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的声明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历史学家习惯用“夺取政权”（Machtergreifung）来形容这一历史巨变。事实上，希特勒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属于“政权转移”（Machtübertragung）。但希特勒上台后，通过控制舆论，制造事端（国会大厦纵火案），迅速将权力独揽于手中。爱因斯坦意识到，魏玛共和国已名存实亡，德国已不是久留之地。那个曾经极力将他请过去的普鲁士科学院已被纳粹意识形态控制。尽管他与科学院中的一些同事，比如冯·劳厄、普朗克等人依然保持着真挚的友谊，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来都秉持原则。
希特勒上台的时候，爱因斯坦正好在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在离开帕萨迪纳的前一天，他发表了这篇再也不回德国的声明。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35.1]。
只要还有任何机会，我就只会留在一个政治上自由、宽容，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国家。政治自由包括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个人的每一个观点。
这些条件在当下的德国并不具备。许多为促进国际相互谅解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艺术家在内，正在那里遭受迫害。
正如每个人一样，任何社会有机体，都有可能会变得精神不健全，尤其是当面临困难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国家经历这些疾病仍能存续下去。我希望不久之后德国能回归健全的状态，而且从此以往，她所孕育的像康德和歌德这样的伟人，不仅会时常受到人们的纪念，他们的教诲也会成为公共生活的主流和人们的共识。
与普鲁士科学院之间的书信往来
普鲁士科学院本来就对爱因斯坦长期出访比较担心。当时加州理工学院和新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都希望爱因斯坦每年能有一半的时间担任访问学者。后者已与爱因斯坦签订了长期工作协议。在决定留在美国之前，爱因斯坦回了一趟欧洲，将德国护照交给德国驻布鲁塞尔公使馆，宣布放弃德国国籍。爱因斯坦抢在普鲁士科学院将他除名前，于1933年3月28日向普鲁士科学院递交了辞呈。他在信中这样写道：“鉴于德国目前的事态，我在此不得不从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上辞职。19年来，科学院让我有机会专心从事科学研究，不用承担任何职业义务。我知道我亏欠科学院太多了，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圈子。在作为院士的这段漫长岁月，我享受到了智力激励，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此我总是给予高度评价。但在目前情形下，我认为我若还依赖普鲁士政府，是无法容忍的。”
爱因斯坦的公开声明在普鲁士科学院内部引起了一片哗然，科学院于3月30日召开了全体会议。考虑到爱因斯坦已经辞职，本来会议的出席者们已决定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科学院的4位常务秘书之一恩斯特·海曼博士（Ernst Heymann，1870—1946），受纳粹当局暗示，认为这是一个表现自己忠诚的机会，在没有进一步明确征求他人意见的情况下，发表了一个谴责爱因斯坦的声明。当时暂住在比利时勒科克海滨（Le Coq sur Mer）的爱因斯坦，马上对这种指控进行了回击。
普鲁士科学院1933年4月1日的声明
普鲁士科学院从报纸上获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法国和美国参与了煽动暴力的活动，为此感到愤慨，并要求其立即做出解释。在这期间，爱因斯坦宣布退出科学院，理由是在目前政府下，他不能继续为普鲁士王国效劳。同时，作为一名瑞士公民，他似乎有意放弃普鲁士公民权，这个公民权是1913年他成为科学院正式专职院士时获得的。
普鲁士科学院为爱因斯坦在国外参与煽动活动感到极其痛心。因为科学院和它的院士始终觉得自己与普鲁士王国密切相连，尽管严格戒绝一切政党活动，但他们始终强调并且永远忠诚于国家观念。因此，对于爱因斯坦的辞职，科学院没有理由感到遗憾。
普鲁士科学院代表
常务秘书恩斯特·海曼博士教授
爱因斯坦给普鲁士科学院的信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6—062]。
1934年4月5日，[比利时]奥斯坦德，勒科克
我从一个极其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科学院在一份官方声明中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美国和法国参与了煽动暴力的活动”。
我在此宣布，我从未参与过任何煽动暴力的活动，而且必须补充的是，我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任何类似的煽动行为。一般而言，人们满足于复述和评论德国政府相关责任人的官方宣言和命令，以及用经济手段消灭德国犹太人的计划。
我向媒体发出的声明是为了说明我从科学院辞职以及放弃普鲁士公民身份的意图；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无法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没有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
此外，我将德国的现状形容为一种群体性的精神失常状态，并就其成因做了一些评论。
我在一份并非为媒体而作，而是给“国际反对排犹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en Liga zur Bekämpfung des Antisemitismus）用来谋求支持的文件中，同样呼吁所有理智的，对正处在危险之中的文明理想依然保持忠诚的人，应当尽己所能地阻止这场群体性精神失常的进一步恶化，这种病在现今的德国已经显露出十分可怕的症状。
在发表这样一份关于我的声明之前，应该弄清楚我言论的真实内容，这对科学院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德国媒体报道时故意歪曲我的原话，在目前这种对媒体的管制状况下，人们也不可能指望出现别的结果。
我愿意为我发表的每个字负责。但是，我也期望科学院能将我的声明告知每一位院士和每一位德国人，因为我在世人面前受到了诋毁，而科学院本身也参与了这一过程。
普鲁士科学院的两封回信
一
柏林，1933年4月7日
非常尊敬的教授先生：
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现任首席秘书，我确认已收到您3月28日的来信，信中您宣布辞去科学院的职务。
科学院已在1933年3月31日的全体会议上同意了您的辞呈。
科学院对事态的发展深表遗憾，而引发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实：您身为地位如此崇高的科学权威，与德国人共事多年，而且成为我们科学院学术圈成员多年，理应熟悉德国人的性格和思维习惯，但竟然选择在这个时刻同国外的一群人联合起来，这群人——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对实际情况和事件一无所知——通过散布虚假的观点和毫无根据的谣言给我们德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我们曾满怀期望，一位曾那么长时间属于我们科学院的人，不论其政治主张如何，都应该跟我们站在一边，捍卫德国人民，反对那些肆意蔓延的诽谤。在那些卑鄙又可笑的充满诽谤的日子里，如果您为德国人民说几句好话，将会在国外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但是恰恰相反，您的证词却被敌人利用了，他们不仅是当前德国政府的敌人，而且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既痛苦又伤心的失望；即使没有收到您的辞呈，我们也必须与您分手。
致以崇高的敬礼
冯·菲克尔
二
1933年4月11日
科学院在此说明，1933年4月1日的声明，不只是根据德国报纸上的报道，更主要是根据外国，尤其是法国和比利时的报道。对此，爱因斯坦先生并未否认。此外，在此之前，科学院已得到他那份流传甚广的对“国际反对排犹主义联盟”的声明。在声明中，他悲叹德国已退化到远古时期的野蛮。再者，尽管按照爱因斯坦先生自己的声明，他从未参与过任何煽动暴行的活动，科学院也确认他至少没有挺身而出，驳斥不公正的怀疑和诽谤，而在科学院看来，这是他作为科学院正式院士应有的责任。与此相反，爱因斯坦先生却在国外发表了一份声明。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人物，他的声明注定会遭到所有敌人的利用和滥用，这些敌人不仅针对当前的德国政府，还针对全体德国人民。
普鲁士科学院代表
常务秘书H.冯·菲克尔、恩斯特·海曼
爱因斯坦的回复
（比利时）勒科克海滨，1933年4月12日。
我已收到你们在本月7日的来信，并且为其中表露出的态度深感遗憾。事实上，我只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你们关于我行为的说法，基本上不过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重复你们已发表的声明，你们在声明中指责我参与了针对德国人民的煽动暴行的活动。而在上一封信中，我已经明确表示这一指控就是诽谤。
你们还提到，我若能为“德国人民”说几句“好话”，将会在国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此我必须做出回答，若提供你们所期望的证词，等于是让我抛弃一辈子坚守的所有公平和自由的理念。这样的证词，并非像你们所言，是为德国人民说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助于那些企图破坏理念与原则的人，然而恰恰是这些理念与原则才是德国人在文明世界的立身之本。在当前状况下，如果我做出这种证词，哪怕可能只是间接地作用，也会帮助造成道德的堕落以及所有现有文明价值观的坍塌。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有必要从科学院辞职。你们的来信只不过证明我这样做是多么正确。
海因里希·冯·菲克尔（Heinrich von Ficker，1881—1957），奥地利气象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从1911年起，菲克尔任格拉茨大学气象学教授，1923—1937年，任柏林大学教授。在柏林任职期间，菲克尔曾在普鲁士气象研究所任职多年。1937—1952年，任维也纳大学教授；1946—1951年，任奥地利科学院院长。——编译者注
与巴伐利亚科学院的书信往来
1927年2月19日，在巴伐利亚科学院全体会议上，爱因斯坦被选为数学—科学组的通讯院士，由索末菲和另外7名正式院士联合提名。提名信中这样写道：“他不仅是亥姆霍兹以来自然哲学领域里最著名的、最深刻的思想家，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利于维护德国科学界的声誉。”在总共42名正式院士投票中，有10票反对，勉强达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与爱因斯坦的政治立场有关，也与当时德国社会中的反犹主义有关。
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爱因斯坦请求老朋友劳厄帮助他，将他的名字从这些学术机构中除去。为此，巴伐利亚科学院当时的院长利奥波德·温格（Leopold Wenger，1874—1953）给爱因斯坦写信，亲自询问他的态度。
特别有趣的是，在“二战”结束后，索末菲又与已在普林斯顿定居的爱因斯坦联系，希望重新推荐他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为此，爱因斯坦回答说，他“不想再与德国人有任何关系，哪怕是那些相对无害的科学院”。
巴伐利亚科学院来信
慕尼黑，1933年4月12日
尊敬的阁下：
在您给普鲁士科学院的信中，您提到目前德国的现状是您辞职的原因。早在几年前就选举您为通讯院士的巴伐利亚科学院，也是一所德国科学院，它与普鲁士科学院以及德国的其他科学院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您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对您保持同我们科学院的关系不无影响。
因此，我们必须向您请教：在经历了与普鲁士科学院发生的事情之后，您如何看待与我们的关系？
巴伐利亚科学院主席团
爱因斯坦的回复
（比利时）勒科克海滨，1933年4月21日
有关我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一事，我曾给出过我的理由：在当前环境中，我既不愿意做一个德国公民，也不愿意保留任何依赖于普鲁士教育部的职位。
这些理由本身与我要同巴伐利亚科学院断绝关系并无直接联系。如果我仍希望将我的名字从你们的院士名单中去除，则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科学院的首要职责是促进和保护一个国家的科学生活。然而，当相当多的一部分德国学者、学生以及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被剥夺了一切就业和谋生机会的时候，德国的学术团体——据我了解——却只是保持沉默。即便它是屈服于外界压力才这样做的，我也不愿意从属于任何一个采取这种态度的团体。
爱因斯坦给普朗克的信
希特勒上台后，爱因斯坦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让生性有所保守的普朗克不知所措。18年前，正是在普朗克和能斯特的力邀下，爱因斯坦才来到柏林，成为普鲁士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他给爱因斯坦写信，劝爱因斯坦少在政治问题上发言，以免让支持他的人尴尬：“在这种不安定的时期出现的各种有关您在公开场合评论政治的谣言，我感到很痛心，不想就此置评。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就是，这些评论很难让那些尊敬您的人再为您说话了。”
爱因斯坦向普鲁士科学院递交辞职信时，普朗克正在意大利度假，但他没有中断度假，去采取行动干涉海曼等人的举措。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您的这个主意似乎是唯一既可以使您与科学院体面地断绝关系，同时又可以使您的同事避免承受过多痛苦的办法。”
但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又给普鲁士科学院的执行秘书写信，“采取正式行动驱逐爱因斯坦，让我的良心受到极大谴责。虽然在政治上我们存在着分歧，但我可以肯定，在今后的数百年里，爱因斯坦将一直是我们科学院应该感到骄傲的一颗最明亮的星”。
爱因斯坦这封1933年4月6日写给普朗克的信，语气比较和缓。他非常看重与普朗克的友谊，耐心地向普朗克进行解释，同时也重申了自己的原则。爱因斯坦档案编号：[19—39]。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煽动暴力”的活动。我不以恶意来揣度科学院，假定它只是出于外界压力才做出了这些诽谤性的声明。但即便如此，这一行为也很难有助于它的声誉；直到今日，它的一些正派的院士肯定还为之感到羞耻。
您或许有所耳闻，这些虚假的指控被用作没收我在德国的财产的借口。我在荷兰的同事们联合起来想要帮助我度过最初的财政危机。幸运的是，我足够谨慎，已经为应对这样的危机提前做了准备，因此不需要接受他们的帮助。您一定能很容易想象到德国之外的公众对于那些针对我的手段会做何感受。当然，将来的某一天，正派的德国人会为我遭受的屈辱而感到羞愧。
我忍不住想提醒您，这么多年来，我的所作所为只会增强德国的声望，右翼媒体对我一贯的指责也从未减弱我对德国的感情，即便是近些年，在没有人愿意费心费力支持我的时候。然而今天，灭绝性战争针对我那些手无寸铁的犹太同胞，为了他们，我必须动用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影响力。
请您设身处地想想这样的场景，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心情：假设您是布拉格的一名大学教授，某届政府上台后不仅剥夺有德国血统的捷克人的权利，与此同时还用严酷的手段禁止他们离开国土。进一步假设，边防站的守卫向所有未经许可但试图离开国境的人开枪射击，而那些人所要逃离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针对他们的不流血的灭绝战争。那时您还会认为应该保持沉默，眼睁睁地看着事态如此发展，而不是大声疾呼，支持那些遭受迫害的人吗？而本届德国政府的官方计划难道不就是用饿死德国犹太人的方式来毁灭他们吗？
如果您读过我的原话（而不是经过歪曲的描述），就必定能感觉到，我是以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有所节制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这么说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想形象地展现出德国当局在对待我时那卑鄙可耻的嘴脸。
虽然如此，您还是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联系我，尽管有来自外界的严峻压力，但是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受到影响，这些都让我很是高兴。无论在所谓的“更低层次”上发生什么，我们的友谊依然如从前一样美好而真挚。这些也同样适用于劳厄，我对他怀有最崇高的敬意。
又及：我已选用了某种正规的通信住址，以确保这封信不会在中途被打开或被查封。
对邀请参加一项示威活动的回复
本文是爱因斯坦对受邀参加一场在法国举行的反对德国反犹主义示威活动一事的答复，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因为与我心中最关切的一个问题密切相关，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极为重要的请求。考虑的结果是，我个人决定不参加这个极为重要的示威活动，原因有二：
首先，我仍然是一名德国公民；其次，我是一个犹太人。关于第一点，我必须补充说明，我在德国的机构中工作，并且在德国极受敬重。尽管对那里发生的事深表遗憾，也应该强烈谴责目前德国境内政府批准的骇人听闻的反常行为，我还是不能以个人身份参与一场由外国政府官员组织的示威活动。为了使您充分理解我的这个态度，请设想一位或多或少处于类似情况之下的法国公民，与著名德国政治家一起发动一场反对法国政府行为的抗议活动。您仍将——即使您完全承认客观事实为这次抗议提供了充分的正当理由——会把您这位同胞的行为看作一种背叛。如果左拉 认为在德雷福斯案件之时有必要离开，那他肯定不会参加由德国官方人物举行的抗议活动，无论他多么赞成他们的行动。他最多不过是为自己的同胞而感到羞愧。
其次，对不公正与暴力的抗议，如果由纯粹出于人类的情感和对正义的热爱的人发起，将会拥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而这不适用于像我这样的人身上。作为一个犹太人，把其他犹太人视为自己的兄弟。犹太人遭受的不公正对他来说感同身受。他不能充当法官审理自己的案件，而只能等待局外人的判决。
这些就是我的理由。但我想补充一点，我始终尊敬和赞赏这种高度发展的正义感，它是法国人民传统中最高贵的特征之一。
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记者，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最著名的实践者，对戏剧自然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法国政治自由化的主要人物，在被诬告和被定罪的炮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得到无罪赦免的过程中，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在《震旦报》（L'Aurore）上发表了一封名为《我控诉！》（J'Accuse...!）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点名指控将军们精心策划了对德雷福斯的陷害。1906年，德雷福斯终于被宣判无罪，官复原职，并晋升为上校。1902年逝世的左拉，无法看到这一天了。左拉在1901年和1902年获得第一届和第二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