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贵族的阴谋”的谣言已经引起了恐慌，而人民的胜利本身，远远无法平息他们对秋后算账的忧虑。第三等级对阴谋的反应引发了城市和农村的骚乱，这些骚乱反过来加剧了不安。首先，随着收获季节临近，对流浪汉的恐惧达到了顶峰，结果，地方性的恐慌事件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骚乱既散播又坐实了对盗匪的恐惧，让民众相信，盗匪与贵族有所勾结，而这种看法在巴黎早已流行开来。
在首都、多个城市和几个大省发生的悲剧事件，无疑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想象力，使得更多人的内心受到恐惧的触动。报刊上经常刊载的私人信件，夸大了恐怖效果，口耳相传的谣言又煽风点火。
“民众心中的愤怒，是无以言表的”，7月15日，一个巴黎商人在信中写道，这封信刊登在18日的《南特通讯》上：“我们要让20个家伙人头落地，说到做到。我们发誓要复仇，南特的朋友们，我们比你们更快乐，因为我们会将复仇付诸行动。”23日发表的另一封信写道：“来自这个藏污纳垢之地的100多名密探，被愤怒的人民处死，他们被吊在路灯上，另外一些人就在自己家的台阶上被砍头，他们的尸体被拖到街上肢解，然后扔到河里或大道上。”在瓦尔罗梅，贝洛（Bellod）指出：“7月14日，第三等级的民众在巴黎屠杀了许多贵族，并将他们的首级带到巴黎和凡尔赛各街区和广场示众。”除了杀人，还有抢劫城堡和纵火。在那些保持平静或大抵安定的地区中，即便是那些最拥护革命的人，也不由得担心，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卷入这种过激行为。
在大恐慌期间，各地警报频传，恰恰是由于害怕邻近城市的骚乱或者周边地区的农民反叛殃及池鱼。在一些地方，谣言蜂起，说邻近省份的爱国者会成群结队赶来，协助镇压贵族，就像1788年布列塔尼人在雷恩，或者7月14日马赛人在艾克斯的所作所为。这个消息让某些人欢欣鼓舞，却让绝大多数人陷入恐慌。7月24日，恐慌笼罩了杜埃：据传，布列塔尼人来了！17日，从鲁昂寄给格尔萨的《信使报》的信写道：“据说有5000至6000名皮卡第人，带着铁棍和长矛赶来支援我们。”26日，蒙巴尔（Montbard）组建了一支民兵，目的是“抵御当局以支持第三等级为借口招来的盗匪”。在诺曼底博卡日，农民的反叛也引起了深切的不安。东部和东南部的恐慌，其根源则是弗朗什—孔泰的反叛，以及由马孔内的反叛在福雷引发的反叛。恐慌不断繁殖：民众在自己吓自己。
各城市竭力在城墙之内以及周边的乡村地区维持治安或者恢复秩序。由于只能各自为政，各城市开始彼此合作，也同辖区内的村庄合作。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最难达成一致：粮食供应。这个问题比以往更加迫切。由于上级权力机关缺席或者无能为力，不能贯彻自上而下的仲裁，一旦爆发冲突，便容易恶化成内战，这也播下了恐惧的种子。特别是在巴黎，当地的粮食供应引发了严重的不安。选举人会议派出专员在市集上采购，并且派人四处征集粮食：7月16日，尼古拉·德·博纳维尔（Nicolas de Bonneville）赶往鲁昂。同一天，另外两支征粮队前往桑利（Senlis）、圣但尼、克莱尔（Creil）和蓬圣马克桑克（Pont-Sainte-Maxence）。21日，桑泰尔（Santerre）前往维克桑（Vexin）执行任务。25日，另一支队伍前往布里孔泰罗伯。
民众的敌意显而易见。运粮车队需要巴黎民兵护送。还有一些队伍奉命搜查据说囤积了小麦的城堡，保护磨坊和粮店：19日，他们来到了科尔贝（Corbeil），搜查了舒瓦西勒鲁瓦（Choisy-le-Roi）和沙马朗德（Chamarande）两座城堡。27日，布里耶纳伯爵夫人在利穆尔的城堡，还有拉布里什伯爵夫人在阿尔帕容（Arpajon）附近的城堡也遭到搜查。有人报告，蓬图瓦兹囤积了大量粮食。18日，巴黎派遣卫队护送专员前往当地。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地人情汹汹，民众武装起来，抵制征粮。21日在埃唐普的形势更加糟糕：三天前，巴黎派遣专员来到该地，要求居民用小麦交换面粉。突然，一些旅客传来消息，说一支队伍，连同反叛的农民，正朝着城镇进发。这个消息引起了真正的恐慌。当地民众鸣钟示警，武装起来，决意要“英勇保卫家园”，当然包括当地的粮食。后来，民众得知巴黎民兵只是来护送即将到来的车队，事态得到平息。事实上，民兵最后还是要求当地无条件交出200袋粮食。据说27日还有另外一支队伍前来，这个消息引发了新一轮动荡。
此外，巴黎征粮队对圣日耳曼居民的盘剥，引发了蓬图瓦兹的首轮恐慌。由于当地的市政厅一无所有，从15日开始，他们只好抢劫来自普瓦西的粮食运输车。16日，他们前往普瓦西市郊，拦截了40多辆运输马车。同时，他们还搜查了商人和磨坊主的货栈。17日，一名磨坊主在圣日耳曼被处死。同一天，一名来自皮瑟的农民遭到绑架。骚乱从维克桑南部蔓延至默朗和蓬图瓦兹。早在17日，恐慌就在蓬图瓦兹爆发：谣传有五六百人正朝蓬图瓦兹进发，“索取头颅”。“当地全体居民惊恐万分，躲在家里，彻夜不敢安睡”。18日，巴黎的专员抵达，进一步加剧了骚乱。萨利（Salis）步兵团经过此地，及时平定了骚乱。各个地区无一能够免受巴黎征粮队的骚扰，无论这些队伍是井然有序还是杂乱无章，都在乡村地区引发了警报。在香槟，大恐慌似乎在诺让、蓬和罗米伊南边的村庄首先爆发。20日，在这些地方爆发了市集骚乱。另外，农民进入城市市集，往往引起后者的警惕。26日，在沙乌斯（Chaource），面临“粮食短缺引发的邻近村庄的威胁”，当地采取了防范措施，这标志着大恐慌的爆发。
现在，我们来看看城市骚乱的最主要后果：7月14日之后，有谣言说，由于市政当局采取了防范措施，盗匪团伙（现已是万夫所指的罪魁）为了逃避镇压，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到各省活动。这个谣言不仅仅在巴黎散播。法国西南部，例如波尔多，也被当作盗匪集散中心，但是，首都的局势比其他城市都要恶劣。在大恐慌的诞生过程中，这个谣言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些将大恐慌视为一架精密机械产物的人——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也主张，盗匪外流的消息是有人蓄意放出的。
然而，我们已经证明，相信巴黎及其周边地区有“盗匪”出没，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国王需要以盗匪为借口召集军队，资产阶级需要盗匪作为组建民兵的合法理由。我们知道，出于政治原因被认定具有严重危害的所谓盗匪，其实是巴黎的流动人口，主要由失业工人组成，包括蒙马特济贫工场的工人，一些巴黎郊区以走私为生的小民，最后，还有这个大都市随处可见的流浪汉，他们或成群结队，或孤身一人，在城市周围游荡。7月24日，选举人会议下令搜查各大采石场，因为谣传这些地方窝藏盗匪。30日，一支分遣队前往梅尼蒙坦（Ménilmontant）搜查盗匪。31日，一群蒙马特的工人在蒙梭（Monceaux）平原上遭到追捕。《半月纪事报》报道：“谣言说，有很多居心叵测的人甚至是盗匪在巴黎游荡，我们在圣安托万的福堡逮捕了几个小偷。”7月27日至30日的《巴黎年鉴》也报道：“夜间，无数在革命时期获得武器的流浪汉，在巴黎城墙的周围组成了走私大军，走私违禁物品并在郊区出没的强盗团伙也随之壮大。”
除了走私违禁品，他们还触犯了什么普通刑律？骑警的出警记录记载了一些犯罪行为。7月14日上午10点，没穿短袍的迪弗雷纳（Dufresne），在下库蒂勒（Basse Courtille）遭到几人的抢劫，他们随后还抢劫了其他人。16日，默伦的一名律师乘坐敞篷马车来到巴黎，途中遭到拦截并被抢劫。21日晚，4名躲在一块小麦地里的男子袭击并抢劫了圣但尼的本堂神甫。选举人会议在一封致埃夫勒市政当局的信件（此信后面还要继续讨论）中宣称，有许多假冒巡逻队的人在附近出没，十分可疑。此外，肯定还有许多此类事件未被记录下来。尽管不必过高估计这种不安情绪，也不能不承认，巴黎街头尤其是郊区发生的骚乱，对此一定有推波助澜的影响。这里有国王的军队驻扎，但逃兵人数相当可观。市集骚乱，加上类似圣日耳曼居民派出的队伍，都吓坏了农民。
无论如何，在7月14日之后的两周时间内，巴黎郊区的所有教区都只回荡着一声呼喊：从首都出逃的可疑分子已经占据了本地。这几乎总是当地民众呼吁进行武装的唯一原因：例如，7月14日在斯索（Sceaux），16日在叙雷讷（Suresnes），19日在戈内斯（Gonesse）和桑特尼特卢昂布里（Santeny-en-Brie），21日在舍维伊（Chevilly）和拉伊（L'Hay），22日晚在马库锡（Marcoussis）。马库锡村的决议特别有趣：“据传，自巴黎市组建资产阶级民兵以抗击当地的游民大军以来，大量可疑分子逃离了该市，分散到邻近的乡村。为了抵御他们的入侵，制止他们破坏秩序和实施抢劫，各教区，包括从巴黎直至蒙莱里（Montlhéry）大道附近的教区，为了保卫家园，特组建资产阶级民兵。”马库锡村距巴黎20多公里，并不曾受到从巴黎逃散的盗匪的滋扰，但是，不难解释在22日晚该村为何如此担惊受怕：奥尔日河附近的村庄早已惶恐不安，就在当天清晨，一群骚乱分子在富隆的家里抓住了他，把他拖到巴黎杀死。
在某些地方，这类恐惧心理已经引发了真正的警报。在布日瓦尔（Bougival），引发警报的是领主本人——梅姆（Mesmes）侯爵。他的城堡管家警告他，城堡可能有不虞之灾，并且邻近的各教区也害怕他们的家园和庄稼被“据传遍布当地的盗匪蹂躏”。7月15日，侯爵从凡尔赛宫连夜赶回，在傍晚5点左右命令教堂执事鸣钟示警，集合居民。本堂神甫同这位领主有过诉讼争执，竭力反对，喊道：“身为国王军队的中将，跑来煽动平和的百姓，岂不令人羞愧！”梅姆侯爵或许被唬住了，只好告诉赶来的民众：“可能”有些犯罪分子从巴黎逃到了本地，因此有必要警惕陌生人。
同一天，在索城，一名男子因涉嫌“多方骚扰和恐吓教区”而被捕。他曾是洛林的马尔维尔（Marville）的一名纺织工，也是一个老逃兵，持有日期为4月28日的通行证。据说，他“在前胸上挂一块白色哔叽，上面的十字架图案颇类似于慈悲兄弟会的标志”，他向居民乞求施舍时声称：“他自己，加上其他几人，被推举出来为七八名散布在乡村地区的布列塔尼人乞求一点食物……他们来自圣克洛公园，在那里，清晨8点的时候他们抓住了王后。他本人就大力参与了此事，王后已经被带往一个安全之所。他补充说，他身上还带着一把手枪……他保证第二天还会回来。”此人后来辩解说，自己只是想要引起民众的同情。但是，就这么一个人，仍然足以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慌。
25日，在巴黎北部的维勒塞克（Villers-le-Sec）——该地两天后爆发了大恐慌——出现了一种原因不明的恐惧心理：一个当过零售商的男子，当时住在巴黎的五钻大街，他跑到市政厅宣布，自己的教区受到了“盗匪的威胁”，当局授权他征召一支20人的队伍，并允诺提供食宿。选举人会议面临着无休止的代表上访，都是来请求支援或者要求批准武装的。27日上午，“在做了更积极的调研工作后”，他们尝试恢复郊区的秩序。可惜，就在同一时间，大恐慌爆发了。
关于盗匪的谣言越传越远，很快就传入邻近巴黎的各省。17日，谣言突然袭击了塞纳河畔巴尔。20日，谣言传入塞纳河畔蓬（Pont-sur-Seine）。21日，传入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22日，传入托内尔。26日，传入约讷河畔蓬、埃尔维（Ervy）、沙乌斯和圣夫洛朗坦（Saint-Florentin）。20日，埃夫勒也听到了谣言。
正如巴黎郊区的形势一样，各地的骚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谣言，因为市政当局非常乐意将骚乱归罪于外来陌生人，以便开脱责任。事实上，巴黎正是这样做的。同样，7月21日，圣日耳曼市政当局向国民议会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辩解说，他们与索瓦日（Sauvage）的杀人事件无关，因为“这是一撮携带武器的陌生人干的”。沙特尔也将23日的骚乱归罪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地方的总督毫无异议地认可了这些理由，还协助谣言进一步传播。
奥尔良的总督在26日的信中提到沙特尔的骚乱：“一群从巴黎逃出的盗匪激怒了本地民众”，他还补充说，杜尔当（Dourdan）的选举“遭到了一群因畏惧惩罚而从巴黎逃出的盗匪的滋扰，混乱不堪”。24日，亚眠的总督指出：皮卡第的民众是“被巴黎驱逐的盗匪激怒”的。前一天晚上，盐税总督也表示担忧：“你们从巴黎赶出的强盗”可能会造成新的麻烦。27日，特鲁瓦的市长和调解局毫不迟疑地向沙隆的总督和调解委员会报告：盗匪确实存在。他们并未在当地制止谣言的传播，只是向巴黎的选举人会议要求解释。他们获得了答复，但是肖德龙先生对香槟的大恐慌做了详尽的研究，却始终未能发现恐慌的根源，于是他怀疑这可能是一起阴谋：巴黎市政当局在爱国代表的默许下，公开宣告“盗匪离开了”，以便激励外省的民众拿起武器——当谣言传来，他们往往也确实这样做了。
写信向巴黎咨询的不只是香槟的民众，埃夫勒也这样做了，迪布勒伊（Dubreuil）先生发表了该地在7月24日收到的答复。这封来自选举人会议的书信，只是概述了我们提到过的事实，并表达了巴黎一带普遍存在的忧虑：“你也知道，这个首都总是充斥着无业游民，他们总喜欢躲避外省邻居的目光。特别是这个阶级的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奔向武器库，不惜一切手段夺取武器，从而让恐慌变得更加可怕。早些时候，我们在各区的分部无法避免与那些既无职业也无恒产的人混杂在一起。我们很快就感到，有必要对各区真正的居民进行列表分类，以便我们按部就班地收缴某些人手中的武器，这些人最有可能滥用它们。在人口众多的大都市，这个计划已经尽可能加以执行，但还有待贯彻。非法巡逻队仍然存在，最轻微的骚动都会让我们的广场挤满各色人群，大都不是本地公民。无疑，大群流浪汉逃离巴黎后，化整为零，但是，我们希望，对于各省来说，他们并不那么可怕。”
自然的结论就是，各城市也要组建民兵，而村庄不行，显而易见，如果选举人会议有意散播恐慌，他们不会以这样的口气写信。
除了邻近巴黎的各省，谣言的传播主要通过旅客，以及私人或官方的通信和报纸。在香槟地区，18日，在约讷河畔新城，市政当局的检察官也提到了“流浪汉”可能引发的危险，因为他刚刚目睹了巴黎发生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旅客如何将对盗匪的恐惧传播到沙尔略。《南特通讯》在25日公布了一封书信的摘录，信中将巴黎的动荡归罪于英国人，还有同英国人勾结，企图“烧毁巴黎最宏伟建筑的歹徒……英国人及其无数同伙已经逃到了乡村地区，打算继续从事恐怖的破坏活动。在普瓦西的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他们大肆污蔑清白无辜的公民，指责他们囤积粮食”。可见，当局也为传播恐慌推波助澜。根据沙托贡蒂耶的委员会的报告，曼恩的恐慌是由沙特尔和勒芒两地的市长引发的，前者告诉后者：“大批盗匪已经逃出了巴黎，蔓延到各省市”，后者连忙警告本地的本堂神甫。在一些地方，可疑人员的出没仿佛证实了关于盗匪的谣言。22日，有5人在埃夫勒被捕，其中有一名屋面工，他是诺曼底本地人，刚从巴黎返回。8月5日，日索尔（Gisors）附近的一位女士写道：“我知道你们摆脱了蒙马特的盗匪，有些经过本地，我们抓住了几个。”其中一人告诉某个圣路易骑士：“他是米拉波派来的，一共有500多人，散布在各省刺探消息。”在沙罗勒，局势更加严峻。26日，一名马车夫被捕，他参与了13日对圣拉扎尔的抢劫，弄到700路易后立即逃之夭夭。
毫无疑问，各省爆发的骚乱在当地也引起了恐慌，这与巴黎的情形相似，进程也差不多。7月9日，里昂市的助理法官公开宣布：“我们如今目睹自己的城市遭到盗匪的袭击，这些盗匪企图在王国各地煽动动乱，结果被驱赶至此，但到我们这儿后继续图谋不轨。”毋庸置疑，安贝尔—科洛梅斯接受的恰恰是革命的号召！
如果说，盗匪逃离巴黎的说法一直不断，例如29日在图勒，30日在福卡尔基耶，那么，我们还注意到，随着距离越来越远，谣言中盗匪的来源也越来越不明确。19日，在隆勒索涅，据说盗匪是“从首都被驱逐出来的”；20日，在福雷的圣日耳曼拉瓦勒（Saint-Germain-Laval），据说盗匪“在各省蔓延”。30日，在讷韦尔，据说盗匪“遍布各处”。在图勒，据说盗匪来自巴黎“和其他一些地方”。还有一个佐证：22日，在瑟米尔（Semur），“一听到盗匪团伙在本省到处制造混乱的消息”，居民便自发集结起来。这里没有提到巴黎，这个消息来自第戎和欧坦，正是在7月19日和20日奥克松和圣让德洛发生骚乱之后。之后，谣传被判刑的囚徒加入了“盗匪”的队伍。确实，在吕克瑟伊莱、皮埃尔恩西泽和艾克斯等地，骚乱分子闯入了监狱，更不要说攻占巴士底狱了。29日，图尔市政当局通知布莱诺（Blénod）当局：“谨告知，大批盗匪从巴黎和其他地方越狱。”这又导致大恐慌期间谣传苦役船上的囚犯也集体逃跑了。
最后，有人还提到了经过各省的外籍军团。其实，这些军队是国王召集到巴黎附近驻扎的，后来被遣送回原驻地。但是，在民众看来，这些军队是跟着盗匪的脚后跟到来的，而且他们同欧洲各国的专制君主借给阿图瓦伯爵的军队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民众坚信有盗匪出没，盗匪仿佛真的在各地现身了，例如在巴黎周边也爆发了恐慌。20日，在韦尔讷伊，在莱格尔的骚乱发生之后，谣言四起，说有600名武装反叛者正在进发，距此不过一里地。26日，在塞纳河畔吉埃（Gyé-sur-Seine，），几个陌生人的行迹便足以“引发恐慌”。在克拉姆西（Clamecy），29日上午，也就是大恐慌席卷该地的几小时前，有人说艾扬（Aillant）河谷的一些农场被盗匪纵火烧了。其实，火灾很可能是偶然引发的。28日，在希农堡（Château-Chinon），代表报告：“大批盗匪和流浪汉，要么从监狱逃脱，要么被王国的各大城市驱逐。我们甚至看到好几伙盗匪躲到了本市周围的密林中。”22日，在布里夫，市政当局将7月14日的事件通报给当地居民，同时警告：“圣塞雷（Saint-Céré）和博略附近也出现了盗匪。”这就是说，谣言是朝南传播，而不是朝北；如果巴黎是谣言的唯一来源，才会出现后一种情况。
我们无须假定，传布谣言是革命派深思熟虑的谋划。这却不等于说，在各地煽动武装民众的演说家没有故意推动谣言的传播。他们相信盗匪真的存在。而且，他们也对这类消息加以利用，或多或少有意地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诸多对他们的指责当中，这部分我们可以认为属实。
一开始，有些人不知道局势会如何发展，便巧妙地用这种危险来为武装民众辩解。例如，17日，布尔格市政当局就是这样向该省的卫戍司令古韦尔内解释当地居民在前一天晚上未经同意采取的严厉措施的。同样，24日，沙托贡蒂耶的委员会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大恐慌，为他们在18日颁布的相当激进的法令做辩解。另一方面，通过号召组建民兵，他们不仅可以抵制贵族，也可以控制民众，巴黎就是如此，但这一点不容易证实，因为民众要么在现场，要么不乏获取消息的渠道。“盗匪”的出现恰逢其时，正好迎合了那些力图稳定秩序的防范措施。
最后，“盗匪”也可能被用来应付上级部门，或者说服那些对非法武装犹豫不决的公民。在推动组建民兵的过程中，各地的领袖根据不同局势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考量。19日在隆勒索涅，一名大会成员对盗匪只是一笔带过，却极为严厉地声讨贵族，因为他认为贵族更加有罪，也更加危险。相反，23日在欧坦，主要的忧虑是平民的反叛：“组建（民兵）是最明智的举动，我们必须准备好击退共同的敌人，更重要的是扼杀反叛的苗头，一旦有这种迹象，就要向卖国贼和骚乱分子展示我们拥有武器，而且决心使用武器。”
在奥尔良河谷地的圣但尼—德约泰（Saint-Denis-de-l'Hôtel）村的代表认为，迫不得已武装民众的诸般理由都很有道理，而他的看法似乎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普遍立场，包括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31日，他宣布：“自本月13日首都发生革命以来，公民认为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均受到了威胁。他们之所以恐惧，原因在于：（1）那些或真或假的报告，这些报告在猛烈的风暴降临那一刻就公之于世，风暴当时险些将首都夷平，正是巴黎这个伟大城市的爱国公民采取了有力举措来消弭风暴。整个法国都深受风暴的震撼。（2）自首都逃出的大群盗匪，他们将恐慌心理散布到各省，绑架人民作为人质。（3）持续过久的饥荒，引发了各种谣言和民众的愤怒，如果不从源头上制止，将会十分危险。”
但是，无论如何，在民众心目中，对贵族的恐惧和对盗匪的恐惧总是如影随形。这极大地推动了贵族阴谋论（已在巴黎甚嚣尘上）与盗匪恐惧心理的合流。这与1848年的恐慌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全国各地都害怕反叛者前来威胁自己的财产和生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警报肆无忌惮地传播，只是因为人人都在等待着警报响起。然而，1789年的恐慌要更加刻骨铭心，影响深远。这是因为整个第三等级都觉得自己岌岌可危，觉得反叛者受了阴险贵族的煽惑，充当了国王的外籍雇佣军和流亡贵族招来的邻国军队的帮凶。而且，威胁不仅来自巴黎，还来自各大城市。另一方面，在1789年，当时法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饥荒和流浪人口规模，比起1848年，都更加有利于地方性恐慌的爆发，进而形成了大恐慌。这也说明，这种现象一旦大规模爆发，就会发展成为全国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