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无意识进行同化的过程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产生了:有些患者因此建立了显著的、甚至是以不愉快的方式所增强的自信心或自尊心;他们明了一切,完全清楚本身无意识所持续发生的种种。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彻底掌握无意识所浮现出的一切。但是,他们的情况却总是让诊治的医师束手无策。此外,还有一些患者受到无意识内容的贬抑甚或压制。他们的自信心低落,心灰意冷地看待无意识所产生的所有特殊内容。总之,前者在自信心高涨的情况下,为本身的无意识承担起责任,但这样的责任却过度扩大,完全超出了实际的可行性;后者则在面对那些受到无意识影响的人生遭遇时,真切地认识到自我(Ich)的无能为力,最终拒绝为自己负起任何责任。

当我们更仔细地分析这两种患者的极端反应方式时,就会发现:在前一类患者乐观的自信心背后,其实存在着与后一类患者同样强烈的无助感,或更确切地说,是远比后一类患者更强烈的无助感。他们意识里的乐观精神在面对这种无助感时,看起来就像一种功能不彰的补偿。同样地,在后一类患者悲观的自我放弃的背后,竟存在着顽强的权力意志(Machtwille)。他们的权力意志所含带的自信,其强度甚至是前一类患者意识到的乐观精神的数倍以上!

借由这两类患者的反应方式,我粗略地说明了两个极端,不过,只有真实的案例才能让我们看到此两者间更细微的差别。正如我曾在其他地方谈到的,如果所有接受分析的患者,都无法在发病初期立刻摆脱精神官能症的症状,让自己不再需要进一步治疗的话,那么,他们的无意识首先会因为本身不正常的精神官能症倾向,而滥用刚取得的知识讯息。在此,患者的状态相当关键,毕竟患者在这个阶段,还会从客观层面(Objektstufe)理解一切事物。换句话说,他们的理解均直接和客体有关,而没有区分本身的无意识影像(Imago)和外在客体的差异。[10]喜欢把“别人”视为客体的患者,会依据本身对自我认识这部分所进行的一切分析,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反正别人就是这样!”因此,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让世人有所明白、领悟,至于他们的态度是否具有包容性,则取决于个人的方式。然而,有些患者始终觉得自己是别人的客体,而非别人的主体,他们会因这样的认知感到抑郁不快,从而陷入困境(我在这里当然没有谈到,许多生性比较马虎的人只会隐约体验到这个难题)。上述这两类患者和客体的关系都会增强,但不同的是,前者与客体的关系具有主动的意义,而后者与客体的关系则具有回应的意义。此外,这两类患者的集体特征也会显著增强,只不过前者扩大了本身的行动范围,而后者则扩大了本身的忍受范围。

奥地利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曾使用“类神性”(Gottähnlichkeit)这个词汇,来说明精神官能症患者的权力心理(Machtpsychologie)的某些特征。我在这里也采用这个词汇,不过在含义上,它比较接近歌德剧作《浮士德》里的一个著名段落:假扮浮士德的恶魔梅菲斯特接受那位前来拜访浮士德的学生的请求,在他携来的纪念册里写下一句格言后,[11]对他说道:

“要听从这句古老的格言,以及我蛇婶的教导,因为往后你必然因为自己和上帝相似而忧心忡忡!”

类神性显然和认识善恶有关:分析并意识到无意识内容,能使人们产生某种具有优越性的包容力,而且人们可以凭借这种包容力,来接受无意识性格学(unbewußte Charakterologie)里较难以理解的部分。这种包容力看起来相当具有“优越性”,而且也很明智。它往往是一种美好的但却会导致各种结果的姿态,同时也牵涉到以往被人们小心翼翼划分开来的两种不同领域(译按:即善与恶)的聚合。在克服巨大的抵抗后,至少在观念上,这两个对立领域已成功统合在一起。而由于个体已达到更完整的察知(Einsicht),因此会把先前划分开来的这两个领域并列,且在表面上显然克服了它们之间的精神冲突,由此,本身便出现了似乎可被称为“类神性”的优越感。然而,以这种方式将善与恶一同并列,却会在另一种性情(Temperament)的人身上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不仅可能连善恶的表象都无法掌握,甚至还会觉得自己就像个不知所措、受到铁锤和铁砧双面夹击的客体。他们不一定会视自己为站在岔路口的古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kules),但却相信自己更像一艘进退两难且无人掌舵的船舶。由于他们不知道自己已陷入古老而强烈的人性冲突里,正承受一些亘久不变的原则之相互撞击,因而他们会觉得自己仿佛受到惩罚,就像被锁链捆缚在高加索山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或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或许就是承受痛苦的类神性!

这里的类神性当然不是什么学术概念,但这个词汇却贴切地说明了某种心理事实。我无法想象,我的读者都可以毫无困难地了解“类神性”特有的精神状态,毕竟这个词汇太过文绉绉。因此,以另一种说法更详尽地阐明我所理解的“类神性”状态,或许是比较好的方式:患者在接受心理分析后,所达到的种种察知,往往可以让他们发现许多从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他们当然会用这种新的认知看待周遭一切,并看到(或相信可以看到)某些以前未曾看到的东西。只要他们受益于这些新的认知,通常就会认为,别人也同样可以从中受益。他们很容易因此变得狂妄自大,即使这是出于最大的善意,也会令人感到厌烦。反正他们就是认为,自己已握有一把可以开启许多扇门——甚至每一扇门——的钥匙。其实弗洛伊德也陷入这样的困境里,他所建立的“精神分析学”实在天真幼稚,并没有意识到本身的限制。举例来说,从精神分析学处理艺术作品的方式,我们就可清楚看到它的限制所在。

在人类的天性中,不只有光明面,还有许多阴影(Schatten)!因此,人们在接受心理分析后,对自身的崭新察知经常会使自己感到有些难堪;如果在此之前愈认同新察知内容的对立面(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便会觉得愈加难堪。有些人会把经由心理分析获得的新认知牢牢铭记在心,甚至过于认真地看待它们,而忘记自身不单单只存在着阴暗面。他们让自己过于沮丧消沉,而后还倾向质疑自己的一切,认为自己已一无是处。有些优秀的分析师,甚至曾为患者的这种自我否定提出很棒的构想,但却从未透过出版论著,将这些构想发表出来。这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心灵问题相当严重,导致他们自认几乎无法以撰写学术论文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有些人会因为本身的乐观精神,而变得情感奔放且骄傲自大,就如同有些人会因为本身的悲观精神,而变得忧虑不安且怯懦沮丧。当巨大的心理冲突被弱化时,就会清楚地显现在这两种方式里。此外,在弱化的心理冲突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在前者的自负和后者的畏缩背后,其实存在一个共通之处,也就是人们在跨越本身的限制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前者过于扩张自己,而后者则过于贬抑自己。他们本身的个体限制(individuelle Grenzen)已透过某种方式而不复存在。如果我们能够设想,人们强烈的卑屈会因为心灵的补偿,而最接近高傲,而且“高傲始终先于衰落”,那么,我们便可轻易发现,在人们的自负背后,其实存在着不安的自卑感的某些特征。没错!我们甚至可以清楚看到,心理的不确定性如何导致人们情感奔放,从而驱使他们宣扬那些自己其实不是很有把握的真理,还为此试图改变人们的想法,因为如此一来,他们信念的价值和可靠性,便因为追随者的存在而获得保证。独自一人在丰富的认识里坚持到底,不仅不会使他们感到愉快,反而让他们觉得被冷落在一旁。对落单的暗自恐惧,促使他们四处张扬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以便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至于遭受令人苦恼的质疑。

然而,怯懦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愈畏缩、愈隐藏自己,其实内心愈需要获得他人的理解和肯定。虽然他们会谈到自己的低卑,但心里却不相信自己确实如此。虽然没有人发现他们的价值,但他们却不由自主地、打从心底固执地深信自己的价值。因此,他们禁不起最轻微的责备。他们总是在诉说自己无法被理解或提出合理的要求时所受到的伤害,从而陷入病态的自豪以及狂妄的不满之中。无论如何,他们都希望可以让自己感到满意,但周遭的人却因为他们这种心态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两种人既过度自卑,也过度自大。如果他们起初不是很有把握,后来就会变得更犹豫不决,这就是他们个体的一般状态。因此,把这种状态称为“类神性”,听起来近乎荒诞可笑!不过,这两种人在某方面都已超出人性的尺度,而带有些许“超人”的属性,因此,就人物形象而言,他们已具备“类神性”。如果大家无法接受“类神性”这个比喻,我建议采用“心理膨胀”(psychische Inflation)这个概念。由于“心理膨胀”意味着,人格的扩展——简单地说,就是“鼓起膨胀”(Aufgeblasenheit)的状态——已超越个体本身的限制,因此,以这个概念来说明上述的“类神性”现象,在我看来是恰当的。当个人获得原本应当存在于本身限制范围以外的内容和特质时,便可以在这种心理膨胀的状态下,填满从前通常无法填满的空间(Raum)。这些存在于个人以外的东西,不是属于另一个个人,就是属于所有的人,或根本不属于任何人!

心理膨胀不只是一种可以透过心理分析而显露的现象,它还是一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心理分析以外的情况下,探究人们的心理膨胀,许多男人无趣刻板地认同本身的职业或头衔,便是极为常见的例子!个人的职位当然就是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但同时,它也是一种由许多因素在历史过程中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集体因素。个人的职位只有透过集体的赞同,才能得到推崇。因此,当个人认同某个职位或头衔时,其言行举止之表现,便仿佛自己就是该职位的那个全面而复杂的社会因素本身,仿佛自己不仅是担任该职位的人,而且还代表相关的社会赞同。个人便以这种特殊方式向外扩展自己,并取得某些绝不存在于个人之内而是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特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便可作为心理膨胀者的座右铭!

透过分析所认识的心理膨胀,原则上虽近似于我们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心理膨胀,却更加微妙细腻。毕竟造成心理膨胀的,不是职位所带来的身份和体面,而是一些具有意义的幻想(Phantasien)。这句话的意思,我想借由一个实际的案例来解释:我所挑选的这位案主是我认识的一位精神病患,瑞士精神医学家阿方索·梅德尔(Alphonse Maeder, 1882—1971)曾在一份论文里讨论他的案例。[12] [13]这个案例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该案主具有高度的心理膨胀(人们可以在精神病患身上观察到所有放大显现出来的心理膨胀现象,在正常人身上,这种现象仅若隐若现地存在着)[14]。他是一位具有妄想症状的失智症患者,而且还是自大狂。他声称,自己可以“用电话”跟圣母玛利亚及其他神明联系。在现实人生里,他曾跟随一位锁匠学习一技之长,但这样的学徒生涯,在他十九岁左右罹患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后便中断了。虽然他的精神生活一直都很贫乏,后来却出现一个美妙的想法: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图画册,一本可以任他翻阅的图画册。在他看来,要证明这个想法的真实性很简单,因为,他只要翻动这本册子,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页面!

这名男患者的想法无异于哲学家叔本华所谓“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不假修饰的、处于原始阶段的版本。他这个令人震撼的想法,其实起因于本身无以复加的孤独,以及与现实最严重的脱节,但由于他用相当简单而天真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因此,人们只能以微笑来讥讽它的怪诞不经!叔本华独特不凡的世界观的核心,便是依据这种处于原始阶段的观点,但是既不疯狂又不具备独特天赋的人们,却完全无法以这种方式摆脱现实世界的纠葛,因为他们只会把现实世界当作他们的意象(Bild)。而这位男患者后来是否成功发展或扩展了这个观点?抑或该观点只归属于他?抑或他最终已彻底受制于该观点?答案是后者:他那病态的心理膨胀和脱离现实已经证实,他陷入了自己的观点。他已不再思考和言语,而是这个观点在他里面思考和言语,所以他会听到一些声音。由此可见,他和叔本华的差异,就在于他的观点一直停留在纯粹的自发性生长的阶段,而叔本华则把相同的观点抽象化,并以人们通用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所以,叔本华已让这一观点脱离隐而未显的原始阶段,而浮现在集体意识(kollektives Bewußtsein)之中。

人们不该大错特错地认为,这名男患者的观点具有个人性质与个人价值,或该观点只归属于他,就把他当作哲学家。毕竟只有那些有能力把处于原始阶段的、纯粹自然的观点,提升为抽象观念以及人类意识里的公共精神资产之人,才算是卓越不凡的哲学家!只有当他们被允许拥有个人价值(persönlicher Wert),且并未因此落入心理膨胀时,他们卓越的思想成就才具有个人价值。反之,这位男患者的观点却是一种自然生长的非个人价值(unpersönlicher Wert),他不仅无法抵抗这种价值,甚至还受到这种价值的抑制,而“被推向”(verrückt wurde)[15]与现实世界更加疏离的地方。他的观点之不同凡响,只会让他膨胀、变态地扩张自己,却未使他将该观点纳为己有,并扩展为富有哲理的世界观。总之,个人价值只存在于展现出来的哲学成果,而不存在于停留在原始阶段的观点上。不过,哲学家也会持有这种原始观点,因为他们也具有原则上属于全人类所共有的、普遍的人性质素。这就好比一批金苹果虽是同一棵树结出来的,但它们后来的样貌却取决于捡到它们的人——锁匠学徒或叔本华。

不过,我们却从以上这个案例学到更多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已从中得知,超个人的心理内容往往不是那些人们毫不在意就能随意取得的毫无生气的材料,而是生动活泼的、能使人们的意识受到吸引的重要材料。认同本身的职位或头衔对个人来说,甚至具有些许诱惑力,因此,许多男人已把自己完全等同于社会基于他们的职业所赋予他们的身份地位。人们如果要在个人体面的背后探知其人格,注定徒劳无功,因为,在这种了不得的体面背后,人们只会发现值得同情的、卑微低下的个人。由此可知,职位(或通常能带给人们外在体面的种种)对人们来说格外具有吸引力,因为,职位就是对个人不足之处的一种空洞的补偿。

不只职位、头衔或其他社会角色,就连外显于社会,以及存在于集体意识的、非个人性质的重要事物,也会造成个人的心理膨胀。就像个人之外有社会存在一样,在我们的个人心理之外,也有集体心理存在。既然有集体心理的存在,就有集体无意识的存在,而且集体无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也同样具吸引力,一如那名锁匠学徒的案例所显示的一样。而就像我本节阐述心理膨胀时所谈到的,个人会因为本身的名位而“突然陷入世俗的世界里”(Messieurs, à présent je suis Roy),同样地,个人也会突然从世俗的世界里抽身,如果他已看到那些赋予世界新面貌的重要意象的话。这种现象和令人着迷的“集体呈现”(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有关,美国人所谓的slogan(口号),以及处于最高层次的诗歌语言和宗教语言,便是建立在“集体呈现”的基础上。这使我想起一位精神病患。他是个性情文静内向,又略带狂热的小伙子,并没有诗人或其他重要头衔的身份。当时他爱上了一位女孩,但却没有把握——就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她是否会接受他的爱。他那种处于原始阶段,而将自己与外在客体混淆不分的“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使他不假思索地认为,他所受到的感动,当然也会出现在别人身上,这也是人类心理在较低的发展阶段通常会自然而然产生的想法。于是,他便出现了狂热的爱情幻想,但这种恋慕,后来却因为他冷不防地发现,他所爱恋的女孩根本不在乎他,而骤然破灭。他感到很绝望,打算跳河自杀,于是便朝河边走去。当时已是深夜时分,他看到闪闪发亮的星斗在黝暗的水面上,朝他漂了过来。他觉得这些星辰仿佛成双成对地往下游流去,于是一股奇妙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此时他已把自杀的念头抛诸脑后,只是出神地盯住眼前这幅难得一见的美妙景象。他逐渐发现,河面的每颗星星都是一张脸,而成双成对,从他身边漂流而过的星星,就是相互拥抱,并怀有梦想的情侣。现在他总算豁然明白:一切已经改变,而他也摆脱了自己的命运、失望和爱恋!他对那个女孩的怀念已经转淡,对她已漠不关心,因为他确定——而且已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将获得一笔巨额的财富!他已经知道,有个价值不菲的宝物藏在附近的天文台里,正等着他去寻找。为了试着搜寻这个宝物,他在清晨四点闯入天文台,最后却遭警方逮捕。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可怜人看到了某种带有中世纪诗人但丁(Dante, 1265—1321)诗风的意象,但他似乎不曾领会但丁以一行诗所呈现的那种意象的美感。他知道自己已被这个意象改变,且已远离最大的伤痛。一个崭新而未知的星辰世界——星辰都在远离悲哀地球的寂静轨道上运行——此刻已展现在他面前,因为,他已跨越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冥界女神普洛塞庇娜的门槛”(Schwelle Proserpinas)。自己将获得一笔可观财富的预感——难道有谁在内心深处无法理解这样的念头?——犹如神启(Offenbarung)般浮现在他的心里。此时,这个蠢蛋已无法处理自己的情况。他后来并没有自溺在那条河里,而是被那个突然浮现的永恒意象灭顶,而该意象的美感也随之幻灭!

就如同有人会迷失在某个社会角色里,也有人会迷失在内在的灵视(innere Vision)之中,从而脱离了周遭的人们。某些令人不解的人格转变——比如宗教信仰的皈依,或其他想法上的彻底转变——是由集体意象的吸引力所造成的。[16]诚如锁匠学徒的案例所显示的,相当高度的心理膨胀会导致人格的彻底消解。这种人格消解是一种精神疾病,也就是“心灵分裂”(Seelenzerspaltung)或“精神分裂”〔Schizophrenie,由当代瑞士精神病理学家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 1857—1939)提出〕,[17]它不是具有暂时性,就是具有持续性。至于病态的心理膨胀,乃起因于人格在面对集体无意识内容的自主性时,所出现的那些大多与生俱来的弱点。

如果我们认为,人类个人的意识心理乃是奠立在无意识的得自先祖遗传且普遍存在的心智质素(Geistesdisposition)的广泛基础上;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的个人心理和集体心理的关系,就相当于个体和社会的关系,那么大致上,我们已相当接近真理了!

个体不只具有独特性和单独性,还具有社会性,同样地,人类心理并不只是个别的、纯粹个体的现象,也是集体的现象;就像某些社会功能或社会驱力对立于个别个体的关注一样,人类的心智也有某些功能或倾向会因为本身的集体性,而抵触个体的需求。这个事实的根据在于,所有的人类天生都拥有高度分化的大脑,大脑赋予了人类多种心智功能(geistige Funktion)的可能性,不过,人类却无法透过个体发育(Ontogenese),而取得并发展这种心智功能。人类大脑的分化程度都差不多,因此,大脑所形成的心智功能具有集体性和普遍性。根据人类的这种状态,我们便可以解释——举例来说——为什么在地域上相距最遥远的族群和种族,会拥有令人颇为惊奇的一致性,而且人们还屡次发现,这些族群和种族固有的神话形式和主题,也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人类大脑普遍的相似性,使人类的同一种心智功能可能具有普遍性。这种心智功能就是集体心理,只要那些与种族、部落甚或家庭相关的分化存在着,受限于种族、部落或家庭的集体心理,便凌驾于“普遍的”集体心理层面之上。套用法国心理学家皮耶·贾内(Pierre Janet, 1859—1947)的说法,集体心理含有心理功能的“劣势部分”(parties inférieures),也就是个体心理当中那稳固的、所谓自动运作的、来自遗传且普遍存在的、超个人或非个人的部分。至于意识和个人无意识则含有心理功能的“优势部分”(parties supérieures),也就是个体心理经由个体发育所取得并发展的部分。如果个体把先于(a priori)自己且存在于无意识里的集体心理,并入他本身透过个体发育所达到的状态——仿佛集体心理已成为其状态的一部分——那么,他的人格范围就会以不合理的方式扩大开来,而且还会产生相应的后果。换言之,只要集体心理是心理功能的“劣势部分”,只要作为集体心理基础的人格个体隶属于集体心理,集体心理便会压制并贬抑人格。这种情况会在心理膨胀里出现,也就是说,它不是出现在对自信心的抑制里,就是出现在无意识层面愈来愈强烈的自我彰显(Ichbetonung)里,甚至是病态的权力意志里。

由于分析可以让个人无意识在意识里浮现,个体便会因此意识到那些别人通常已意识到但他本身却从未意识到的事物。个体便借由这样的认识增加本身的集体性,并减少独特性。对个体来说,增强集体性虽有时是一种负面的发展,但有时也具有正面性:人们也会排除意识里那些被视为美好的特质,而意识到婴儿期的愿望(infantile Wünsche),从而完全顺从它们。个人对无意识压抑的解除首先会使纯粹的个人内容浮现在意识里,而无意识的集体要素,包含普遍存在的驱力、质素(Qualität)和观念(意象),以及一切普通的善与恶“在统计上的”比例——诚如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内在都同时包含些许犯罪者、天才和圣人的成分。”——此时仍然附着在这些个人内容上。个人内容进入意识之后,最终会形成生动活泼的意象,而且这种意象将彻底涵盖在世界这块黑白棋盘上活动的一切,不论是善或恶、美或丑。因此,让许多人感到相当正面的那种与外在世界的相似性,便以这个方式逐渐酝酿而生,而且这种相似性也可能是治疗精神官能症的关键因素!我曾看过几个患者在这种状态下,生平首次有能力唤醒自己内心的爱,且也能感受到爱,或者在其他方面,他们敢于让自己跳入未知,而这样的举动还为他们带来妥当顺利的人生经历。

然而,我知道有不少患者自以为这种勇于尝试的状态,就是病情好转的明确征兆,因而让自己保持这种富有活动能力的精神欣快(Euphorie)长达数年。此外,我还经常听到人们称赞这些案例是分析治疗的成果,但在此我必须表明,那些精神欣快且富有活动能力的病患,其实都因为无法确实将自己与外在世界区分开来,而承受着折磨。因此,人们不该认为他们已真正痊愈。在我看来,他们的痊愈与未痊愈各占一半。我曾有机会追踪这类病人的生命历程,所以我必须坦白地指出,他们经常出现适应不良的症状,而且只要他们仍维持这种富有活动力的方式,就会逐渐失去创造力,变得愈来愈无趣乏味,而这正是所有“排除自我者”(Ent-Ichten)的特点。当然,我在这里又讨论了一些极端的实例,而不是那些比较普通却较无研究价值的正常人,因为正常人适应环境,往往是种技巧上的学习,还不至于成为棘手的问题。假设我在这个专业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是治疗者,而不是研究者,我当然就不会反对治疗者在诊断时的某种乐观倾向,毕竟身为治疗者的我往往会重视治愈的患者人数。然而,身为研究者的我则会老老实实地关注研究对象的质素,而不是数量。探讨人的天性确实很重要,而且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人抵得上十个较无研究价值的人。所以,我会更关切那些具有研究价值的人。在他们身上,我认识到纯粹的个人分析所得出的结果的模棱两可性(Zweideutigkeit),而且我已经掌握这种模棱两可性的原因。

当我们透过对无意识的同化,将集体心理以意义模糊的方式纳入个人所有的心理功能时,人格就会在集体心理的二元对立里消解。除了自大狂和自卑感这组已讨论过且在精神官能症里格外明显的二元对立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的二元对立,在这里我只想强调特别具有道德意义的二元对立,即善与恶。集体心理既含有人类所特有的善与恶,也含有其他一切的二元对立。有些人会把集体的善视为个人值得嘉许的表现,而有些人则把集体的恶当作个人的过错。这种看法就像自大与自卑的二元对立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想象的德行和丑行纯粹只是可以被感受到或被刻意意识到的存在于集体心理的道德二元对立。在原始人的例子中,我们便可看见集体心理到底含有多少道德的二元对立:有些观察者称赞原始人拥有最崇高的道德品行,有些观察者则表示同一个部落的原始人让他们留下了最糟糕的印象。大家都知道,原始人的个人分化完全处于初始阶段。对原始人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的心理在本质上具有集体性,因此绝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而且他们或多或少和集体心理处于一致,所以也具备集体的善与恶,并没有归属于个人的责任,也没有内在的冲突。当个人的心理发展开始萌芽,使个人的理性认识到对立观念的不兼容性时,这时内在冲突才会出现。这样的认识会导致为了潜抑负面的一方而出现斗争。人们追求善,所以必须排斥恶,而原先如乐园般美好的集体心理便就此消失。

潜抑集体心理,对人格发展来说,绝对是必要的。原始人的人格发展——或更确切地说——原始人的个人发展,其实是一个关于巫术威信的问题。巫师或酋长这些人物,都是为人们指点迷津的引导者,他们会透过饰品穿戴及生活方式的特殊性来凸显自己,借此表达本身所扮演的角色。这些个体会透过外在标志的特殊性展现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且掌握特殊仪式的秘密,还让他们显得更加不同凡响。原始人便用这类或类似的方法为自己打造一层可称为“人格面具”(Persona;拉丁文原意为“面具”)的外壳。我们都知道,原始人拥有真正的面具,例如他们在图腾庆典里为了提升或改变人格而穿戴的那些面具。突出的个体似乎借此摆脱了集体心理的场域。当他们成功认同自己的人格面具时,便真正脱离了集体心理的场域,而这种脱离便意味着巫术的威信。人们当然可以信口表示,驱动这种发展的动机是权力意向,但这种说法完全忽略了声望的建立往往是一种集体妥协的产物。换句话说,这种集体妥协的产物是这样出现的:有人想要争取声望,而公众也在寻找一位可以赋予声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基于个人的权力意向而取得声望,那么,这样的声望通常也具有绝对的集体性。当社群(Sozietät)在整体上需要一位可以发挥魔力的人物时,就会利用个人对权力意志的需求,以及许多人对服从意志(Unterwerfungswillen)的需求,而促成个人声望的形成。就像人类在初始阶段的政治史所显示的,人们的服从意志对族群的集体生活来说,是最重要的现象。

个人声望的重要性不宜被高估,因为个人人格退化地消融于集体心理的可能性,对出众的个人及其追随者而言,都意味着某种危险性。尤其当个人获得声望的目标已经达成——也就是普遍受到肯定——时,其人格最有可能消融于集体心理。这么一来,个人便成为集体的真实,而这往往也是个人声望终结的开始。拥有声望对突出的个人及其氏族来说,都是正向的能力展现。有人透过本身的作为而鹤立鸡群,至于众人则透过放弃权力、一心追随这位人物来凸显自己。当个人为了抵抗敌对势力,而必须有所作为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就是正面的;不过,当个人不再遭遇阻碍,且已获得普遍的肯定时,其声望不仅失去正面价值,往往还变成无用之物。接下来,就会出现一场分裂运动(schismatische Bewegung),而个人争取声望的过程就会重新展开。

由于人格对集体生活来说相当重要,因此,可能干扰人格发展的一切会被视为一种危险。不过,其中最大的危险却是集体心理的侵入,造成个人声望的提早瓦解。原始人祛除这种危险最广为人知的方法之一,便是绝对的保密。由于展现集体的思维、情感和能力,比起展现个人的功能与能力更为轻松容易,因此,以集体功能取代人格分化,对人们来说,始终是一种强烈的诱惑。把人格平庸化,并使已分化,且因此受到巫术声望保护的人格最终消解于集体心理(比如《新约圣经》曾记载,耶稣门徒彼得曾连续三次否认自己和耶稣的关系)就可以让个人“失去灵魂”,因为,个人重要的能力表现已被忽略,或已再度被抹杀。这么一来,人们对于违反社会禁忌的人,会施以严厉的处罚,而这些处罚也完全呼应相关情况的重要性。如果人们纯粹从因果的角度,将违反禁忌的处罚视为乱伦禁忌的历史残留和转移,[18]就无法了解,为什么这些处罚性措施应该是正面的。不过,只要我们改从目的论的观点来掌握这个问题,许多从前难以明白的地方便会豁然开朗。

就人格发展而言,严格区别自己和集体心理的不同,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缺乏这种区别必然会使个体立即消解在集体里。人们在分析患者的无意识时,会面临一种危险,也就是把集体心理和个体心理混淆在一起,而得到令人不快的后果,就像我们在前面曾谈到的。这些后果不是在破坏患者的生活感受,就是在危害患者身边的人,如果患者可以影响他身边的人的话。当患者认同集体心理时,必然会尝试将本身无意识的要求强加在他人身上,这是因为,与集体心理的认同会让他们觉得这么做具有普遍效力(即“类神性”),而根本无视于身边的人不同的个人心理(这种对于普遍效力的感觉自然是源自于集体心理的普遍性)。毫无疑问,集体态度是以他人也拥有相同的集体心理为前提。然而,集体态度却也意味着对个体的差异,以及对集体心理的普遍性差异——例如种族差异——的忽视。[19]当然,忽视个体的差异性,就等于是对个体的扼杀,分化的要素也因而在集体里被消除殆尽,因为个体正是分化的要素。

一切最崇高的德行以及最卑劣的恶行,都是个体的作为。群体的规模愈大,保守的成见便会愈以不利于个体的方式,愈加支持大型群体所特有的集体要素的积累,因此,个人所承受的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否定,就愈发强烈,推动社群的道德和精神进步的唯一源头,也就会因此阻塞。这么一来,当然只有社群以及个体一切的集体性才会有所发展,至于个体一切的个体性则逐渐消失,换言之,个体性必然会受到潜抑而落入无意识里,并依照心理的法则,转变为原则上具有拙劣性、破坏性和混乱性的东西。这些东西虽可能因先天具有预言天赋的个体表现出相当卑劣的行为(比如谋杀国王这类罪行)而受到社群的瞩目,但大多时候,它们都相当隐秘,只有在社群出现无可避免的道德沦丧时,才间接显露出来。社群道德的高低,整体上和社群的大小成反比,这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当愈多个体聚集在一起,则愈多个体因素遭到扼杀,如此一来,完全以个体道德感以及形成道德感所不可或缺的个体自由为基础的道德,便愈加败坏。所以,当个体置身于群体时,从某种意义来说,会比落单时出现更糟糕的作为,只不过个体本身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由于置身于群体的个体依附在群体之下,因此不必再为自己的作为负起责任。全部由优秀人士所组成的大型团体在道德和智慧上的表现,其实与愚蠢而残暴的大型动物无异。当群体透过其个别的代表而自动强调集体性时,便会奖励所有的平庸性,以及所有准备以贫乏且不负责任的方式度过艰困生活的作为。个体性在这种情况下,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挤。压抑个体性的过程开始于小学时期,并延续到大学,而且这种压抑普遍存在于国家势力所掌控的一切范围。群体的规模愈小,其成员的个体性便愈有保障,所获得的相对自由,以及意识里因为自由而出现责任感的可能性也愈高。如果没有自由,品德就不存在。

当我们认识到大型组织的另一面——也就是发现其成员格外强调和积累一切原始性,并为了这个大怪物而不得不消灭本身的个体性时——我们原本对大型组织的赞叹就会随之消失。当然,任何大型组织就跟大怪物没什么两样!或多或少符合集体道德典范的现代人,尽管本身不至于因为接受无意识分析而出现心理失调,却也不会把那些很容易被无意识分析证明的东西表达出来。只要他们——像通常的情况那样——“以完全融入的方式适应”(eingepaät; Einpassung)周遭环境,[20]只要他们身边大多数的人相信所属社群的高度道德性,那么,即使这个社群相当堕落,社群本身的运作仍不会因此受到干扰。我在前面针对社群如何影响个体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集体无意识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人们可以从我提出的那些实例里发现,社群对个体的影响是看得见的,但集体无意识对个体心理的影响却无从得见!所以,人们才会觉得发生于内在的种种影响实在令人费解,因此,不是把内在受影响的那些人当作疯子,就是当作不正常的怪人!如果在这些怪人当中,偶然出现一位真正的天才,那也要等到一两个世代后才会被人们发现。人们会觉得,人完全融入自己的身份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完全无法理解,竟然有些人会追求不同于大众所渴望的东西,而且往往还浑然忘我地耽溺于其中。人们希望这两种人都能拥有幽默感,拥有叔本华所谓人类真正的“神性”特征,毕竟只有这种特征才能使人们把自己的灵魂维持在自由状态。

人们透过无意识分析所认识的那些能起作用的集体驱力,以及人类思考和情感的基本形式,对其意识人格来说,就是一种收获,尽管意识人格也会因这样的认识而出现显著的失调。有鉴于此,持续留意患者的人格整合,是临床治疗最重要的事。当人们把集体心理理解为个体的个人配件时,等于是让个体的人格承受几乎无法招架的诱惑或负担。因此,清楚区分个人心理和集体心理的内容,是迫切而必要的。然而,这种区分却不太容易,毕竟个人心理乃从集体心理发展而来,正因为如此,这两者其实具有极其密切的关联性,所以,人们实在难以厘清,哪些内容属于集体心理,而哪些内容属于个人心理。无疑地,那些经常出现在幻想和梦境里的古老而原始的象征体系——举例来说——都是集体的因素。人类所有的基本驱力、思考和情感的所有基本形式,以及一切人类普遍存在的共通之处都具有集体性,而所有普遍存在的人们所普遍了解、谈论和作为的种种也是。人们如果更详尽地探究,便会讶异地看到,我们所谓的个人心理其实含有高度集体性!由于集体心理在个人心理当中占有非常高的比例,因此,个人心理已完全隐匿在集体心理的背后。但由于个体化[21]是绝不可缺少的心理需求,所以,我们从对集体心理优势的观察便可知道,必须给予如嫩株般的“个体性”相当特别的关注,如此一来,个体性才不会完全被集体心理所扼杀。

人类拥有一种对集体意向最有利却对个体化最有害的能力,即模仿(Nachahmung)。模仿对人类的社会心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模仿,大型组织、国家和社会秩序根本不可能存在。社会秩序不是由法律,而是由人们的模仿所建立起来的。“模仿”这个概念还包括暗示(Suggestion)、人们的可暗示性(Suggestibilität),以及所受到的精神感染。然而,我们却每天看到,人们为了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而利用甚至大多时候都在滥用模仿机制:这无非就是模仿某些出色的人物,或某种罕见的特质和作为,并透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在表面上和身边的人有所区别。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为了制裁这种与众不同性,人们那种与周遭之人在精神上既有的类似性,就会在无意识里增强为一种强制性联系。人们为了达到与众不同而进行被本身的模仿所扭曲的尝试时,通常会使自己陷入某种姿态,使自己倒退并停留在与先前相同的阶段,而且比先前更缺乏创造力!我们若要探究什么是人类的个体性,就需要对此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思考,而后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揭露人类的个体性是何等困难的一件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