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反叛与春季的骚乱并无本质区别：7月14日的事件让洪流变得更加汹涌，它却不是一切的根源。饥荒和失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能引发反叛。最激烈的反叛发生在马孔内周边的山区、诺曼底博卡日、弗朗什—孔泰的高原，还有桑布尔（Sambre）的草原地区，也就是那些“土地贫瘠”，或者至少粮食产量很低的地区。
就像春季一样，反叛者常常袭击国王的税吏和官员，或者特权阶层，更常见的是二者皆受其害。在厄尔（Eure），反叛者坚持将面包价格降低到每磅2个或2个半苏，并中止缴纳商品税；在佩尔什东岭，栖居在森林中的居民、伐木工和铁匠，在冬季第一声反叛的信号响起之时，就蠢蠢欲动了，7月15日在莱格尔，骚乱大起，并从该地向东蔓延；19日，韦尔讷伊（Verneuil）农场的税务局遭到洗劫；20日，在诺南库尔（Nonancourt），22日和23日在韦尔讷伊，两地的市集都爆发了骚乱。皮卡第也是如此。
自5月的骚乱以来，车队和店铺便不断遭到抢劫，如今又变本加厉。税务局、盐仓、烟草仓库均被洗劫一空。在阿图瓦和皮卡第之间的边境关卡，一分钱的税都收不上来。阿登（Ardenne）的局势也是如此，默兹河（la Meuse）谷地诸城首当其冲。但是，在这些地区，尽管反叛者也拒绝缴纳什一税和封建贡赋，但他们并不袭击城堡。在曼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该地不但武装反抗缴纳盐税和商品税，也袭击当地领主。在埃诺，饥荒驱使反叛者袭击了当地的修道院。在弗朗什—孔泰、阿尔萨斯和马孔内，反叛基本是针对封建制度的。
7月风潮与春季骚乱之间明显的不同，便是前者鲜明的反封建特征，这一特征也受到了贵族的阴谋和巴黎革命的明显影响。虽然刺激常常来自城市的骚乱，但是，在许多村庄也可见民众勇敢地站出来反抗贵族，呼吁革命。鉴于国民议会还未曾讨论什一税和封建特权的问题，资产阶级也从未说过打算诉诸武力来剥夺这些权利，更没有说拒绝赎买，农民开始自行其是。
另外还要注意，那些饱受反叛之害的地区与相对平静的地区之间，并无可信的截然分界。对封建特权的敌意到处可见，在那些未曾发生反叛的地区，民众也进行了消极抵抗，这种拒绝缴纳贡赋的做法也摧毁了旧制度。7月29日，莱昂（Léon）的主教宣布，他教区的民众一致同意不再缴纳什一税，至少不再足额缴纳。大臣回信告诉他：“很不幸，这次反叛不止波及贵教区，其他许多地方也是一样。”在普罗旺斯、多菲内、布列塔尼、皮卡第、瓦隆佛兰德（Flandre wallonne）、康布雷齐等地，自然延续了7月14日之前采取的消极态度。阿图瓦人拒绝缴纳各类封建贡赋，正如阿图瓦市镇参议会8月1日的决议清楚地表达的那样。在香槟也是一样：“民众自认为免除了纳税的义务。”蒂伊西（Thuisy）的卫戍司令在7月23日写道，“许多教区已经打成一片，决心采取激烈措施确保不再缴纳赋税”。21日和22日，雷内蓬（Rennepont）侯爵被迫签字正式放弃茹安维尔附近的罗舍（Roches）和贝桑库特（Bethaincourt）的一切封建特权。圣于尔班—勒莱—圣迪济耶（Saint-Urbain-lez-Saint-Dizier）修道院在月底遭到入侵。在圣梅内乌尔德（Sainte-Menehould）附近的汉斯（Hans），当皮埃尔伯爵——他后来在瓦雷讷（Varennes）事件中被农民杀死——收到了纵火的威胁。在巴黎地区，领主及其代理人怨声载道。19日，布里孔德罗贝尔（Brie-Comte-Robert）的拜伊法官和市长来到选民大会请求援助。第二天，克莱西—恩—布里的拜伊法官被迫逃离。 27日，瑞维西（Juvisy）的领主前来控诉维里（Viry）和奥尔日河畔萨维涅（Savigny-sur-Orge）的税务官指示爪牙对他进行骚扰。17日，奥尔日河畔埃皮奈（Épinay-sur-Orge）的领主下令屠杀他养的鸽子以安抚民众。7月28日，在博斯（Beauce），莫雷勒（Moreille）的本堂神甫写道：“当居民听说咸与维新的谣言以后，就开始拒绝缴纳什一税和实物地租，还以为新的法律允许他们这样胡来。”
在大恐慌的历史中，诺曼底博卡日、弗朗什—孔泰、阿尔萨斯、埃诺和马孔内的武装反叛，最值得关注。就广度和激烈程度而言，这几起反叛远远超过其他骚乱。反叛者照例被冠以“盗匪”的名称，这极大地加剧了普遍存在的恐慌心理。最后，弗朗什—孔泰和马孔内的反叛，构成了恐慌的直接原因。
博卡日的反叛酝酿于城市的骚乱，这类骚乱在佩尔什西部和诺曼底平原上愈演愈烈，主要是因为传来了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20日在卡昂，市集上的小麦被限价买卖。21日，反叛者占领了城堡，盐税和商品税收入被劫。蒙塔涅也发生了类似反叛。21日在马梅尔（Mamers），22日在阿让唐（Argentan），骚乱相继爆发。另外，法莱斯（Falaise）早在17日和18日就率先揭竿而起，而且激励了博卡日的反叛。19日，瓦西（Vassy）伯爵听说自己的产业受到威胁，专程自凡尔赛赶回，结果遭到袭击，其领地也陷入一片火海。然而，在奥恩河以东，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维莱卡尼韦（Villers-Canivet）修道院受到掠夺的威胁，但是法莱斯民兵保全了它。27日和28日，在罗内（Ronay），农民闯入了城堡，烧毁了一些文契，关闭了鸽舍，但没有发生抢劫。在奥恩以西，局势急转直下。塞格里（Ségrie）侯爵在咄咄逼人的附庸面前被迫出逃。7月22日，他逃到法莱斯后，不得不签署了一份放弃所有特权的文件，才让自己的城堡免遭焚毁。在克莱西（Clécy）避难的瓦西伯爵，在22日和23日迭遭袭击。他的文契档案被毁，不得不在27日宣布放弃自己的特权。在蒂里（Thury），阿尔古（Harcourt）公爵的城堡遭到了部分洗劫。24日和25日，在鲁瓦罗河（Noireau）谷地的卡利尼（Caligny），奥扬松（Oillamson）侯爵眼睁睁看着他的城堡被洗劫，文契档案被烧毁。骚动没有继续向西蔓延，但是，反叛遍及了整个南方地区。从23日至25日，奥恩河、弗莱尔（Flers）和马瑟堡沿线的城堡都遭到了围攻：迪尔塞（Durcet）、圣但尼、布里尤兹（Briouze）、赛里斯（Saires）、利尼翁（Lignon）、拉内。
一般说来，只要交出文契档案，反叛者就不会造成太大破坏。骚乱主要发生在马瑟堡以西和以南地区。24日和25日，在拉库隆克（La Coulonche），来自安达内（Andaine）森林的伐木工和铁匠前来索取文契，他们将城堡搜了个底朝天，然而一无所获。在26日，也即星期天，蒙特勒伊（Montreuil）伯爵通过拉库隆克和拉索瓦热尔的本堂神甫宣布，他愿意放弃一切封建特权，但这无济于事。他必须交出拉库隆克的文契，得到的让步只是被保证文契会被封存起来。27日，在拉索瓦热尔，沃热瓦（Vaugeois）城堡遭到洗劫，伯爵不得不交付赎金，他的文契也被付之一炬。随后，就在同一天，两个村庄的农民集体前往库泰尔讷（Couterne），在这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农民加入了叛乱队伍：弗洛泰（Frotté）侯爵被迫交出他的文契，并在一份正式声明上签字放弃自己的权利。
在拉莫特—富凯（La Motte-Fouquet），局势更加恶劣：法尔科内（Falconer）侯爵在几年前购置了土地，然后圈占了周围的公用地，并且不让民众进入森林采伐，远近居民对之深恶痛绝。27日和28日，农民在焚毁了他的文契并例行迫使他宣布放弃封建特权之后，还不满足，对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及其宾客横加骚扰，并将他推到火堆旁边，差点把他烧死。
骚动也蔓延到了塞（Sées）：在卡鲁日（Carrouges）和圣玛丽拉罗贝尔（Sainte-Marie-la-Robert），勒维努尔（Leveneur）为了保命，只好放弃了他的所有封建特权。但是，29日，在圣克里斯托夫—莱雅若莱（Saint-Christophe-le-Jajolet），8月2日，在圣伊莱尔—拉热拉尔，反叛者重新掀起了烧毁文契的运动。骚乱还越过了马耶讷河（la Mayenne），进入了芒什博卡日，一直到科埃夫龙（Coévrons）：28日，库泰尔讷的叛军反复袭扰马德雷（Madre）和圣于连迪泰尔鲁（Saint-Julien-du-Terroux）。30日，几个村庄的农民闯入沙尔希涅（Charchigné）的欧特维尔（Hauteville）城堡，强迫领主交出赋税和文契档案：后来证实，这是在拉赛（Lassay）的反叛中被焚毁的第9份文契档案，之前几起事件我们尚不清楚。
最后一次事件似乎是从8月3日开始的：当天，马耶讷的司法官拉雷特里（La Raitrie）及时赶到，勉强保全了拉赛附近的布瓦—提波尔（Bois-Thibault）城堡。不过，盐仓仍然受到严重威胁：8月3日，方丹—丹尼尔（Fontaine-Daniel）的伐木工抢劫了马耶讷的仓库。5日至6日夜，拉赛周边的农民闯进了城镇，企图抢盐。即便是在农民反叛地区以外，也无疑存在许多骚动。栋夫龙寄往巴黎某报的信件宣称：“这里所有的农民都拿起了武器，”并指出，在莫尔坦（Mortain）和坦什布赖，反叛者已经批准征收属于奥兰治公爵的贡赋。再往东，格里厄·当内瓦尔（Grieu d'Enneval）夫人，面对财产遭到洗劫的威胁，不得不免除萨普（Sap）教区3000利弗尔的债务，这是她赢得一场围绕教堂祷告座席的诉讼后，教区欠她的费用。7月26日，就在卡昂郊区，阿弗内尔（Avenel）先生分到了朗维尔（Ranville）沼泽的地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遭到部分破坏。
第二天，反叛者又夺走了他圈占的公用地。即便不曾发生任何暴力行为的村庄也坚持不肯再缴纳封建贡赋，或者想缴纳多少就缴纳多少。圣玛丽拉罗贝尔的本堂神甫曾经在27日帮助保全了勒维努尔的城堡，他指出：“有些教区集体拒绝缴纳足额的什一税，甚至为此签署了会议决议。其他人坚持决不缴纳任何一种什一税。”在上曼恩也是如此：在勒芒郊区，农民集体拒绝缴纳封建贡赋。22日，在特罗榭（Teloché），夜间甚至爆发了恐慌，而当天早些时候，一支反叛者队伍来到城堡附近，显然是打算图谋不轨。尽管如此，博卡日的农民反叛尚不如东部那么严峻，因为这里未发生焚烧城堡的激烈举动。
前面已经提到，在弗朗什—孔泰，农民的反叛自1788年底开始就风起云涌了，因为贵族和高等法院疾声反对第三等级的宣言，抗议国王授予第三等级“双倍”代表名额。同时也因为，当地的封建制度非常顽固，在阿蒙（Amont）的拜伊司法区，有上百个处于领主永久管业权下的村庄，这里就是反叛的中心。贝桑松的高等法院尽其所能支持贵族要求封锁公用地和森林的活动。
孚日山区的饥荒很快就引发了多起反叛，但首次向南蔓延，可能早在7月14日之前。不管怎么样，在19日，一群富日罗勒（Fougerolles）的伐木工，得知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后，来到吕克瑟伊莱（Luxeuil），洗劫了当地的税务局。民众要求市长交出在当地温泉疗养的贵族，市长不得不通知他们在24小时内离开城市。同时，在维祖耳，反叛丝毫不逊于贝桑松：16日，前来出席第二天会议（旨在赋予三级会议代表更多权力）的“士绅”，遭到了民众的围堵和辱骂。在城门口，梅迈，昆西的领主、高等法院推事和著名的“抗议者”，遭到了民众的痛斥，有人甚至打算去摧毁他的城堡：他吓坏了，在17日连夜出逃。局势显然十分严峻，但是，过了两天，什么也没有发生。当地的封建制度，正如在法国其他地方一样，就要平静地寿终正寝了。然而，19日午夜，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维祖耳及附近村庄的居民被前面提到的昆西城堡的爆炸声惊醒。一小时之后，城堡就燃起了熊熊火焰，到了20日，梅迈的全部财产被付之一炬，总价达到20万利弗尔。21日，整个地区都陷入了动荡。
弗朗什—孔泰的反叛尚未得到任何系统的研究，我们没有把握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描述，因为在该地不曾举行如马孔内和多菲内那样的司法或行政调查。我们收集的信息很不完整，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注明日期。因此，我们无法一一追踪反叛的动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从维祖耳向周围各个方向蔓延。
显著的事件发生在东部：似乎在21日，索尔西（Saulcy）城堡遭到了焚毁，这是除昆西城堡外，唯一一幢遭到焚毁的建筑。21日和22日，卢尔（Lure）的修道院遭到洗劫，当地居民冷眼旁观。23日，直到他们自己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他们才有所行动。比泰恩（Bithaine）修道院也受到了袭击。8月3日，索尔克斯（Saulx）、蒙特瑞斯坦（Montjustin）、莫朗（Mollans）、热内弗努伊勒（Genevreuille）、弗朗什维尔（Francheville）和沙特努瓦（Châtenois）的城堡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暴力袭击。在该地区，反叛没有越过瓦农河（l'Oignon）：贝尔福的驻军将之镇压了下来。罗尚博（Rochambeau）匆忙派遣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洛（Lau）伯爵在23日指挥一支骑兵分队平定了周围的村庄。
在北部，整个地区直至索恩河（la Saône）和科内河（le Coney）都发生了反叛。沙尔莫瓦勒（Charmoille）城堡被夷为平地。21日，克莱蒙—托内尔（Clermont-Tonnerre）夫人居住的沃维莱尔（Vauvillers）城堡，麦勒隆库特（Mailleroncourt）城堡、圣玛丽城堡均遭到摧毁。吕克瑟伊莱的修道院于21日被洗劫，克莱尔方丹（Clairefontaine）修道院和佛法尼（Faverney）的几个修道院，方丹（Fontaine）的隐修会要么被破坏，要么支付赎金得免。在丰特努瓦堡（Fontenoy-le-Château），文契保管所也遭到洗劫。
起义从孚日威胁到了洛林：23日，在莱瓦达若（Le Val-d'Ajol），文契保管所遭到洗劫，领主的锯木厂被捣毁，埃里瓦尔（Hérival）的修道院在同一天遭到入侵。各村决议要求勒米尔蒙（Remiremont）的修女会放弃所有封建特权。这座城市选择了自我防卫，并派人去埃皮纳勒（Épinal）征集部队。然而，农民却突破了城市的防御，不过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在弗朗什—孔泰这一侧，这就是全部动荡的终点。在科内河另一侧，索恩河的上游，达尔内（Darney）的文契保管所，弗拉贝库特（Flabécourt）和莫里泽库尔（Morizécourt）修道院幸免于难，这要部分归功于拉马什（Lamarche）的资产阶级：暴力活动没有继续蔓延。但是，在西边，反叛似乎更加普遍。索恩河畔西的城堡是博弗雷蒙（Bauffremont）公主的产业，也遭到了彻底蹂躏。在索恩河和瓦农河之间，拉沙利特（la Charité）修道院和弗拉斯内（Frasnes）城堡也遭到破坏。反叛继续向谢尔略（Cherlieu）修道院和阿芒斯河谷地蔓延，费比洛（Fayl-Billot）附近的博略修道院的修士，不得不放弃正在进行的诉讼，并放弃公共牧场使用权：这样一来，反叛就直抵朗格勒（Langres）的大门口。
在第戎方向，某些简短的记载表明，反叛没有造成任何破坏。但是，格雷（Gray）的民兵和驻军不得不巡视以防止发生骚乱：科尔内（Corneux）修道院和里尼修道院纷纷请求他们派人支援。杨格在第戎与两个出逃的领主共进晚餐，他记下了席间的谈话：“他们对本省的某些地区，也就是自朗格勒到格雷沿线的描述，十分恐怖，被烧毁的城堡数量并不多，却有五分之三都遭到洗劫。”
最后，在南边的瓦农河谷地，阿维耶（Avilley）城堡被毁，再往南，杜河畔利勒（L'Isle-sur-le-Doubs）的三王修道院下属的村民洗劫了这座修道院。这就将反叛推进到了杜河（Doubs），并在利勒和博姆莱达梅（Baume-les-Dames）之间越过了该河。26日至29日，里略夸桑（Lieu-Croissant）和圣恩修道院，拉绍（La Chaux）和朗特南（Lanthenans）的隐修会遭到一群本地农民的袭击，后者向他们索要文契，但是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反叛穿过奥尔南（Ornans）的高地，并转向东南，最终进入杜河上游谷地，该地的蓬塔利耶在21日已经爆发了抵制入市税的骚动，成了反叛的温床。
早在23日，维伊拉方（Vuillafans）就出现了骚动。25日，在瓦尔当（Valdahon），送往贝桑松的领主文契遭到劫掠和焚毁。不久，马米罗尔（Mamirolle）城堡也遭到洗劫：这些产业原属瓦尔当夫人，她之前因为与一名火枪手的风流韵事而名噪一时，这名火枪手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并引发了她与她的父亲莫尼耶（Monnier）侯爵的争吵。在28日和29日，穆蒂耶奥特皮耶尔（Mouthier-Hautepierre）的修道院遭袭。
最后，在29日，6000名反叛者从山上下来，侵入了维伊拉方和尚特朗（Chantrans）。当地负责保管领主文契的公证员成了受害者。同时，杜河上游的穆特（Mouthe）的隐修院，在27日至28日夜间也遭到袭击，再往北，圣玛丽修道院也受到严重威胁。最后，在31日，蒙特邦瓦（Montbenoit）的修道院的附庸农民来到蓬塔利耶，要求获得当地保管的文契。
弗朗什—孔泰的反叛比博卡日的更加多种多样：反叛者不仅迫使领主和他们的公证员交出文契，并破坏了领主法庭关于文契诉讼的档案，还盯上了领主垄断的许多磨坊、锻铁厂和锯木厂了，因为这些设施损害了农民对森林的使用权：莱瓦达若的锯木厂，贝托库尔（Betaucourt）的锻铁厂，孔福兰代（Conflandey）的锻铁厂专用的水库，都遭到破坏。但是，最重要的是，暴力行为变得严重多了，并且更加频繁地针对人身。逃亡的贵族往往很难从武装的乡间择路逃生。库蒂夫龙（Courtivron）侯爵，克莱蒙—托内尔的父母，还有戈捷（Gauthier）夫人，当时都在吕克瑟伊莱的温泉疗养，在他们的信件或回忆录中，还有拉利—托兰塔尔（Lally-Tollendal）根据其父母和朋友的讲述写的一封“致其选举人的信”，都描述了逃亡贵族经历的艰难苦痛，这些描述可能有些夸张，但读来无不令人动容。
拉利—托兰塔尔陈述的事件尤其富有戏剧色彩：利斯特莱（Listenay）夫人和她的女儿一起逃出了遭到焚毁的索尔西城堡。安布利（Ambly）骑士被拽到一堆粪肥中，头发和眉毛也被扯得七零八落。离开吕克瑟伊莱不久，蒙特苏（Montessu）夫妇就遭到逮捕，那些绑他们回城的民众威胁要把他们扔进池塘。蒙瑞斯坦被吊在一口井上，反叛者在下面讨论要把他吊多久。除了利斯特莱夫人的出逃这一个例子，我们掌握的文献尚不足以对这些叙述进行准确地认定。拉利—托兰塔尔的记载毫无疑问是可信的，但他自己并非亲历者，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的消息来源。克莱蒙—托内尔公爵夫人突然遇上沃维莱尔的反叛，还不算太糟糕：她躲入了一个干草堆，一队骑兵在打死打伤20个农民后，才把她解救了出来。库蒂夫龙坚信，反叛者打算找到她并且杀死她，但这并非确凿的事实。总之，尽管爆发了许多起骚乱和暴力事件，却没有一起杀人事件。据说在普隆比埃（Plombières）发生的可耻事件，其真实情形非常令人怀疑。根据当时的一份小册子和《市镇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有三名为罢黜内克尔而欢欣鼓舞的女士在城市浴场被捕，反叛者强迫她们在广场上赤身裸体地跳舞。
正如说过的那样，贝尔福的驻军成功地维持了城内秩序，还成功地使杜河直到孚日山脉的周边地区保持某种安定。在南部的代勒（Delle）和北部的日罗马尼（Giromagny），都可以看到驻军的分队。他们甚至推进到了多勒（Doller），并维持了马斯沃（Masevaux）的安定。马斯沃的女修道院院长也逃到了贝尔福。莫尔施维莱（Morschwiller）的施魏格豪森（Schweighausen）城堡，就是奥布基尔希（Oberkirch）男爵夫人的父亲瓦尔德纳（Waldner）的财产，也遭到了侵占。但是，弗雷德里克—尤金（Frédéric-Eugène）亲王，也是他的兄弟符腾堡（Wurtemberg）大公的蒙贝利亚尔（Montbéliard）摄政，最应该对洛伯爵的举动表示满意。洛伯爵和他的夫人多萝泰·德·普鲁士（Dorothée de Prusse）在埃蒂佩（Étupes）的城堡里瑟瑟发抖。这并非没有理由，因为他领地内的农民非常乐意效仿弗朗什—孔泰人。23日，他们摧毁了索尔诺（Saulnot）的盐仓。在蒙贝利亚尔也是警报不断。一队法国军队在当地驻扎。尽管如此，革命的动荡仍然难以阻挡。在蓬德鲁瓦德（Pont-de-Roide），圣莫里斯城堡遭到洗劫。从该地，反叛沿着波朗特吕（Porrentruy）的边界，一直蔓延到阿茹瓦（Ajoie）。穿越山脉抵达北边，蒂尔河（la Thur）谷地也受到了威胁。7月26日，坦恩（Thann）农场的经理“整整三天都担惊受怕”，据说“孚日山里来了一帮盗匪，人数多达900，针对全体修道院和农场雇工大肆抢劫、偷盗，杀人放火，云云。”尽管语言不通，弗朗什—孔泰的榜样可能引发了上阿尔萨斯的反叛。然而，在阿尔萨斯，反叛的时机也成熟了，反叛始于下阿尔萨斯，自北向南蔓延。我们有理由相信，邻省传来的消息不过是给这个势头火上加油。
1787年的法令设立了省级大会，并允许各地区自己选出市政当局，而此前，市政当局一直是由领主或少数特权阶层任命的。受此影响，阿尔萨斯的各城市陷入剧烈的动荡。贵族和市政寡头强烈反对这项改革。
1789年6月3日，国王只好决定：王室直辖各城的统治维持不变，其他地方的市政当局由选举产生，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在那些新设市政当局的地方，必然会发生当局同原有行政官的尖锐冲突。这些封建体制下的官员，声称自己拥有某种模糊的行政权力，而这种权力在旧制度下并未明确加以规定。7月14日之后，资产阶级——在民众或多或少的公开支持下——利用这种冲突为自身谋利。在斯特拉斯堡，一场可怕的反叛在7月21日爆发。25日在科尔马也爆发了示威。包括萨韦尔讷（Saverne）、阿格诺（Haguenau）、巴尔（Barr）、奥贝奈（Obernai）、凯塞尔斯贝尔（Kaysersberg）、曼斯泰（Munster，该地的行政官在25日出逃）、布赖萨赫（Brisach）和于南盖（Huningue）在内的诸小城镇也相继爆发反叛。在乡村地区，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饥荒，尽管如此，对物价飞涨和王室捐税的抱怨仍然非常激烈。和别处一样，农民也不打算继续缴纳什一税，而且他们对领主、领主的仆役和守卫都非常怨恨。特别是在山区，森林的开采和使用权争夺激烈，局势剑拔弩张。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从春天开始，反叛的发酵激起了恐慌，卫戍司令斯坦维勒（Stainville）元帅禁止一切非法集会。他不久就去世，继任者罗尚博直到7月才到任。城市的骚乱最终冲决了抵抗，成为农民反叛的公开信号。
迪耶特里克（Dietrich）是当时斯特拉斯堡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同时，自1771年开始，又是布吕什河（Bruche）谷地的班德拉罗什（Ban-de-la-Roche）的领主，他的领地下辖8个村庄。25日，有人告诉他，他在罗托（Rothau）的城堡面临威胁。同一天，圣玛丽奥米雷（Sainte-Marie-aux-Mines）和奥尔贝（Orbey）谷地的农民，进入里博维尔（Ribeauvillé），在那里，双桥公爵的代理人里博皮埃尔（Ribeaupierre）伯爵遭到了围攻。26日和28日，在萨韦尔讷（Saverne）附近，圣让德舒（Saint-Jean-des-Choux）的修女也遭到了袭击。不久，在布克斯维莱尔（Bouxwiller），拉佩蒂特皮耶尔（La Petite-Pierre）和阿格诺附近，都发生了反叛。在阿格诺，纽因堡（Neubourg）修道院请求保护。再往南，昂德洛（Andlau）、马尔巴克（Marbach）和马穆蒂埃（Marmoutiers）的修道院也发出了求援。在整个地区，倒是没有发生任何破坏。28日，迪耶特里克不得不屈从于他的附庸的主张。科尔马的调解局在许多地方十分活跃，并帮助签订了许多协议：双桥公爵对一切请求来者不拒。但是，上阿尔萨斯南部的情况有所不同。费什特河（la Fecht）谷地的形势要激烈得多：从25日至29日，曼斯泰上演了一出反叛大剧，其影响波及整个谷地，例如，27日在维奥瓦尔（Wihr-au-Val）。在圣阿马兰（Saint-Amarin）谷地和桑德高（Sundgau），爆发了一次真正的暴动。26日是个星期天，在马尔梅尔斯帕克（Malmerspach），一名当地人在弥撒结束后，出现在教堂门口，向民众通报巴黎发生的事情。不久，他们出发去袭击米尔巴克（Murbach）修道院，还有当地卫队以及税务局的房舍。27日，劳赫河（la Lauch）上游谷地的农民袭击了洛唐巴克（Lautenbach）的文契保管所。反叛也在坦恩爆发，当地资产阶级，不但不支持行政官，反而起来反对他。反叛随后从谷地进入盖布维莱尔：教士会集体出逃，他们的仆从签署了农民强加的协定。之后，就轮到了桑德高。反叛的策源地似乎是在南盖郊区的村庄：由于各地领主的文契在27日和28日都被送往该地，埃辛根（Hesingen）和朗斯帕克（Ranspach）的农民试图中途阻截。在27日至28日夜间，布洛茨海姆（Blotzheim）的农民洗劫了犹太人的房屋。
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29日和30日的伊尔河（l'Ill）谷地，阿尔特基克（Altkirch）的南边：伊尔辛根城堡（属于蒙茹伯爵），卡尔斯巴赫（Carspach）城堡和伊尔茨巴赫（Hirtzbach）城堡（属于雷纳克男爵）遭到彻底破坏。29日晚，在费雷特（Ferrette），当地的拜伊法官热拉尔（Gérard）的房舍遭到纵火。在圣阿玛林和桑德高谷地，特权阶层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反叛者四处迫害犹太人，捣毁他们的房舍，将他们赶出村庄，当然，也没有忘了先逼他们免除一切债权。这可以说是阿尔萨斯地区反叛的特点。罗尚博的军队和刑事法庭迅速镇压了这场新的“农民战争”，但是，已经无力挽回封建制度，也无法继续催缴捐税和保护森林。
埃诺的反叛不是特别有名，但也很严重。在蒙塔涅郊区，城堡修道院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袭击，不得不满足骚乱分子的一切要求。在斯卡尔普河（la Scarpe）谷地，马尔谢讷（Marchiennes）、弗利讷（Flines）和维克瓦涅（Vicoigne）也发生反叛。在桑布尔河以南，马鲁瓦耶（Maroilles）修道院在29日遭到洗劫，利耶西（Liessies）和欧蒙（Hautmont）的修道院也差点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由于康布雷齐自5月以来一直有驻军防守，任何骚乱都无从产生，因此，反叛波及的地区有限。尽管如此，什一税或是实物地租的征收也无法继续。
马孔内的反叛，剧烈程度还要超过弗朗什—孔泰。这个案例十分复杂，不过，我们可以依据保存迄今的法庭文书获悉详情。在这一地区，选举对三级会议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都表现得非常突出。该省当时还保留了一个由主教主持的省级三级会议，其中，代表第三等级的，只是马贡、克吕尼和圣让古勒罗亚尔（Saint-Gengoux-le-Royal）三地的代表。
早在1789年1月，资产阶级就要求以多菲内的榜样来重组会议。但是，会议中一些代表选择站在贵族一边，贵族拒绝接受任何改革，除非以一般方式召集的三个等级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在这方面，马贡的大多数助理法官都支持检察官波莱特（Pollet），而他与新任命的市长梅尔（Merle）意见不合。梅尔正在竞选成为三级会议代表。双方的冲突很激烈，都竭力在教区选举中赢得多数。马贡的民众支持市长。3月18日，民众在拜伊司法区选举期间，包围了省级三级会议，打算杀掉波莱特。最后，梅尔成功当选。毫无疑问，城市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教区代表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农民把波莱特当成了替罪羊。
7月14日之后，城市的骚乱激增，马贡的民众对此非常了解。19日，马贡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20日，民众聚集起来，拦截过路的粮食。23日，民众再次聚集起来，出发去捣毁前市长当吉（Dangy）在弗拉瑟（Flacé）的宅邸。在蓬德沃（Pont-de-Vaux），19日到21日连续发生多起反叛，农民要求废除入市税。在沙隆，同样的原因引发了20日的反叛。
整个地区——山坡上的葡萄园和草场——都陷入了饥荒。26日，科尔马坦（Cormatin）的领主德佐特（Dezoteux）联合了乌克塞勒（Huxelles）地区各村庄的村长，并采取措施控制和限制粮食的流通，特别是粮食的输出。27日，在马贡和里昂之间，维勒弗朗什附近的蒙格里（Mongré）城堡里搜出了已经霉变的粮食，随后，该城堡被洗劫一空。民众的愤怒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转向什一税。在司法调查期间，克莱塞（Clessé）的本堂神甫宣称自己“确信附近所有教区的反叛，首先源于摆脱什一税的愿望”。
就在反叛爆发前几天，他教区的一名居民便拒绝缴纳什一税，并当着别人的面向他宣布：“他不想再缴什一税。现在到处都在反抗什一税，如果本堂神甫执意收缴，他就会把神甫连同房子付之一炬。”21日，马贡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通告，提醒当地农民：在等待国民议会做出决定期间，他们无权拒缴什一税和封建贡赋，而他们正打算这样做。
在骚乱期间，一些征收什一税的本堂神甫激起了民众的极度憎恶，阿泽（Azé）的一个箍桶匠甚至在好几个场合说过，“我们用不着什么神甫！”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表态，而且似乎“吓坏了他的许多同伴”。封建特权同样受到了抵制。贵族代表蒙特维勒豢养了一群猎狗，在当地臭名昭著。在不少教区，公然显露出的怨恨，主要针对领主圈占公用地的行为：甚至可以说，这类冲突正是反叛的导火索。
此外，马孔内的农民很可能受到了邻近地区榜样的激励，这种榜样也许来自弗朗什—孔泰地区，但几乎可以肯定来自布雷斯地区。早在18日，布尔格及邻近地区的农民就威胁到了沙勒（Challes）城堡，布尔格的民兵不得不赶来保护。20日，马贡的主教不得不向布雷斯的罗米内（Romenay）教区（他在当地拥有一座城堡）许诺：免除贫穷雇工的私人债务。但是，民众还不满意，结果反叛仍然停不下来。在28日，他只好做出进一步让步。
最后，大恐慌已经在弗朗什—孔泰和布雷斯的南部流行了起来：它于26日从布尔格蔓延到马贡，越过索恩河。27日晚，沿河各教区都组建了卫队，防止盗匪进入该省。特别是在瑟诺赞（Senozan），欧坦主教的兄弟塔列朗（Talleyrand）的总管将农民集合起来，整夜守夜。清晨，听说山区涌出一大群反叛者，这名总管赶到马贡求援，当他下属的农民看清受到威胁的只有领主的城堡之后，就四散而去。不久，他们就同闯入者站在了一起。28日和29日，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求援声，希望能沿索恩河设置武装巡查，阻止盗匪渡到河对岸，诱惑或胁迫顽固的农民加入反叛。同样，在马孔内，最初爆发的大恐慌，特别是多菲内的大恐慌，导致了乡村的骚乱。但是，反叛的爆发要早于恐慌，在26日的星期日就开始了，此前就有谣言称，伊热（Igé）发生了反叛。
从21日开始，农民就要求领主归还圈占的井泉。由于领主执意不肯，农民采取了行动，26日的弥撒结束后，捣毁了几堵墙和一个毗邻的谷仓。早就迫不及待的维尔泽（Verzé）民众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后来进行的调查揭发了几位带头闹事者：烧酒贩子潘（Pain），原领主守卫普罗塔（Protat），还有库尔图瓦（Courtois）及其女婿。库尔图瓦原是贝尔泽勒沙特尔（Berzé-le-Châtel）的马车夫，没受过什么教育，拼写纯靠语音，但颇有产业。一些记载表明，他由于同某个要人发生争执而遭到监禁，心怀怨恨。当天午后，民众相约赶往城堡，向领主提出新的要求。但是领主已经逃走了，结果城堡遭到洗劫。同一天，在多芒热（Domange），克吕尼修道会的城堡也没有逃脱劫数。
第二天，整个山区都爆发了反叛。维尔泽、伊热和阿泽等地的民众袭击了下列城堡后继续北上：拉福雷斯蒂勒（La Forestille）在沃苏维尔泽（Vaux-sur-Verzé）和沃苏拉内斯（Vaux-sur-Aynes）两地拥有的城堡、瓦兰（Vallin）在圣莫里斯的城堡。其中一部分人来到皮隆尼，该地遂成为骚乱的中心地带。另外一大部分人蹂躏了巴西（Bassy）的修道院农场，并进入圣让古德塞西。午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反叛者赶往克吕尼，蒙特维勒在当地拥有的城堡被烧毁，反叛随后蔓延至维尔，反叛者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冒着瓢泼大雨抵达，他们焚毁了存放在公证处的地籍簿，然后破门而入，殴打本堂神甫并勒索赎金。
28日，一部分山民涌入索恩河畔的葡萄园和农场，同时，大部队则继续北上。在南方，维尔的反叛者在捣毁本教区的城堡后，继续沿着弗勒维尔（Fleurville）和圣阿尔班（Saint-Albain）一路肆虐。破晓前，克莱塞的反叛者出现在拉沙勒（La Salle），当地的本堂神甫遭到了虐待，他的房屋被洗劫。伊热及其周边的反叛者穿过莱泽，在当地摧毁了日夫里（Givry）城堡。最终，他们在瑟诺赞会师：塔列朗的壮丽城堡很快就燃起熊熊火焰，从马贡都能眺望到彼处的浓烟。在北部，吕尼的反叛者前往蒙贝勒（Montbellet），捣毁了梅尔塞（Mercey）城堡，并烧毁了马尔方丹（Malfontaine）城堡。一些人甚至闯入了于希济（Uchizy），当地的埃居尔（Écuyers）城堡也被烧毁。随后，反叛者进入法尔热（Farges），将主教塔付之一炬。在维拉尔（Villars），圣菲利贝尔—德图尔尼（Saint-Philibert-de-Tournus）农场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图尔尼（Tournus）陷入恐慌。反叛者在俄泽奈（Ozenay）转向西面，当地的城堡也被洗劫一空。夜间，反叛者成群结队露宿在群山之中，北至巴勒雷（Balleure）城堡，南至克吕齐耶（Cruzille），在中部则穿过了诺布勒（Nobles）、普拉耶（Prayes）和利斯（Lys）。反叛者沿途勒索酒食，但并未造成明显破坏。最后，他们在29日抵达科尔马坦。
就在这一天，反叛几乎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因为，那些烧毁瑟诺赞的反叛者出发前往克吕尼，当地修道院是整个地区最大的地主。这个计划似乎来自维尔和圣阿尔班。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中，这两个村庄相互推诿责任，两方都声称自己是在对方强迫下参加反叛的。
最耸人听闻的谣言如下：马贡的民众正朝着克吕尼进军，目的是保卫第三等级免受外国军队的袭击，据说，司法官科唐贝尔（Cortambert）正带着大炮赶往该地，同时命令所有村庄派出支援。维尔的民众声称，他们接收的命令来自圣阿尔班的邮政局长布瓦罗（Boirot），所以，这个计划很可能源自马贡。农民自然立即希望“尽自己的一分力量”，铲除僧侣。就是最温和的人，也不禁会想“尝尝修道院食堂的伙食”。数千名男子杂乱地穿过森林，进入格罗讷河谷地。但是，当地已经组织好了抵抗。图尔尼的民兵挺进到俄泽奈。傍晚，在科尔马坦，德佐特不得不将酒食和钱物分发给陆续抵达的农民，否则他们便威胁要纵火。夜幕降临后，德佐特决定诉诸武力，他很可能得到了图尔尼资产阶级的支持，于是下令向农民开火，后者迅速溃散。
在克吕尼，市政当局还组织了一支民兵，派遣他们出城，在大道上设立路障，并向反叛者开火。反叛者一败涂地，多人被俘。尽管如此，在29日到30日夜间，那些更顽固的叛党仍然发动了小股袭击：其中一些人从克吕尼来到瓦郎热（Varrange）城堡和布特阿旺（Boute-à-Vent）城堡。科尔马坦的农民前往萨维尼（Savigny），在那里他们渡过格罗讷河，进入塞尔西（Sercy）。凌晨时分，他们的出现让圣让古勒罗亚尔陷入恐慌，随后，民兵赶来驱散了他们。这帮人原打算向塞讷塞（Sennecey）进军，毫无疑问，一旦得手，整个地区直至沙隆都将陷入动乱。
与此同时，反叛区域延伸到了马孔内南部和博若莱（Beaujolais）。26日，在克雷什（Crêches）的年度弥撒节上，民众聚集在一起，人情汹汹。同一天，在莱讷（Leynes），民众捣毁了德纳普（Denamps）出租的旧学校，此人是拜伊司法区的法官助理。这个榜样很快即被皮埃尔克洛斯（Pierreclos）的农民效仿。
8日，维尔泽反叛者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晚11点前后，他们捣毁了波莱特位于科隆日（Collonges）的房屋，并于29日继续南下，沿途招纳当地的农民。埃塞尔多（Essertaux）城堡遭到洗劫。同样，在维基松（Vergisson），里维尔松（Reverchon）资产阶级的产业也遭到同样的厄运。苏卢特里（Solutre）的反叛者烧毁了当地的修道院，达瓦伊埃（Davayé）的反叛者蹂躏了本地的隐修院，沙瑟拉（Chasselas）的反叛者洗劫或烧毁了当地的城堡。
在西边，反叛蔓延至贝尔泽勒沙特尔（Berzé-le-Châtel）和皮埃尔克洛斯，两座属于贵族皮埃尔克洛斯的城堡被毁坏。30日，反叛向两个方向继续发展：一方面，圣普安（Saint-Point）城堡受到破坏；另一方面，普伊（Pouilly）和福瑟（Fuissé）的城堡也遭了难。31日，反叛继续：在南部，如里耶（Jullié）和沙西尼奥勒（Chassignole）的城堡遭到破坏，蒂镇（Thil）的城堡被烧毁。
在马孔内地区，谣言已经传入皮埃尔克洛，据说：盗匪已经来到特拉马耶（Tramayes），马上就要扑向皮埃尔克洛。这肯定是关于科尔马坦和克吕尼的谣言的回响：反叛者之间也开始互相散播恐慌。但是，他们趁着进入求援城镇的机会，闹得天翻地覆。他们捣毁了马孔内的税务局，向本堂神甫和贵族勒索赎金，拆毁风向标，这是反叛的最后一幕。民兵和骑警已从四面八方冲入该地区。
在所有这些省份，大批农民即刻或在随后数月内遭到逮捕。各地的资产阶级都与特权阶级组成了联合委员会，积极镇压农民反叛，尽管他们自己也难辞其咎。在埃诺、阿尔萨斯和弗朗什—孔泰，军队接管了维持地方秩序的任务。在诺曼底博卡日和马孔内，同样的任务交给了市镇的民兵。但是，各地进行司法诉讼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埃诺，博卡日和弗朗什—孔泰，似乎没有太多的处决。诉讼旷日持久，高等法院最终只好终止了刑事法庭的活动。在阿尔萨斯，法官迅速绞死了许多农民，或者将他们遣送至苦役船。在马孔内，资产阶级自身负责惩罚这个所谓的“第四等级”。在马贡，图尔尼和克吕尼，资产阶级设立了临时法庭，草草绞死了26名农民。在沙隆和马贡的刑事法庭处决了7人。
在城市中，民众对于这些草率的处决极为不满，7月下旬在拉吉洛蒂埃尔（La Guillotière），这种不满引发了严重的骚乱事件：当时，国民卫队从里昂完成镇压行动，回途路过该地。马贡的档案保存了各次民众抗议活动的记载，这些抗议活动虽然没有发展到反叛的程度，但是同样激烈。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城市工人无法接受下述事实：面对贵族阶级，大资产阶级破坏了第三等级的联盟，以便继续从奴役农民中获利。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展开报复了。
每一起反叛活动都有自身的特点，但是，它们之间共同的特征多于表面的差异。一如春天发生的骚乱，7月的反叛也被归咎于盗匪。但是，尽管有些流浪汉难免落草，绝大多数都不是犯罪分子。我们了解参与马孔内反叛的是什么人，因为有大批人被捕：他们是仆役、葡萄园雇工、分成制佃农、手工业者和小店主、自耕农、农场主、磨坊主、烧酒商，还有不少是地主。在被捕者当中，还有一名校长，几个执达员，几个领主守卫，两名城堡管家，此外还有吕尼的档案保管员、阿泽的公证人的兄弟。拜伊司法区的居民代表、征税员和三级会议代表经常站在反叛队伍的最前列，而且不是被裹挟的。真正的盗匪活动十分罕见：在马孔内，人们只报告了两起拦路抢劫马车的案件。毫无疑问，在捣毁城堡的过程中，并非所有人都能抵制住顺手牵羊的诱惑，其实这些物什值不了几个钱。他们经常索要金钱，因为，既然他们自视是为国王效劳，岂能白干，甚至反而赔钱呢？吃吃喝喝是免不了的，毕竟，人不能靠空气生存。但是，这些反叛的农民并不结伙抢劫，他们负责破坏，这是他们心中的头等大事。
尽管农民确信，上头下了命令，他们只是奉命行事——我们已经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但是，这里面绝没有什么阴谋。反叛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特征，既没有策划，也没有领袖。毫无疑问，有些地方出现了领头人，若没有他们，任何集体行动都是办不到的。但是，他们的权威很不稳定，一直非常弱小。根据在马孔内地区进行的审讯获得的证词，我们可以在一幅地图上标出那些遭到指控的反叛者的流动路线，并且不难发现，这些线到处交叉，显示有小股人群在该地区随机流动，在那些名气足以吸引他们的城堡周围才汇聚在一起。向克吕尼的进军是唯一的例外，但是可以肯定，最终一定会有人想到袭击这座大修道院的主意。当时的一些人，很快就了解到所谓的“命令”是谣传，并竭力探寻背后的真相，他们没有错。显然来自德佐特的一份报告总结说：“幸运的是，在这群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受过足够的教育，或者足够有头脑，能够领导这些仓促起事的人。”沙隆的拜伊司法区的刑事法官助理审判了24名囚犯，他也得出了类似的看法：“除了抢劫，或者他们自视正当的放纵，背后别无其他的动机。他们聚集起来，共同目的是破坏城堡和房屋，焚毁地籍簿以便拒缴地租。当然，不妨补充一点，他们也是被常见的仇富心理煽动起来的，随着总体局势日趋激烈，这种仇恨也日渐增长。但是，在我们看来，可敬的国民议会正在调查的那种隐秘的冲动，在他们中丝毫不见踪迹。”这个判断应该是公正的。
对农民而言，摆脱间接税、什一税和封建特权这些封建压迫是当务之急。由于封建压迫的程度在各省和各教区之间差别很大，而且封建制度包含了各种形态，反叛者的诉求也多种多样，这里无法详细讨论。总之，不妨说反叛者的目的在各地都是一致的。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农民居然相信只要焚毁农场的办事局，将贪官污吏赶走，就可以废除盐税和商品税；或者只要迫使领主公开放弃封建特权，烧掉地籍簿，就可以废除什一税和封建特权，这太天真了。
事实表明，这种想法并没有多大错，恢复已被摧毁的事物，并不容易。此外，很明显，比起贪欲，农民更渴望为过去受到的侮辱复仇，至少这两种感情不相上下。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要求退回罚金和诉讼费用，为什么他们要毁掉法庭的卷宗，虐待和驱逐领主的守卫以及官吏。我们还知道，农民宣称他们看到第三等级遭到抵制，才起而惩罚特权阶层，并且他们袭击的基本上都是特权阶层的房屋：家具扔到窗外摔得粉碎并被付之一炬，门窗被捣毁，屋顶也被有条不紊地拆毁。其实，纵火要简单有效得多，但是农民担心火势失控，蔓延别处，所以不大经常使用。
人们常常以为，这些是集体疯狂的表现，其实不是。民众总是用自己的方式伸张正义。例如，在1792年，利特里（Littry）的一个矿工被一个领主守卫打死，他的一群工友井然有序地来到领主的宅邸和农场，挨个捣毁或纵火焚烧，但事先疏散了其中的佃农和仆役，以免伤及无辜。一切农民反叛都采用了类似的手段。甚至，直到中世纪末期，佛兰德的资产阶级还拥有烧林权，只要他们中有人受到冒犯或者他们的特权受到侵犯，他们就通过焚毁对方的房屋来报复。
然而，驱使农民的不仅是仇恨。从与马孔内反叛有关的证词中，我们不难看出某些强烈的民俗色彩：反叛者身上洋溢着节庆的惬意，还有粗鲁的谈笑间透露出的狡黠的淳朴。民众很乐意放下手头的劳作，在外无所事事地转悠一天，就像去逛市集一样。去看看别处发生的热闹，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尽管在当时可能不太正常。有时候，整个村庄都倾巢而出，村镇代表带头，后面紧跟着一帮要人，有时还敲锣打鼓。整支队伍里没有几条枪，却有大量的农具或棍棒，权当武器，年轻人尤其多：他们在革命运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人大喊：“第三等级万岁！”队伍抵达本堂神甫的居所或领主的城堡后，他们总是索要吃喝，尤其是酒水。有人把从地窖里搜到的酒桶，拖进院子砸碎，这样人人都可以尝上一口。有时，他们会闯入酒窖寻找珍酿，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口味没有这么精致。面包和葡萄酒已经足够了。最挑剔的人才多要一个煎蛋卷或一点火腿，有时候他们还会把鸽舍里的鸽子都杀了煮着吃。如果领主在场，并且同意放弃他的封建特权，大多可以全身而退。但是，如果他不在，那么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糟糕，特别是当夜色降临，反叛者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但就算在这种情形下，领主的代理人也可以请求宽纵一些时间，好找领主签名。威胁和暴力还时常混杂着说笑声。在科隆日，马孔内的民众赶到波莱特的乡间别墅，一路兴致勃勃地高喊“我们去炖了这只鸡”（译者按：法文中小鸡“poulet”与“Pollet”的发音近似）。他们有时候还会穿上可笑的服饰：把床单、窗帘或钟罩系在腰上，革命徽和彩票卡别在一起。极少发生伤风败俗之事：针对女性的袭击一点也没有，也没有流血事件。泰纳提到的“嗜血和兽性的恶棍”并没有出现在这里。
这些农民反叛事件，在废除旧制度的根基，即封建特权和什一税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对它们加以描述。它们与“贵族的阴谋”的谣言密切相关，没有这种谣言，大恐慌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在好些地区，农民的反叛成为大恐慌的直接原因：例如在法国东部、东南部和中部一些地区，大恐慌源自弗朗什—孔泰和马孔内。最后，确定农民反叛发生的日期非常重要，这有助于重构大恐慌的确切面貌。与人们经常强调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大恐慌并没有引发农民反叛，大恐慌发生之际，反叛早已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