的集体经验的结晶之外，人们其实无法完全排除某些取决于个体的记忆遗传的存在。）
在男人的无意识里，存在着先祖遗传下来的女性集体意象，男人便借由这些意象的帮助来理解女人的本质。这种代代相传的女性集体意象，正是心灵的女性质素第三重要的来源。
正如读者所了解的，以上的讨论绝对无关于Seele（灵魂）[13]的哲学概念甚或宗教概念，而是涉及心理学所认定的某种具有局部自主功能的、半意识的（halbbewußt）心理情结的存在。这个心理学的发现，当然和哲学概念或宗教概念大大相关或鲜少相关，就像心理学也跟哲学和宗教大大相关或鲜少相关一样。身为心理学家，我在这里并不想加入“学科之间的论争”，也不想试图向哲学家或神学家证明，他们应该如何理解Seele（心灵或灵魂）这个概念；不过，我必须制止哲学家和神学家强行向心理学家灌输他们的Seele（心灵或灵魂）概念。宗教观点往往赋予Seele（灵魂）个人的不朽性，而学术研究则仅仅承认个人的永生不朽是一种包含在“自主”概念里的心理表征。其实在原始人的观点里，Seele（灵魂）不一定具有个人的不朽性，甚至连Seele（灵魂）本身也不是永生不朽的。如果完全撇开这种学术所无法理解的宗教观点不谈，那么，“永生不朽”其实只是一种可以跨越意识界限的心理活动罢了。“坟墓或死亡的另一边”在心理学上，便意味着“意识的另一边”，而永生不朽始终只是在世者的说词，毕竟在世者无法以身处“坟墓的另一边”的状态，来表达他们的看法。
心灵综合体的独立自主性自然而然地强化了无法被看见的个人本质的观念，而个人本质所存在的世界似乎不同于我们的世界。只要人们觉得，心灵的活动就是某种未受限于我们无法永存之肉身的、独立自主的本质的活动，就很容易认为这种既有的本质，或许存在那个不可见之事物的世界里。当然，人们还必须进一步认清，这种独立自主的本质无法被看见，应该也同时意味着它本身的永生不朽。这种不朽性的起源似乎可以归因于另一个我们前面提过的事实：即心灵所固有的历史面向。小说家哈格德便曾在他的小说作品《洞窟女王》里，对那位掌有最高权力的女王做了最出色的描绘。
然而，当佛教徒表示，人们可以借由转向内在，使自己不断趋于完善，继而忆起自己的前世时，他们似乎就是在针对和前面那个情况相同的心理事实，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具备历史要素的并不是心灵，而是本质我（Selbst）。不同于佛教徒的是，西方人在情感上（向来）将心灵视为永恒不朽——这完全符合西方人迄今为止绝对外倾的精神态度——并或多或少把心灵和自我（Ich）区分开来，心灵也基于本身的女性特质，而有别于自我。西方人主要是因为对外在物质客体的高估，而把不朽的精神性人物置入本身的内在世界（这当然是为了达到补偿和自行调节的目的）。如果永恒不朽的特性可以从心灵（阿尼玛）模棱两可的人物转移到本质我，我们西方便有可能透过深化向来忽略的、内倾的精神文化，而出现一种趋近东方精神特性的转变，这样的发展绝对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不只女性的原型，所有的原型（即一切精神和生理的遗传片段）也都具有历史要素。我们人类的生命仍一如过往，始终没有改变。无论如何，我们都赞同生命的不朽性，因为人类数十万年来，一直拥有相同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这些过程未来仍会持续下去，而人类的内在情感便可以格外深刻地了解在世者“永恒的”延续性。但是，人类的本质我——作为其本身运作系统的化身——却不只包含了一切人类所经历生活的结晶与总和，它还是人类所有未来生活的起点，以及打造未来生活的基地。对未来生活的预感（Vorahnung）以及对过去往昔的历史面向，都清楚地烙印在人类内在的情感里。这些心理基础名正言顺地形成了永生不朽的观念。
在东方的观点里，我们在本书所提出的阿尼玛（译按：即男人无意识里的女性心灵意象）概念并不存在，而人格面具的概念亦付之阙如，这是可想而知的。这似乎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因为就像我在前面所阐述的，人格面具和阿尼玛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
人格面具是介于个体意识和社群（Sozietät）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系统（Beziehungssystem），因此，适合作为个体一方面想留给别人某个特定印象，一方面隐藏自己真正本性的面具。只有那些完全认同人格面具、已无法了解自己的人，才不需要人格面具来隐藏自己的真正面目；而也只有那些无法意识到他人真正本质的人，才不需要人格面具来让自己留给别人某个特定印象。社群会期待，而且必须期待，每个个体尽量完美地扮演自己分配到的角色。所以，教会的牧师不仅客观地执行他们的职务，还必须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得心应手地扮演牧师的角色。社群对个体的角色扮演的要求，就是在确保社群的安全。因此所有人都必须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人是鞋匠，有人则是诗人。社群并不期待个人同时扮演两种角色，而且也不认为这是可取的现象，因为这会给社群带来些许不安。毕竟扮演双重角色的人跟其他的人是“不同的”，而且不太可靠。他们在学术界里，就是“半吊子”，在政治圈里，就是“难以捉摸的”重要人士，而在宗教界里，则是“思想自由的怀疑论者”；简而言之，他们的能力和可信赖性会受到怀疑，因为社群深信，鞋匠如果只是鞋匠，而没有附加的诗人身份，就可以达到专业的熟练度，做出一双双好鞋。个人表现的单一性，其实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社群所熟悉的那些普通人如果想达到比较出色的成就，就必须知道，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会让自己不堪负荷。我们的社群乃定向于个人扮演单一角色的样板，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任何想要有所成就的人都必须顾及社群的期待，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过作为个体，人们却不会把全部的心思放在社群的期待上，所以，建构不真实的人格便具有绝对的必要性。礼节和善良风俗的要求会使人们戴上对自己有利的面具，而面具后面则是人们所谓的“私生活”。大家都很清楚，意识会把这两种不同的往往显得荒谬可笑的形象区别开来，而且这样的划分还是一种可以影响无意识的重要的心理运作。
个人对自己那张合乎集体性的人格面具的形塑，意味着对外在世界的大幅让步，以及他的自我在认同人格面具时，直接而必然造成的真正的自行牺牲。因此，确实有人相信，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他们本身。然而，这种“心灵缺席”（Seelenlosigkeit）的态度只是一种表象，毕竟无意识绝不会忍受这样的重心移转，而且当我们以批判态度看待这类情况时，就会发现，“私生活”其实已在他们的内在世界里补偿了他们精心打造的人格面具。虔诚的苏格兰新教神学家亨利·德罗蒙（Henry Drummond, 1851—1897）曾悲叹道：“心情不佳是虔诚信徒的恶习！”如果有谁为自己打造一张过于正面的人格面具，就会因此出现易于激动的心情，殊不知，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曲风高亢激昂的作曲家瓦格纳则在书信中谈到睡袍柔细的丝质系带，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在写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书信里，曾以“亲爱的羊驼”（liebes Lama）昵称她，大文豪歌德则在晚年亲切地接受后辈诗人，也是《歌德谈话录》的作者约翰·艾克曼（Johann P. Eckermann, 1792—1854）的访谈，等等。然而，总是有些东西比英雄身上那些平淡乏味的“小差错”更为巧妙：我曾认识一位备受敬仰，简直可以被称为圣人的人士，我和他相处三天后，还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凡人的弱点。当时我的自卑感便开始迫使我自己认真地思考，应该如何自我改进。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妻子竟在第四天主动向我寻求心理咨询……从此以后，我和受人尊敬的人士接触时，便不再出现类似的自卑反应。不过，这个案例让我认识到，完全认同人格面具的人的种种心理失调和障碍，会转而显现在他们妻子的身上，而妻子却不知个中缘由，还为自己的牺牲付出了严重精神官能症的代价。
对社会角色的认同不啻为精神官能症的主要起因。为了不真实的人格面具而脱离自己的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在一般情况下，单单这样的尝试便足以引起无意识的一些反应，诸如心情、情绪、焦虑、精神失常、强迫观念（Zwangsvorstellungen）和不良习性等。社会上那些“刚强的男人”在“私生活”中面对自己的情感状态时，往往与孩童无异。他们在公开场合所奉行的纪律（尤其是要求他人遵守的纪律）却不见于他们的私生活。他们“在职业里所获得的快乐”在家庭里变成了他们的抑郁和忧伤；他们在公开场合展现的道德虽然“无可指摘”，但那张面具后面的他们却显得相当怪异！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谈论他们的行为，而是想谈论他们的幻想，关于这方面，他们的妻子都能说出一些；至于他们舍己为人的无私，他们的孩子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
就像世界引诱个人认同自己的人格面具那般，个体也承受其内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老子曾在《道德经》第二章谈到“高下相倾”。[14]个体的内在世界不由得产生一股反制力量，仿佛无意识是以这股力量来压制自我，而且自我也因为这股力量的压迫受到人格面具的吸引。如果人们无法对外抵抗人格面具的引诱，这便意味着他们的内在世界在面对无意识的影响时，也表现出类似的软弱。他们戴上人格面具，对外扮演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强大的角色，但内在世界在面对无意识的影响时，却出现女性化的软弱；于是情绪、心情、担忧，甚至女性化的性欲（其极致的发展就是阳痿）便逐渐取得优势。
在内在世界里，女性化的软弱补偿了人格面具，也就是补偿了男人应该展现的理想形象。个体如果对外扮演刚强的男人，在本身的内在世界里就会变成女性——也就是变成阿尼玛——[15]因为，阿尼玛就站在人格面具的对立面。但由于内在世界对外倾的意识来说，既看不见，也捉摸不透，所以人们如果愈认同人格面具，便愈少考虑到本身的软弱。如此一来，对立于人格面具的阿尼玛便完全停留在阴暗中，因而会率先被投射出来，英雄也因此对自己的妻子感到畏惧。如果妻子的权力显著增加，就会因为难以忍受身为英雄的丈夫，而变得差劲低劣。接着丈夫便开心地证实：在“私生活”里表现差劲低劣的人，并不是他这位英雄，而是他的妻子。妻子为此还抱持一种对许多人深具吸引力的幻想——至少自己嫁给了英雄，所以不用在意自己毫无用处。这种幻想的游戏往往被称为“生活内容”（Lebensinhalt）。
懂得区别本身在自己眼里以及在他人眼里的不同，对于人们达到个体化和自我实现的目的，是绝对必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还必须意识到本身和无意识（即阿尼玛）之间所存在的那个看不见的关系系统，如此一来，便可以把本身和阿尼玛划分开来。但实际上，人们却无法区别本身和某些无意识的东西。在人格面具的问题上，要让人们明白自己和自己的职位是两码子事，当然很容易。不过，人们却难以区辨自己和阿尼玛的不同，原因在于：人们无法看见阿尼玛。人们甚至一开始会有这样的偏见：内在世界所产生的一切，全都源自于人们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基础（Wesensgrund）。“刚强的男人”也许会向我们坦白，他们在“私生活”里的不守纪律已达到令人忧心的程度，不过他们却声明：自己和这样的缺点一体相连，休戚与共。在这种倾向里，当然存在着不容小觑的、文化的遗传质素（Kulturerbteil）。换言之，当人们赞同理想的人格面具对于也同样理想的阿尼玛负有责任时，便撼动了本身在意识里崇奉的理想典范，世界和他们本身都会因此而变得模棱两可。他们会突然对良善感到怀疑，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怀疑自己的善意。当人们考虑到，极其强大的历史条件已跟我们善意的最私密的想法结合在一起时，便可以理解，就我们至今所抱持的世界观来说，指责自己的缺点反而比撼动理想的典范，更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既然无意识的因素和那些调节社群生活的重要因素，都是具有决定性的事实，而且都具有集体性，那么，我也可以学会掌握如何看待一切、我的职务对我有什么要求、我有什么期待，以及如何把我所欲求的东西和我的无意识自行产生的东西区别开来。首先，当然只存在彼此矛盾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要求，自我则居于其中而受到夹击，就像置身于铁锤和铁砧之间一般。自我只是任由内在要求和外在要求抛来抛去的一颗球罢了！然而，却是某个难以控制的中枢在面对自我。在此，我绝不打算以“良知”（Gewissen）这个棘手的名词指称该中枢，尽管这个名词本身，就其最合理的意义来说，似乎是一个可以妥切表达该中枢的词语。瑞士诗人暨19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尔·施皮特勒（Carl Spitteler, 1845—1924）曾在《普罗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Prometheus und Epimetheus）这部史诗作品里，[16]以巧妙无比的幽默叙述“良知”所带给我们的东西，不过，我们在此却应该尽量避免采用与这个词语相近的意义。我们大概更能回想起内在和外在的悲剧性角力——在《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和歌德剧作《浮士德》里，其体现为上帝和撒旦（魔鬼）的打赌——其实是生命过程的能量学（Energetismus），而且这种对立的紧张关系对个体的自行调节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两股对立的力量各有相当不同的表现和意图；归根究底地说，它们既是个体的生命，也想拥有个体的生命，且还以此作为平衡支点，而来回地摇摆着。正因为它们彼此相关，所以也采折中方式，取得相互的一致性。这种折中方式——不论自愿或非自愿——必然来自于个体，因此，个体也已对此有所预知（ahnen）。人们可以感觉到事情应该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偏离这种预知，便意味着越轨、错误和疾病。
persönlich（个人的）和Persönlichkeit（人格；人物）这两个现代概念，源自于Persona（人格面具）这个拉丁文词语，这个语源学的发展应该不是出于偶然。关于我的自我（Ich），我顶多只能表示：自我是个人的（persönlich），或者自我就是人格（Persönlichkeit）；至于我的人格面具（Persona），我顶多也只能表示：人格面具就是我个人或多或少所认同的人格。由于自主的情结，或仅仅相对自主的情结，都会显现为已个人化的人格，并以此作为本身的特色，因此，我确实拥有两种人格的事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在自动书写这类活动出现的所谓显灵（spiritistische Manifestationen）里，人们大概最容易观察到这种现象。透过自动书写写下的语句始终是个人的说词，当个人还以第一人称将其诵读出来时，被诵读的每个语句片断，后方仿佛也存在着一个人格，而天真幼稚的人必定会因此联想到鬼魂！我们都知道，在精神病患的幻觉里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尽管这些幻觉——往往比天真幼稚者对鬼魂的联想更为清晰——只是一些思维或思维的片断，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轻易看出它们和意识人格的关联性。
相对自主的情结直接把本身个体化的倾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格面具会以“个人的”形象出现，因而使自我很容易对于什么才是本身“真正的”人格感到困惑。
适用于人格面具，以及一般来说适用于所有自主情结的一切，也同样适用于（译按：男人无意识里的）阿尼玛。阿尼玛也是一种人格，因此很容易被投射在女性身上；换言之，只要阿尼玛停留在无意识里，就会被投射出来，因为任何无意识的东西都会被投射出来。对男人来说，他的女性心灵意象的第一位承载者往往是母亲，然后才是妻子。妻子会激起丈夫的情感，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由于母亲是男人心灵意象最初的载体，因此，脱离母亲便成为一桩既棘手又重要，且极富教育意义的事。我们发现原始人会举行许多处理分离的仪式。对成年男子来说，光是外形长大成人，以及表面上与母亲分开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成年礼和重生仪式，以便有效贯彻与母亲的分离（并借此告别自己的童年）。
在原始社会里，父亲可以保护家人免于遭遇外在世界的危险，因此成为儿子心目中人格面具的模范，而母亲在他们的眼里，则可以保护他们，使他们得以避开那些来自神秘幽暗之处、足以威胁他们灵魂的危险。参加成年礼的青年在仪式举行期间，会接受一些关于阴界事物的教导，因而被迫处于没有母亲保护的状态。
具有高度文化的现代人肯定缺乏这种很原始，但其实很出色的教育措施。因此，现代男性的阿尼玛便以无意识中母亲影像的形式，被转移到妻子身上，从而导致男性一结婚，就在妻子眼里显得孩子气、多愁善感、依赖性和低声下气，不然就是显得专横、易怒、爱唱反调，而且总是很在乎本身优越男子气概的威望。当然，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反面。对男性来说，母亲就是在防范无意识里的危险，而且母亲的防范就现代男性而言，是无法被取代的。因此，他们便在无意识里打造某种婚姻的典范，而使妻子必须尽可能接下神秘的母亲角色。在绝对完美的婚姻外衣下，男人会以富有诱惑力的方式迎合妻子占有的本能，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寻求母亲的保护。由于他们恐惧无意识的幽微和难以捉摸，因此便给予妻子不恰当的权力，而且把婚姻双方打造成“关系紧密的共同体”，这么一来，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丈夫出于抗议而对妻子的疏远，往往使婚姻处于破碎的边缘！
我认为，认识本身与人格面具，以及本身与阿尼玛的不同，对某些现代人来说是必要的。由于我们意识的关注主要是朝外——这也符合西方文化的外倾风格——因此，我们内在的事物便处于阴暗之中。不过，只要人们试着以相同的专注和批判来看待那些只出现在私生活——而非出现于外在世界——的心理材料，便可轻易克服这个困难。由于人们已习于隐瞒令自己羞惭的另一面（或甚至害怕自己的妻子对此有所泄漏），一旦人们发现并懊悔地承认本身的“缺点”，随后往往会依据自己所接受的教育，而一味地、尽可能地压抑、排斥，或至少在众人面前遮掩这些缺点。这么一来，人们根本无法有所成长。
我在这里以人格面具为例，似乎最能说明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毕竟人格面具的一切都是清晰可见的，而阿尼玛的种种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则是幽暗模糊的！当阿尼玛导致一种道德败坏的、与显耀体面的人格面具形成对比的私生活时，便更能抵销意识的善意；同样地，当天真幼稚的人对人格面具毫无所知时，就会在人世间陷入最难堪的困境里。有些人并没有发展自己的人格面具——套用“加拿大人不懂欧洲人那种有所掩饰的礼貌”（Kanadier, die Europen's übertünchte Höflichkeit nicht kennen.）[17]这节大家朗朗上口的诗句——他们虽然天真无邪，毫无恶意，却在社交场合里迷迷糊糊且屡屡失态；他们虽然很热情，却令人感到厌烦，有时看起来就像触动人心的孩童，或像（倘若是女性的话）卡珊达拉的幽魂（Kassandragespenster）——这位古希腊特洛伊王国的公主因为言行不当而令人害怕；她始终被误解，却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因此总以为别人会谅解她；同时，她只会梦想，却看不见这个世界。
从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知道被忽视的人格面具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以及人们应该做些什么来补救这方面的缺失。不在乎人格面具的人，只有学会察知如何在人世间应对进退，才能避免种种失望、痛苦、争吵及暴力行为。他们必须学会了解社群对他们的期待；他们必须学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些因素和个人远远凌驾于他们之上；以及他们还必须知道自己的作为对别人意味着什么，等等。当然，对那些已经以适当方式为自己打造人格面具的人来说，以上指点无异于一套幼儿园的教学计划。不过，如果我们把这种情况翻转过来，让戴上体面人格面具的人面对自己的阿尼玛，而且为了进行比较，还把他们跟那些缺乏人格面具的人摆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缺乏人格面具的人，对自己的阿尼玛及其相关种种的了解程度，并不逊于拥有体面人格面具的人对人世间的了解。当然，这两者也都可能滥用本身对阿尼玛或人世间的认识，而且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
拥有人格面具的人，根本不把内在现实确然存在的观点当一回事，正如缺乏人格面具的人会认为，世界的现实，价值充其量只和一座好玩的或了不得的儿童游戏场一样。因此，如果要让人们认真看待阿尼玛的问题，内在现实确然存在的事实及其所获得的无条件认可，当然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果外在世界在我看来只是幻象（Phantasma），我怎会认真辛劳地努力，只为了建立联系和适应外在世界的体系？同样地，如果我认为阿尼玛“仅仅是幻想（Phantasie）”罢了，我就会把我所看到的阿尼玛的征候，当作自身愚蠢而可笑的缺点。不过，如果我认为，世界同时存在于我的内在和外在，而且我的内在和外在世界都是真实的，我必定自然而然地把我在自己内部所遇到的干扰和损害，视为自己难以适应内在世界的征兆。就像道德的压抑难以疗育良善之人在人世间所遭受的打击一样，把人们的“缺点”无可奈何地当作他们的缺点，也难以对他们有所帮助。这里其实存在着人们的意志和理解可以介入的原因、意向和结果，我们在此就以前面那位“无可指摘的”正派人士和热心公益的行善者作为例子。当他的暴躁易怒和阴晴不定的心情已让他的妻子和儿女畏惧不已时，他的阿尼玛会有什么作为呢？
当我们让这件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时，便可以立刻发现：他的妻子和孩子会与他疏远，而他也会处于关系的真空状态。首先，他会悲叹家人的铁石心肠，而且他的言行举止可能比以前更糟糕，使得家人和他彻底疏离。如果身边和善的人还未全部弃他而去，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会注意到自己的孤立，并在孤独寂寞里开始了解自己是如何陷入这种孤零零的处境。或许他会自问：“我到底是被什么样的魔鬼附身？”但却不会注意自己这个比喻的意义。接下来便是他的懊悔、和解、遗忘和压抑，然后又出现情绪的爆发！他的阿尼玛显然试图强迫他离开自己的家人，只不过这个倾向当然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关注。他的阿尼玛就像吃醋的情妇那样，强行介入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以便使他疏远家人。除此之外，职位或其他任何有利的社会地位也会采取阿尼玛的做法，由此，我们才明白何谓吸引的力量。阿尼玛究竟从何处取得力量来发挥这种吸引力？基于它和人格面具的类似性（Analogie），阿尼玛的力量很可能来自于某些价值，或某些富有影响力的重要事物，抑或具有诱惑力的承诺。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必然提防合理化的产生。我们不难猜想，这位与家人格外疏离的正派人士已对另一个女人心生爱慕。使他疏远家人的阿尼玛——作为达到该目的最有效的工具——甚至可能为此而有所安排。人们不该误以为阿尼玛所进行的安排就是目的本身（Selbstzweck），毕竟这位无可指摘的正派人士既然合法地结婚，也可以合法地离婚，而他的基本态度其实毫无改变。这就像一幅旧画只换上新的画框，而画作本身仍毫无改变一样。
为了彻底与家人分离——但却使问题更难获得真正的解决——他的阿尼玛经常采取的方法，其实就是进行移情别恋的安排，而不把这个高度可能性当作与家人分离的最终目的，对他来说，似乎是比较明智的做法。这似乎更像在建议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究阿尼玛倾向的背后原因。在这里，我打算把这场探索的第一步称为“阿尼玛的客观具体化（Objektivation）”，也就是把断然拒绝将阿尼玛所制造的分离倾向，当作断然拒绝我们本身的弱点。因为通常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质问阿尼玛：“为什么你想造成这样的分离？”为何我们以这种个人的方式向阿尼玛提出这个问题相当有利？因为我们会因此认识到阿尼玛的人格，这么一来，我们才有可能和阿尼玛建立关系。总之，我们对待阿尼玛的方式愈具有个人性质，便愈容易和阿尼玛建立关系。
对于那些已习惯纯粹以理性和着重思考的方式处理事情的人来说，这看起来可能相当滑稽可笑。当人们认可自己的人格面具纯粹就是建立关系的心理工具，而想跟它对谈时，当然就显得更荒谬了！不过，这只对那些拥有人格面具的人是荒谬的，至于那些没有人格面具的人，在这方面便与原始人无异：我们都知道，原始人一只脚踏在我们通常的所谓现实世界里，另一只脚则踏在他们认为确实存在的鬼神世界里。在现实世界里，我们的典范就是现代的欧洲人，而在鬼神世界里，我们则是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的后裔。因此，原始人必须让自己安于史前幼儿园的生活方式，直到自己可以正确理解另一个世界的力量和要素为止。只有当他们把阿尼玛的人物（Figur）视为一种自主的人格，并向阿尼玛提出他们个人的问题时，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一种真正的技巧。我们都知道，每个人不只拥有自己的特性，还具备跟自己对话的能力。在任何令人不安的困境里，我们都会高声或轻声自问（不然要问谁？）：“我该怎么办？”甚至我们（不然还有谁？）随后还会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当我们想认识我们本质的基础时，就不太在意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会生活在隐喻（Metapher）之中。我们应该把隐喻当作我们本身原始的落后性（或——谢天谢地——仍存在我们身上的自然属性）的象征，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像黑人那样，以个人的方式和我们的“蛇”交谈。由于人类的心理绝非内部协调一致的统一体，而是由许多相互矛盾的情结所组成，因此，跟阿尼玛对话所需要的自行解离（Dissoziation），对我们来说并不太困难。这种对话技巧只存在于如何使看不见的对象（Gegenüber）实时获得可以使用的表达机制，来表达本身，而且既不会受制于在跟自己玩一场看似荒谬的游戏时，内心那股油然而生的厌恶，也不会受制于自己对于对象所表达的内容“真实性”的怀疑。在技巧上，恰恰是后一种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我们已习惯于认同我们所抱持的思维，所以总认为是自己创造了这些思维。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那些最离谱的思维，反而让我们在主观上觉得自己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不过，倘若人们能更意识到自己最狂野、最恣肆的幻想，仍取决于一些不可动摇的普遍法则，或许更能把这类思维当作客观的发生来看待，就像人们认为梦是客观的发生一般，而不是自己刻意和任意的创造。人们当然需要保持最高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才能让自己的“另一面”（die andere Seite）成为可以察觉的心理活动。具有压抑性的意识态度，会迫使自己的另一面转变成某些以情绪性质为主的仅仅间接显露的症状表现。只有在情绪（Affekt）非常激动的时刻，无意识的思维内容或意象内容的片断才会浮现在意识的表面，这当然会引发一种无可避免的伴随现象，也就是自我为了使这些无意识内容无效化——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暂时认同它们。
人们在情绪里所能表达的一切，有时的确令人感到大胆而怪异，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些内容很容易被遗忘，甚至完全被否认。人们如果想要采取客观的态度，当然就应该考虑到本身对这些内容的无效化机制和否认机制。但是，干预、纠正和批评这些内容的习惯，在我们欧洲的传统里却很强烈，而且往往还因为内心既无法对别人、也无法对自己坦白的恐惧，而变得更加强烈！这正是我们对于具有破坏力的真相、危险性的认知，以及令人不快的种种发现的恐惧，总的来说，就是对于促使许多人逃离自身孤独——就像逃离瘟疫那般——的一切事物的恐惧。人们会表示：只关心自己的人是自私的，或“不健康的”——人们会说：“自己的圈子是最糟糕的；人会因此而变得格外多愁善感。”——这种说法不仅充分证明了我们人性的本质，而且还证明了我们欧洲精神最地道的成分。不过，谁如果这么思考，就显然不曾想过其他跟可怜的胆小鬼为伍的人，必然会得到什么样的乐趣。基于人们在情绪里，经常会不由自主背弃自己另一面的真相这个事实，人们更应该利用本身的情绪，以便给予自己的另一面表达的机会。因此，人们也可以表示，应该让自己借由某种情绪——并停留在该情绪里——来练习跟自己对话的技巧，毕竟情绪的表达不同于一般表达，而且不会考虑我们理性的批判。只要情绪还在表达它本身，人们就必须克制对它的批评。但如果情绪已经表达本身的情况，人们就应该把它当作真正存在的、与我们亲近的人那般，也同样仔细地批判它。只不过，人们对情绪内容的处理不应该就此结束，而是应该让正反两方的意见持续辩论下去，直到这场讨论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为止！至于结果是否令人满意，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感受。当然，只在别人面前摆个样子根本不管用。不避讳以尴尬的方式诚实面对自己，且不轻率地预言自己的另一面可能表达的内容，都是教育阿尼玛（Animaerziehung）的技巧必须具备的条件。
然而，我们西方人对自己的另一面所固有的恐惧，却含有些许重要性。撇开其真实性不谈，这种恐惧并非毫无道理可言。我们很容易了解孩童和原始人对广大的未知世界所怀有的恐惧，而在童年时期的内在面向里，我们也有相同的恐惧，因为我们同样接触到一个广大的未知世界。然而，我们只出现情绪，却不知道这种情绪是对某个我们无法看见的世界的恐惧。关于该世界，我们不是怀有纯粹理论上的偏见，就是抱持迷信的观念，而且在那些文化修养良好的人面前，只要我们谈论无意识，就会被指责为神秘主义者。由于我们理性的世界观，及其被人们深信不疑（正因为这种世界观大有问题）的学术研究和道德的可靠性，受到来自我们另一面的信息的撼摇，因此，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安绝非毫无缘由。如果人们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市侩庸人所强调的“维持现状”（quieta non movere），就是唯一值得推荐的真理了。因此，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我在前面建议大家使用跟阿尼玛对话的那个技巧，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必要或绝对有用的。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人会因为陷入困境，而被迫采用我所提出的技巧。就像我曾说过的，生命的发展有好几个阶段，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过世时还是婴孩，而在德国政局仍未失控的1927年，被戏称为“穴居者”（Troglodyten）的纳粹党徒却已崭露头角。[18]总之，有些真理的真实性仅存在于过往，有些真理的真实性则存在于未来，但却有些真理从未拥有、而将来也不会具备真实性。
不过，我却可以想象，有人会出于强烈的好奇心而使用这种技巧，或许他是个想要奔向太阳——却不想克服本身的跛足——于是为自己装上翅膀的小伙子。相较之下，成年人因为经历太多幻想的破灭，因此，似乎只会强迫自己迁就内在的贬抑和牺牲，并再次忍受童年时期的恐惧。在典范已受到挑战、价值已受到质疑的白日世界，以及含有显然不具意义的幻象的黑夜世界之间立足，并非一件小事。由于这个立足点确实很令人害怕，因此几乎没有人不追求安全可靠的处境，甚至有人还“回头求助”——举例来说——儿时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对黑夜心生恐惧的母亲。心怀恐惧的人需要有所依赖，就像软弱的人需要获得支持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原始人会出于最深切的心理必然性，而提出——巫师和祭司所体现的——宗教信条。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所主张的“教会之外别无拯救”（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一个现今依然有效的真理——适用于那些可以回头求助的人。而少数无法回头求助的人，便只会依赖他人，在我看来，这比任何一种依赖更恭顺，也更自负，比任何一种支持更微弱，也更强烈。我们该怎么谈论新教徒（Protestanten）呢？他们既没有教会，也没有神父，他们只拥有上帝——而他们连上帝是否真的存在都不确定呢！
人们或许会惊讶地自忖：“阿尼玛到底产生了什么，以至于人们为了跟阿尼玛沟通互动（Auseinandersetzung），还需要这种可以回头求助的保障？”在这里，我要建议我的读者专注研读比较宗教史，以便为这些在我们看来已无应用价值的历史记载，注入那股宗教实践者所感受到的、带有感情的生命力。这么一来，读者便可以理解自己的另一面存在着什么。因为古老的宗教，及其崇高和可笑、善良和残酷的象征，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产生于人类的心灵，就像它们此时此刻也存在于我们的内在一样。所有宗教的事物及其原初形式都存在于我们的内在，且随时可以挟着它们本身的毁灭性力量向我们袭来，也就是以集体暗示（Massensuggestion）的方式让个人无从招架。我们那些可怕的众神只是更换了名称，直至现在还跟某些思想学说唱和。正如我们的外在存在于一个随时会有大陆沉没、南北两极位移和瘟疫爆发的世界一般，我们的内在也存在于一个随时会出现类似事件的世界，虽然这些事件只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在，却具有同等的危险性和不可信赖性。倘若人们无法适应这个内在世界，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从而在外在世界里变得愚昧无知、疏忽散漫，以及力有未逮。毕竟这些人只占全人类相当微小的一部分，他们主要生活在一个人口稠密、已伸入大西洋的亚洲半岛上，而且还自称“具有文化修养”。由于他们缺乏跟大自然的接触，因此他们会认为：宗教是一种由人们无法理解的目的所引发的精神错乱。如果隔着稳当的距离来看——比方说，从非洲中部——这些人仿佛已把本身没有意识到的“精神错乱”，投射在某些本能仍然健全的民族上。
内在世界的事物如果停留在无意识里，就会对我们的主观产生更强烈的影响，因此，对那些想在自己的文化里继续进步的人（人类所有的文化难道不是从个人开始的？）来说，将阿尼玛的效应客观化，而后再试着探知这些效应所依据的内容，是绝对必要的！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适应环境，并保护自己免于受到看不见的事物侵扰。不过，如果他们无法与内在和外在世界的环境妥协，就无法达到这样的适应；如果他们同时顾及内在和外在世界的要求——更确切地说，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冲突——就有可能、甚至必然可以适应这样的情况。可惜的是，我们西方的精神由于本身文化在这方面的匮乏，还无法针对以折中方式统合二元对立（即内在经验最基本的主要部分），提出可以跟中国道家思想的“道”相提并论的概念，至于相关的名称，就更别提了！二元对立的统合，既是最富有个体性的事实，也是个体生命的意义最普遍、也最合乎自然法则的实现。
直到目前为止，我的阐述只考虑到男性的心理，作为女性质素的阿尼玛则只是补偿男性意识的人物；然而，在女性身上，却是由男性质素的人物对女性意识进行补偿，而“阿尼姆斯”（Animus）就是这种男性质素的适当名称。如果说，把人们对“阿尼玛”概念所应有的理解描述出来，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那么，阐述“阿尼姆斯”的心理就更加困难，且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男性天真地把他们的阿尼玛反应归因于自己本身——虽然他们没有发现，自己无法认同本身的自主情结——这一事实也重复发生在女性的心理当中，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会更频繁地出现。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阿尼玛难题无可避免的模糊性和陌生性，那么，人们对阿尼玛的理解和描述如此困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自主情结的认同。由于我们总是天真地认为，我们是自己房屋里唯一的主人，因此，我们的理解首先必须适应这个想法：我们在自己最私密的心灵生活里，就像住在一栋至少有几扇通往外面世界的门和窗户的房屋当中，而外面世界的东西或内容虽然对住在屋内的我们有所影响，却非我们所拥有。然而，思考上述的先决条件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容易，就像他们也很难真正察觉并接受，周遭的人不一定都拥有跟他们相同的心理一样。在这里，我的读者或许会认为，后一项说法似乎言过其实，因为人们大体上都可以意识到个别的差异。不过，人们必须考虑这个事实：人类个体的意识心理乃起源于无意识的原初状态，也就是起源于人类尚未把自己和他人区别划分的状态〔法国当代社会学家暨人类学家路先·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 1857—1939）曾把这种状态称为“神秘参与”〕。由此可见，对自己与他人进行区别划分的意识，是人类比较晚近的发展，而且这样的发展可能只是原初认同（ursprüngliche Identität）这个无法确定的广大领域中比较小的一部分。区别划分是意识的本质，也是意识绝对必要的条件。至于一切的无意识，则都没有区别划分，而所有在无意识里发生的一切，也都是从无意识未区别划分的基础展开的，因此一开始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本质我。这一点究竟是由自己或他人，抑或由自己和他人共同决定，我们在先验上无从得知，就连我们的情感也无法在这方面提供可靠的依据。
女性意识当然不是次等意识，只是不同于男性意识罢了！毕竟女人经常清楚意识到的事物，男人却需要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同样地，男人必定有些经验领域对女人来说，仍处于无法区别划分的阴影中，尤其是那些她们不感兴趣的事物。对女人而言，个人关系通常比客观事实及其相互关联性更为重要，也更有吸引力。女人可以广泛而细腻地意识到个人关系，而男人通常会忽略个人关系里无数的细微变化。不过，商业贸易、政治、技术和学术研究这些广泛的领域，即男人投入心智的所有领域，却落在女人的意识阴影（Bewußtseinsschatten）里。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期：某些不同于男性无意识的面向，会出现在女性无意识里。如果要我简单形容男人和女人在无意识方面的差别，也就是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分别具有什么特性，那么，我只能这么表示：女人的阿尼姆斯会产生意见（Meinungen），而男人的阿尼玛则会形成心情（Launen）；女人的意见源起于先验的无意识先决条件，而男人的心情则从幽暗的幕后显露出来。阿尼姆斯的意见往往具有坚信不疑的性质，或绝对的有效性。当我们在分析阿尼姆斯的意见时，首先会碰到形成这些意见的无意识先决条件。我们似乎应该先阐明无意识先决条件的存在，因为似乎是先有这些先决条件存在，阿尼姆斯才能把意见构思出来。但实际上，这些意见早已完整地存在，并非是由阿尼姆斯构思出来的！由于阿尼姆斯的意见具有真正而直接的说服力，因此女人不会想到这些意见可能有疑虑存在。
人们可能倾向于认为：女人的阿尼姆斯就跟男人的阿尼玛一样，具有单一个人的人格化（personifizieren）形象。不过，我的经验却告诉我：只有当意外的情况出现，而在女人身上引起某种完全不同于男人内在的状态时，女人的阿尼姆斯才会显示为单一个人。因为，女人的阿尼姆斯通常不是以单一个人，而是以多位个人作为显现的方式。在《克里斯蒂娜·阿尔贝塔的父亲》这部韦尔斯的中篇小说里，女主人翁克里斯蒂娜一切的行为举止，始终遵从那个在她之上、且负责维护道德的权威。这个道德权威会以严厉而毫无通融、枯燥而缺乏想象力的方式，确切地告诉她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抱持什么动机。小说里几个负责审判的法官，也就是合议庭的法官，也符合阿尼姆斯本身那种由多位个人所代表的人格化形象。女性的阿尼姆斯有几分类似父亲和其他的权威人士所组成的集合体，而且这样的集合体还会做出绝对正确的、不容争辩的、“理性的”判断。更确切地说，这些颇为讲究的判断，或许从女性的童年时期便开始在其无意识里酝酿，而后其中的大部分都转化为格言、谚语和意见，并累聚成含有一般性的真理、正确性与理性的规范。当女性在某方面缺乏有意识和有资格的判断时（女性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已汇集的先决条件就会立刻提供意见来解决这种问题。这些意见时而以合理常识，时而以狭隘的偏见，时而以人们嘲讽教育的原则，来作为它们的表达方式：例如“人们总是这么做”或“大家都这么说”。
阿尼姆斯当然也跟阿尼玛一样，经常被投射出来，而适合接受这种投射的男人如果不是无所不知的、备受爱戴的上帝的真人化身，就是未受重视的革新者。这类革新者掌握了一套具有吸引力的语汇，在这些语汇里，种种极富人情味的东西（Allzumenschliches）都变成了“有益的体验”。因此，人们如果只把阿尼姆斯描述为保守的集体良知，就无法充分彰显阿尼姆斯的特性。此外，阿尼姆斯本身也是革新者，它会完全违背本身所提出的正确意见，而格外偏爱某些难以理解的、艰涩罕见的词语，并以最愉快的方式让这些词语取代令人厌烦的沉思！
阿尼姆斯也跟阿尼玛一样，是个爱吃醋的情人。它会借由对某人的意见来取代这个人本身，尽管该意见的立论基础绝对有可议之处，却从未受到批判。阿尼姆斯的意见始终具有集体性，而且会忽略个体及其判断，至于阿尼玛则透过本身的情感期盼和情感投射，而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只要是漂亮的女人，其阿尼姆斯的意见对男人来说，便带有些许动人的天真性和单纯性，因而让他们得到某种舒心适意的、仿佛来自父亲教导的启发；不过，只要女人不碰触男人感伤的那一面，男人就会对女人的能力——而不是对她们那些动人的无助和愚蠢——有所期待。她们的阿尼姆斯的意见有时会激怒男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意见没有依据充分的理由——阿尼姆斯往往为了持有意见而提出意见，也就是让本身至少持有一个意见，等等。由于女人的阿尼姆斯总是在引诱男人的阿尼玛（当然，反之亦然），男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怀好意。这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点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讨论。
富有才智的女人，她们的阿尼姆斯在论证和推理时，本应具备智识性和批判性，但她们整体上却会把次要、薄弱的论点变成不合理的论述主体，或因为引入不同的、极其偏颇的观点，使得一场原本清楚明了的讨论陷入最糟糕的情况。此外，许多这一类的女人并不知道，自己只想激怒男人，并借此使自己更彻底地沉迷在无意识的阿尼姆斯里。曾经有一位这样的女人坦白地对我说：“没办法，我就是错不了！”
然而，这些女人为大家所熟悉的一切不和气的表现，完全起因于本身的阿尼姆斯的外倾。毕竟阿尼姆斯不属于意识的联系功能（Beziehungsfunktion），而是应该跟无意识建立关系。并非由于女人对外在的情况——也就是她们在意识里应该考虑的情况——有自己的意见，而是由于女人的阿尼姆斯——作为一种产生意见的功能——可能已被翻转向内，因此，阿尼姆斯便有能力让无意识内容浮现在女人的意识里。和阿尼姆斯沟通互动的技巧，原则上就跟阿尼玛一样。只不过女人在面对本身阿尼姆斯的意见时，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做法不是为了压制阿尼姆斯的意见，而是要借由探索阿尼姆斯的根源，而洞察其幽暗的幕后，最终女人将会在这片幽暗里看到一些原初意象；同样地，男人和自己的阿尼玛沟通互动时，情况也是如此。女人的阿尼姆斯是女性先祖对男人的所有经验的结晶——还不只如此：女人的阿尼姆斯也是具有生产力的创造体，它会产生一种可以称为“含有精子的话语”（logos spermatikos）的东西，但却没有采用男性的创造方式。正如男人会从本身内在的女性质素创造自己的作品，并把它们当作完整的创造物一样，女人内在的男性质素也会萌发创造力，进而滋养了男人的女性质素。男人的“女性精神伴侣”（femme inspiratrice）如果没有良好的教养，也可能变成最糟糕的固执己见者和教条主义者。我有一位女患者曾贴切地把这样的女人形容为“阿尼姆斯猎犬”（animus hound）。
被内在的男性阿尼姆斯所占据的女人，往往因为可能丧失本身的女性质素，以及已适应良好的女性人格面具，而受到危害；同样地，被内在的女性阿尼玛所占据的男人，通常都冒着本身被女性化的风险。人类的心理之所以出现这种性别调换，完全是因为属于内在世界的功能被导向外在世界。这种反常现象当然要归咎于个体（自主地对立于外在世界的）内在世界缺乏肯定或根本没有获得肯定。此外，内在世界也跟外在世界一样，会对个体的适应力提出严格的要求。
阿尼姆斯的人格化形象含有多位个人，故不同于阿尼玛仅含有单一个人的人格化形象，而这个特殊的事实在我看来，似乎和人们的意识态度有关。一般说来，女人的意识态度远比男人的意识态度含有更多个人性质。女人的世界主要是由父亲、母亲、兄弟、姊妹、丈夫和儿女所组成的；至于家人以外的部分，则存在着一些类似家人的个人，他们虽然会相互挥手致意，但基本上只关心他们自己。男人的世界则充斥民族、“国家”和企业集团等。家庭对男人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工具，只是国家基础的一部分，而且他的妻子（Frau）还不一定是他的女人（Frau）；相对地，当女人说“我的丈夫（Mann）”时，无论如何都意指“我的男人（Mann）”。[19]男人比较容易理解一般性的种种，而不是个人性的东西，所以，他们的世界是由若干相互配合的因素组合而成的，至于女人的世界则远离了她们的丈夫，其尽头是一片浩瀚无际的宇宙迷雾。由此可见，男人内在的阿尼玛的人格化形象具有强烈的单一性，反之，女人内在的阿尼姆斯的人格化形象，则拥有数量不确定的复数性。像古希腊神话里诱惑男人的女妖瑟茜（Circe）或爱恋英雄的女神卡吕普索（Kalypso）这类形象鲜明且意味深长的女性人物，就会浮现在男人眼前；而女人内在的阿尼姆斯，往往表现在漂泊的荷兰人，[20]或其他默默无闻的、航行于汪洋的船员身上，这两种男性人物反复无常，因为带有某种动能而显得骚动不安，而且根本令人无法理解！他们时常出现在女人的梦中，而在具体的现实里，他们可能就是舞台上饰唱英雄的戏剧男高音、拳击冠军，以及远方某座不知名城市的大人物。
上述那两种难以捉摸的、存在于阿尼姆斯幽暗幕后的男性人物〔如果以夸张的神智学（Theosophie）[21]术语来说，他们就是真实存在、且近乎怪诞的“灵界入口的守护者”（Hüter der Schwelle）〕其实具有相当丰富的面向，光是这些面向就可以让人们写上几本书。这些男性人物就和这个世界一样，具有高度的错综复杂性，而且还显得相当多彩多姿，就像他们那与意识相关的人格面具所含有的无法估量的多样性一样。他们仍停留在幽暗的界域里，而且我们还能认识到：阿尼姆斯和阿尼玛的自主情结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功能，这种心理功能只因为本身的自主性与发展的停滞，而霸占了人格——或处于较好的情况，而至今仍保留着人格。当我们经由意识到这些自主情结的存在，而把它们变成通往无意识的桥梁时，我们便已发现：破坏这些自主情结的人格化是可能的。但由于我们无法刻意把这些自主情结当作心理功能来利用，所以它们依然是人格化的情结。只要这些情结仍处于这种状态，人们就必须承认，它们也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人格，而且只要它们的内容是未知的，就无法被整合入意识里。人们可以透过和这些情结沟通互动，去揭露它们的内容。当这个任务完成，而且意识已充分认识到无意识那些反映在阿尼玛里的作用时，人们也会察觉到：阿尼玛的确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功能。
我当然不会期待每位读者都能立刻了解我所谓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希望读者至少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在这里的讨论跟“形上学”毫无关系，而是跟那些以经验为依据的事实（empirische Tatsache）有关。人们也可以借由理性和抽象的语言，将这些事实贴切地表达出来，不过，我在这里刻意避免使用过于抽象的语言。因为针对我们的经验至今仍无法触及的事物所进行的智识性阐述，对读者来说并不重要，毕竟读者更需要获得与经验真正的可能性有关的观点。人们如果对这些事物没有亲身经验，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们。因此，我更想为读者指出取得这类经验的方法和可能性，而不是提出智识性的、简要的公式性论述，因为这些论述必然因为经验材料的缺乏，而沦为空洞的文字游戏。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会熟记这类论述的词汇，并自行反刍某些经验，然后基于个人在性情上的差异，或相信、或批判这些论述。然而，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却涉及崭新的提问方式，以及崭新的（尽管已存在很久的）心理学经验领域。总的来说，只要有够多人认识到相关的心灵现象，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经验领域，建立相对有效的理论。起初人们往往只发现事实，而不是理论。理论的形成其实得力于许多人共同参与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