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恐慌的传播一共有五个潮流。其中一个，也就是起自克莱蒙的那股恐慌潮，应该进一步分为两个不同潮流。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其中三个恐慌潮的起点。对于另外两个，我们还缺乏足够清晰的资料，但是，我们可以大体说明它们的起因。至于曼恩，因资料所限，只能找到大致的起点。
最初的两起恐慌事件同民众对贵族阴谋的反应密切相关，因而与法国的政治局势有关。在东部，恐慌源于弗朗什—孔泰的农民反叛，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我们这里着重追溯恐慌的传播机制。莱莫日和普瓦图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正如我们看到的，南特因罢黜内克尔的消息而爆发了骚乱。7月20日中午，谣传一支龙骑兵正在向蒙泰居（Montaigu）进发，旨在恢复南特的秩序。谣言起于何处，我们一无所知。但是，考虑到7月13日和14日在巴黎也传出了类似的警报，这并不奇怪。当地民众立即拿起武器，迫使军火商交出店里的存货。皮尔米尔（Pirmil）桥上也设置了守卫。资产阶级骑兵冲出城市，引发的震动一直波及格朗德里约湖（lac de Grandlieu）。
正是这些举动反过来又引发了恐慌，《南特通讯》在7月25日证实：“据悉，心怀不轨之徒有意歪曲了南特民众进行武装的目的，在邻近村庄散布可怕的恐慌。只有那些以国家的不幸取乐的人才会想要抹黑这样一个富庶都市的英勇民众，这些民众才是邻近乡村地区的灾害的最直接受害者。”遗憾的是，《南特通讯》将农民的错误归咎于贵族，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农民把南特人当成了盗匪。很可能，当农民远远望见行进的队伍，就感到惊慌失措：许多地方性的恐慌正是这样爆发的，我们还会举出更多例证。但是，农民也可能害怕南特人下乡征收余粮。早在19日，一支队伍就前往潘伯夫（Paimboeuf）拘收了运粮船，还有镇上剩余的火药。这些战利品在20日被运到南特。因此，粮食短缺和城乡对立，与政治危机结合，在法国西部引发了恐慌。
在其他地区，引发恐慌的原因是经济形势和对流浪汉的恐惧。克莱蒙的大恐慌，起因于农民保护庄稼的忧虑，以及偷猎者和猎苑守卫之间的冲突——远远望见一大帮吵吵嚷嚷的人，埃斯特雷-圣但尼（Estrées-Saint-Denis）的居民吓坏了。7月26日，总督写信给骑警队长：“上个星期日晚，一些偷猎者与在埃斯特雷埃圣但尼的猎苑守卫发生了激烈争执，事发地距此4里。本教区的居民，一如所有的乡村小民，总是疑心有人要来偷割庄稼，他们远远望见偷猎者和看守发生冲突，便以为是一群歹徒要来偷割庄稼。于是，他们鸣钟示警，召集全体居民。邻近的教区也是一样。”
这一恐慌潮穿过瓦兹河（l'Oise）谷地时，可能还被另一起事件加剧——28日，有人向巴黎的选举人会议报告，在博蒙（Beaumont）有两艘运粮船被抢，引发了巨大的不安：饥荒在这里也扮演了某种角色。警报一直传递到蒙莫朗西（Montmorency），此地新发生的事件让恐慌进一步加剧。根据《市镇日报》，这一事件源于庄稼收获前进行的“勘察，就是用标杆将田地分割为不同条块，好让雇工进行收割”。远远望去，做标记的人被当成了偷割庄稼的贼。塞恩德斯马松（Scène-Desmaisons）的《时政报》也报道了一起类似事件：“一群工人提议帮助农场主收割成熟的庄稼，但农场主拒绝支付他们索取的报酬，于是，在无政府精神的引诱下，他们出言威胁，扬言要割掉田里的麦子，破坏收获。农场主吓得四处求援。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而且越传越夸张。结果，附近的所有教区都鸣钟示警。”
最初在韦尔布里（Verberie）和克雷皮昂瓦卢瓦（Crépy-en-Valois）之间的贝蒂西（Béthisy）平原爆发的苏瓦松恐慌，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加以解释。事实上，它可能是克莱蒙恐慌的一个分支。在贝蒂西爆发的恐慌，可能只是“接力赛”中的一环，不过，28日晚，热斯夫雷（Gesvres）公爵写信给国民议会主席拉罗什福科—利安库尔（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公爵，认为这起恐慌是独立爆发的。
不论真相如何，引发恐慌的原因是类似的：“据我们调查，这些谣言不过始于五六个微醺的陌生人之间的几句闲聊。有人看到他们躺在田边休憩，听到他们出言威胁割掉庄稼，因为农场主拒绝按他们的要求支付报酬。”克雷皮昂瓦卢瓦市政当局也报告，10来个农民在田里吵得不可开交，结果引发了恐慌。莫城的报告称，一些收割者“不顾农场主的反对，割掉了地里的黑麦，因为后者拒绝支付报酬”。
在鲁瓦（Roye），“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发生的偷猎者与王家猎苑守卫的争执，同收割庄稼产生的纠纷，纠缠到了一起，不过，后一事件被归罪于某个农场主：因为有竞争对手乐意接受更苛刻的租赁条件，他被地主强制“退佃”，失去了租佃权。为了报复对手，他割掉了两亩青苗。这些解释与我们熟悉的农场主和收割者之间的纠纷的解释也很协调。这类冲突在当地十分常见，因为当地流行一种“田契权”，特别是在皮卡第，这种权利禁止地主在未经退租人同意的情形下将农场出租给第三方，尽管王国的法令不认可这种权利。
7月24日，在香槟南部，恐慌出现在罗米伊以南，以及迈济耶尔大教区（Maizières-la-Grande-Paroisse）、奥里尼（Origny）和“邻近数地”，这是根据28日《特鲁瓦日报》的消息，总督代理的一封信也确认了这一点。谣言说，本州出现了盗匪，有人目睹他们正在潜入森林。“于是，当地鸣钟示警，召集了3000人去追捕所谓的盗匪……后来发现这群盗匪其实是一群奶牛。”这个故事是可信的，有许多其他的旁证，例如，某人发出警报，只是因为听到了沙沙的神秘响动，其实只是牲畜群穿过树林边缘，或者有人望见远处尘土飞扬，其实也是畜群在走动。由此可见，引发香槟恐慌的原因，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但是，也有人怀疑，这起恐慌与南特事件非常相似，也是因为农民害怕城里人下乡征粮造成的。18日在诺让爆发了骚乱，20日在蓬市也爆发了骚乱，罗米伊应该也难逃一劫。
吕弗克的恐慌后来传播到了普瓦图、中部高原和整个阿基坦（Aquitaine），它与对流浪汉的恐慌有关，并引发了前面提到过的斯索的骚乱。利摩日总督府的秘书勒菲弗尔（Lefebvre）根据总督代理的一封信，为我们揭示了恐慌爆发的原因：当地出现了四五个陌生男子，他们穿着慈悲兄弟会的服饰，扬言来替基督徒俘虏募捐赎金。他们挨户乞讨，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欢迎他们。由于只讨到菲薄的钱物，他们离开了城市，威胁要带大队人马转回，却一去不返；只是听说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森林。这个小插曲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添油加醋，最终引起了恐慌。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28日，一名男子被捕，因为他宣称“附近森林有盗匪和轻骑兵出没”。关于乞丐的谣言吓坏了他，他以为真的看到了他们。他的恐惧充当了最初一轮警报的接力站，到处传述的恰恰是他讲述的故事版本。例如，在昂古莱姆，谣言没有提到假冒乞丐的事，而是说有盗匪聚集在林子里。
万塞（Vançais）的本堂神甫提到，恐慌还有一个接力站，在吕弗克以西，“走私犯和盗贼团伙，躲到了欧奈（Aulnay）、谢夫布托讷（Chef-Boutonne）和希泽（Chizé）的森林里，他们被饥饿驱使，袭击了附近的村落，搜寻面包”。除了对流浪汉的恐惧，所有这些事件的基本要素，是森林引起的恐惧。不过，还有一个细节即提到轻骑兵，这也反映了民众相信有贵族的阴谋。
至于曼恩的恐慌，很难指明究竟是何种事件引发的。但是，多半是在贝尔纳堡发生的，此地紧临蒙米赖，这里的森林里分散着许多玻璃作坊，在1789年至1792年间，面包价格一旦上涨，该地就成了骚乱的温床。恐慌很可能源自作坊雇工的侵袭，或者，更可能与吕弗克的情形完全相同。
因此，引起大恐慌的那些最早或最初的恐慌事件，与更早一些的警报有着共同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来自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方面，这些原因最容易在乡村引起恐慌，1789年的危机只是让它们更加恶劣。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恐慌没有局限于当地，而是四处蔓延？为什么接到警报的教区如此急切地寻求支援？7月末似乎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容易产生不安情绪，另外，在收获季节临近之际，民众的心理也最为脆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要流浪汉一出现，贵族的阴谋，加上巴黎和各大城市驱逐盗匪的消息，就会引发远近震动。最后，既然盗匪已被第三等级的敌人利用，民众自然要呼吁加强全民族的团结，加强城市和郊区之间已经初具雏形的联盟。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请求援助的人不但丝毫不曾怀疑消息有假，而且还继续传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