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恐慌产生自对“盗匪”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又可以由1789年法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得到解释。
在旧制度下，乞讨是乡村地区的一大祸害。从1788年开始，失业和生活成本高涨加剧了这一弊端。饥荒引起的无数骚动，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秩序。政治危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使得民情激愤，让整个法国动荡不安。乞丐、流浪汉、骚乱分子，到处都被指责为“盗匪”。庄稼收获季节，不安和焦虑时时刻刻都在酝酿。收获季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时期，地方性的警报因此激增。
在庄稼收获开始以后，由于第三等级同王权支持下的贵族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好几个省份，饥荒引发的骚乱带上了一种社会冲突性质，并突然转化为内战。巴黎的起义和试图将盗匪从首都及各大城市驱逐出去的防范措施，将对盗匪的恐惧普遍化了。另一方面，民众也在忧心忡忡地等待失败的贵族携外国军队而至，对第三等级进行报复。根本没有人怀疑，贵族已经收买了所谓的盗匪为他们效劳。于是，在经济危机，加上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共同作用下，大恐慌深入人心，地方性的警报传遍整个王国。但是，对盗匪的恐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大恐慌却不是这样，把二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在大恐慌的产生过程中，没有任何阴谋的迹象。如果说对流浪汉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那么，所谓为贵族效劳的盗匪就是一个幽灵。毫无疑问，革命派也协助了唤醒这个幽灵，但他们没有恶意。革命派传播关于贵族阴谋的谣言，因为他们相信这是真的。只是他们过分夸大了它的重要性：只有宫廷曾计划通过政变推翻第三等级，可悲的是无力将之付诸实施。但是，革命派不愿犯轻视对手的错误，一旦革命派以为他们的对手也有旗鼓相当的毅力和决心，便不无理由担心出现最糟糕的局面。而且，为了把各个城市拉入自己的阵营，革命派还用不着发动大恐慌。市政革命和武装民众，在大恐慌之前就发生了，这是最有力的证据。至于城市和乡村的那些在资产阶级背后蠢蠢欲动的穷人，他们绝望的暴动以及革命事业因此受到的损害，只能引起资产阶级的忧虑。革命派的敌人谴责革命派煽惑穷人推翻旧政权，以便建立新秩序取而代之，本在情理之中；而革命派谴责贵族涉嫌煽动无政府状态，以防止资产阶级夺权，也一样顺理成章。此外，对盗匪的恐惧为武装民众同时无须明目张胆地反对王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国王本人在图谋反对国民议会的时候，不也打着同样的旗号？特别是就农民而言，资产阶级并无任何兴趣看到他们以反叛来推翻领主制度，而制宪议会也将很快显示它对待农民反叛的审慎态度。但是，再说一遍，即便承认国民议会的态度完全相反，它也无须诉诸大恐慌：农民反叛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
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大恐慌对大革命的进程毫无影响，或者用哲学家的话来说，认为大恐慌只是一种次生现象。恐慌立即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在其中，大革命的好战激情第一次展现出来，民族团结也获得了自我表现和巩固的良机。此外，这种反应——尤其在乡村地区——转而反对贵族。大恐慌促使农民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推翻封建制度的攻势获得了新的支援。因此，大恐慌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奇特而富有戏剧性的特征：它还为8月4日之夜铺平了道路，[1]因此，它堪称我国历史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注解：
[1] 8月4日之夜是制宪议会制定反封建法令开始之日，因会议彻夜进行而得名。会上提出的废除贵族狩猎、鸽舍、兔囿、免税等特权和教会什一税的提案后来陆续形成法令，通称“八月法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