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至少是同情否定性观点，即同情批判性地看待已经提出的这种理论的批评家们，认为这种理论过度地强调了理智。他们发现，这一理论是唯理智论的和冷酷的。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改变欲望、热爱、渴望和赞美，行动才会发生改变。一种新的情感，一种被改变了的鉴赏力，才会使行动产生出一种对生命的重新评价，并坚持要去实现它。而一种精巧的理智至多不过是想出了达到旧的习惯性目的的更好方式而已。事实上，如果理智没有冻结慷慨欲望的热情、没有麻痹创造性努力的话，我们就是幸运的。理智是批判性的和不生产的，而欲望却是能生产的。在理智不动感情的态度中，它远离了人性及其需要。它在需要同情的地方，培养了超然的态度。当拯救就是解放欲望时，理智培育了沉思。理智是分析性的，它把事物分解为部分；它的媒介就是解剖刀与试管。而情感则是综合的和统一的。这一论点为更清楚地表明愿望与思想在形成已经论及的目的中各自所担负的职责，提供了一个机会。
首先，我们必须对欲望进行独立分析。通常，我们是按照欲望的对象来描述欲望的，这些对象意味着在想象中作为欲望目标的东西。由于这个对象是高贵的或卑鄙的，我们认为欲望也是如此。无论如何，情绪出现了，并聚集在这一对象的周围。这在直接的经验中如此明显，以至于情绪在传统的欲望心理学理论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在阻止十足的自我欺骗或防止外在环境干扰时，根据这种理论，就会认为欲望的结果或归宿与有意识欲求的视域中的目的或对象相似。然而，正如对思虑的分析所表明的，这并不是事实。当我说欲望的实际结果在种类上不同于欲望有意识地朝向的对象时，并不是在重复对人的易错性与虚弱性的古老抱怨；因为，由于这种易错性与虚弱性，人的希望在其实现过程中就会受到阻碍与歪曲。这一区别是不同维度上的区别，而不是程度或数量上的区别。
与路上的广告牌和它所指向并介绍给旅行者的加油站之间的相似性相比，所欲求的对象与欲望的实现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更大。欲望是活的生物前进的驱动力。当这种生命的推动力和内驱力没有遇到阻碍时，就没有我们称之为欲望的东西，有的只是生命活动。但是，当障碍物出现时，活动就会被驱散和分裂，结果就出现了欲望。向前奔流的活动，冲破了堵塞它的障碍物。于是，这个在思想中把自身显现为欲望的目标的“对象”，就是这个环境中的对象；如果它呈现的话，它就会使活动重新统一起来，并恢复其不间断的统一。欲望的这个视域中的目的就是那个对象，如果它呈现出来，它就会把现在是分裂的和冲突的活动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已经被分离的火车车厢的挂钩和一列正在前行的完整的火车之间的相似性比，这并不更像欲望的实际目的，或所达到的作为结果的状态。然而，如果没有挂钩，这列火车就不能前进。
这种观点似乎与常识相违背，所运用的这一例证的相关性将会被否定。没有人会欲求他所看见的这个广告牌，他所欲求的是这个加油站，即这个客观而未显明的东西。然而，他确实是这样想的吗？或者，是不是这个加油站只是一种手段，而通过这种手段，一组分裂的活动重新统一或协调起来？所欲求之物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是为了它自身，或者由于它是有效调节一整套潜在习惯的手段呢？当常识对通常关于欲望的目的的命题作出反应时，它也对这一命题作出了反应，即人们不是为了对象本身，而仅仅是为了能够从这个对象中获得某物才欲求这个对象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快乐是欲望的真实目标这一理论，使其自身具有了吸引力。这一理论指出，人们真正想要的既不是物质对象，甚至也不是对它的占有；它们不过是达到某种个人的与经验性的事物之手段而已。因此，有人认为，它们是达到快乐的手段。当前，这个假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选择：它认为，它们是清除妨碍活动成为一个前进而统一的系统的障碍物之手段。我们很容易看出，一个目标为什么会显得如此突出，以及情绪的起伏与压力为什么会聚集在这一目标的周围并把它高高置于意识层面上的原因。这个目标是（或被认为将是）这种情形中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并能够紧紧抓住这一目标，就会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它就像一个被宣告有罪的人所等待的写有暂缓处决命令的那张纸一样，因为生命的结局就取决于它。这个所欲求的对象决不是欲望的目的或目标，而是那一目的的先决条件。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将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所欲求的对象上，而不会去梦想那些如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将仅仅作为梦想的最终结果；但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就会跟随它们的自然进程，因为它变成了这一活动系统中的一个因素。所以，真理就在欲望的各种所谓悖论之中。如果快乐或完满是欲望的真正目的，那么，实现它们的方式就不是去思考它们，这仍然是真的。因为思考的对象与达到的对象存在于不同的维度之中。
除了视域中的对象或快乐是欲望的目的这种通俗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种不太通俗的理论，它认为寂静是欲望的实际结果或真正的终点。这种理论在佛教中找到了它最完全而实际的表达。它比其他任何观念都更接近于心理事实，但仅仅是从否定的方面来审视所获得的结果。所达到的目的使冲突得以平静，并消除了随着被分裂和被阻碍的活动而来的不适。欲望所特有的不安和骚动就被消解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一些人求助于麻醉剂与镇痛药。如果寂静是目的并能够永恒化，那这种清除令人不快的不安之方式就会像这种客观努力的方式一样，是一条令人满意的出路。但实际上，被满足的欲望并没有无条件地导致寂静，而是导致了那种标志着统一活动恢复的寂静：在各种习惯与本能之中没有内部冲突。活动的平衡而非寂静，才是被满足的欲望的实际结果。这是从积极的角度而不是从相对的和否定的角度所说的结果。
欲望中想到的对象与达到的结果在维度上的不同，就是对那些自我欺骗的解释，而心理分析非常有说服力地使我们彻底了解了这些自我欺骗，但对它们的解释详细得有些累赘。想到的对象与结果从未达成一致。在这一事实中，没有自欺。当得到满足的复仇的实际结果在思想中被想象为对正义的善良之渴望时，实际上会怎样呢？或者，当社会赞誉所激起的虚荣心被伪装成纯粹对学问的热爱时，实际上会怎样呢？麻烦之处在于一个人拒绝注意结果的性质，而不是欲望的对象与结果之间无法避免的不同。诚实而完整的心灵专注于这一结果，察看它真实所是的样子。因为没有尽头的条件就是唯一的终点。既然它存在于时间之中，那么，它就具有前因与后果。当它完成之时，也是一种具有因果潜能的力量。它不仅是开端，而且是终点。
自我欺骗的根源仅仅是从一个方向来看待结果——作为对已经逝去之物的一种满足而忽视了这一事实，即所达到的是一种习惯的状态，这些习惯将在行动中继续存在，并且将决定未来的结果。欲望的结果是新行为的开端，因而也是它的预兆。得以满足的复仇，也许觉得正义得到了维护；学问的声望，也许觉得一种客观的观点得到了扩展和更正。但是，由于不同的本能与习惯已经成为它们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即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相异的。道德判断的功能就是去检验这种相异性。另外，在这里，我们能够立即认识自己的这种信念，对道德科学来说是灾难性的，就像自然知识的相应观念对自然科学来说是灾难性的一样。道德判断中，可憎的“主观性”是由于这一事实所致，即这种直接的或审美的性质不断膨胀，并取代了赋予活动以道德性质的积极潜能的观念。
我们所有的人天生都是自负自满的小孩杰克·霍纳[1]。在我们插手并收手后，如果有好事来临的话，就会把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归因于个人的美德。在获得这种好事后，就很难区分获得与达到、获得之物与实现之物了。杰克·霍纳付出某种努力；而且在结果与努力之间总是或多或少有些不相称，因为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依赖环境的支持或反对。于是，令人满意的好事为什么不以回顾的方式显示此前发生的事情并被看作是美德的记号呢？英雄与领导者就是以这种方式建构出来的。这就是对成功的崇拜。崇拜成功的邪恶之处，恰恰是我们一直在处理的邪恶之处。“成功”决不仅仅是结局或终点，还有其他事物紧随其后，而且这些后续的事物被它的本性，即成为它的组成部分的、持存的习惯与冲动所影响。当这个成功的人取得成功时，这个世界并没有停止；他也没有停止，而且他所获得的成功以及他对待那种成功的态度成为后来出现的事物中的一个因素。由于一种奇怪的转换，极端实际的（ultra-practical）人的成功从心理学来说，就像极端审美的（ultra-esthetic）人的纯洁的快乐一样，他们都忽视了每一种经验状态所承载的最终结果。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喜欢当前的快乐，但在把快乐转化为对美德的信仰之前，有足够的理由去考察被喜爱之物中的客观因素。换言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培养另一种快乐，即这种考察被喜爱的对象的巨大生产潜力的习惯所带来的快乐。
因而，对欲望的分析表明这些以理智为代价而夸大欲望的理论所犯下的错误。冲动是首要的，理智是次要的，而且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派生的。我们不应当无视这一事实。但是，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会抬高理智的地位。因为思想不是按照冲动的命令去做事的奴隶。冲动并不知道它在寻求什么；它不能颁布命令，即使它想这样做也无法做到。它盲目地冲入偶然发现的任何入口之中。任何消耗在冲动上的东西都会满足冲动的要求。对冲动而言，一种发泄渠道就像另一种发泄渠道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冲动的怪异与放纵，是古典道德理论家们的陈旧主题；尽管他们在强迫放弃冲动而支持理性时指向了错误的道德，但他们对冲动特征的描述并不完全是错误的。理智在服务于冲动时不得不做的在于，不是作为冲动的顺从的奴仆而是作为它的阐明者和解放者来行动的。而且，只有通过研究条件与原因，研究各种最大可能性的欲望的作用与后果以及欲望的结合，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理智把欲望转变为计划，即转变为以收集事实为基础的系统计划，按照事实发生时的样子来描述它们，并关注和分析这些事实。
没有什么东西像冲动一样容易被愚弄，并且没有任何人像被强烈的情绪所支配的人那样容易上当受骗。因此，人的理想主义很容易化为乌有。慷慨的冲动（generous impulses）就会被唤起；对不可思议的未来，会有一种模糊的期望和强烈的希望。旧的事物会迅速消逝，而新天地将会诞生。但是，冲动毁灭了自身。情绪不可能完全保持在它的高潮之中。当行动遇到障碍物时，它会使其自身无效。或者，如果行动由于运气而获得暂时性的成功，那么，它就会极度兴奋，并且为胜利而自鸣得意，尽管在途中可能会遇到突然的失败。与此同时，其他没有因冲动而失去理智的人们，则运用已经确立的习惯和操纵这些习惯的精明而冷静的理智。结果就是由洞察力与狡猾所指引的、比较卑鄙的欲望战胜了仍不知其路途的高尚欲望。
世界上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人已经发展出一种规范技术来对付危及他那至高无上的理想主义式的爆发。他的目标并不高，但他知道要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他对条件的认识是狭隘的，但在其限度之内是有效的。他的预见被限制在与个人的成功相关的结果之中，但它是明晰而清楚的。他可以毫不困难地草拟出其他人的理想主义式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具有模糊的热情，以及对它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之方式的朦胧感知。由情绪化的理想主义所激起的能量，会进入物质主义的储藏室中，而这个储藏室是由那些没有使他们的心灵屈服于情操的人所提供的。
以思想为代价来赞美情感与渴望，是浪漫式乐观主义的残留物。这种乐观主义假定，在自然的冲动与自然的对象之间有一种事先已确立起来的和谐。只有这样一种和谐，才能证明这种信念的合理性，即高尚的情感将找到由它自己的纯粹高贵性质显示的发泄方式。具有文学气质的人容易犯这种错误，如同理智型的专家容易犯相反的错误一样，而这些专家认为，排除了冲动与习惯的力量的理论活动能够推动事情向前发展。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容易受到想象力的影响，就像语词易受想象力的影响一样；并且认为，情绪能够创造事件，仿佛这些事件是抒情诗的素材一样。但是，如果环境中的对象不过像诗歌艺术中的素材一样是易变的，人们就决不会被迫求助于以语词为媒介的创造。我们之所以在想象中进行理想化，是因为实际中的理想化受到了阻碍。尽管实际中的理想化必须以由高尚冲动的释放而激起的想象的理想化作为开端，但只有当观察、记忆与预见这些艰苦努力把想象的景象与组织好的习惯的效能结合起来时，想象的理想化才能被实现。
有时候，欲望并不意味着纯粹的冲动，而意味着有目标感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欲望与思想不可能是相反对立的，因为欲望在其自身之中包括了思想。现在的问题是思想所起的作用达到了何种程度？它对其所指向的对象的认知有多充分？因为这种动力也许是由所愿望的希望，而不是由对条件的研究构建起来的模糊预感；它也许是一种情绪的放纵，而不是一种建立于由准确的探究发现的现实性基石上的可靠计划。如果没有冲动的阻碍，就不会有思想。但是，这种障碍物也许不过是加速了冲动向前盲目的奔流；或者，它也许把冲动前进的力量转变为对现存条件的观察，以及对其未来后果的预测。这条回转的漫长道路就是欲望的捷径。
没有任何道德问题比此处所概述的问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从历史上来说，抨击那些轻率地谈论科学与理智的人，以及那些把它们的道德意义限制在为实现由情感产生的目的提供附带帮助的人，是有意义的。思想往往专注于遥远而单独的追求，或者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被用来设计“成功”的工具。理智往往成为一种为事物“现在的样子”，即为有益于权力阶级的风俗进行系统辩护的工具，要不就成为一条通往一种有趣的、像其他人积累金钱一样来积累事实与观念的职业之道路，尽管它以其理想化的性质而自豪。有时候，影响所有人的灾难会受到欢迎，这毫不奇怪。这些灾难暂时会使科学从抽象的专门化中脱离出来，而成为某种人类渴望的仆人；理智严格而令人心寒的计算，被大量的同情心与公共的忠诚一扫而空。
但是，唉，如果没有思想，情绪就是不稳定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涨起，又像潮水一样消退，而不顾及它已经实现了什么。情绪很容易被改变而转向由原来的习惯挖掘的或由冷静的狡猾提供的任何附属渠道，或者它漫无目的地驱散了自身。于是，觉醒的反应出现了，人们开始更强烈地致力于寻求狭隘的目的。他们习惯了运用观察与计划，并获得了对条件的某种控制。热烈的情绪与冷静的理智之分离，是最大的道德悲剧。那些为了情感而贬低科学与预见的人把这种分裂永恒化了，就像那些给理性贴上偶像标签的人扑灭激情一样。理智总是被某种冲动所激励，即使是最麻木的科学专家和最抽象的哲学家，也会被某一激情所感动。但是，一种激励性的冲动很容易僵化为孤立的习惯，它成了秘密而分离的东西。对此的矫正办法不是废弃思想，而是思想的复苏与延展，从而得以沉思存在的连续性，并得以恢复这种孤立的欲望与其同伴之间的联系。对排除了思想的“意志”之赞扬，要么会引起一种盲目的行动，而这一行动达到了那些根据狭隘的计划来指导其行为的人的目的；要么会引起对直接导致灾难的自然和谐的伤感而浪漫的信仰。
至少在口头上，我们已经在前面反复地暗示了理想主义和情绪与冲动之间的联系。这种关联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人所列举出来的一切目的以及所持有的一切计划都是理想。它标志着某种被需要之物，而不是某种现存之物。它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像现在这样的存在没有配备理想这一东西。于是，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同所实现之物和现存之物相比照的意义。它超出了所看到与所触及的东西。它是信仰与希望的产物，甚至头脑最清醒和最现实的人的计划也是如此。然而，尽管它在这种意义上是理想，但还不是一个理想。常识厌恶把每一计划、每一设计、每一灵巧的发明都称为理想，因为常识在其关于理想的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包含着所提出的这一计划的性质。
理想主义式的厌恶是盲目的，并且像一切盲目的反应一样把我们一扫而空。我们把理想的性质抬高，直到它成了某种超越所有确定的计划与执行的可能性之物为止。它的崇高性，使它变得难以达到。理想变成了一切有鼓励性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东西的同义词。于是，既然理智不能完全被压制住，思想就把这一理想固定为某种高高在上而遥不可及的对象。理想被抬得如此之高、如此之远，以至于它成了这个世界或经验之外的东西。用专业语言来说，它是先验的；而用普通语言来说，它是超自然的，是天上的而不是地上的。理想于是成了最终而彻底的、包罗万象的完满目标。只有通过与现实的完全对照，理想才能被界定。尽管实现和构想理想是不可能的，但它仍然被看作是一切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激励进步的源泉。
这种本性的观念与理想的作用在一个矛盾的整体中结合起来，以至于欲望与思想分离就是错误的。尽管这种本性仍然保持着情绪上的模糊性，但却努力去促进思想的客观确定性。在需要一个对象来统一与实现欲望，并通过把这一对象看作是不可名状的、与当前的行动和经验无关的东西，从而消除思想的作用方面，它遵循的是理智的自然进程。它把当前汹涌澎湃的冲动转变为未来的目的，仅仅是以一种未经思考的情感宣泄淹没了澄清这个目的的努力而已。有人认为，关于理想的思想必然会引起对当前的不满，并鼓励改变现状的努力。实际上，这个理想本身就是对条件不满的产物。然而，理想是作为一种补偿性的梦想起作用的，无助于组织并指引这种改变现状的努力。它变成了另外一个现成的世界。它构成了另外一种已经在某处存在的存在物，而没有促进具体地改变现存之物的努力。它是一个不需要努力的避难所与庇护所。因而，可以用于改变现在不良之处的能量，则会在逃亡至一个遥不可及的完美世界和乏味地被迫返回到当前必然邪恶的世界之间摇摆不定。
我们只有通过厘清思想与情绪之间这种不真实的混合，才能恢复理想与理想主义的真正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思虑的行动是选择某一被预见到的后果来刺激当前的行动。思虑把未来的可能性带入当前的情境之中，因而释放并扩展了当前的各种趋向。不过，思虑把这一被选择的后果置于跟它一样真实的其他后果的不确定背景之中，而事实上，许多其他后果都更为确定。这些被预见到的和被运用的“目的”，在无尽的海洋中勾画出一座小岛。如果这些目的的专门功能不是把处于困境与混乱中的当前行动解放出来并指引它的话，这种限制就是致命的。不过，这种作用构成了目标与目的的唯一意义。因而，与被忽视的和未被预见到的后果相比，目标和目的微不足道的程度本身是不重要的。在通俗思想中出现的这种“理想”，即完全而彻底地实现这种观念，与目的的真实功能鲜有关联；而且，如果理想可能被包含在思想而不是存在之中，即它实际上可能是由情绪所做的说明，那就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对从一个后果不确定的情境中选取目标的认知，构成了活动的当前意义。“目的”是位于这一领域中心的有形模式，而且它是行为的轴心。一个未被界定、未被区分而模糊的整体中有支撑性作用的背景，围绕着这一中心形象无限地延展着。理智顶多不过是揭示了整体中标志着运动轴心的那一微小部分而已。即使这种揭示是闪烁不定的，而且揭示出来的部分不过是朦朦胧胧地从模糊的背景中凸显出来，只要它向我们表明运动的方向就足矣。一种情感和分散的情绪之背景，与其他附带而遥远的后果相对应，这就构成了理想的内容。
从行为的确定目的来看，与自然事件的整体相比，任何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直接作为我们的行动改变事件进程而获得的结果，与事件的全部范围相比，是极其微不足道的。让我们相信宇宙的差别甚至依赖于我们最明智而勤奋的努力，这不过是一种自负的幻觉而已。然而，对这种限制的不满，就像依赖于外在的意义来维系我们这种幻觉一样，是不合理的。从真实的意义来看，每一行为已经具有无限的意义。事件系统中通过我们的努力而能改变的这一微小部分，与世界中的其余部分是连续的。我们的园地的边界与我们的邻居以及邻居的邻居的世界是连接着的。我们能够施行的那种微小努力，反过来又同维系与支持它的无穷事件相关联。对这种无所不包的无限关联的意识，就是一种理想。当我们完全领会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发生在空间的一小点中并占据时间的微小瞬间——的无限延伸着的意义时，当前行为的意义就被认为是非常巨大的、无限的和难以想象的。这种理想不是一个要达到的目标，而是被感觉到和被意识到的一种意义。尽管不能把对这种理想的意识加以理智化（等同于具有不同特征的对象），但对于它的情绪化评价，只有那些愿意思考的人才会获得。
艺术与宗教的职责是唤起这样的评价与暗示；直到这样的评价与暗示被锻造为我们生命的组织时，才能提高和巩固它们。一些哲学家们认为，宗教意识的开端始于道德意识和理智意识终止之处。从确定的目的与方法必然会逐渐退入一个不能客观呈现的巨大整体中这一意义来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通过把宗教意识看作是某种在可以找到奋斗、决定与预见的经验之后出现的东西而证伪了这一概念。对于他们来说，道德与科学是一种奋斗；在奋斗结束之时，道德的假期就开始了，即最大限度地跨越合法的思想与努力的游历便开始了。但是，在每一理智活动中都存在着努力停止之点；在那一点上，思想与行动会求助于努力与反思无法触及的事件之进程。在深思熟虑的行动中，存在着明确的思想蜕变为不可名状而难以界定的东西——蜕变为情绪——的地方。如果对这种毫不费力而深不可测的整体的感知，只是在与对行动的辛劳与思想的劳苦的感知相交替时才会出现，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在痛苦而强迫的情形与短暂而唐突的逃跑之间摇摆不定。于是，宗教的功能就会受到嘲讽而没有被实现。道德像战争一样，被认为是地狱；而宗教像和平一样，被认为是一种缓刑。就我们在努力预见和调节未来对象的过程中，通过对一种被遮盖着的整体的感知而使我们在衰弱与失败中得以维系并扩展而言，宗教经验是一种实在。行动中的和平而不是行动后的和平，才是理想对行为的贡献。
* * *
[1] 原文是Jack Horner，比喻自负自满的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