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预设的目的和可能的途径，可以让人们超越本书上篇所探讨的那些阶段，也就是个体化的方法。只要我们把个体性理解为我们最内在、最根本且无法比较的独特性时，个体化便意味着：成为个体，成为自己的本质我。因此，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表示“个体化”，即“本质我的实现”（Selbstverwirklichung）或“本质我化”（Verselbstung）。
前面几章所讨论的那些发展的可能性，其实就是去本质我化（Entselbstungen），即人们为了某个外在的角色或某种虚构的意义而放弃本质我（Selbstentäußerungen）。如果人们着重外在的角色，本质我便不敌社会的认可而退居次要地位；如果人们着重虚构的意义，本质我便不敌原初意象的自我暗示（Autosuggestion）的意义而退居次要地位。在以上这两种情况里，集体性都占有优势。当人们为了集体性而放弃本质我时，便符合社会的典范。虽然人们甚至把本质我的放弃视为美德和社会责任，但这样的做法却也会受到他人自私自利的糟蹋。利己主义者被认为是“selbstisch”（自私自利的），但这个形容词却和我在这里使用的“Selbst”（本质我）这个概念没有关系。至于实现本质我看来好像和放弃本质我是对立的，实际上却非如此。这样的误解之所以非常普遍，是因为人们无法充分区别个人主义和个体化的缘故。个人主义就是刻意凸显和强调自以为本身所拥有，却和集体的考虑和责任相冲突的个体特性；然而，个体化却恰恰意味着个体可以更好且更彻底地达成集体所交付的使命，因为，只要个体特性受到充分的照顾——而不是被忽视甚至压制——个体便可以对社会做出更多贡献。换句话说，个体特性绝不该被理解为个体的实质性内容或组成部分的异质性，而应该被视为个体本身那些普遍存在的功能和能力，所特有的组合比例或细微差异。这就好比人类的脸孔都有一只鼻子和两个眼睛等，但这些普遍存在的因子却带有变异性（Variabilität），而正是这种变异性构成了个体特性。因此，个体化只是一种心理的发展过程，而这种发展过程则使个体达成本身所预设的目的，也就是把人变成某个特定的已定型的个体。由此可见，个体化的个体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只是保有本身的特性，但这种个体的特性——诚如我刚才所提到的——却截然不同于自私自利或个人主义。
只要人类的个体——作为生命的单位（lebendige Einheit）——纯粹是由普遍存在的因素所组成，便具有全然的集体性，所以，和集体性毫无矛盾可言。由此可见，个人主义对个体特性的强调，已背离人类是生物的基本事实；反之，个体化则致力于个体的一切因素以富有生命力的方式共同发挥作用。由于普遍性因素始终只存在于个体的形式里，因此，充分尊重这些因素也会产生只有（或至少）个人主义才能超越的个体效应。个体化的目的，就是要把本质我从人格面具虚伪的表面，以及无意识意象的暗示性支配力（Suggestivgewalt）当中解放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在本书里对人格面具的心理学意义所进行的阐述，应该已十分清楚。至于对集体无意识作用的探讨，则让我们处于远比人格面具的心理更难以理解的、模糊不明的内心世界里。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摆官架子”或“扮演社会角色”等。人格面具会使人们以某种身份现身，或使人们乐于躲藏在某个面具下，甚至人们还会打造人格面具作为自己的保护墙。以上这些说明应该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人格面具的问题。
然而，以大家普遍能理解的方式，呈现那些微妙的以暗示性支配力干涉意识的内在作用（innere Vorgänge），却是另一回事。或许精神疾病、创作灵感和宗教皈依的实例，可以让我们以最容易的方式掌握这些内在作用所产生的效应。英国小说家赫伯特·韦尔斯（Herbert G. Wells, 1866—1946）取材于真人实事的小说《克里斯蒂娜·阿尔贝塔的父亲》（Christina Alberta’s Father），[1]便以绝佳方式呈现了人们这方面的内在转变；法国民族主义作家都德的《遗传》（L’Hérédo）[2]这部值得阅读的论著也叙述了类似的转变；此外，我们还可以在美国哲学家暨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的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3]里，找到关于这方面的丰富材料。
虽然在许多类似的情况里，存在着某些直接导致，或至少间接促成这种内在转变的外在因素，但外在因素却不一定能充分解释人格所发生的转变。实际上，我们更需要承认，人格转变乃起因于主观的内在原因、看法和信念这一事实，外在诱因在这里不是无法起作用，就是只能产生微乎其微的效果。在病态的人格转变里，这种情况几乎可以说是常态，至于那些能简明扼要地响应冲击性外在事件的精神异常者，则算是例外。因此，就精神医学而言，先天遗传或后天形成的、不健全的秉性，才是重要的病因学因素。这一点似乎也适用于大部分的创造性直觉（schöpferische Intuitionen），而相关案主几乎都倾向于不相信，掉落的苹果和牛顿重力定律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地，所有无法直接归因于信徒所面对的暗示与具感染力的信仰典范的宗教皈依，或许都源于信徒自主的内在过程（innere Prozesse），而这些内在过程的发展，更在信徒的人格转变里达到了顶点！这些过程通常具有以下特点：它们原先主要是一些低于意识阈限值的——即无意识的——作用，而后才逐渐升入意识里。只要意识立刻被极其异质的、似乎意想不到的无意识内容所充满，这些无意识内容浮现在意识里，当然就显得非常突然！
在门外汉和案主的眼里，情况似乎如此，但对专家来说，无意识内容进入意识的情况绝非突如其来。因为实际上，这种情况的酝酿往往已持续好几年，甚至涵盖了人生泰半的时间。也许早在童年时期，案主便已——常常透过或多或少具有象征性的方式——显出种种怪异的、预示未来会有异常发展的言行。这便让我想起一位不肯进食，而且人们很难用鼻胃管为他进行人工灌食的精神病患。医护人员为了帮他插鼻胃管，甚至必须先将他麻醉，因为他会以特殊方式逆向地把舌头往后吸向咽喉。我当时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实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在他清醒后，我才知道他的经历：他年轻时，经常思考如何才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即使人们曾想尽办法阻止他自杀。他当时先尝试让自己闭气，不过当他发现自己已进入半昏迷状态时，却忍不住又开始呼吸，于是他便放弃这种闭气的自杀方法，而改采另一种方式。他心想，或许拒绝进食是可行的方法，而对这个构想颇为满意，但他后来却发现，人们可以透过穿入鼻咽腔的鼻胃管为他进行灌食。因此他为了竭力阻止人们对他进行人工灌食，后来便想出把舌头往后回压的方法。起先他的舌头还无法做这个动作，但经过一番持之以恒的努力练习后，他已经可以把舌头往后吸吞。就连他被麻醉时，有时舌头也会自动做出这个动作，这显然是因为舌根的肌肉群已因为他刻意的练习，而变得完全松弛无力。
这位年轻人便以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为未来的精神异常埋下导火线﹐而且他的精神疾病在第二次发病后，已恶化到无法医治的程度。和其他许多案例不同的是，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那些异质性的无意识内容看似突然浮现在意识里，其实绝非突如其来，而是无意识经过多年发展的结果。
这里还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无意识作用存在于何处？具有什么性质？只要无意识作用仍停留在无意识里，人们当然就无从置喙，但它们有时却会显现出来：一部分经由症状，一部分则经由行动、看法、情绪、幻想和梦。观察这些现象所取得的材料，可以让我们间接掌握无意识作用和无意识发展，分别具有哪些性质和状况。当然，我们不该让自己陷入观察的错觉里，而应该确实认识到无意识作用的真正性质，尽管我们充其量只能略知其梗概。
“人们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既无法深入自然的核心”，也无法深入无意识里。但我们却知道，无意识从未停止本身的活动。它似乎一直处于运作状态；即使我们已经入睡，都还会做梦呢！许多人虽然声称自己通常不做梦，但这样的说法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记得自己的梦。这似乎是个显著的事实：在睡着时说梦话的人，不是无法想起与梦话相应的大部分梦境，就是根本无法想起自己曾经做梦的事实。在一整天里，我们肯定会偶尔失言，会无法记得在其他时候可以轻易回想起来的内容，会有某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袭上心头，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关的无意识活动出现的征兆。无意识活动会在夜间直接出现在人们的梦里，但在白天却会受到意识的阻碍，只是偶尔才会有所突破罢了。
我们可以依据目前所累积的经验指出，无意识作用和意识之间存在着补偿关系。我之所以特别使用“补偿”这个词语——而不是“对比”——是因为意识与无意识不一定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补充，进而充实了本质我（Selbst）这个整体。在这层定义下，本质我就是一个凌驾于意识的自我（bewußtes Ich）的重要存在。本质我同时包含了意识心理和无意识心理，因此几乎等同于人格，而人格也就是我们本身。我们或许可以设想自己拥有部分的心灵（Teilseelen），这么一来，我们就很容易——举例来说——把我们本身视为人格面具；至于厘清我们本身就是本质我，则已超出我们所能设想的范围，毕竟这样的认知或许还需要某一部分心灵具有领会整体心灵的能力。我们其实无法期待自己真的可以意识到本质我，因为，不管我们能意识到什么，大量不确定和无法确定的（亦隶属于完整的本质我的）无意识总是还存在着。由此可见，本质我始终是一个凌驾于我们之上的重要存在。
无意识作用包含整体心理的自行调节所需要的一切要素，而且还可以补偿意识的自我。在个人的层面里，存在着未获得意识肯定，而出现在梦境里的个人动机，或我们所忽略的日常情况的含义，或我们未做出的结论，或我们不想陷入的情绪，抑或与我们无关的批评。当我们凭借对本身的认识以及相关行动，而更加意识到我们本身时，沉积在集体无意识之上的那层个人无意识便愈加消失。因此形成的意识不仅不再囿于狭隘的、个人所感受到的自我世界（Ich-Welt），还会关切另外的世界——即客体的世界。这种意识不再是由个人的愿望、惧怕、希望和抱负所构成的，利己而敏感的聚合体——而且不一定可以获得个人无意识的反面倾向的补偿或修正——而是一种可以联系客体（也就是联系世界），从而建立相互关系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让个体和世界建立一个绝对存在、具约束力，且无法被解散的联盟。在这个层面里所产生的纠葛，已不再是一些自私自利的、愿望之间的冲突（Wunschkonflikte），而是自己和其他人都会面临的困难。这个层面终究牵涉到带动集体无意识的集体问题，因为这些集体问题需要获得集体的补偿，而不是个人的补偿。在这里，我们可以体验无意识所产生的内容，这些无意识内容不仅对相关的个人，也对其他人——甚至对许多人，或所有的人——具有效力。
定居于东非埃尔贡山（Mt. Elgon）原始林的埃尔贡尼族（die Elgonyi）[4]曾向我说明梦的两个种类：小人物平常的梦，以及只有大人物——例如巫师或酋长——在入眠时才能获得的“重要的灵视”（große Vision）。普通的梦没有意义。不过如果有人梦见“重要的梦”，就会在睡醒后，召集部落的成员，向大家描述那个梦境。
人们如何判断自己的梦究竟“重要”或“不重要”？答案是，依据直觉所感受的重要性做出判断。如果梦境的印象使他们深受冲击，他们便会考虑向别人述说自己的梦。他们必须说出这些梦，因为从合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梦对所有的人都具有重要性。集体的梦在我们这里（译按：欧洲）也具有情感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敦促我们说出内心的话。集体的梦源起于关系的冲突，所以必须被置放在人们所意识到的关系里。毕竟集体的梦不只会补偿个人内在的偏颇，也会补偿人们所意识到的关系。
然而，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却不只出现在个体与家人，或与其他社群团体之间那种或多或少具有个人性质的关系里，它还出现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里，尤其出现在人类的社会。无意识反应所引发的状况愈具有普遍性和非个人性，补偿的显示便愈重要、愈奇异，且愈有冲击性。这种状况不仅使人们禁不住私下倾诉，也会敦促人们公开表白和声明，甚至扮演某种角色。
以下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无意识如何对关系进行补偿：我曾治疗过一位略带狂妄自大的男患者。当时他和他的弟弟一起经营生意，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很紧张，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他本身的精神官能症。一开始，他的说法让我无法完全掌握他们兄弟紧张关系的真正原因。他对弟弟做出各种各样的批评，对其能力的描述也是负面的。他弟弟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并化身为俾斯麦、拿破仑或凯撒大帝，而且还住在罗马教宗的驻地梵蒂冈，或土耳其苏丹的宫殿里。我这位患者的无意识显然需要大幅提升弟弟的地位，因此我便得出这个结论：我的患者（译按：在意识里）过于高估自己，而过于低估自己的弟弟。接下来，我的分析过程还会呼应此结论的各个方面。
我在这里还要举一位年轻女患者的案例：这个女孩非常依恋她的母亲，但母亲却总是以相当负面的形象出现在她的梦境里，比方说女巫、幽灵或盯梢者。她备受母亲溺爱，而且因为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变得相当盲目，以致无法在意识里察知母亲所带给她的不利影响。因此，她便在无意识里，对母亲提出具有补偿作用的批评。
此外，我还曾经过于低估一位女患者的智识和道德。那时我梦见高耸的山崖上有一座城堡，而我的女患者就坐在城堡最高塔楼上方的敞廊（Loggia）里。后来我和她碰面时，便毫不犹豫地立刻告诉她，我做了这个和她有关的梦；之后，我当然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好的疗效。
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可能在那些被我们不当低估的人面前出洋相，不过，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举例来说，我有一位好友便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他还很年轻，还在读大学时，曾写信请求德国病理学家暨国会议员维尔修夫（Rudolf Virchow, 1821—1902）“阁下”接见他。后来他果真如愿获得接见，却吓得当场发抖。当他向维尔修夫自我介绍、报上自己的姓名时，却口误地说成：“我叫维尔修夫。”这位“阁下”一听，便讽刺地笑道：“天哪，你也叫维尔修夫！”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这位好友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的感受，已经让他的无意识受不了了，因此，无意识便立刻让他以“维尔修夫”这个姓氏来自我介绍，借此获得与“阁下”同等的重要性。
在这些更富个人性的关系里，当然不太需要获得高度集体性的补偿。不过，在刚刚提到的那位与弟弟不睦的男患者身上，无意识所使用的（译按：也就是出现在梦境里的）人物（Figur）却具有高度集体性：他们都是普遍受到肯定的英雄。这个案例含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不是这位男患者高估了自己——这样的高估不仅关乎他的弟弟，也关乎所有人——就是他的弟弟具有受到肯定的广泛的集体性意义。前一种观点着眼于表面现象，后一种观点则缺乏根据。由于我的患者不只私下对他的弟弟相当狂妄，就连对社群团体也表现得很傲慢，因此，相关的补偿作用便采用集体意象。
这个解释也同样适用于前面那位过度依恋母亲的女患者。出现在她梦里的“女巫”正是集体意象，因此，我们势必会做出这个结论：这位女患者不仅对自己的母亲，而且还对社群团体表现出盲目的亲密。这是因为她仍生活在纯粹的婴儿期世界里——而且该世界还可以完全跟她的父母画上等号——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所列举的这些案例，虽然涉及个人范畴里的关系，却也含有偶尔需要获得无意识补偿的非个人关系，而在无意识的补偿之中，或多或少具有神话性质的集体意象便应运而生。道德、哲学和宗教的问题，恰恰由于本身的普遍有效性，因此似乎总是最容易引发神话性质的补偿。在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娜·阿尔贝塔的父亲》这部韦尔斯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典型的补偿：人格已萎缩的普林比（Preemby；译按：即克里斯蒂娜的父亲）发现，自己其实是王中之王、古代苏美尔国王萨尔贡大帝（Sargon）的转世。幸好作者的文学天赋把这位可怜的“萨尔贡大帝”从病态而可笑的诅咒里解救出来，甚至让读者看到，人们有可能在可悲的荒唐里，发现悲剧和永恒的意义：最后，普林比先生——一个毫无价值的人——终于认识到，自己不过是所有过去和未来的时代的暂时过渡点！这样的认知让普林比变得有点疯狂，不过，只要弱小的他最后未被原初意象的大怪物吞下——因为他差点儿就被大怪物吃掉——就不算付出很大的代价。
灾祸和罪恶的一般性问题，就是我们和世界的非个人关系的另一个面向。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类问题更能产生集体性的补偿。我曾治疗过一名男患者，他在十六岁那年做过的一场梦，正是他后来罹患严重的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初期征兆：在梦里，他来到一条陌生的街道。当时天色已经昏暗，他听见身后有人向他走来的脚步声，由于觉得有点儿害怕，便加快步伐往前走。当身后的脚步声愈接近他，他愈感到恐惧，于是索性奔跑起来。但身后的脚步声似乎已追上他，最后他便转身一看，原来是恶魔在追赶他！陷入死亡恐惧的他于是飞跃起来，而且还滞留在空中。他后来又重复做了两次这个梦，其特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大家都知道，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由于会让患者拘泥于细节，并出现仪式性的强迫行为，因此不仅具有道德问题的表象，其内在还充满着非人性、犯罪以及卑鄙的恶行，尽管患者已细致化的人格绝望地反抗这些恶行的整合。基于这个原因，患者就必须以仪式“正确”的方式来完成许多事情，而且这种做法几乎是在反制那位隐身于幕后，且具有威胁性的恶魔。这名男患者做了上述的梦之后，便出现精神官能症。极其费事、拘泥细节的洁净仪式，以及对无数复杂不已的信条戒律那种谨小慎微的观察，不是使他不再碰触世界和往日回忆，就是使他把这些接触“无效化”，而让自己——诚如他所表示的——得以维持在“暂时的”“未受污染的”纯洁状态。从整体来看，这就是他的精神官能症形成的原因。其实在他料到自己即将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之前，上述的梦便已向他表明：如果他希望再度回到地面，就得和恶魔订立契约。
我在其他的论著里，曾提到一位主修神学的大学生所做过的梦，而他梦见的内容竟显示本身的宗教困境的补偿作用。[5]当时这位神学系学生遭遇到现代人通常也面临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信仰问题。在那个梦里，他是“白魔法师”（weißer Magier）的门徒，但这位“白魔法师”却身穿黑袍。白魔法师一直教导他，直到某个时候白魔法师说，他们现在需要“黑魔法师”（Schwarzer Magier）。于是黑魔法师便出现，但却身穿白袍。虽然黑魔法师声称，自己已找到那把开启天国大门的钥匙，但他还需要白魔法师的智能，因为他想知道白魔法师如何使用它。这个梦显然包含二元对立的难题，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道家思想已找到完全不同于我们西方观点的解决之道。这位大学生的梦所采用的人物都是非个人的集体意象，因此符合他本身所面对的宗教困境的非个人性质。与基督教观点不同的是，这个梦是以某种令人立刻联想到中国道家著名的、阴阳兼容的太极图的方式，来强调善恶的相对性。
人们当然不可以从这类的补偿里，得出“意识愈迷失在普遍的难题里，无意识就愈能发挥补偿作用”的结论。因为，人们——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会以正当的（legitim）和非正当的（illegitim）方式处理非个人的难题。当人们出于本身最深刻、最真切的个体需求来处理非个人的难题时，就是采用正当的方式；反之，当人们出于纯粹求知的探究欲，或对棘手现实的刻意逃避来处理非个人的难题时，就是采用非正当的方式。在后一种情况里，无意识会产生极富人情味的（allzu menschlich），且独具个人性质的补偿，这种补偿的目的，显然是想让意识回到平凡的日常里。人们如果以非正当方式沉醉于没完没了的狂热之中，就会经常梦见一些极其平淡乏味的、试图抑制过度热情的梦。因此，我们可以依据无意识补偿的性质而毫无迟疑地得出这个结论：人们在意识层面的努力是郑重且合理的。
肯定有不少人畏于接受我这样的看法，即无意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重要的”思维。此外，人们还会质疑我：“难道您真的相信，无意识有能力对我们欧洲人的精神特性，提出所谓的建设性批评？”当然，人们如果以智识来理解无意识的问题，并把理性的意图归咎于无意识，那事情就会变得荒谬可笑。人们确实不该把意识心理学（Bewußtseinspsychologie）强行加给无意识，毕竟无意识的思维方式乃出于本能的直觉。无意识不具有分化的心理功能，而它的思考方式也不同于我们对“思考”的认知。无意识只是创造出响应意识状态的意象，这种无意识意象所包含的思维，虽然不少于情感，却不是理性思考的产物。
这种无意识意象或许应该被称为“艺术的灵视”（künstlerische Vision）。人们很容易忘记刚才那个关于黑、白魔法师的梦所源自的困境，就连在做梦者的意识里，它也不是智识方面的问题，而是富有强烈情感性的问题。对于品德良好的人来说，道德困境是个很有吸引力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根植于他们本身最强烈的驱力作用（Triebvorgänge），以及最远大的抱负之中。毕竟在他们看来，道德困境非常真实。所以，如果连他们的本性深处也对道德困境有所回应，这一点儿也不足为奇！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心理就是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如果有人碰巧是个头脑简单的傻瓜，他根本就无法察觉道德困境的存在，心理学家此时也爱莫能助，因为他必须依据他所看到的面貌来接受客观存在的事物，而不能为了自己主观的假设去扭曲它们。非个人的困境会以正当的方式侵扰内在比较丰富、比较具有包容力的人，而他们的无意识便会以正当的方式做出回应。所以，当意识提出“为何善恶之间存在着可怕的冲突”这个问题时，无意识就会这么回答：“请你仔细看清楚：这两者其实迫切需要对方；恶萌芽于至善，确实萌芽于至善，而当善无法从恶里产生时，这就是最糟糕的事了！”
或许做梦者会逐渐明白，看来无法解决的冲突或许是某个时空所特有的精神特性的偏见。看似复杂的梦境意象，可能很容易显现为本身就是具象直观的、本能的常识，或纯粹显现为理性思维的开端，而理性思维也许是心智较成熟的人在意识层面上的思考。无论如何，中国哲学早在很久以前便已探讨过人类的理性思维。至于怪异而活泼的思维形态，则是原始的自然心智的特权，这种心智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在，只是受到片面发展的意识遮蔽罢了。如果我们从此一视角来观察无意识所产生的补偿，这样的研究方式当然会受到批评，因为，我们不该以过于偏向意识的立场来评判无意识。事实上，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始终是从以下的观点出发：无意识几乎只是在响应意识的内容——当然是以相当富有意义的方式——但却不会采取主动。不过，我绝不想让大家误以为，我真的深信无意识在任何情况下，只是被动地反应。毕竟很多经验都和这种看法背道而驰，且这些经验似乎已证明，无意识不仅会出现自发的行动，甚至还占据主导地位。无数的案例已让我们看到，那些执着于狭隘的无意识的案主，最后都罹患了精神官能症。不过，无意识所引起的精神官能症，不仅让这些案主脱离了本身的沉闷和迟钝，且往往还让他们的怠惰或绝望反抗有所好转。
人们如果相信，无意识在这类案例里，是依据已事先考虑好的一般性计划来行动，追求特定目标，并致力于目标的实现，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来，当然是错误的，因为我发现，它无法获得任何证实！就我所知，促使人们接受这种看法的动机，基本上可能只是人们身上那股自我实现的驱力。倘若无意识的行动和一般性的〔应该以目的论（Teleologie）来思考的〕计划有关，或许所有无意识仍过强的个体，都会被本身那股无法抗拒的冲动推向更强的意识。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显然不是如此！尽管无意识的存在显而易见，但是各个阶层的人民几乎都没有出现精神官能症。至于少数几位精神官能症患者，原本都是“比较高尚”的人，后来却因为某些原因，而过于长久地停留在原始阶段。他们的本性无法忍受自己长期维持沉闷迟钝的状态，毕竟这对他们来说并不自然。他们的意识狭隘性，以及本身的存在和生命的局限性，使他们得以节省并储存能量，而这些能量便逐渐滞积在无意识里，最后便以或多或少属于急性型精神官能症的形态爆发出来。在这个简单机制的背后，不一定存在什么“计划”，而患者身上那股易于理解的、为了达到自我实现的冲动，已能充分解释这种能量爆发的现象。也许人们还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人格的晚熟”（verspätete Reifung der Persönlichkeit）。
既然人们很可能远远还未达到绝对意识（absolute Bewußtheit）的顶点，也许每个人都还可以拥有更强的意识。因此，人们也可以认为，无意识作用不论在何处都会把内容导向意识，进而——诚如人们所看到的——扩大意识的范围。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探究无意识，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扩展未受限制的经验领域（Erfahrungsgebiet）。如果无意识只对意识做出回应，人们把无意识称为“心理的镜像世界”（psychische Spiegelwelt）便可能是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心理内容和活动的主要源头便存在于意识当中，而我们在无意识里只能发现意识内容最扭曲、最失真的镜像（Spiegelbilder）。如此一来，意识便包含了创造性过程，而一切的创新就只是意识的发明或精心构想。然而，经验事实却告诉我们：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任何具有创造力的人都知道，不由自主是创造性思维的主要特点。由于无意识不单单是响应意识的镜像，还是具有自主性和生产性的心理活动，因此，无意识的经验领域就是它本身的世界，也是它本身的实在性（Realität）。我们可以说，无意识的实在性在影响我们，就像我们在影响它一样，这个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外在世界的经验领域。正如物质内容是组成外在世界的要素那般，心理要素则是无意识世界里的内容。
“心理的具体性”（psychische Gegenständlichkeit）这个概念，绝对不是什么新的发现，而是人类最早、也最普遍的“成就”之一，因为它就是人类对具体存在的鬼神世界（Geisterwelt）的信念。鬼神世界当然不同于钻木取火——举例来说——所以，绝不是人类的新发现，而是人类的经验，或人类对实在性的意识，况且鬼神世界的实在性根本不逊于物质世界的实在性。我怀疑，究竟有没有不知道“魔力效应”（magische Wirkung）或“魔力物质”（magische Substanz）的原始人（“魔力”其实只是“心理”的代名词）！原始人似乎相当清楚鬼魂（Geister）的存在，[6]“鬼魂”是他们的心理事实。就像我们会把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区别开来一样，原始人〔如果他们对“灵魂”（Seele）有一些了解的话〕也会分辨自己的灵魂和鬼魂的不同，毕竟鬼魂令他们感到陌生，而且也不属于自己。鬼魂是他们的外在察觉的对象，至于自己的灵魂（或在观念上，个体同时拥有若干不同灵魂的其中一个）虽然在观念上与鬼魂具有本质的类似性，但通常不是所谓感官知觉的对象。
灵魂（或多重灵魂的其中一个）在个体死亡后，会变成鬼魂；鬼魂存在于个体死亡之后，而且性格会转趋恶劣，这种不好的转变有一部分已违背个人不朽的观念。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die Batak）[7]甚至毫无顾忌地表示，在世时善良的人在死亡后，会变成危险的、怀有恶意的鬼魂。原始人对鬼魂如何作弄活人的描述，连细节部分都大致符合他们的鬼神信仰经验所强调的现象，而这些描述，都是他们依据所谓“阴魂不散的亡魂”（Revenants）所发展出来的意象。原始人对自己所信仰的“鬼魂”的报道让我们看到，这些鬼魂和他们心理某些部分的活动有关，由此可见，原始人的鬼魂就是他们的无意识情结（unbewußte Komplexe）的显现。[8]现代心理学对“父母情结”（Elternkomplex）的重视，等于直接延续了原始人对父母亡魂的危险效应的经验。就连原始人认为鬼魂就是外在世界的实在性的误判，也继续存在于我们（仅具有局部正确性）以下的看法里：即真正的父母对孩子的父母情结负有责任。这个看法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多年前提出的梦的理论里，甚至还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学术性解释〔为了避免“父母情结”这个概念的不明确性，我后来便提出新的专有名词“无意识中父母的影像”（Elternimago）[9]来取代它〕。
天真幼稚的人当然无法意识到，对自己直接造成影响的亲人，已让自己产生某种意象。然而，这种意象只有一部分与自己的亲人雷同，另一部分则是由自己这个主体本身的材料所创造出来的。孩子无意识里的影像（Imago）是由父母的影响，以及孩子的特殊反应共同形成，因此，这种意象会以相当受限的方式再现客体。天真幼稚的人当然相信，父母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样子。父母的意象被投射在无意识里，当父母亡故后，父母被投射在无意识里的意象仍继续发挥效应，因此，父母的意象仿佛就是原本已存在的鬼魂。所以，原始人会谈论在黑夜回来的父母的鬼魂（即“阴魂不散的亡魂”），但现代人却把归返的双亲鬼魂称为“父亲情结”或“母亲情结”。
人们的意识范围愈狭隘，似乎会显示出愈多的心理内容（即“无意识里的影像”），而且这些心理内容不是以鬼魂，就是以潜在魔力的形态被投射于在世者（即巫师和女巫）身上。在灵魂观念已存在、文化已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中，[10]无意识里的所有影像不一定都会被投射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里的树木和石头甚至会相互交谈），不过，至少会有一个情结向意识靠拢。由于该情结已十分贴近意识，因此意识不仅不再对它感到陌生，反而还认为已拥有它。但由于意识一开始仍未充分感受到本身拥有该情结，所以还不觉得该情结是本身主体的内容。情结几乎存在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也就是存在于所谓的“半阴影”（Halbschatten）里。虽然情结一方面隶属于意识的主体，或与意识的主体有关，另一方面却也是自主的存在，且更因本身是自主的存在，而成为意识的绊脚石。无论如何，情结不仅不完全顺从意识主体的意图，甚至可能凌驾于意识主体之上，而经常作为灵感、警告或“超自然”信息的来源。心理学应该可以解释灵感、警告或“超自然”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就是局部自主的、仍无法完全被意识整合的情结。原始的灵魂——例如古埃及人的灵魂“巴”（Ba）和“卡”（Ka）——正是这样的情结。在人类文化较高度发展的阶段里，尤其是在西方所有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Kulturvölker）里，这种情结始终是阴性（Femininum）——拉丁文的anima（灵魂）和希腊文的psyche（灵魂）都是阴性名词。这当中当然存在更深刻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