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盗匪的恐惧在冬季行将结束之时首次浮现，7月中旬以后达到高潮，并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尽管这种恐惧心理引发了大恐慌，但对二者必须有所区分。
大恐慌具有自身的特点，例如：此前，盗匪来袭只是一种可能，令人担惊受怕，后来却成了确凿无疑的事情，仿佛看得见摸得着。一般来说，对盗匪的恐惧会伴生某种恐慌，但也有例外，有时民众只是一味防御，或者警告组织起来的民兵保卫秩序或者抗击贵族。然而，这类警报并不是新生事物，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这一点。大恐慌的特点是，这些警报传播得非常迅速，而且范围极广，不局限于一地。在这一过程中，警报又造成了新的印象，仿佛真有盗匪出没，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骚乱，加速了事件进程，甚至让警报如同接力一样逐级传递。
对盗匪的恐惧也可以如此解释：民众轻信盗匪来袭，正是因为这在他们的预期之中。恐慌潮的数量并不太多，却覆盖了法国大部分地区，由此造成了大恐慌无处不在的印象。恐慌潮的蔓延都很迅猛，由此造成了大恐慌在各地“几乎是在同一时刻”爆发的印象。其实，这两个印象都是错误的，它们无非反映了当时人的感受，以及人们之间的以讹传讹。一旦相信大恐慌在各地同时爆发，就必然要相信，明显有奸细在故意挑拨，归根到底，是有阴谋。
革命派立即将之当作“贵族的阴谋”的新证据：有人打算恐吓民众，以便复辟旧制度，或让民众陷入一片混乱。31日，莫珀蒂写道：“警报几乎是在同一天传遍了整个王国，就像是某个阴谋的延续，构成了将整个法国推入火坑的邪恶计划的一环。怎能想象，若非有人故意散播，警钟怎会几乎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在各地敲响？”8月8日晚，有人在国民议会宣布，波尔多据说逮捕了一名信使，此人刚穿过普瓦图、昂古莱姆和吉耶讷，沿途宣告盗匪来袭。一名议员惊呼：“邪恶的同盟还未被彻底粉碎，反叛领袖逃散各处，有可能死灰复燃。据我们了解，部分教士和士绅卷入了此事。各村社一定要严加防范。”
7月28日，国民议会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着手调查。9月18日，该委员会写信给圣弗卢尔（Saint-Flour）拜伊司法区，通报马西亚克（Massiac）爆发的恐慌及其后续骚乱：“看来，几乎在同一天各省都有人挑事，这让我们相信，有一个预谋已久的阴谋，尽管根源尚不清楚，但有必要加以揭发。”8月10日的通告也公然支持这种说法：“国家公敌眼见无法用暴力专制来阻止民族复兴和重建自由，似乎炮制出了通过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来达到这一罪恶阴谋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在同一时期，甚至就在同一天，在王国各省散布虚假警报，宣布子虚乌有的外敌入侵和盗匪来袭，以便肆意为非作歹，危害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革命者丝毫不曾料到，就在他们谴责贵族的阴谋的同时，也无意中为大恐慌的爆发做了准备。
事实上，局势的发展变得不利于贵族，大恐慌促使民众拿起武器，引发了新一轮农民反叛。俗话说，受益者常是始作俑者（Is fecit cui prodest）。于是，反革命阵营谴责对手，认为他们应该承担责任。9月25日，杨格在都灵的一家餐馆吃饭，席间听到几个流亡贵族谈论最近发生的骚乱，便问：“这些暴行究竟是谁干的？是农民还是盗匪？对方回答说，肯定是农民，但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是国民议会某些领袖的阴谋，还有某个大人物的资助”，他们口中的大人物是指奥尔良公爵。“国民议会一旦驳回米拉波伯爵的提议（他希望请求国王恩准组建民兵），就向四面八方派出信使送去警报，说盗匪团伙在贵族的挑唆下四处流动，烧杀抢掠，敦促民众为自卫而立即拿起武器。从王国各地获得的消息来看，人们相信，这些信使是同一时间从巴黎出发的（杨格在一个脚注中提到，后来他在巴黎确证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人假传国王及其参议的命令，煽动民众烧毁贵族的城堡。因此，仿佛着了魔一样，整个法国一下子就武装起来，庄稼汉则犯下了令王国蒙羞的暴行。”我们很早就在当时的文件中找到了这种说法。
1790年1月24日，德龙（Drôme）的蒂莱特（Tulette）的本堂神甫，在教区登记簿上写道：“7月29日，在同一天同一时刻，整个王国到处都响起了警报，这是那些国民议会派出的使者的杰作，他们一心想武装民众。”拉利—托兰塔尔在《致选举人的第二封信》中也采用了这种说法。那些持反革命立场的历史学家，例如博利厄（Beaulieu）和蒙加亚尔（Montgaillard），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有在形形色色的大革命回忆录中，都采用了这个说法。此后，一代又一代人采信了它，不加任何检验。博尼奥（Beugnot）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试图“寻根溯源”，他质询了科隆比（Colombey）的农民：究竟是谁把恐慌传到舒瓦瑟尔（Choiseul）的？这个农民坚称自己的消息来自蒙蒂尼（Montigny）的某个居民，博尼奥估计，再问蒙蒂尼的人，结果也是大同小异。于是，他放弃了，转而相信阴谋论。其实，他应该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直追溯到弗朗什—孔泰。但只有当局才能着手进行有计划的调查，廓清疑云。在1848年就是这样做的。这并不意味着，当局完全忽视了可能的敌对活动。
5月和6月，多起阴谋被揭发，当局每次都试图廓清真相。例如，5月8日，当局逮捕了一名来自巴黎的男子，据说“此人非常可疑，还发表了诽谤和煽动言辞”。21日，皮伊塞居（Puységur）部长提醒警察总监：“这人很可能只是一名流浪汉，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他也可能受到某些阴谋策划者的利用。”他下令派遣一名经验丰富的警察前往莫城对他进行审讯。该名囚犯被移送至沙特莱（Châtelet），6月10日，部长承认：“无法从此人的供词中得出预期的结论。”因此，政府的疏忽似乎被过度夸大了。
在农民反叛和大恐慌期间，那些传播假消息和所谓的命令的人也受到了调查。正如前面提到的马孔内骚乱：答复都不足以得出类似结论。但是，毫无疑问，当局进行的调查是毫无章法的。因此，今天我们更难就这类调查得出恰当的结论。尽管如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能够收集和对比大量当时的政府文件。在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时，当局来不及将这些材料一一归档。至少在某几个地区，我们有可能追溯到触发恐慌的源头性事件，弄明白恐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路线。
据说（这种说法迄今仍然流行），在1789年，大恐慌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人们将它与对盗匪的恐惧混为一谈。承认有盗匪并且随时可能来袭是一回事，而想象盗匪真的出现却是另一回事。第一种状态很容易向第二种状态转化：否则就难以解释大恐慌是如何发生的。但是，这种转化并不必然发生。如果说所有法国人都相信有盗匪，大恐慌却并没有在法国所有地区爆发。几乎整个佛兰德、埃诺、康布雷齐、阿登都未见大恐慌爆发。洛林也几乎免疫。大多数诺曼底人都没有感受到恐慌，布列塔尼也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梅多克（Médoc），莱斯朗代（les Landes）和巴斯克（basque）地区，下朗格多克（Bas-Languedoc）和鲁西永（Roussillon）几乎不曾遭受恐慌袭击。在爆发了农民反叛的地区，如弗朗什—孔泰、阿尔萨斯、诺曼底和马孔内，也不存在大恐慌，充其量有个别地方传出了警报。但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混淆在人们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客观分析的著作家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他们的研究遵循了错误的方向，他们的努力也得不偿失。
对盗匪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巴黎——我们已经指出，巴黎不是唯一的渊薮——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大恐慌也来自同一地方。他们不去根究各地那些引发大恐慌的事件始末。肖德龙先生对香槟南部大恐慌的研究就是如此。其实，只要对比一下相关的日期就不难得出结论：“地震中心”就在本省，不在巴黎。结果，许多著作家都认为，大恐慌的爆发，是以巴黎为中心，像涟漪一样渐次传开。事实上，恐慌的震中有好几个，其传播方向往往也是不规则的。在法国北部，从克莱蒙和苏瓦松传来的恐慌朝着巴黎进发，而在南部，香槟的恐慌引发了加蒂讷（Gâtinais）的恐慌。
人们还坚信，大恐慌是在各地同时爆发的。这种观点更加站不住脚。我们无须苛责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毕竟缺乏信息，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掌握了充分而且非常准确的资料，可以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莱莫日和普瓦图的恐慌，始于20日的南特。本省东边的曼恩的大恐慌，始于20日或21日。弗朗什—孔泰的大恐慌始于22日，蔓延至东部和西南部。在香槟南部，大恐慌始于24日，克莱蒙和苏瓦松的大恐慌始于26日。在西南方向，大恐慌于28日离开了吕弗克，于8月4日传到普罗旺斯的巴尔若勒，同月6日又传到了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卢尔德。
一旦仔细研究大恐慌的起源和传播机制，阴谋论就经不起推敲了。许多文件都提到了传播恐慌的人群，他们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只是真诚地相信自己带来的消息。有些人，例如博尼奥，宣称这些人只是受人指使，因此，根究他们的来源就可以证明阴谋的存在。但是，人们恰恰难以追溯到一个唯一的来源。据说源点的数量不超过10个，但极为分散。这样一来，有计划地派出信使这种说法，如何让人信服？
最后，赞成阴谋论的最根本理由在于：有人认为，大恐慌确实对反革命逆流有利，还有些人认为，大恐慌催生了民众武装和农民反叛。很明显，大恐慌并未对贵族有利，尽管它毫无疑问加速了民众武装，引发了新的农民反叛。但是，在这两方面，大恐慌并不是唯一动力。以下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自从民众开始害怕流浪汉，他们就开始武装自己；当贵族阴谋论甚嚣尘上以后，这个进程加速了，但这都早在大恐慌爆发之前。资产阶级从未打算武装农民。诺曼底博卡日、埃诺、弗朗什—孔泰、阿尔萨斯，甚至马孔内的农民反叛，都早于大恐慌的爆发。多菲内的农民反叛，或许是唯一在大恐慌之后发生的事件。在农民反叛和大恐慌之间，除了多菲内，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后者必须依赖前者才能发生。恰恰相反，弗朗什—孔泰的反叛引起了东部的恐慌，而博卡日、埃诺和阿尔萨斯的反叛却没有引发任何反应。此外，阴谋论要成立，还必须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急于挑起农民反叛。但一切证明恰恰相反。
对盗匪和贵族的恐惧、农民反叛、民众武装和大恐慌，属于四种不同现象，尽管它们之间存在明显联系。如果要研究这四种现象中的大恐慌，我们就必须在确定研究方法的时候，牢牢记住这一基本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