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论点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受到批评，即活动附属于其本身之外的结果。无论那一目标被认为是快乐、美德、完满，还是最终拯救的享受，它都从属于这一事实，即那些宣称有固定目的的道德理论家们，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存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却一致同意当前的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这一基本观念。相反，我们坚持认为，幸福、合理性、美德、完善都是当前行动的当前意义中的一部分。对于过去的记忆，对于现在的观察，对于未来的预见，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它们是对当前行动的解放，即对行动的丰富与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幸福在道德中之所以是根本的，仅仅是因为幸福不是被寻求的某种东西，而是现在已经获得的某种东西。即使是在痛苦与麻烦中，只要对我们与自然以及同胞的关系的认识解放并激起我们的行动，我们就获得了幸福。合理性是必然的，因为就是对这种连续性的感知，把行动从其当下性与孤立性带入与过去和未来的关联之中。
也许，这种批评与主张会一直继续下去，它们或许已经引起了读者的反应。读者也许很容易承认，正统理论是有偏见的，它为了未来的利益而牺牲现在，把现在解释为只不过是一种繁重的责任或者为了未来的收益而被忍受的牺牲。但是，他也许会反驳：为什么要走向相反的极端而把未来当作不过是当前意义的一种手段呢？为什么要轻视预见与努力塑造未来，调节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力量呢？这样一种学说的结果难道不是削弱了使未来优于当前的努力之发挥吗？对未来的控制也许在程度上是非常有限的，但因此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应当小心地珍惜任何鼓励与支持朝向那一目标的努力。实际上，有人会认为，不重视这种可能性，会减少进步所依赖的谨慎与努力。
就控制未来的困难以及它可达到的适中程度的精确比照而言，控制未来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上，任何使这种控制弱于其实际上所是的倾向，都是向琐屑与怠惰的倒退。但是，在作为结果的未来提高与作为直接目标的未来提高之间是有差别的。使它成为一个目标，就是抛弃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可靠的手段，即不去关注在当前情形中对当前资源的充分运用。预测未来的条件，以及为了使这种预测成为明智的而科学地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确是必要的。在理智上集中关注未来、关切对所有做得好的事务的特征进行估计的范围与精确性，自然会给人以其有效目的就是控制未来的印象。但是，关于未来发生的事件的思想，是我们能判断当前的唯一方式，也是评价它的意义的唯一方式。如果没有这种预测，就不能有管理当前的能量和克服当前的障碍物的设想与计划。有意使现在附属于未来，就是把比较可靠之物附属于不可靠之物，把资源兑换为债务，把处于控制中的事物依附于相对而言不能控制之物。
未来将出现的控制的数量，是不在掌控之中的。但证明是可行的控制之数量，只有在对当前的手段和障碍进行可能是最好的管理时，才会自然增长。使理智全神贯注于未来，就是有效地处理当前问题的方式。它是一种方式，而不是一个目标。根据最有希望的看法，研究和计划与其所导致的外在控制的增加相比，更重要的是它们为当前的活动注入丰富的内容。这种学说在趋向上并不是消极的。如除了增加生活的内在意义，外在控制的增加有什么意义呢？被预见到的未来，是一个在某一时间将成为现在的未来。那一现在的价值也将延迟到未来的一个日期，如此以至于无穷吗？或者，如果我们正在努力达到的未来利益将在未来成为现在时在实际上得以实现的话，那么，这个现在的利益难道不是同样宝贵的吗？再者，对于改变未来，除了关注当前各种可能性以外，还有什么明智的方法吗？为了未来而草率地对待现在，只会使未来更加不容易把握。这种做法也增加了干扰未来事件的概率。
以这种形式所作的评论，似乎太像是对现在与未来的概念的逻辑伪造而不能令人信服。建造房屋就是理智活动的一个典型例子。它是由计划和设计所指引的一种活动。这种计划本身是以对未来用途的预见为基础的；这种预见反过来，又依赖于对过去经验和现在状况的系统考察，依赖于对以前居住在房屋里的经验的回忆，以及对现在的材料、价格和资源等等的熟悉。目前，如果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使现在从属于未来的规范的合法个案的话，那就是在像这样的例子中找到的。因为通常一个人建造房屋是为了舒适与安全，是为了给未来的生活提供“控制”，而不仅仅是为了建造的乐趣——或者烦恼。如果在这样的事例中，通过考察表明，理智对过去与未来的关注最终是为了指引现在的活动，并赋予其意义，那么，这一结论也可以被其他事例所支持。
我们要注意，当前的活动是唯一真正处于控制中的活动。这个人也许在房屋建成之前死亡，或者他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或者他需要移居到另一个地方，如果他试图为所有的偶然情况都作好准备，他就决不会去做任何事情；如果这些偶然情况过多地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也不可能做好现在的计划与执行。他越是思考这座房屋未来的可能用途，就越能做好当前的建筑活动。对诸如可能出现的未来生活的控制，完全依赖于他认真而忠实地把现在的活动看作是一个目的而非一种手段。一个人正竭尽全力地做好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在人们形成充分运用理智来指导现在的行动这一习惯之前，决不会清楚对未来偶然性的控制有多大的可能性。在目前情况下，人们为了未来的“目的”而习惯性地轻视现在的行动，以至于一直没有揭示出这一事实，即估计减少未来偶然事件的可能性程度。一个人正在做的事情，既限制了他的直接控制，也限制了他的责任。我们决不能把建造行为与建造好的房屋相混淆，后者是手段，而不是实现。但是，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它成了现在的而不是未来的新活动中的一部分。生活是连续不断的。建造行为会及时让位于与居住相关的行为。然而，无论在什么地方，活动的利益、实现与意义都位于现在之中，而这只有通过判断与它们相关联的现存条件才得以可能。
如果我们寻求一个更大规模的例证，教育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肯的例子。正如教育在传统中所做的那样，它鲜明地展示了活生生的现在从属于遥远而不可靠的未来。预备和准备是教育的主旨。然而，实际的结果是缺乏足够的准备，缺乏理智的适应。所谓对未来的高扬，实际上成了一种对传统的盲目遵循，成了单凭经验而一天天胡混的借口；或者，就像在一些被称作工业教育的计划中那样，成了一个阶级共同体以牺牲另一个阶级来确保它的未来而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努力。如果教育是作为最充分地运用现在的资源、释放并引导现在迫切需要的能力的过程来实施的，那么，不言而喻，青年人生活的意义将比现在更为丰富。由此也可以推论出：理智将不断地忙于研究一切力量的显示、一切障碍与歪曲、一切彰显出当前能力的过去成果，并且忙于预测现在起作用的冲动与习惯的未来进程——不是为了使后者居于次要地位，而是为了理智地对待它们。因而，对那一可能的未来的任何巩固与扩展都将会达到——然而，令人沮丧的是现在无法达到。
在我们工业活动的主导性质中，可以找到一个更为复杂的事例。我们可以武断地宣称，在生产与消费——即实际的圆满与实现——的分离中，可以找到邪恶的根源。生产与消费关系的一个常规事例就是食物的获取。消耗了食物，然后产生体力，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理智所区分的维度上的或方向上的差别。实际上，这只是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更加可以利用的——更为重要的形式而已。艺术家、运动员和科学探索者的活动证明了同样的平衡。活动应当是生产性的，这就是说，活动应当影响到未来，应当导致对未来的控制。但是，就生产性行动本质上是有创造性的而言，它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参考未来的产品与未来的快乐，只不过是增强对内在意义进行感知的一种方式罢了。一位喜欢自己作品的、有技能的工匠，知道他正在制作的东西是为了将来的运用。从外部来看，他的行动是一种贴上专门性的“生产”标签的行动。这似乎证明现在的活动从属于遥远的目的；但从实际上、道德上和心理上看，对生产出来的物品效用的感知，由于是能力的当前运用，是鉴赏力与技能的自由发挥，以及是现在完成了的某物，这种感知就成了当前行动意义中的一个因素。一旦把生产与直接的满足分离开来，它就变成了“劳动”、苦役和人们不太情愿去执行的任务。
然而，现代经济生活的整个趋向一直假定：只要是大量而强烈地关注生产，消费就会照顾其自身。疯狂地加速制造事物；而且，所有机械装置都会被用来增大这个毫无知觉的巨物，其结果是大多数工人在工作中得不到补偿，心灵得不到更新与发展，也得不到满足。他们进行劳动，以获得达到后来满足的唯一手段。这种满足的手段一旦被获得，就会反过来与生产相分离，并且变成一种乏味的体力上的事务，或者一种对被否定的正常利益的感官补偿。与此同时，把生产与消费、与现在的丰富生活相分离所导致的愚昧，通过经济危机，通过失业期与实习、工作或“生产过剩”时期的交替发生而表现出来。排除了实现的生产就纯粹成了一种数量上的事情，因为特性和质量是一种现在意义上的事情。审美的要素被排除在外，机械的要素就成了主宰。生产没有了标准；如果一件东西能被快速地或大量地制造，那么，它就比另一件东西更好。闲暇不是处于工作中心灵的滋补品，也不是一种消遣；它是一种为了娱乐、刺激和炫耀的狂热的匆忙，否则，除了一种迟钝的呆滞以外就没有闲暇了。对于一些人来说，因单调而引起的疲劳，以及对其他人来说因过度紧张地保持步调而导致的疲劳，都是不可避免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生产与消费的分离、手段与目的的分离是阶级分化最深刻的根源。那些确定生产“目的”的人是统治阶级，而那些从事孤立的生产活动的人则是被统治的阶级。但是，如果后者受到压迫，那么，前者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的消费是偶然的夸耀与挥霍，而不是活动的正常完成或实现。他们的余生则是在保持机器不断加速运转这种奴役之中度过的。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就在那些通过必然性而被迫进行生产性劳动的人和那些有特权的消费者们之间产生了。这种因生产与被无视的消费相分离而导致的对生产的夸大，是如此地受到关注，以至于甚至像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者那样所谓的改革者们宣称，整个社会难题都集中在生产上。由于手段与目的的这种分离意味着把手段树立为目的，所以，出现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毫不为奇。这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就正在讨论的这种分离是存在着的而言，它是一种对事实的记录。因为只有在作为心灵与身体的补偿、发展与更新的满足与消费中，才能找到可实行的理想主义。在涉及面广泛而本身意义重大的活动中，也就是说，在消费这一点上，才能找到社会利益的和谐。[1]但是，强迫生产排除了消费，就导致了可怕的信念，即阶级斗争的内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对社会进步之实现的障碍物的一种记录。然而，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也正确地看到了最流行的经济活动的特征。
因而，经济活动史也例证了当前的活动与未来的“目的”彼此分离的道德后果。它也体现了这一难题的困难之所在——由它强加给思想与善良意志的重负。因为，所谓的理想主义者与头脑冷静的唯物主义者或“注重实际”的人曾经共同合谋维系了这种情形。“理想主义者”设定为理想的，不是现在的丰富意义，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因此，现在就被抽空了意义，它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外在工具、一种由于我们与有意义的有效满足之间的距离而导致的邪恶必然性。在当前活动中的欣赏、喜乐与平静，都是可疑的。它们被看作是消遣、诱惑与无价值的放松。于是，由于人性必定有当前的实现，所以对这个理想的伤感式与浪漫式的享受就成了明智而有回报的活动的一种代替物。事实上，这个乌托邦是无法实现的；但它可以在幻想中被运用，并作为一种镇痛药来减弱对终究要忍受的悲惨状况的感觉。某种使现在进入遥远而至高的极乐境界的密钥就被找到了，这正像福音主义者享受到那些同伴凡人无法获得的一种自满而至高的拯救感一样。因而，对当前实现和满足的正常需求，以反常的方式得到了满足。
与此同时，注重实践的人去工作，他想要的是某种确定的、可触及的和大概能够获得的东西。他正在寻求“一个好东西”，正如普通人正在寻求一种“快乐时光”，即那种对本质上有意义的活动的自然嘲讽一样。然而，他的活动是不切实际的。他正在从能够找到满足的地方以外的某个地方寻求满足。在他对未来的好东西的乌托邦式寻求中，他忽视了唯一能够发现好东西的地方。由于他把当前的活动作为一种纯粹的工具，使它变得空无意义。当未来来临时，它最终只不过是另一个被贬低的现在而已。根据习惯和定义，未来仍然是达到某种尚未来临之物的手段。而人性必定要使其要求得到满足，因而，纵欲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依靠。通常，人们都会想出一种折中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一个人在工作时间里就会接受为某一未来结果而活动的哲学；而在偶尔闲暇的时间里，就通过习俗所认可的渠道去享受“精神性的”祝福与“理想性的”优雅。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的难题因而得以解决。这种情形例证了手段与目的相分离的具体意义，而这种分离又是理论与实践、理智与习惯、预见与当前冲动相分离的理智反映。道德学家们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表明，当意欲、冲动不顾后果和理性而被放纵时将会怎样。但是，他们大多忽视了，一种认为理想和利益不是当前冲动与习惯的组成部分的理智所导致的相应的缺陷。这种理性的生活已经被专门化、浪漫化或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这种情形体现了实现理智在行为中的地位这一难题之重要性。
然而，我们对理智在行为中的地位所作的全部解释，都被指控为其本身就是一种浪漫式的、补偿性的理想化。心灵的历史是一种理智的记录，它在事情发生之后多少有些不准确地记录下所发生的事情。需要有预见性和指引性的心灵进行干预的这一危机，因注意力集中于偶然事件与不相关的事物而被忽略了。理智的工作是事后（post mortem）的工作。人们将指出，社会科学的兴起已经增加了对所发生事情进行记载的次数。社会的事后剖析比通常所发生的事情要多得多。但是，无偏见的心灵将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讨论、分析与描述在改变事件的进程中是无能的。事件的进程毫不理会人们的注意力而走着自己的路。认为事物的这种状况并没有表明理智的无能，而是表明了人们所认为的科学并不是科学，这是一种太过轻率的回答，因而不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必须求助于一些具体的事实，或者在形成学说的同时就舍弃它。
技术性的事务证明，探究、描述与分析的工作并不总是无效的。“全国性”的烟草连锁商店的发展，管理良好的全国电话系统的发展，以及电灯工厂业务的扩展，都证明了对计划的研究、反思与制订在一些情况下的确决定了事件的进程这一事实。这一结果在工程管理与全国性的商业扩张中都可以看到。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潜能被限制在那些与更大的人类事务相区别而被称为技术性的事务中。但是，就像我们应当做的那样，如果我们寻求“技术”的定义，除了一种以循环的方式进行定义外，即那些在其中观察、分析和理智的组织都是决定性因素的事务，就是技术性的事务，几乎不能找到任何定义。我们更为广泛的社会兴趣与那些理智在其中是指引性因素的兴趣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在社会兴趣中，科学必定总是一位在问题解决之后才出场的迟到的来客，这个信念就是所得出的结论吗？回答是否定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在重要的经济事务、政治事务与国际事务中，我们还尚未拥有技术。条件的复杂性，使得技术发展道路上的困难变得更为艰巨。可以想象，这些困难永远都不能被克服。但是，我们需要在发展出一种使理智成为一个居中调停的伙伴的技术和由事故、浪费与痛苦所支配的连续性之间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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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谢莫里斯·威廉（Maurice William）所著的《历史的社会解释》（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