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盗匪的消息通常会引起恐慌，但并非总是如此。在这方面，比起口信或私人书信，当局的通告似乎不那么容易引发骚动。例如，大多数接触到埃夫勒委员会通告的教区，似乎并没有太在意这一消息。朗热隆的那些通告似乎也没有引发多大的震动：人们只是做好了防范。这类情形尤其说明，对盗匪的恐惧与大恐慌不能混为一谈。然而，这种冷静态度其实是罕见的例外。每一个原初的恐慌——数量极少——都会引发其他恐慌，而且数量惊人，我们不妨称之为：警报引起的恐慌。
这些现象被多次描述过，就大恐慌而言，它是最显著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特征。首先，是鸣钟示警，其后连续数个小时，钟声持续在整个教区上空回响。妇女们就像看到自己已经被强奸、然后又跟孩子们一起在着了火的村子里被屠杀了似的，号啕大哭，钻进树林或沿路奔逃，只带出了很少一些食物和慌乱中抓起的衣物。有时候，男子先埋藏好珍贵细软，然后跟着村妇一起出逃，并打开牲口棚，把牲畜放到野地里。不过，一般来说，或是出于人的尊严，或是出于真正的勇气，或是畏惧余威，民众会在村镇代表、本堂神甫或领主的号召下聚集起来。随后，在领主本人或退伍军人的指挥下，着手准备抵抗。人人都尽可能地全副武装，在交通要道设置岗哨，村庄或桥梁的入口也拦起了路障，小股队伍被派出侦察四周。
入夜以后，还有巡逻队轮班巡查，人人枕戈待旦。在城市中，会进行民众的总动员，仿佛城市正在遭到围攻。粮食实施配给，征收火药和子弹，修补雉堞，大炮也推入炮位。
在一片令人恐惧的喧嚣之中，发生了形形色色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韦尔万（Vervins），一桶火药突然爆炸，炸死了好几个人。在马尼亚克拉瓦勒（Magnac-Laval），当地学校的学生四散逃走，校长则发疯似地四处找寻他们。有时候，农民会先向老天爷祈祷：普瓦图的努埃苏莱索比耶隐修院院长，还有佛兰德的卡潘盖姆（Capinghem）和恩内蒂耶尔（Ennetières）两地的本堂神甫，为他们举行了普遍的赦免。在汝拉地区的罗什让（Rochejean），多半出自本堂神甫之手的证词非常强调这些虔诚的举动。半夜惊醒的民众“首先祈求上帝的怜悯，祈求圣母和施洗者约翰施以援手，后者是本教区的守护圣徒。为此，自凌晨4点开始，他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了庄严的弥撒，然后是忏悔，领受了祝圣，还举行了灾难降临之际的公共祈祷。民众纷纷向上帝宣誓，今后一定洗心革面，停止纷争，修复所有损害，虔心向善”。
不过，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场面没有这么感人。让—路易·巴尔热（Jean-Louis Barge）是圣埃蒂安附近的拉瓦拉教区（Lavalla）的书记员，他还是一名退伍军人，临危受命指挥当地民众抗敌。他留下了好几条特别生动的记载：“我麾下的人马还不如吓昏了头逃掉了的多……”；尚帕利耶（Champallier）奉命开拔，行前向妻儿告别：“我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入夜之后，逃走的懦夫们偷偷跑回来了，但第二天，为防止再度发生溃逃，巴尔热在本堂神甫对村民武装行了赦免礼之后，当即下令全队开拔，“违者就地处决！”接下来上演了一幕幕悲情告别。“我向我的妻子道别，她双眼红肿，我还辞别了家中的老母，她已近风烛残年，含泪不语。她抓了一把12个苏和24个苏的硬币塞到我手里，向我道了永别，接着就开始默默祈祷。”那些准备动身的人“行囊里塞满了酒食”，笛手和鼓手走在队伍前列，一名男子从邻近村子跑来，大喊：有敌情！一切又得重新开始。“惊慌和绝望压垮了每一个人。老弱和妇孺尖叫着，哀号着，景象令人心碎。玛丽·帕舍（Marie Pacher），马丁·马特里库（Martin Matricou）的老婆，吓得浑身颤抖，洒光了手里端着的一碗汤，声嘶力竭地喊道：哎，有人要杀我苦命的孩儿！她的丈夫虽然长得魁梧，却天生胆怯，他安慰老婆说：‘你咋成了丰特里夫（Fonterive）村的那个怂包蛋了呢，小玛丽，别怕！’但是，他说得结结巴巴，身子还在瑟瑟发抖……他压根儿就不打算和我们一起开拔。”全营人马逃走了大半，人们不得不四处搜寻那些逃兵，他们和其他逃犯混在一起。“拉克莱芒丝（La Clémence）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仆，在本堂区干活，还有塔迪（Tardy）的老婆，名叫乔雷尔（Chorel），这两个娘们儿把头埋在草垛里，身子还半露在外面，几乎窒息。”最后，巴尔热勉强将他的队伍领到了圣沙蒙（Saint-Chamond），那时，恐慌已经结束了。当地居民热情地款待了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回原处。“等我们回到拉瓦拉，悲伤一扫而空，小酒馆再度人满为患。”
上述叙述洋溢着法国农夫朴直而狡黠的气息，如果可信，足见拉瓦拉的民众克服自身的恐惧有些勉强，然而，最后他们不但成功了，而且赶去救援附近的城镇。我们看到，对恐慌的这种反应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常常非常迅速。从根本上说，把这些事件归纳起来，并将其看作大恐慌本身，是很不恰当的。这样一种战斗激情，曾多次帮助法国人敏捷应对据称即将来临的危险。这种如火的热情，也敦促他们从一开始就互相帮助，这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其中阶级认同感占据了很大分量，正是这种团结精神推动了第三等级反对贵族阶级；但这里也可以看到民族统一有了很大的进展，因为本堂神甫和领主常常走在队伍的前列。庞大的队伍开进各大城市，旋即又都被打发了回去，虽然不太容易，因为实在无法为他们提供给养。在多尔多涅河和洛特河（le Lot）岸边，这些队伍表现得如同战场上的军队。30日，利默伊、吕内勒（Lunel）和拉兰德（Lalinde）等地的港口向蒙帕齐耶（Montpazier）请求援助，当地的警钟全天24小时长鸣，有6000多人开拔。14位本堂神甫亲自率领教民前往。入夜时分，他们抵达河畔。蒙泰居的公证人说：“这群人吃惊地望见河对岸燃起了1000多堆营火。”这是同样赶来支援的佩里戈尔农民，他们在多尔多涅河的北岸扎营。队伍最初就地等待支援。天亮后，双方一接触，才知道对岸有4万人马。同时，由当地领主指挥的3万人也在利博（Libos）和菲梅勒（Fumel）的洛特河岸边集结。这些数字的确令人怀疑，让我们想起中世纪编年史常见的夸张作风。
然而，大恐慌极大冲击了民众的想象，关于恐慌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对于阿基坦的农民而言，1789年这一年一直以来都是恐惧之年。不过，将大恐慌概括为一般现象的却是历史学家。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在香槟，人们只提到恐惧、恐慌、警报和惊吓。
在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反映民众心理的谣言，这些谣言解释了为什么恐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虽然最初的一些恐慌事件，主要与那些引起普遍焦虑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这些谣言却几乎总是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与所谓盗匪逃出骚乱城市以及贵族的阴谋有关。在旺多姆、莱莫日和普瓦图，谣言提到了布列塔尼的盗匪，这可能源于布列塔尼骚乱造成的震撼，以及布列塔尼代表在三级会议上的表现出的深刻印象。
在圣通日的拜涅，在奥热（Auge）的多聚莱（Dozulé），罪过被归到失业的农场雇工身上。但是，在其他地方，民众谴责的是盗匪、小偷和苦役船囚犯，据说他们来自巴黎或各大城市。他们的队伍每一分钟都在壮大：在佩里戈尔的尚涅，他们的人数最初是2000人，然后是6000、14000、18000，最后一下子涨到了10万。在巴黎北部，骚乱分子只破坏庄稼，割掉田里的青苗。在阿基坦南部某些地区——蒙塔斯特吕克—拉孔塞莱尔（Montastruc-la-Conseillère）和圣日龙也是如此。不过，那里还有一种新现象，据说有人给泉井投毒。在凯尔西的格拉马（Gramat），还谣传在菲雅克（Figeac）逮捕了一个人，他携带了8磅毒药。但是，他们通常被认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于泽尔克周边地区，还传言有携带硫黄导火索的歹徒出没。
除了盗匪，还有国王或外国的军队。在巴黎南部和皮卡第，据说有轻骑兵活动。有人在利马涅看到了德国军队，这个谣言肯定源于王家德意志禁军，因为他们归兰贝斯克亲王指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据说出现在科地区的福尔日（Forges）。在图勒，谣传皇帝出现在了里昂，或者在凯尔西的凯吕斯（Caylus）：他出手干涉，据说是因为他和王后是亲戚，因为在福尔热，拉图尔迪潘—古韦尔内（La Tour du Pin-Gouvernet）夫人被误认为是为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在阿基坦全境、普瓦图以及布卢瓦（Blois）附近的舍维尼（Cheverny），都谣传有英国军队出没。在阿基坦和利穆赞，谣传有西班牙军队。在多菲内，谣传有皮埃蒙特军队，谣言随着恐慌一道传播至菲雅克、芒德和米约。在马尔齐厄（Malzieu）的洛泽尔（Lozère），据说他们已经在朗格多克海岸登陆，这大概是5月蒙彼利埃恐慌的残余影响。在莱莫日和普瓦图也有关于波兰人登陆的谣言。
很明显，地理方位制约了民众的想象，特别是在卢瓦尔河北部和巴黎周边，从未传说有什么外国军队。此外，阅读产生的记忆、老兵的记忆和口头传说也产生了影响。在阿基坦，人们偶尔提到潘都尔兵和摩尔人。如果波兰人插手了，无疑是因为路易十五是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Stanislas）的女婿。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土伦北部报告有热那亚的盗匪出没。然而，这些解释只是表面上的：从本质上说，外国军队的干涉，主要源于贵族和流亡者的所谓阴谋。
事实上，亲王据说常常是盗匪和外国侵略者的领袖。在阿图瓦，据说孔代亲王麾下有4万人马，不过，更常见的观点是这些军队归阿图瓦伯爵统帅。在于泽尔克，他带着16000人从波尔多赶来，“打算解散或驱逐国民议会，逮捕其全体成员，复辟他兄弟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塞拉里耶（Célarié）是卡奥尔港口附近的贝古（Bégoux）的一名农夫，他是个雄辩家，绝妙地将经典记忆、民间传说杂糅到了一起：“阿图瓦伯爵来了！他带着4万士兵，加上所有从瑞典和其他北欧王国招募来的盗匪，还释放了法国各港口苦役船上的全体苦役犯和监狱里的罪犯，以便壮大军队的声势。据说，这个伯爵，也就是国王的兄弟，不惜一切代价纠集法兰西王国的一切逃犯和流浪汉，一如公元406年汪达尔人的行径。而且，他打算凭借这支大军蹂躏法国和征服第三等级，还打算让教士和贵族掏钱为王室的开支买单。”
除了亲王，全体贵族也卷入其中。勒马斯—达济勒（Le Mas-d'Azil）委员会报告，有人提到“几千名盗匪，首都臭名昭著的杀人犯余孽，可恶的暴政帮凶，卑鄙的阴谋”。在普伊塞耶（Puisaye），据说“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宣称，这些盗匪是贵族派来的，意图消灭第三等级”。在圣日龙，有人说这支军队是教士和贵族收买的，他们眼看巴黎和凡尔赛的阴谋破产，决心用饥饿摧毁各省。皮伊塞居（Puységur）伯爵写信给朗格多克的卫戍司令：“教士和贵族消灭各村居民的图谋，从各方面看，即使明显缺乏证据，也是极其危险的”，显然是后者告诉伯爵，这种看法在自己的辖区非常流行。阿马尼亚克（Armagnac）的图热（Touget）的本堂神甫也相信“这个卑鄙的图谋”，当他看到当地隐修院院长面对普遍的恐慌还能保持镇定时，便得出了结论：“要么这个教士生来就心如止水，要么他参与了贵族（nobilium）的阴谋。”领主在采取防范措施方面常常非常积极，但这也改变不了民众的成见，觉得他们这么做无非在掩人耳目。于是民众把领主视为人质。那些对恐慌的谣言无动于衷的人也被迫参与进来。当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盗匪，人们转而认为，这是贵族为了报复而耍的花招，好让农民错失收获季节。这又引发了新的骚乱，通常还非常严重，详情见后。因此，大恐慌的主要后果是加深了民众对贵族的仇恨，巩固了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