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种把日常思虑等同于计算的心理学被清除后，我们将行为区分为两个不同领域的原因就不存在了：一个是有利的领域，另一个是道德的领域。人们看到，在所有对行为的反思中涉及的只不过是一个问题：通过设计一种行动路线，把它们的所有意义都汇集到其自身之中，从而解决现在的麻烦并协调矛盾。对这种真正心理学的认识，也向我们揭示出善或满足的本性。当各种不相容的冲动与习惯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终止于一种统一而有序的被释放的行动时，善就是被体验到的属于这一活动的意义。这种人性的善就是一种以思想为条件的实现，它不同于一种动物本性——当然，就我们不思考而言，我们也是动物——偶然所遇到的快乐。而且，虚假的善和满足与“真正的”善有真实的差别，并且有一种经验上的检验方法来发现这种差别。在行为中终止了思想的那种统一，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解决，也许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妥协，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拖延。许多我们所谓的解决的本性均属此类。或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也许显示出一种战胜了对手的暂时的强烈冲动、一种通过压迫或抑制而不是合作达到的统一。这些表面上的统一并不是事实上的统一，这种情形由事件或随后发生的现象揭示出来。正是对邪恶选择的一种惩罚，也许是主要的惩罚，使得作恶者越来越不能查明关于他自己的这些客观启示。
从性质上来看，绝不可能有两次都一样的善。善从未复制自身。它在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都是新鲜而不同的。它在每一次呈现中都是独特的。因为它标志着绝不可能自我重复的相互冲突的习惯与冲动的特殊而复杂的状况之解决办法。只有对于一种已经僵化到丝毫都不改变之程度的习惯，善才能两次完全一样地重现。然而，即便对于这种僵化的常规，相同的善竟然也没有重复出现，因为善甚至都不会出现。根本不存在什么意识，无论是好的意识还是坏的意识。僵化的习惯完全降低到了任何意义的水平之下。而且，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之中，那么，这些僵化的习惯最终会使我们反对它们不适应的条件，所以它们会以灾难而告终。
尽管功利主义有其自身的缺陷，但其优点是以一种不能遗忘的方式强化了如下这一事实，即道德上的善像所有的善一样，是对人性的力量的满足，是福祉与幸福。尽管边沁（Bentham）粗鲁而古怪，但他仍然具有不朽的声望，因为他迫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良心”，即道德问题上所运用的理智，常常不是理智，而是隐蔽的反复无常、教条的武断之言与既得的阶级利益。良心只有在有助于减轻痛苦并促进幸福时，它才是真正的良心。然而，对功利主义的考察表明，把与理智相关的善看作是未来的快乐与痛苦，并把道德反思看作是对快乐与痛苦的数学计算，这种看法包含着巨大的灾难。功利主义强调了这种善和理智的观念与人性的事实之间的差别，而根据这种人性的事实，善与幸福就存在于活动的当下意义之中，并且它们取决于通过思想而引入活动中的比例、秩序和自由，因为思想找到了释放和统一在另一方面是会相互冲突的要素的对象。
尽管功利主义合理地洞察到善的核心地位，并且热情地投身于使道德变得更明智和更平等的人性活动中，但它为什么会走上片面之路（因而引起了先验的道德和教条的道德的强烈反对），对此的讨论会使我们偏离主题而进入社会条件和先前的思想史中。我们能够处理的，只有一个因素，即由经济原因引起的理智兴趣居支配地位。无论如何，工业革命必定赋予思想以新的方向。它通过控制和运用自然力量而着眼于改善此世的可能性，从而加速了从来世关注中的解放；它在工业和商业上，在有助于发明、创造、事业心和建构性能力的新社会条件上，以及在处理机械装置而不是表象的非人格化的心灵习惯上，开启了诸多神奇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新的趋势并不是在一个全新而空旷的领域中开始的，因为包含着原有制度和相应的思想习惯的背景仍然继续存在着。这种新的运动之所以在理论上走入歧路，是因为先前已经确立起来的条件使它在实践中偏离了方向。因此，新的工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来的封建主义；只不过，它居于银行而不是城堡之中，挥舞着的是信用支票而不是刀剑罢了。
一个古老的关于完全堕落的神学学说继续存在于人性天生懒惰的观念之中，而这种懒惰使人厌恶有用的工作，除非被对快乐的期望所贿赂或被对痛苦的恐惧所驱使。既然这成了行动的“动机”（incentive），人们就可以推导出，理性的职责不过是通过制定一种更加精确的利润与损失的计算法来帮助找寻好处或收益。因而，根据幸福与商业的类比，商业是由金钱利润指引的，并且以处理通过确定金钱单位表现出来的收支量的会计科学为指南，于是，幸福就被等同于最大化地获得纯粹的快乐。[1]因为商业事实上主要就是参照获得收益和避免损失来完成的，当商业预见把未来的展望还原为确定的衡量形式，即美元和美分时，收益与损失就是按照金钱单位来计算的；而这种金钱单位被认为是固定的和同等的，而且完全是可以比较的，无论损失或收益是否发生。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美元就是一美元；而且，从理论上说，商业贸易以及时间、精力和商品的一切费用与消耗，都能以美元的形式对它们作出精确的说明。如果把这一观点概括为收益是所有行动的目标，概括为收益采取了快乐的形式，概括为确定的、可衡量的并完全可以被痛苦（或损失）单位所抵消的快乐单位，那么，边沁主义学派的有效心理学就在手边。
现在，尽管我们承认记账货币的方式使更精确地估计许多行为的后果得以可能，并且承认在日常事务中运用货币与账单可以胜过运用理智，但在利润与损失的商业计算和对形成什么样目的的思虑之间，仍然有着种类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中的一些是与生俱来和无法克服的，另外一些则是由现在以金钱利润为指引的商业所致；因而，如果商业主要以满足需要为指引的话，这些差别就会消失。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在后一种情况下，商业会计与正常的思虑之间的同化是如何发生的，因为这并不是把思虑和对损失与收益的计算等同起来；它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会使会计与审计在找寻现在活动的意义时成为一种从属性因素。计算会成为一种更精确而客观地陈述未来结果的手段，因而它会成为使行动更加人性化的手段。它的功能就是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的统计功能。
但首先，我们考虑的是对商业利润与损失的思虑同对日常行为的思虑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别。人们已经注意到广泛地运用理性与狭隘地运用理性之间的不同，后者看到的是一个固定的目的，而且仅仅是使思考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前者把思虑中的眼前目的看作是尝试性的，因而允许和鼓励看到将改变这个目的并塑造一个新的目的与计划所导致的后果。当前，商业计算显然是那种对理性的狭隘运用，它认为目的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不去思考这一目的。这就像一个人作出了最终的决定，比如说去散步，因而仅仅思考怎样去散步的情况一样。他视野中的目的已经存在了，这一目的是不容置疑的；而不确定的是，在这种徒步旅行和那种徒步旅行之间，哪一种比较有利。思虑并不是无约束的，而是受某一先前的思虑所得出的决定或其他无需思考的常规所确定的决定的限制而出现的。然而，假定一个人怀疑的不是走哪条路，而是散步还是与一位朋友待在一起，这位朋友作为一个同伴已经因连续的限制而变得易怒和无趣。功利主义的理论认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两种选择在性质上仍然是相同的，属于同一种类；它们的唯一差别是一种量上的差别，即快乐多或少的差别。所有欲望与倾向，所有习惯与冲动，在性质上都是相同的，这一假定等于宣称：在它们之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或重大的冲突；因而，没有必要去寻找把它们统一起来的目标和活动。这就是在含蓄地宣称，不对任何冲动或习惯的意义进行真正的怀疑或悬置。它们的意义是现成的，是固定的，即快乐。唯一的“难题”或怀疑就是所涉及的快乐（或痛苦）的数量问题。
这一假定确实与事实相悖。引起反思的情形，其令人伤心之处在于如下事实，即我们真的不知道正在迫切要求去行动的趋向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和试验。思虑是一种发现的活动。冲突是剧烈的：一种冲动以一种方式带我们进入一种情形之中，而另一种冲动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带我们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客观结果。思虑并不是试图通过把相反的性质还原为其中的一种性质而消除这种相反对立。思虑试图在它的全部范围与关系中揭露出这一冲突。我们想弄清楚的是，每一种冲动和习惯之间的差别是怎样的；并通过查明它们使我们走上的不同路线、它们形成和培养的不同倾向、它们使我们陷入的不同情形，揭示它们在性质上的矛盾之处。
简言之，在任何重大的思虑中，实际上利害攸关之事不是量上的差别，而是一个人要变成哪种个人、他要塑造哪种自我以及他正在创造的是哪种世界。这在关键性的决定中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因为这些决定使生活的路线投入完全不同的渠道之中，使生活的模式也变得完全不同，并根据这种选择或那种选择而使生活的模式具有不同的风格。对于是成为一名商人还是一名教师、一名医生、一名政治家的思虑，并不是一种数量上的选择；这恰恰就如显现的那样，是一种彼此相互冲突的职业选择，而在每一种选择中都会涉及确定的包容性与否定性。这种职业上的差别，包括一种自我构成、思想与情感习惯的构成以及向外行动的构成上的差别。与这种差别相伴而来的，是在所有未来的客观关系上的深刻差别。我们不太重要的决定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强烈程度和范围上有差别。我们的世界并不是明显地依赖于这些决定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把它们放到一起，就构成了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世界。关键性的决定只能是一种对各种微不足道的选择所累积起来的力量的揭露。
因此，唯一的问题在于：把钱投资于这种债券还是那种股票的思虑，与首先要决定所从事的活动种类的思虑之间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在前一种情况下，确定的数量计算是可能的，因为不必非得作出行动的种类或方向上的决定。这个人将会是一名投资者，无论这种决定是通过习惯的持续还是通过先前的思虑作出的，它都已经被决定好了。严格意义上决定中的、行动路线中的以及自我的种类中的重要之事完全没有开始，它还没有被讨论到。把所有判断行动的情况都还原为这种简化的、相比较而言不太重要的数量计算的情况，就会漏掉思虑的全部要点。[2]
指出关于金钱收益的商业计算从不关心经验中的直接运用，这只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叙述同一件事。同样，商业计算根本不是对善或满足的思虑。那种决定把商业活动置于所有其他任何要求之前，置于家庭、国家、艺术或科学活动之前的人，确实对满足或善作出了一种选择。但，他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商人来这样做的。另一方面，当商业利润自然增长时（除了把它投资于同样的事业中），如何处置商业利润之类的事情根本没有成为严格的商业思虑中的一部分。人们仅仅在商业利润的用途中发现了善或满足，而这种用途是不确定的，并需要视进一步的思虑而定，或者有待于常规性的习惯去决定。我们不吃钱，不穿钱，不娶钱，也不需要聆听来源于金钱的音乐曲调。如果一个人偶尔宁愿要较少的钱而不是更多的钱，那么，这并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所致。换句话说，金钱利润本身总是严格意义上的工具，因此按照数量多少来发挥效用就是这种工具的本性。我们在对它作出选择的时候，并不是在作出一个重大的选择，即不是作出一种目的上的选择。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某种不正常的且严格说来不可能存在的纯粹手段，即完全与目的分裂的工具这种东西。我们也许会以抽象的方式去审视经济活动，但这种抽象本身并不存在。商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的结果将投入非商业的用途之中。人们在非金钱的和非经济的活动中，发现了经济活动的刺激因素（在商业意味着从属于货币计算的活动这种意义上）。从经济行为本身来看，它并没有彰显出满足的本性及其与理智的关系，因为满足的全部问题要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要么被理智所忽视。只有当赚钱本身被视为一种善时，它才显示出任何与这一问题相关的东西。当人们如此看待赚钱时，这就不是一个关于未来收益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现在的活动及其意义的问题了。于是，商业就变成了一种为其自身之故而进行的活动。它成了一种事业，成了一种连续不断的职业；而在这种职业中，培养的就是勇敢、冒险、竞争的素质，战胜竞争对手，获得引人注目和令人钦佩的成就，运用想象、专业知识、预见和综合的技能，以及对人与物的管理等。在这种情况下，当它在其本身中综合了现在被预测到的、源于理智行动的未来后果时，就成为我们对善或幸福所作的评论之例证。这一难题关注的，就是这种善的属性。
简而言之，把其他活动同化到经济活动的模型（它被定义为一种有意去追求收益的活动）中的企图，会颠倒事实的状态。把“经济人”定义为一种投身于精明地追求收益的生物，这在道德上可能会引起反对意见，因为这样一种人的观念在经验上有悖于经验事实。对金钱收益的热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有力的事实；但这一事实及其重要性是具有社会本性而非心理本性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其他现象的首要事实。它依赖于其他的冲动和习惯，表现并组织这些冲动和习惯的用途。我们不能用它来定义欲望、努力和满足的本性，因为它体现出一种被社会所选择的欲望与满足类型。它像越野赛马、收集邮票、谋求政治职位和对天空进行天文观测一样，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欲望、努力和幸福的实例。而且像那些活动一样，它也根据它在发展的活动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而受到审查、批判和评价。
人们之所以如此容易以及对特定目的而言如此有用地选择经济活动，并单独对它们进行科学探讨，其原因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商人，这些人的习惯可以或多或少被猜到。他们作为人，具有被社会风俗、社会期望和社会赞颂影响的欲望和职业。收益将被投入其中的那些用途，也就是说，它们作为因素而成为其组成部分的当前活动计划之所以被忽视，只不过因为它们是如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之中。家庭和教会的支持、仁慈的善行、政治影响、驾驶汽车、对奢侈品的支配、自由运动，以及得到其他人的尊重，一般而言都是一些明显与经济活动相适应的活动。由这些活动所构成的情境，就成了经济活动的真正组成部分和意义。实际上，一旦经济活动被从其余的生活中分离出来，那么，计算收益的追求就绝不是它被认为所是的样子，因为实际上恰恰由于有一种包含科学的、法律的、政治的和家庭的条件的复杂社会环境，它才成为其所是的样子。
某种悲剧性的命运似乎与所有的理智运动相伴随。有不少批评者认为，功利主义的悲剧就是夸大了理性思考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它假定了所有人都被有意识的思考所驱使，并且所有真正必须做的事就是要充分地启发这种思考过程。因此，它就会反对存在一种揭示人们不是被思想而是被本能和习惯所驱使的更好的心理学。所以，一种部分合理的批评，会被用以隐瞒我们应该从中了解某种东西的功利主义这一因素；也会被用以培养一种相信冲动、本能或直觉的反启蒙主义学说。功利主义者们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夸大反思和理智在行为中的专门职责。功利主义所犯的错误不在这里，而在于是什么构成了反思与思虑的错误的概念。人们没有被利己的思考所驱使，人们也不是善于判断其利益在何处的法官，然后再根据这些判断去行动，这个事实不能被完全转变为以下这种信念，即在行为中对后果的思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事实上，就它是微不足道的而言，它表现了文明的基本特征。的确，我们可以把这一假定作为可靠的出发点，即冲动和习惯而非思想，是行为中首要的决定因素。但是，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比培养思想更重要。功利主义的错误不在于此，而在于对思想和思虑是什么以及做什么的错误观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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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功利主义的快乐计算法的解释模式这种提法，我要感谢卫斯理·米切尔博士（Dr. Wesley Mitchell），参见他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18卷）上的文章；也可以比较他发表在《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33卷）上的文章。
[2] 据我所知，斯图亚特（H.W. Stuart）博士是在他的《逻辑理论研究》（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中指出经济评价与道德评价之间具有这种差别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