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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道德说教一直就如巴尔扎克[1]所说的那样，是在勇敢地将伤口示人[2]——在此冒着这种危险，我想斗胆来反驳一种不得体且有害的等级偏移，如今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地位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显得那么理所当然。我认为，人应该基于其经验——在我看来，经验总是糟糕的？——而有权参与关于如此重要的地位问题的讨论，以便不像瞎子那样侈谈色彩，不像女人和艺术家那样诋毁科学（“哎，这该死的科学！”他们本能和羞愧地叹息道，“它最后总能让真相大白！”）。科学家的独立宣言，科学家摆脱哲学后获得的解放，这是民主活动或曰民主暴动的较为积极的作用之一：学者的自我美化和自我抬举在当下遍地开花，春风得意——但并不等于说，自夸在这种情况下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群氓的本能在此也想要“摆脱所有主子！”科学抗拒神学并获得了无比辉煌的战果，科学多少年来一直是神学的“婢女”，现在却得意忘形、失去理智，[130]一心要为哲学定规矩，并自个儿扮一回“主子”，也就是充当——我怎么说来着！——哲人。我的记忆——一位科学家的记忆，请允许我这么说！——中充斥着幼稚的高调，都是我从研究自然的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医生们那儿听到的关于哲学和哲人的言论（更不用说所有学者中最有学问、但也最目空一切的人，也就是那些搞语文学的和教书的了，两者皆因职业关系而荣登此榜）。时而是专门学问家和向隅而立者出于本能，对所有综合任务和综合技能都不以为然，拼命抵抗；时而是勤奋的工人从哲人的心灵生活中嗅到一种闲适[3]的气息，一种高贵而富足的气息，因而觉得自己吃了亏，被人看低了；时而是色盲的功利主义者认为哲学只是一连串被驳倒了的体系，只是挥霍无度的、而且谁也不能从中“得益”的浪费；时而又冒出了恐惧，开始害怕伪装的神秘主义，害怕对认识界限的修正；时而是对个别哲人的蔑视不知不觉地演变为对整个哲学的蔑视。最后我常常发现，这些年轻学者趾高气扬，对哲学不屑一顾，但在他们这一行为背后，其实是某位哲人自身造成的恶劣影响，尽管大家基本上决定不再对他言听计从，但却并未从他唾弃别的哲人这一怪圈中走出来：——结果就是对所有哲学的一概否定。（在我看来，比如叔本华对当今德国产生的影响[4]就是如此。——他把一股无名火发在黑格尔头上[5]，使得近来整整一代德国人与德国文化完全决裂，而这种文化是殚精竭虑修炼而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高度和前瞻之美[6]：但叔本华自己[131]正是在这点上如此贫乏，如此缺少接受能力，如此违背德意志精神，令人叹为观止。）从大的方面来看，或许主要是人性的、太人性的[7]东西，简而言之是新一代哲人自身的贫乏，最彻底地破坏了对哲学的敬畏，为群氓的本能打开了大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现代世界在何等程度上背离了包括赫拉克利特[8]、 柏拉图[9]、恩培多克勒[10]在内的所有庄严辉煌的精神隐士的行为方式；鉴于哲学的代表人物如今按照时尚上下沉浮——在德国的例子是柏林双狮：无政府主义者欧根·杜林[11]以及调和主义者爱德华·冯·哈特曼[12]——，一个老实的科学家又怎么能理直气壮地感到自己拥有更高贵的风格和出身。特别是看到那些自诩为“现实哲人”或“实证主义者”的杂交型哲人，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的心里会产生怎样一种危险的怀疑：这些人最多自己也是学者专家，这点再明显不过了！——所有这些人都被征服了，重新回到了科学的统治之下，这些人有时想从自己身上发掘“更多的东西”，却全无拥有这个“更多的东西”的权利和责任——这些人现在表面上受人尊重，实则怒火中烧，伺机报复，以各种言行对哲学的主人使命和统治地位表示怀疑。到头来：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在今天，科学蒸蒸日上，脸上写满了问心无愧的良知；与之相比，现代哲学整体上江河日下，今天残留的那一部分不说引起讥讽和同情，那也至少是令人怀疑和不悦了。只剩下“认识论”的哲学[13]，确确实实沦为一种怯懦的存疑论和放弃说[14]：[132]一种不跨出门槛半步，尴尬地拒绝进入的哲学——这是苟延残喘的哲学，意味着终点和痛苦，只能让人怜惜。这样一种哲学怎么能——实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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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今天哲人的成长之路上险象环生，以至于要对这颗果子能否成熟打上大大的问号。科学的范围和架构大大扩展了，几近无限，于是很有可能哲人在学习过程中就厌倦了，或者在某处钻了牛角尖，“专攻此术”起来：这样一来，他就再也到达不到应有的高度，再也达不到会登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了。要么等他到达时垂垂老矣，心力交瘁，热血不再；要么他已饱经沧桑、陈腐蜕化，因而他的视野、他的整体价值判断已经无足轻重。恰恰是他知识分子细腻的良知让他也许在中途徘徊不前；他担心禁不住诱惑，会成为半瓶子醋、千足虫，会长出千只触角；他太清楚了，如果一个人不再敬畏自己，那么他再明察秋毫也无法继续发令，继续导航：除非他立志做个表演大师，成为哲学上的卡格里奥斯特罗[15]和精神的捕鼠者[16]，简而言之就是引诱者。这说到底是一个品味问题：假如它本身不是个良心问题的话。为了表现哲人面临的重重困境，还要指出的一点是，他要求自己做出的判断并非科学上的对错，而是关乎生活以及生活意义的是非——这样他就很不情愿去相信自己有权、甚至有义务做出这一判断，只得从包罗万象的——也许是最恼人、最具毁灭性的——经历出发，往往带着犹豫、怀疑与[133]沉默去探路，寻找那份权利和信仰。事实上，大众长期以来对哲人产生了混淆和误解，不是把他们奉为科学家和理想的学者，就是把他们看作是具备高尚的宗教情操、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的幻想家和醉汉；今天如果听到赞扬某人过着“智慧”或是“哲人”的生活，那意思几乎就只是 “聪明和另类”。智慧，这对群氓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诅咒，是从一场险恶的游戏中安然脱身的手段和绝招；但是真正的哲人——至少对我们来说，我的朋友们，不是吗？——活得既不“哲学”也不“智慧”，尤其是不聪明，感受到生活中上百种尝试和诱惑的重负和职责：——他不断冒险，以身试法，玩那险恶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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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要么生产（zeugen），要么孕育（gebären），这两个词的外延在此达到了极致；——与这样的天才相比，学者，一般的科学家，总有点像老处女：因为他和老处女一样不擅长这两项人类最富价值的工作。事实上，作为一种补偿，人们也承认学者和老处女这两种人值得尊敬——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的是尊敬——，但与之而来的还有因为这种强制性的承认而产生的厌恶。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科学家是什么人？首先他是一种不高贵的人，拥有一个不高贵的人的美德，也就是说，他是一种不占据统治地位的，非权威的而且永不知足的人：他很勤奋，有耐心参与论资排辈，在能力和需求上追求均衡和适度，对同类人[134]及其需求有一种本能的感应，比如那种对工余休息时必须有的独立性和绿草地的需求，那种对荣誉和认可的要求（这首先、主要以认识和可认识性为前提），那种好名声的光环，那种对其价值及效益的不断肯定，以此来不断克服内在的怀疑，克服所有不独立的人和群居动物心底里的怀疑。当然，学者也有其不高贵的病态畸形的一面：他时常有点妒火攻心，对自己无法企及的人物的缺点目光如炬。他容易相信人，但只是作为允许自己缓行、不让自己奔流的人时才这样；越是面对如大江奔流者，他就越是显得冷漠和自闭，——这时他的眼睛就像一汪平静的死水，里面不再泛起丁点儿愉悦和共鸣。一个学者所能做到的最糟糕、最危险的事情，来自于他这类人平庸的本能：来自于平庸的耶稣会教义[17]，这种教义本能地致力于扼杀与众不同者，试图折断或者——这样更好——放松所有紧绷的弓弦。放松就是体谅，当然是伸出呵护之手，带着容易相信人的同情心使其放松：这是耶稣会真正的艺术，它向来懂得以宣扬同情的宗教化身潜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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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带着怎样的感激之情迎合客观精神——谁没有过对一切主观及其该死的自我迷恋[18]厌恶透顶的时候呢！——，到头来人们却得学会小心把持这份感激，抑制夸大的倾向，[135]不能像最近那样过甚其词地把精神的去主体化和去个性化当作目的本身，当作解脱和神化来庆祝。特别是悲观主义者内部就经常如此庆祝，他们完全有理由在自己那儿为“无动于衷的认识”加冕。客观之人不再像悲观主义者那样诅咒谩骂，理想学者的科学本能在跌了上千次大小跟头后终于开花结果，这样的客观之人和理想学者当然是无比宝贵的工具之一，但他应该在一个更强大者的掌握之中，他只是一把工具，不妨说，是一面镜子，——他不是“目的本身”。事实上，客观的人就是一面镜子，主要是习惯了对想要认识的事物俯首称臣，除了认识即“反映”之外再无别的乐趣，——他守株待兔，然后如此小心地靠近，以至于任何飞鸿泥爪和蜻蜓点水都会在他的镜面和体表上留下痕迹。他身上所剩无几的“个人”元素在他看来是偶然的，通常是随意的，更多的情况下是令人不安的；他已经完全沦为外来人物和事件的通道和反光。他费力地回想“自己”，却总是错误的；他易于将自己和别人混淆起来，他在自己的生活必需方面常常搞得一团糟，就是在这点上有欠精细，粗枝大叶。也许是健康状况或女人和朋友的小家子气折磨着他，或者他受苦是因为少有志同道合者、疏于社交，——是的，他逼着自己反思这种痛苦，但纯属徒劳！他的思绪早已游走至更为普遍的情形，到次日他就像昨天一样不明白如何帮助自己。他不再严肃地对待自己，也不再为自己浪费时间：他快活轻松，不是因为万事无忧，而是因为无力克服自己的困境。他的习惯是，对万事万物笑脸相迎；他如此好客，灿烂洒脱地接受所有来者；[136]他毫不顾忌地表示亲善，他不无危险地不置可否：呜呼，他不得不牺牲自己这些美德的情况确乎不少！——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太容易成为这些美德离去后留下的骷髅[19]。要从他那儿得到爱和恨，我指的是上帝、女人和畜牲所理解的爱与恨——：他会竭尽所能，倾其所有。但如果爱不深、恨有限的话也不应该感到奇怪，——他正是在这时显出自己虚假、脆弱、可疑和腐朽的一面。他的爱是做作的，恨也是假装的，更多地是在耍一把“壮举”[20]，有点儿卖弄和夸张。他只有在可以客观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只有在他欢快的整体性追求[21]中他才展示“本性”，才是“自然”的。他那反映客观的、永远心如止水的灵魂不再懂得肯定和否定；他不发号施令，也不摧毁什么。“我几乎不轻视任何东西”[22]——他的话和莱布尼茨[23]如出一辙。可不要忽视和小看这里的“几乎”二字！他也不是人中楷模：他不领先于人也不落人之后；他远远地站在一边，没必要在善恶之间表明立场。人们一直把他与哲人混为一谈，把他当作凯撒式的文化培育者和文化强人[24]，这可正是太抬举他了，忽略了他身上最本质的一点，——他是一把工具，一介奴仆，尽管确是最高雅的奴仆；他本身什么都不是——几乎一无所是[25]！客观的人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价格不菲、易碎易污的测量仪和艺术镜，理应保护和尊敬：但他不是目的，不是出口和通往出口的阶梯，不是一个与其余存在形成互补、其余存在能以此自我辩护的人，不是终点，更不是开端、创造和首因；他不像想当主子者那样粗鲁、强势、以自我为中心，相反，他只是一只柔软、空心、精致的活动模具，必须等来实质性内容才能用于“塑造”，——通常是一个[137]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人，一个“无我”的人。当然对女人也没有吸引力，顺带说一句[26]——
208[27]
如果今天一位哲人暗示他不是怀疑论者，——我希望，从以上对客观精神的描述中，诸位已经听出端倪了吧？——那么全世界都会听得不乐意；人们会带着几分羞怯地仰望他，脑海里冒出一连串的问题……是的，在如今遍地都是的胆小听众眼里，他从此就是个危险人物。对他们来说，听到他拒绝怀疑，就仿佛听到从远方传来不祥的轰隆声，似乎某个地方在试验一种新炸药，一种精神炸药，也许是一种新近发现的俄国虚无派[28]，一种善良意志的悲观主义[29]，即不仅说不，想要说不，而且——想来真可怕！——还将这“不”字付诸实施。对这种“善良意志”，对这种真正以行为统一生活的意志，如今大家都公认没有什么比怀疑更有效的安眠药和镇定剂了，怀疑就是柔和、可爱、催人入睡、麻痹神经的罂粟；甚至哈姆雷特[30]自己也会被时下的医生当作治疗“精神”及其地底下的喧闹声的良药。“难道人们耳边的嘈杂声还不够多么？”怀疑论者这么问道，他们是喜欢安静的朋友，差不多就成了保安警察：“这种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不’声太可怕了！可以闭嘴了，你们这些悲观的鼹鼠[31]！”怀疑论者这个娇儿太容易吓着，其良心受到的训练使得他一听到“不”字，甚至一听到斩钉截铁的“是”字就会哆嗦，仿佛被咬了一口似的。是！不！这二字在他看来有悖于道德；反过来说，他喜欢以高贵的内敛来彰显他的美德，比如他会用蒙田[32]的口吻说：“我知道什么？”或者像苏格拉底[33]那样：“我知道我一无所知。”或者“我不敢冒犯此地，这里没有大门向我敞开。”或者：[138]“即便大门一直开着，又何必急着要进去？”或者：“一切匆忙提出的假设有什么用呢？不作任何假设，这倒可能说明品味高尚。你们就非得立马把曲木扳直么？每个洞眼都得马上用粗麻絮塞满？就这么没时间么？难道不是时有其时？噢，你们这些好汉，就一点也等不及么？悬而未决者也有其魅力所在，连斯芬克斯也是个迷人的女妖塞壬[34]，而迷人的女妖塞壬也曾是哲人。”——怀疑论者就这么自我安慰；说真的，他也确实需要些许安慰，因为怀疑乃是某种复杂生理状态——人们通称为神经衰弱和病态——的最具精神性的表现；它总是出现在长期分离的种族或阶层突然和断然相交之时。新一代人的血液，仿佛继承了不同的标准和价值；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处于躁动、纷扰、怀疑和尝试之中：各种力量中的列强相互遏制，连各种美德也都竭力阻止对方成长和变强，灵肉身心之间失去平衡，缺少重心，垂直[35]稳定性没有保障。然而，这些混血儿身上病得最沉重、蜕化得最厉害的地方，却是他们的意志：他们再也不能独立自主地做决定，再也不会享受意欲如何时大无畏的快感，——他们怀疑“意志的自由”，即使在梦境中也是如此。我们今日的欧洲正在上演一场突如其来的闹剧，成了尝试将各阶层、从而将各种族混合在一起的舞台，因此起伏跌宕间充斥着怀疑。欧洲时而伴随着身手敏捷的怀疑，后者急躁而贪婪地从这根树丫跳到那根树丫；时而又脸色阴沉，宛如一朵满载问号的乌云，——常常对自己的意志厌烦得要死！意志瘫痪：今天哪儿见不到叫这名字的瘸子呀！而且经常穿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漂亮得让人心旌摇荡！这种病有不少最漂亮奢华的谎言外套，[139]今天招摇过市的“客观性”、“学术性”、“为艺术而艺术”[36]、“纯粹的无意志的认识”，其中绝大多数不过是梳妆打扮起来的怀疑和意志瘫痪罢了，——我愿意为对这种欧洲病做出的诊断负责。——这种意志病在欧洲分布不均：在文化早已扎根的地方，这病就最严重，症状最多样；而当“野蛮人”仍然——或者再度——在西方教化松松垮垮的大袍下据理力争时它就开始消失，争得越厉害，消失得越快。如此说来，今日法国的意志病最重，这一点理解起来易如反掌；法国善于将自己精神中灾难性的转折颠倒为有魅力的、蛊惑人心的东西，在这方面也一向以灵活机敏著称，今天作为一切怀疑魔术的培训机构和表演场所，确实证明了法国在欧洲文化中的压倒性地位。意志的力量，确切地说是持久要求自己有意志的意志，在德国已经抬头了，在德国北部比在德国中部更强一些；而在英国、西班牙、科西加岛则要强得多，在彼是迟钝的黏液，在此是顽固的脑壳，——更不要说意大利，它太年轻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意志何在，还先得证明自己能要求有意志——，但最强大、最惊人却是在那个其大无比的中间国，即欧洲仿佛向亚洲回流的地方：俄罗斯。在那儿，意志的力量被束之高阁，长期积聚；意志——不知是否定的意志还是肯定的意志——在那儿虎视眈眈地等待着，等着——借用一下今日物理学家的口头禅——释放。欧洲要脱离它最大的威胁，不能仅仅靠印度战争和卷入亚洲纠纷，而且还要靠内在的政权颠覆，帝国的四分五裂，尤其是引入那种荒唐的议会制，加上[140]每个人早餐时必须读报的义务。我这么说决非希望事实如此：发生相反的情况倒是更合我意，——我的意思是俄国的威胁与日俱增，欧洲必须决定也变得具有威胁，即获得一种意志，借助一个新的主宰全欧的框架，形成一种持之以恒、令人生畏的自身意志，可以跨越千年矢志不渝：——从而使欧洲长期以来小国割据各自为政的滑稽剧，使欧洲既要王权又要民主的四不像意志，获得最终的了结。小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下个世纪就会带来围绕全球统治权的争斗，——大政治[37]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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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战争时代——显然我们欧洲人已经迈入其中——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怀疑精神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我想暂时通过一个比喻加以表述，熟悉德国历史的人一听便懂。普鲁士国王，这位理所当然地对英俊魁梧的掷弹兵[38]情有独钟的君主，为一位军事天才和怀疑天才——其实也是为新型的、正在成功赶超上来的德国人——的横空出世创造了条件。在一点上，腓特烈大帝的那位可疑而乖戾的父亲[39]自己就具有天才的把握运气的能力：他知道德国当时缺什么，知道哪种缺陷比在教育和社会形态等方面的缺陷更让人揪心，更急需弥补，——他对儿子的反感出自一种深刻的本能的恐惧。缺少男人；他烦恼极了，总觉得儿子的男子汉气概不够。其实，[141]他弄错了；不过，在他这位子上，谁不会弄错呢？他看到儿子沉湎于充满睿智的法国人的无神论、“精神”[40]和无忧无虑享受生活的态度：——他在背景上看到了大吸血鬼，看到了“怀疑”这只蜘蛛，他感到一种无法缓解的痛苦，这痛苦属于一颗优柔寡断、无力行善也无力作恶的心，属于一种支离破碎的、不再发号施令也不能再发号施令的意志。但是现在，一种新的、更危险、更强硬的怀疑在他儿子心中油然而生——谁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恰恰受惠于父亲的恨，受惠于一种被孤立的意志所产生的凄凉的忧郁？——，这是一种充满男子汉大无畏气概的怀疑，与战争天才和占领天才息息相关，体现在伟大的腓特烈身上，成功地迈出征服德国的第一步。这种怀疑藐视一切，却又掠取一切；它埋葬一切，却又占为己有；它没有信仰，却又不因此丧失自我；它将危险的自由赋予了精神，却又一丝不苟地守护着心灵；这是德意志形式的怀疑，它作为一种继续发展的、上升到精神层次的腓特烈主义[41]，使欧洲在好长一段时间内臣服于德意志精神及其批判性、历史性的怀疑。伟大的德国语文学家以及历史批判家（若准确地细察，这些人也是从事破坏和瓦解的艺术家）具有刚强坚韧、不可战胜的男子汉品质，这使得德国在音乐和哲学领域尽管带有罗曼蒂克色彩，但逐渐确立了一个新的德国精神概念，其中男子汉的怀疑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毫无惧色的目光，披荆斩棘时伸出的勇敢而强悍的双手，抑或是面对危险的发现之旅、在荒凉可怕的天空下进行精神化的北极探险时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一个温血的、肤浅的人性论者在这种精神面前划十字也许是情有可原的：[142]米什莱[42]不无战栗地将这种精神称作“宿命的、反讽的、靡菲斯特般的精神”[43]。但如果人们愿意感同身受一下，这种对德意志精神中“男子汉气概”的敬畏是多么无与伦比，是这一气概将欧洲从“教条的沉睡”[44]中唤醒过来，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回想起以前的概念，即那当初必须由这一气概克服的概念，——就如同前不久，一个男性化的女人[45]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德国人当作软弱的、好心肠的、意志力匮乏的、具有诗人气质的傻瓜，推荐给感兴趣的欧洲。现在倒可以彻底理解拿破仑见到歌德时的惊讶之情了：他一语道出了数百年来人们对“德意志精神”的看法：“你们看哪，这才是个人！[46]”——这话的意思是：“这真是一个男人啊！而我原以为只是见个德国人！”[47]
210[48]
倘若在未来哲人的形象中有某一特征让人这样猜想，他们是否必定是——方才暗示的意义上的——怀疑者，那么这也只是对他们身上的某一点进行了描述——而不是对他们本身。他们同样有权称自己为批评家，而且肯定也能成为实验家。在我斗胆为他们起的这个名字中，已经明确地强调了尝试的活动和尝试的乐趣：我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作为全身心投入的批评家，喜欢在一种全新的、或许更广泛、或许更危险的意义上从事实验吗？他们非得怀着认知的激情，继续进行大胆和痛苦的尝试，超出一个民主世纪的娇柔趣味所能认可的程度？——毫无疑问：这些后来者不能没有那些严肃的、并非无虑的性格特点，正是这些性格特点使得批评家[143]有别于怀疑者，我指的是：对价值衡量抱有自信，有意识地运用成套方法，既圆滑又勇敢，特立独行而且敢于为自己负责！是的，他们承认自己喜欢说不，喜欢解剖，他们承认自己具备某种深思熟虑的残忍，懂得如何运刀自如，即使心口在滴血。他们会变得比讲究人道者所希望的更为强硬严酷（也许不总是仅对自己），他们不会与“真理”纠缠不休，从而以之“取悦”自己，或者以之“提升”和“激励”自己，——相反，他们不怎么相信恰恰真理能使人感受到这些快乐。这些严厉的人会笑，如果有人在他们面前说：“那种思想让我得到升华，它怎么可能不是真的呢？”或者：“那部作品让我身心愉悦：它怎么可能不是美的呢？”或者：“那位艺术家让我心胸开阔，他怎么可能不是伟大的呢？”——听到这类心醉神迷的、理想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赫尔墨芙罗狄托斯[49]的赞美，他们也许不仅想笑，而且还真要作呕；如果谁能尾随他们进入心灵的密室，就会发现他们并无意让“基督教的情感”和“古希腊罗马的趣味”甚至“现代的议会制”相互和解（如同在我们这个极为动荡、因而也极富修好意识的时代，哲人之间也出现的相互和解）。这些未来的哲人不仅会要求自己懂得批判的规矩，习惯于在精神领域保持纯粹和严谨，而且还可以如同展示自己特有的佩饰一样，将这些规矩和习惯公之于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愿因而称自己为批评家。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哲学蒙受的奇耻大辱，如今常有人宣布：“哲学本身就是批判和批判的科学——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种对哲学的评价，或许[144]能获得法国和德国所有实证主义者的掌声（——没准连康德听到这一评价，也会感到心情舒畅、滋味可口呢：你只要想一想他主要著作的标题[50]）；但尽管如此，我们新的哲人仍然会说：批评家是哲人的工具，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作为工具还远远不是哲人！柯尼斯堡的那个伟大的中国人[51]也只不过是个伟大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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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认为，把哲学工作者乃至所有搞科学的人同哲人混为一谈的事应该不再发生了，——恰恰是这里应严格奉行“各得其份”的原则，而不是给一些人太多，另一些人太少。也许教育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哲人，就有必要让他自己站上这层层阶梯，那里是他的仆人即从事哲学这项科学工作的人止步不前、也必须止步不前的地方。他本身必须曾是批评家、怀疑者、教条主义者、历史学家，此外还曾是诗人、收藏家、旅行者、猜谜者、道德家、先知者、“自由的精神”，几乎经历过一切，以便完成人性价值乃至价值感受的循环，动用各种各样的目光和良知，拥有从高处眺望四处的远方、从低处仰望每一个高峰、从一角环视广阔无垠的世界的能力。而这一切还只是完成他的任务的先决条件：这一任务本身有别的要求，它要求这个人创造价值。那些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高尚典范[52]的哲学工作者们，必须确定某种重大的价值判断的事实构成——也就是以前的价值确立、价值创造，后来这些占据了统治地位，一度被称为“真理”——，并言简意赅地以公式表达，或是在逻辑、政治（道德）领域，[145]或是在艺术领域。这些研究者的使命在于，使迄今为止发生的和珍视的一切变得一目了然、易于反思、看得见、摸得着，对所有冗长的，甚至是“时间”本身进行压缩并且克服整个过去：这真是一项浩瀚而美妙的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每种崇高的骄傲和坚韧的意志一定都能得到满足。然而，真正的哲人却是发令者和立法者：他们说“应该如此这般”，是他们确定人类走向何方，目的何在。与此同时，他们拥有所有哲学工作者和所有克服历史者所做的前期劳动的成果，——他们将创造的双手伸向未来，而所有现在发生的、过去发生的则是他们的手段，他们的工具，他们的锤子。他们的“认知”即创造，而这种创造就是立法，就是他们走向真理的意志——权力意志[53]。 ——今天有这种哲人么？过去有这种哲人么？难道不是必须要有这种哲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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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愈发感觉到，哲人作为明天和后天不可或缺的人物无时无刻不与他的今天发生着矛盾和冲撞，他必定是处在这种状态中：他的敌人每次都是今日的理想。迄今为止，所有这些人类杰出的推进者，这些被称为哲人的人，很少认为自己与智慧为友，更多的觉得自己是烦人的傻子和危险的问号，认识到他们的任务，他们艰巨的、不得已的、挥之不去的任务，最终也认识他们这一任务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成为他们时代的内疚的良知。正因为他们把刀子插入时代美德的胸口进行解剖，他们泄露了自己的秘密：[146]了解人类能够达到的新的伟大程度，开辟一条新的、人类从未走过的通往这种伟大的道路。每一次他们都揭露了多少虚伪、懒散、自我放纵、自暴自弃，多少谎言隐藏在同时代最受追捧的道德楷模之中，多少美德已然过时；每次他们都说：“我们必须到那儿去，到你们现在感到最不舒服的地方去”。“现代理念”的世界想把每个人都拘禁在某个墙角里和某个“专业”中，有鉴于此，一个哲人，如果今天还有哲人的话，就会被迫将人类的伟大以及“伟大”这个概念确定为广博和多样，确定为多样中的整体性：他甚至会据此来确定价值和等级，确定一个人能承担和接受多大和多少责任，确定一个人的责任能撑起多宽的一片天空。今天，时代的品味和美德削弱和淡化了意志，最合时宜的莫过于意志的薄弱了：也就是说，在哲人的理想中，正是意志的刚强，正是做出长期决定的果断和能力，必须成为“伟大”这一概念的一部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如在相反的时代里，相反的学说和愚蠢的、舍弃的、屈从的、无我的人性理想是理所当然的一样，比如16世纪[54]就是这样的相反的时代，它因其郁积已久的意志能量导致自我中心主义最疯狂的山洪暴发而深受其苦。在苏格拉底[55]的时代，那些全都本能衰退的人，那些保守的古雅典人，全都在自我放纵——听其言，貌似“为了幸福”；观其行，实是为了享受——，他们嘴边依旧挂着冠冕堂皇的老话，但其生活早就使他们失去了说这些话的资格，也许反讽[56]对心灵的伟大是必要的，那位老郎中兼老贱民的自信带着苏格拉底式的恶意，毫不留情地割伤自己的肉，也割伤“高贵者”的灵与肉，其眼神不言自明：[147]“你们别在我面前装蒜！在这里——我们是一样的！”今天颠倒了过来，在欧洲，只要像畜群一样随波逐流的，就可以获得和分配荣誉。如此一来，“权利的平等”可能很容易变为不公的平等，我想这样说：变为一种共同宣战，矛头直指所有稀有者、另类者、有特权者，矛头直指所有更高等的人、更高尚的心灵、更崇高的义务和责任，矛头直指创造性的雄壮力量和王者风范。如今，做一个高贵的人，希望为自己而活，能够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以及立志自力更生，这些都属于“伟大”这一概念的范畴；哲人在下面这段话里多少透露出了自己的理想：“如果谁能成为最寂寞、最内敛、最避世的人，成为置身于善恶彼岸的人，成为自己美德的主宰，成为意志的富豪，那么他就是最伟大的人；这一切本身就叫做伟大：既多样又完整、既宽广又饱满。”还想再问一句：在今天——有可能伟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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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哲人是什么呢？这点很难学到手，因为没法教给你：你得去“知道”，从经验中“知道”——或者你要有“不知道”的底气。如今谁都在侈谈连自己都不可能有经验的事情，这点在以哲人和哲学状况为题时，表现得最为充分，尤其糟糕：——了解和可以了解哲人和哲学状况的人寥若晨星，而且与此相关的流行说法全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什么有一种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并列现象：一边是大胆放纵的精神，像快板一样飞奔；一边是辩证推理的严谨和必然，行进中绝不失足，对大多数思想家和学者来说甚为陌生，因为这不在他们的经验范畴之内，所以，一旦有人想在他们面前就此发表意见，他们就觉得难以相信。[148]他们把任何必然性都想象成一种困境，想象成令人难堪的必须服从和迫不得已；而思考本身对他们来说则是漫长、犹豫的过程，几乎就是苦役，通常被认为是“值得高贵者流汗的”——而绝不是轻盈的、神性的，与翩翩起舞、放浪形骸搭不上一点边！“思考”，对一件事“认真对待”和“慎重考虑”——这两者对他们来说才是珠联璧合的：他们就只是这样“体验”的。艺术家对此可能有更敏锐的触角：他们太了解了，正是在他们不再“随心所欲”、将一切视为必然时，他们对自由、精美、全能的感觉，对创造性的确立、支配、塑造的感觉，才会达到巅峰，——简言之，必然性和“意志自由”就会在他们那儿融为一体。最后，心灵状态有等级之分，与之相应的是问题等级之分；最高级的问题会毫不留情地把所有胆敢靠近者打发回去，倘若他们不是先天具备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需的精神高度和精神力量的话。如果八面玲珑的世故头脑、老实巴交的机械师和经验论者，就像今天流行的那样，怀揣群氓的雄心硬往它身边挪，好像要冲进这座“宫中之宫”，那么这完全是徒劳之举！粗鄙的双脚还是永远不要踏上这样的地毯：对此，万物的原始法则早有安排；在这些急于入内的人面前，大门永远紧闭，哪怕他们撞得头破血流！要进入每个崇高的领域都必须要有天生的资格；说得明白点，必须是特意为此培育的种子：从事哲学的权利——从广义来看——只因出身才会拥有，祖先、“血统”在此至关重要。一个哲人的产生一定有很多前辈作了铺垫；他的诸多美德中的任何一种都必定经过单独的获取、呵护、遗传、吸收的过程，并且不仅是他思想中大胆、轻盈、柔和的步态和走势，[149]更重要的是承担重任的意愿以及君临天下的俯视，遗世独立，区分自己与芸芸众生的义务及德行，态度平和地保护和捍卫被误解者和遭诽谤者，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醉心于伟大的正义并加以实践，具备命令的艺术和意志的广度，双眸缓慢移动，很少艳羡，很少仰望，很少爱……
* * *
[1] ［Pütz版注］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法国作家，被认为是现代小说中社会现实主义的创始者。其主要作品《人间喜剧》由91部中、长篇小说组成，意在代表性地全面描述当时的社会百态，1829年后问世，1841年起扩充。文体特点为细致入微的社会环境描写和条分缕析的人物性格刻画。巴尔扎克认为不受拘束、具有破坏力的激情乃是对人的最大威胁，对人与社会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 ［Pütz版注］将伤口示人：montrer ses plaies（法语）。
[3] ［Pütz版注］闲适：otium[惬意、宁静、自由的时间]，古典艺术观和生活观的核心概念。闲适的幸福不在于无所事事，而在于脱离（职业）责任。
[4] ［Pütz版注］叔本华……的影响：叔本华参见第一章16节注释“叔本华”。在叔本华的时代，盛行从历史和遗传的角度把握世界的本质；对此叔本华展开了批判和论战。在他看来，人和历史只是不可转变的意志的“客观化”，世界的现状只是理念的偶然现象形式。
[5] ［Pütz版注］一股无名火发在黑格尔头上：叔本华（参见第一章16节注释“叔本华”）反对从费希特（参见第一章11节注释“德意志哲学”）到黑格尔（参见第八章244节注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运动，尤其对黑格尔竭尽侮辱之能事。1819年他向柏林大学申请执教资格，1820年获得授课机会时，展开了与黑格尔的直接竞争。他狂妄地将自己的上课时间和黑格尔的上课时间放在一起，不料等着他的是空无一人的教室，而黑格尔的课堂却被挤得水泄不通。叔本华对黑格尔的反复攻击除了辱骂还是辱骂，不可理喻的指责无以复加：他将黑格尔的哲学贬为“毒害头脑的黑格尔把戏”，称之为“文字垃圾”（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I，1，4）。当丹麦科学院间接地以他针对黑格尔的论战为由，拒绝把奖授予他的《关于道德基础的有奖征文》时，他立即指责该学院缺乏正常人的健康理智（参见《伦理学的两大基本问题》，1版前言）。
[6] ［Pütz版注］历史意义的……前瞻之美：前瞻一词源自拉丁文divinatorius[先见的，预知的]，历史意识是指人鉴于所处的历史关系实施有目的行为的天生能力。人可以本能地做到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重读历史，预知未来。
[7] ［Pütz版注］人性的，太人性的：暗指《人性的，太人性的》（参见第九章271节注释“人性、太人性的污秽”），尼采在书中批判形而上学，认为它是人类需求的受历史局限的表达，因而是堕落的表现。
[8] ［Pütz版注］赫拉克利特：Heraklit（公元前544-483）.来自爱菲斯的古希腊自然哲人和政治家，因思想深奥难解被称为“晦涩哲人”。当时第一批自然哲人主张静止的存在论，寻求一成不变的原物质。赫拉克利特则不同，他认为火是一切存在物的理性原则，是事物不断变化的表现。水、土、气由火发展而来。他关于对立生成的哲学将事物的流动（panta rhei，希腊语，意为“万物皆流”）视为世界特征，其核心话语成了几乎人尽皆知的谚语，如“战争是万物之父”，“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尼采在谈到德国音乐、尤其是瓦格纳的音乐时，对赫拉克利特予以高度赞扬（可参见《不合时宜的观察》）：“瓦格纳的音乐从整体上是一个世界的反映，正如那位伟大的爱菲斯哲人理解的那样，是来自争执的和谐，是正义和敌意的统一。”又如《悲剧出于音乐精神的诞生》中：“因为恰恰德国音乐是我们所有文化中唯一纯净、澄澈的火之精魂，始之于火，归之于火，一如伟大的来自爱菲斯的赫拉克利特所言：所有事物都在双重轨道上运行。”
[9] ［Pütz版注］柏拉图：参见序言注释“柏拉图主义”和第五章190节注释“在柏拉图的遗著中……苏格拉底思想”，第一章14节注释“柏拉图式思维方式”。
[10] ［Pütz版注］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约前495-前435），来自阿克拉噶斯的古希腊自然哲人、医生。他来自前苏格拉底学派，曾拒绝了为他准备的王冠。他的宗教思想旨在灵魂的转世轮回。据传他自己跳进了埃特纳火山口。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曾写过戏剧《恩培多克勒之死》，展现了这位和不信神的民众疏远了的哲人和诗人先知的内心冲突。
[11] ［Pütz版注］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1833-1921），哲人和国民经济学家，其哲学受实证主义影响，带有机械论特征。他从目的论的角度，即从预设目的出发，解释从有机物到道德直至精神的所有现象。他用以反对达尔文物竞天择说（参见第一章14节注释“达尔文主义者”）的理念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即一个消除了所有压迫和统治的社会。恩格斯（1820-1895）在《奥格·杜林先生对科学的颠覆》（1878），即所谓的《反杜林论》中抨击了他的这种理念。杜林的主要著作有《英雄人生观意义上的生活价值》（1865），《哲学批判史》（1869），《机械论普遍原则的批判史》（1873），《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逻辑与科学理论》（1878）。在自传《事物、生活和敌人》中，他自称是反犹主义真正的创始人（关于无政府主义参见第五章188节注释“无政府主义者们”）。
[12] ［Pütz版注］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843-1906），德国哲人。在其动态形而上学理论中，他试图吸收谢林（参见第一章11节注释“谢林”）无意识概念以及莱布尼茨（参见本章207节注释“莱布尼茨”）的个体性学说，借助现代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经验-归纳法，将黑格尔（参见第八章244节注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叔本华（参见第一章16节注释“叔本华”）意志概念结合起来。尼采以“调和主义者”一词（源自amalgamieren，“融合”）影射各种不同哲学元素的混合。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观察》第二部分（《历史对人生的利弊》，1874）中以讽刺的口吻声讨哈特曼和他过分强调历史性的做法。
[13] ［Pütz版注］只剩下“认识论”的哲学：转向认识论，这是近代哲学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局限或简约，因为它通过对主体认识形式和条件的反思发现：就上帝、世界、不朽和灵魂这些形而上学经典主题获得确实的理论知识，这其实远远超出了人类认识的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认识进行批判时说，其“功用”未尝不在于压缩和限制对理性的运用（参见《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2版，24页）。
[14] ［Pütz版注］存疑论和放弃说：“存疑论”一词源自希腊语Epéchein[拖延、迟疑]；从中引申出epoché[怀疑、放弃]。爱利斯的皮浪（Pyrrhon aus Elis，前360-前270）认为，人要放弃所有判断，因为事物是我们无法认识的。在这个含义上，这个词首先主要见于克吕西波（Chrysippos，前281/78-前208/05）、爱比克泰德（Epiktet，约50-138）、普鲁塔克（Plutarch，45-120，参见《道德小品》，1124）。在尼采看来，当代哲学陷入了对自身的怀疑，而不是确立尊重。
[15] ［Pütz版注］卡格里奥斯特罗：参见第五章194节注释“卡格里奥斯特罗和喀提林的所有高超艺术”。
[16] [译注]“捕鼠者”源自德国民间故事，1284年，哈默尔恩村来了一个捕鼠能手，村民答应他若能除去鼠患便有重酬。他吹起笛子，鼠群闻声随行，被诱至河中淹死。村民却食言。后来捕鼠者吹起笛子，孩子们闻声随行，被诱至一个山洞内困死。
[17] ［Pütz版注］耶稣会教义：参见序言注释“耶稣会”。
[18] ［Pütz版注］自我迷恋：Ipisissimosität，源自拉丁文ipse[自己]。
[19] ［Pütz版注］骷髅：Caput mortuum（拉丁文）。
[20] ［Pütz版注］壮举：un tour de force（法语）。
[21] ［Pütz版注］整体性追求：源自中世纪拉丁文totalis[完整的，全部范围]。
[22] ［Pütz版注］我几乎不轻视任何东西：Je ne méprise presque rien（法语）。
[23] ［Pütz版注］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哲人、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外交家。他的哲学试图结合中世纪神学和现代自然科学思想。主要著作除了《单子论》（1718；参见第一章12节注释“视为原子，视为单子”），还有《神正论》（1710）。在《神正论》中，莱布尼茨试图反驳对上帝作为万能者竟然允许邪恶存在的指责，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为肉体上的丑恶只是其必然有限性的结果，而道德上的邪恶却源自人类有限生命中被赋予的自由。
[24] ［Pütz版注］凯撒式的文化培育者和文化强人：尼采以这一措辞将把人类文化和历史与达尔文（参见第一章14节注释“达尔文主义者”）的进化论进行类比。进化论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通过在所谓选种过程中种族优良个体的结合进行繁衍。站在史学之镜面前，“客观的人”试图理解一切，将一切简约为客观性和相对性的整齐划一，从而成为促进各种生命力量之间稳定平衡的一员。他并不强行设置高标准，以符合种族培育的要求，后者在尼采看来是一个哲人应该做的。
[25] [译注]原文presque rien（法语），参见前相关注Je ne méprise presque rien[我几乎不轻视任何东西]。
[26] ［Pütz版注］顺带说一句：in parenthesi[在括号中，附注]，出自希腊语parenthesis[附加的东西，附注]。语言文体学上指独立于真正句子结构之外的部分。
[27] [KSA版注]参见第11卷34[67]Vs（W I 6） 初稿：我们的十九世纪在高度和深度上都显得是一个怀疑的世纪，即是一个延长和稀释了的十八世纪。几乎所有上点档次的学者和艺术家都是怀疑论者，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对自己和他人承认这一点。当然，作为一个说不的思维方式，悲观主义是个例外，人们可以将它归因于贪图安逸，而这是任何民主时代的特点。如果怀疑论者蜕化了，也就是变懒了，他就会成为悲观主义者。但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懂得为自己保留一份知识和良知自由的人，在今天不会说“不”，而是会说“我不敢冒犯此地”，或者“这里的大门开着，为什么急着要进去？为什么匆忙提出这些假设？为什么要把曲木弄圆？为什么要用些粗麻絮把洞眼填满？还是让我们稍等片刻吧：悬而未决者也有其魅力所在，连斯芬克斯也是个迷人的女妖塞壬”。怀疑论者就这么自我安慰。说真的，他也确实需要些许安慰，因为怀疑乃是某种复杂生理状态的表现，这种状态在种族或阶层大规模和突然相交之时形成。继承的来源不同的价值取向相互斗争，相互干扰对方的生长和变强，灵肉身心之间失去平衡，缺少重心，垂直稳定性没有保障。自然的这些混血尝试中分化和弱化最厉害的是意志；做决定的独立性和本原性不复存在。谁也不再能为自己担保。所以都像怕鬼似地对大大小小的责任怀有恐惧，所以都酷爱把自己的脑袋和良知塞进某个群体中去。但是，今天谁要是继承了一种发号施令的、无所畏惧的意志——这种例外偶尔也会发生——，谁就有比以前更大的希望获得统治地位。大多数人觉得心中没底，而这种状态正要求和呼唤着绝对的发号施令者。
[28] ［Pütz版注］虚无派：Nihilin，源自拉丁文nihil[虚无]。暗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革命运动（其最重要的鼓吹者是巴枯宁，参见第五章188节注释“无政府主义者们”）。他们通过把欧洲虚无主义——这在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1813-1883）那里，尤其在其长篇小说《父与子》里非常明显——批判传统价值和传统等级的倾向转换为社会政治行动，试图用暴力强行推翻现有社会秩序。虚无是一种否定的手段。
[29] ［Pütz版注］善良意志的悲观主义：Pessimismus bonae voluntatis（拉丁文）。悲观主义（源自拉丁文pessimum[最差的]）是一种与乐观主义（源自拉丁文optimum[最好的]）相反的哲学理论，注目于万物的消极方面。悲观主义是许多宗教的组成部分，比如基督教和佛教（参见第三章56节注释“佛陀”）。在哲学中，悲观主义主要以叔本华为代表（参见第一章16节注释“叔本华”）。“善良意志的悲观主义”这句话是对天使赞美的反讽，天使曾向田野里的牧羊人宣告救世主的诞生（参见拉丁文圣经译本《路加福音》2章14节）：Gloria in altissimis Deo，et in terra pax hominibus bonae vlountatis[天上的上帝尊荣高贵，地上的人们和平安宁，他们有善良意志]。
[30] ［Pütz版注］哈姆雷特：约1600年诞生的悲剧《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中的主人公，作者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5-1616）。悲剧的中心是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境况，他要担起被谋害的先父魂灵交给的复仇任务。尽管他立下誓言，但在关键时刻却犹豫了，深受道德顾虑的折磨。他的意识被怀疑左右，举棋不定，一方面是以对超验正义的信仰、以传统行动准则（报血仇）为支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批判的、解放的、要求个人为——腐朽透顶——的世界负责的生活态度。在这伦理行为的两难境地——如何消除邪恶，同时又不造成新的不公？——，在触手可及的死亡面前询问生命的意义，而且受困于对自我思考的怀疑，这使得哈姆雷特不可能有任何自发行动。
[31] ［Pütz版注］鼹鼠：尼采指其《朝霞》前言：“在这本书中能够找到一位‘地下工作者’，一个钻洞者、挖掘者和掩埋者。”（前言，1节）尼采在这里把自己比作一只“鼹鼠”，对哲学的起源刨根问底，“调查和挖动那古老的信任——我们哲人数千年来习惯了在这一信任的基础上，好比在坚实的地基上建造楼房，而且不厌其烦，尽管迄今为止建起的房子全都倒塌了：我开始掩埋我们对道德的信任。”（前言，2节）
[32] ［Pütz版注］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哲人、作家；他主要以“随笔”（《试笔》，1580年两卷，1588年三卷）著称，该作品被认为是法国后期人文主义最重要的例证，尤因其主观—反思，心理—自我分析的特征而产生巨大影响。蒙田沉思并非旨在得出某种结论，而是对思考过程本身极感兴趣，尝试通过不断变换的视角全方位地把握对象。道德哲学和生命哲学的主题与其说是教育人，不如说是启迪人，更多的进行诠释而不是分析。因而在蒙田“随笔”中思考的对象一直是作为认识主体“我”的人，而这必须在摸索中，在以不同对象考验自身思考力的过程中才能展现出来。此外，用提问来获取知识，也要以提问反观自身，从而探究知识的可能性和价值。蒙田的书名不仅暗示了自我观察的方法，而且也暗示了这一举动要求不高，“随笔”只是小心的尝试罢了。直到后来这个词才被用来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散文，它以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高要求的艺术手法和简明的表现形式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
[33] ［Pütz版注］苏格拉底……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在其自我辩护中解释自己被称为智者的原因时说道，只有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而其他所有他问过的人都表示自己知道，但却并不比他知道的多：“我好像就是在这点上稍微聪明一点……对不知道的东西，我不会假装知道。”（柏拉图《申辩》，21d）
[34] ［Pütz版注］连斯芬克斯也是个迷人的女妖塞壬：斯芬克斯（参见第一章1节注释“斯芬克斯”）和塞壬在此指几乎不可战胜的神怪形象，也许是指一种艺术家类型：在尼采看来，此类艺术家只是在物质方面要求不高，但在艺术中并通过其艺术追求神奇诱人的力量。塞壬系古希腊神话中的诱人的女巫，即使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参见第四章96节注释“奥德修斯告别瑙西卡”）也为其所惑。奥德修斯的同伴也被她变成了猪（参见荷马《奥德赛》X，页299及以下）。
[35] ［Pütz版注］垂直：源自拉丁文perpendiculum[铅垂]，处于垂直状态的。
[36] ［Pütz版注］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后来成为流行语，源自法国哲人、政治家库辛（Victor Cousin，1792-1867）1819年的哲学演讲集（1838年在巴黎出版）。作家戈蒂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在其长篇小说《莫班小姐》（1838）的预言中要求一种无目的、不受外在（政治、道德、宗教）动机影响、需要理解、遵循本身规律的艺术，它本身即目的，完全产生于美的理念。这种要求主要在文学作品（如在波德莱尔、福楼拜、王尔德、格奥尔格等的作品）中得以贯彻和发展，后来由于过分强调经常导致纯粹玩弄技艺的形式主义。
[37] ［Pütz版注］大政治：在后期著作，尤其在八十年代的遗著中，“大政治”成了尼采的纲领，用来反击为他所不齿的“欧洲诸王朝的利益政治”。这种利益政治将“敌对诸国的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视为原则甚至义务。对此，尼采奉行的原则是：“大政治要让生理学主宰所有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大政治要以“生命”是否充满了健康的力量来衡量所有思想和行动的等级高低（参见尼采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München 1980，页637）。与此形成惊人和鲜明反差的是另一种“大政治”的界定，使人想起柏拉图（在《王制》中）关于哲人王国的理念：“新型的哲人只能在与统治阶层的联系中诞生，作为统治阶层的最高精神化。”（同上，卷11，页533）唯心论和生理学的概念性的互通，是尼采后期著作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的突出特征。
[38] ［Pütz版注］魁梧的掷弹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喜欢挑选“大个子”当兵，伪装的招募者有时在邻国逼迫“大个子”服役。
[39] ［Pütz版注］腓特烈大帝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688-1740），普鲁士国王，以酷爱军队闻名，因而人称“士兵王”。他认识到，普鲁士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在列强面前站稳脚跟，因此，在他统治下的普鲁士国家呈现出一面倒的尚武倾向。他的义务意识受虔敬主义影响，他敦促军官和官吏无保留地履行义务，无条件地忠于国王，（有责任感、不问政治的）“普鲁士官吏”这种类型就这样诞生了。他主要在内政方面有所作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府组织集权化，以总理事务院为最高行政机构（1723）；废除等级特权，解放农民，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为普鲁士崛起，成为欧洲强国创造了前提条件。
[40] ［Pütz版注］睿智的法国人的“精神”：esprit[精神，机智]。弗里德里希二世或称腓特烈大帝，弗里德里希一世之子，有音乐天赋，对启蒙思想持开明态度，在精神层面上一生亲法。父亲对他的教育极为严厉，他不堪其苦，1730年出逃未成。帮助他出逃的卡特（Hans Hermann von Katte）被处决，他自己也被囚禁在城堡里，最后不得不屈服。在当王储的最后几年（1736-1740），他在莱茵斯贝格宫和志同道合者一起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他和伏尔泰友谊也在这里开始了。1740年5月31日执政后不久，他就把伏尔泰和其他法国启蒙运动著名代表人物请进了普鲁士科学院。
[41] ［Pütz版注］腓特烈主义：开明专制的重要代表之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基本思想立场。弗里德里希虽然坚持自己的乾纲独断、毫无限制的统治权力，却觉得自己作为“国家的第一位仆人”对民众福利负有责任，并在这一意义上进行祛除社会弊端的改革，取消了刑讯，开始向法制国家的方向努力，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建立了国立教育事业。他对各种教派的态度也体现出启蒙运动的宽容原则，完全放弃了君权神授的传统。他的立场介于人道理想主义和国家利益考量两者之间，但其作为君主的责任感却日益与一种往往玩世不恭的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和怀疑主义联系在一起。
[42] ［Pütz版注］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历史教授。他热情拥护民主制度，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反对教会权力，其历史著述带有倾向性，刻意追求效果的努力使他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1850年因积极参与政治被解除教授职位，1852年又因拒绝宣誓忠于宪法失去了国家档案馆历史部主任的职位。
[43] ［Pütz版注］宿命的、反讽的、靡菲斯特般的精神：cet esprit fataliste，ironique，méphistophélique，具体出处不详。
[44] ［Pütz版注］教条的沉睡：影射康德在致加尔弗（Christian Garve，1742-1798）的信中的语句。信中谈到，批判哲学的出发点不是研究上帝存在、灵魂不死等问题，而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参见1798年9月21日致Garve 的信，Akademie-Ausgabe，卷12，页254及以下）。
[45] ［Pütz版注］男性化的女人：影射人称“斯塔尔夫人”的法国女作家（Anne Louise Germaine Baronne de Staël-Holstein，1766-1817）。她于1803/1804年和1807年漫游德国，结识了歌德、席勒、维兰特、施莱格尔兄弟。这些接触给了她写作《论德意志》（1810年第1版被拿破仑下令销毁，后来有伦敦1813年版，德语译本1814年版）的灵感，她在书中认为，只有受基督教影响的北欧诸国有能力创造一种进步的新文学，因为它们从自己的历史（而不是从古希腊古罗马）获取文学素材。她关于诗的定义对法国浪漫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描述展现了一幅在法国一直被认可的德国理想景象，画面上全是沉浸在梦幻中的诗人和与尘世隔绝的思想家。在一些自传小说中，她——先于乔治桑（参见第七章233节注释“乔治桑‘先生’”）——主张妇女婚外情的权利（《黛尔菲娜》，1807），主张承认女性的精神创作（《柯丽娜》，1801））。
[46] ［Pütz版注］你们看哪，这才是个人！：Voilà un homme！；参见歌德《生平细节》，与拿破仑的谈话，1808年10月2日随笔：“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我，然后说：‘您才是个人！’我鞠了一躬。”（Weimarer Ausgabe[1]36：Goethes Werke. Herausgegeben im Auftrag der Groβherzogin Sophie von Sachsen，页271）拿破仑的名言可能影射彼拉多说耶稣的话：“你们看这个人！”（《约翰福音》19章5节）尼采在其同名著作《瞧这个人》中以这句话指自己。
[47] [KSA版注]他搞错了，关于怀疑的成见欺骗了他：作为像农夫（或者士兵）一样有局限性的人，他不知道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怀疑，一是软弱的怀疑，二是勇敢乃至自负的怀疑。他发现儿子热衷于法国人的无神论、“精神”和对审美的讲究时，想到的就是前一种怀疑，——或许，向这一方面翻转的危险确实不小。但是，后一种怀疑在此与迈出征服德国第一步的战争天才和占领天才息息相关，是一种新型的大无畏的男子汉气概，这种气概说到底要比强壮的四肢、魁梧的身材以及只是掷弹兵男子气概的一切意味着更多。属于这种勇敢的怀疑的，是德国此后在造就精神领袖和冒险家方面做出的上佳成绩；德国的主要影响，德国要归功于其批判家、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主要影响，离不开那些并非毫无危险的要素，即勇敢的怀疑的要素以及某种精神“军国主义”、“腓特烈主义”的要素。莱辛、赫尔德、康德、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尼布尔这些美好的大无畏一族，还有其它的勇敢者，属于[原文如此！]一种正在醒来的德国男子汉气概和男子汉风范的标志，这种气概和风范的生理学序幕是由腓特烈大帝的士兵们上演的；是的，这是逐渐生长壮大的新的一族的标志。后来，较老的德国人这种软弱和萎缩的类型（这种类型现在还有）继续存活下来，时不时还能占会儿上风（尤其是作为德意志浪漫派和德意志音乐）；其它国家经常不知所措，不知道该用哪把标尺来衡量“德国人”（——现在德国获得突如其来的成功，[或许]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不知所措和犹豫不决）。比如，几百年来国外对德国学者和“诗人”的想法——完全有道理的想法——，由见到歌德时不胜惊讶的拿破仑一语道破——对此人们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刻：“你们看哪，这才是个人！”——这话的意思是：“这真是一个男人啊！一个真正的男人！而我原以为只是见个德国诗人！”（Rs W I 5） 初稿
[48] [KSA版注]Vs（W I 6） ：将我们自己称为这样一群新的批评家和分析家，他们在最广义上运用实验的方法——这也许是一种可允许的虚伪，有些人可能试图说服我们去这样。我们认为，我们这样的人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具有这样一些特性，这些特性本身也许就能造就强大的批评家：[无畏]既圆滑又勇敢，特立独行而且敢于为自己负责，喜欢说不，喜欢解剖，运刀自如，“即使心口在滴血”。我们和批评家一样，都会很快作呕：尤其是面对那些心醉神迷的、理想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赫尔墨芙罗狄托斯的令人作呕之处；如果谁能尾随我们进入我们心灵的密室，就会发现我们并无意让基督教的情感和古希罗的趣味甚至现代的议会制相互和解（如同在我们这个极为动荡、因而也极富修好意识的世纪，所谓哲人之间也可能相互和解）。批判的规矩[如同上述，是我们注重的东西，是]在精神领域保持[一种]纯粹和严谨——对此，我们自己还在用另外的方式和糟糕的话语进行谈论——，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说“哲学本身就是科学和批判而已”，这并不是要让哲学蒙受奇耻大辱。当然，这种评价如今在德国和法国的所有实证主义者、现实哲人以及“科学的哲人”那里都极为盛行，没准连康德听到这一评价，也会感到心情舒畅、滋味可口呢。这些赞同批判和科学的人正是批评家和科学家，但本身不是哲人：即使柯尼斯堡的那个伟大的中国人，也只不过是个伟大的批评家。
[49] ［Pütz版注］赫尔墨芙罗狄托斯：Hermaphroditos，赫尔墨斯和阿弗洛狄忒的儿子，后来变成了雌雄同体；在转义上，赫尔墨芙罗狄托斯指阴阳人，两性人，首见于古希腊哲人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前372-前288）的《性格》。
[50] ［Pütz版注］康德……主要著作的标题：参见第一章5节注释“康德”。
[51] ［Pütz版注］柯尼斯堡的那个伟大的中国人：在尼采的语言里，“中国作风”和“中国人”指中庸和常人即自我贬低、为人谦虚的普通人。尼采认为“伟大的批判家”康德就是这样的人。与康德直接联系的还有《敌基督者》11章，其中谈到“柯尼斯堡的中国作风”，认为这代表了“生命衰亡，生命最终丧失了力量”。
[52] ［Pütz版注］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高尚典范：尼采指的是这两位哲人对体系性的诉求：建立一座封闭的思想大厦，在概念上涵盖全部现实领域（关于康德见第一章5节注释“康德”，关于黑格尔参见第八章244节注释“黑格尔”）。
[53] ［Pütz版注］走向真理的意志——权力意志：参见第一章1节注释“求真意志”以及《前言》，“生命”和“权力意志”及以下。
[54] ［Pütz版注］比如16世纪：通过16世纪盛行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思想，可以建立苏格拉底时代和16世纪之间的联系。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思想意味着对过去的古罗马和古希腊进行思考。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而言，古希腊是将一种博雅、道德、精神的文化教育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的生活的典范。古希腊的艺术、文学、哲学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约1350年至16世纪）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55] ［Pütz版注］苏格拉底：参见序言注释“苏格拉底……罪有应得”。
[56] ［Pütz版注］反讽：源自希腊文 eironeia[假装、托辞]；尤指可以回溯至苏格拉底的哲学立场。“苏格拉底的反讽”就是：知者佯装无知，所言非所思，似乎处于劣势，却通过提问使确实无知、但又不承认自己无知的人最后承认自己的无知，以此为构建可靠的知识打下基础。尼采一方面与相信理论和科学的苏格拉底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如同在此可以看出的那样——对思维中的这种有益的屈辱表示赞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所谓“助产术”旨在构建可靠的知识——即使只是知其无知。
[57] [KSA版注]Vs（W I 2） 初稿：有些问题具有贵族性，会把许多人从自己身边赶走。这使得它们和一些高等的、非常的、只有少数人才享有的状态相联系。无论是八面玲珑的世故头脑（如爱德华·冯·哈特曼）还是不那么玲珑的、老实巴交的经验论者（如欧根·杜林）来和这些问题打交道，其实都无所谓，他们的天性不许入内：大门紧闭，或者——人们会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