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目的来看，道德意味着风俗、社会习俗和已经确立起来的集体习惯。尽管道德理论家一般错误地认为，他自己所处的地点和时代是或应当是一个例外，这在人类学家看来则是一种老生常谈。风俗总是并且处处为个人的活动提供标准，是个体活动必定把它自身融入其中的模式。这一点在今天，就像在过去一样真实。然而，由于目前风俗的灵活性和混杂性，个体现在获得了变化巨大的风俗—模式，而且他能够运用个人的创造力去选择和重新安置这些模式的要素。简言之，如果他愿意，他就能聪明地使风俗适应环境条件，从而重新塑造风俗。无论如何，风俗构成了道德标准。因为风俗积极地要求具有某些行动方式，每一习惯都引起了一种下意识的期望。它形成了一种确定的视角。心理学家们一直在联想观念的标题之下所努力探讨的内容几乎与这种观念没有任何关系，但却与习惯对回忆和知觉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一种习惯，即一种常规性习惯，由于受到干扰而产生不安时，它就会提出抗议而支持恢复，并且觉得需要某种赎罪的行为，否则，它就会在偶然的怀旧中停止运行。坚持其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常规的本质。违背常规就是偏离正道。偏离常规就是越轨。
形而上学一直说的存在保存其本质的努力，神话心理学一直说的自我保存的特殊本能，这一切都是习惯自我肯定的幌子。习惯是以某些渠道而被组织起来的能量。当它受到干扰时，就会作为怨恨、作为一种报复性的力量而增强。说习惯将被服从，说风俗创造法律，以及说法则是一切的主宰，说到底，只不过是说习惯就是习惯。情绪是一种由习惯的冲突或失败所导致的焦虑，而反思大致说来就是被干扰的习惯重新调整其自身的痛苦努力。韦斯特玛克（Westermarck）在对各种事实的大量收集中，表明风俗与道德[1]之间的关联性，但他仍然受到当前主观心理学的影响，以至于说错了他的思想材料中的要点，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尽管他认识到风俗所具有的客观性，但仍然把有同情心的怨恨和赞许看作是引起行为的独特内在情感或意识状态。在他渴望取代道德的虚假的理性根源之时，他又设置了一个同样虚假的情绪基础。事实上，不但理性而且情感都产生于行动之中。违背风俗或习惯是有同情心的怨恨产生之根源，而公开的赞许就是不再忠实于在例外的环境下所遵守的风俗。
那些认识到风俗在低等社会形式中的地位的人们，通常把它在文明社会中的出现看作只不过是一种苟延残喘。或者他们像萨姆纳（Sumner）一样，认为意识到风俗的持久性地位就等于否定道德的所有理性和原则；就等于宣布在生活中存在着盲目而任性的力量。事实上，这种观点已经被探讨过了。它忽略了如下事实：真正的对立不是理性与习惯之间的对立，而是常规，即无理智的习惯与理智的习惯或技艺之间的对立。即使是野蛮人的风俗，也具有合理性，因为它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与应用。经验可以把对它的有意识的认知附加到这种适应性中，于是风俗的合理性就被附加到先前的风俗之中。
外在的合理性或对目的的适应性先于心灵的合理性。这不过是说不仅在物理学中，而且在道德之中，事物也必定是在我们感知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于那里，而且不过是说心灵中的理性不是一种原初的天赋能力，而是同客观适应性和关系性相互交织的产物——这种观点在同类相知思想的影响下，已经被曲解为柏拉图式的观念论（idealism）或其他客观的观念论。然而，理性作为对行为适应于有价值的结果之观察，不仅仅是对先在事实的无用反映。它是一个附加的事件，并有它自己的运行方式。它设置了更高级的情绪评价方式，并且为先前盲目的忠诚提供了一种新的动机。它引起了一种批评的、探究的态度，而且使人们对野蛮与奢侈的风俗十分敏感。简言之，它成为一种期望与展望的风俗，并成为一种对其他风俗的合理性的积极需求。反思的倾向不是自己形成的，也不是诸神的馈赠。它是在某种例外的环境下从社会风俗中产生出来的，正如我们在希腊人的事例中所看到的。但是，自它产生以后，就确立了一种新的风俗，而这种风俗能够对其他风俗产生最具革命性的影响。
因此，如果不是在道德实践中，就是在道德理论中，个人的理性或理智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前的各种风俗彼此之间相互冲突，它们之中的许多是不公正的；而且如果没有被批评，它们就都不适于指导生活，所有这些都是雅典的苏格拉底开始建立有意识的道德理论所发现的。然而，不久就出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它成了柏拉图伦理著作中的重负。个人的思想如何达到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效的标准？用现代语言来说，个人的思想如何达到客观的标准？柏拉图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理性本身就是客观的、普遍的、无限的，并使个体的灵魂成为它的载体。然而，这一结果只不过是用一种形而上的或先验的伦理学代替了风俗的伦理学。如果柏拉图能够看到反思与批评表达出了各种风俗的冲突，并且能够看到它们的主旨和任务就是重新组织与重新调整风俗，那么，后来道德理论发展的路线就可能会完全不同。风俗就会提供所必需的客观而重大的稳定力量，并且，个人的理性或反思性的理智就会被看作是在重新塑造风俗时进行实验性首创和创造性发明所必需的工具。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困难需要去面对：一场更大的波浪上涨以至于淹没了我们。据说，道德标准源于社会风俗清除了后者的所有权威性。据说，道德暗示着事实从属于理想化的思考，而现在所提出的这种观点使道德从属于纯粹的事实，就等于剥夺了道德的尊严和裁判权。这一反驳的背后有着道德理论家们的风俗力量的影响；因此，否定风俗本身就是借助于它所攻击的观念来完成的。这种批评依赖于一种虚假的分离。事实上，它争辩说，要么理想化的标准先于各种风俗，并赋予它们以道德属性；要么因为后于各种风俗，并从它们进化而来，理想化的标准只不过是偶然产生的副产品。但是，这一事实与语言的关系如何呢？人们没有意指语言；当他们开始谈话时，他们没有有意识地考虑社会客体，也没有考虑在他们之前的各种语法原则与语音原则，而这些原则是用以规范他们交流的尝试。这些事情都来自于事实，并因其而产生。语言产生于婴儿无理智的咿呀学语，产生于被称为手势的本能动作以及环境的压力。尽管如此，语言一旦出现，它就成为语言，并作为语言而起作用。它的作用不是使产生它的各种力量永恒，而是修正和更改它们。它具有如此超凡的重要性，以至于人们煞费苦心地去运用它。文学作品产生了，接着产生出大量语法、修辞、辞典、文学批评、评论、散文，以及即席而作的衍生作品。教育，即学校教育，变得十分必要；因为读书、写字成为一个目的。简言之，语言一旦产生出来，它就满足了旧有的需要，并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它创造了产生出实际结果的需求，而这一结果不限于演讲与文学作品，还扩展到公共生活里的交流、商谈和指导之中。
就语言机制所说的这些东西，对于每一机制都是有效的。家庭生活、财产、立法形式、教会和学校、艺术与科学院所不是为服务于有意识的目的而发起的，其产生也不是由有意识的理性和公正原则所支配的。然而，每一种制度随着自身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各种需求、期望、规则和标准。这些不仅仅是产生它们的各种力量的装饰物，也不是舞台上无用的装饰品。它们是附加的力量，它们重建这种制度，它们打开了新的尝试途径，并强加了新的劳作。简言之，它们是文明、文化和道德。
这个问题又重新出现了：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各种标准和观念有什么样的权威性呢？它们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问题是无法回答的。然而，在同样的意义上，不管把何种起源与根基归因于道德义务和忠诚，这个问题仍然是无法回答的。即使我们承认形而上的和先验的理想实在是道德标准的根源，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们呢？如果我喜欢做别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还要做出这一行为呢？如果我们愿意如此的话，任何道德问题也许都可以把自身还原为这一问题。但是，从经验的意义上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这种权威性就是生活的权威性。为什么运用语言、培育文学写作、掌握与发展科学、支持工业以及接受高尚的艺术呢？提出这些问题就等于在问：为什么活着？唯一的回答就是：如果人们要生活，那他们就必须过一种由上述这些事物作为组成内容的生活。唯一可以问的有意义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运用这些事物以及如何被它们所运用，而不是我们是否运用它们。理性、道德原则无论如何不能被推到这些事物的背后，因为理性和道德源自于它们。但是，理性和道德原则不但源自于它们，而且也已经融入它们之中。它们是作为其组成部分而存在于那里的。没有人能够逃避它们，即便他想如此的话。他不能逃避如何介入生活这一难题，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从事生活——否则，就会停止存在或不存在了。简言之，这种选择不是在外在于风俗的道德权威与内在于风俗的道德权威之间作出的，而是在采取更为明智和更为有意义的风俗与采取不太明智和不太有意义的风俗之间作出的。
非常奇怪的是，拒绝承认风俗与道德标准之间关联性的主要实际结果是神化了某种特殊的风俗，并把其视为永恒不变的，以及不需要被批评和修正的。在社会快速变化的时代中，这种后果是十分有害的。因为这会导致各种有名无实的标准与各种实际习惯之间的分裂，这些有名无实的标准恰恰在理论上得意洋洋的精确比率中变得无效和虚伪，而实际的习惯则必须注意到现存的条件。这种分裂滋生出无序。然而，反常与混乱实际上是不可容忍的，而且会影响某种或其他种类的新规则的产生。只有诸如瘟疫和饥饿所导致的这种生活和安全之物质基础的完全紊乱，才能把社会抛入完全的无序之中。理智的转变丝毫也不会严重地扰乱风俗或道德的主要趋向。因此，在社会变动时期试图保持旧有的标准不变所产生的较大危险就不是一般性的道德松懈。相反，它是社会冲突，是各种道德标准和道德目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阶级斗争最为严重的形式。
因为彼此分离开来的各个阶级培养了它们自己的风俗，也就是说，培养了它们自己所推行的道德。只要社会大体上不变，这些不同的原则和主要的目的就不会发生冲突。它们并列存在于不同的阶层里。这一边是权力、荣耀、名誉、庄严和互信，那一边则是勤奋、服从、节制、谦卑和敬畏，即贵族的美德与平民的美德。这一边是精力、勇气、能力和进取，那一边则是服从、忍耐、魅力和个人的忠诚，即男性的美德和女性的美德。但是，变动性侵袭着社会。战争、商业、旅行、交通、与其他阶级的思想和欲望的联系、在生产工业中的新发明都会扰乱风俗的既定分布状态。被凝固的习惯开始解体，而一股洪流把曾经被分离开来的事物混合在一起。
每一个阶级都坚定地确保自己目的的正当性，因此，它们对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都不太审慎。这一方宣布秩序第一——即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某种旧有的秩序第一；另一方则宣布它的自由权，并把正义等同于它的隐蔽性主张。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基础，没有道德上的理解，没有对所诉诸的方法之标准达成一致。今天，这种冲突发生在有产阶级和那些依赖于计日工资的阶级之间，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在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每一方都求助于它自己的权利标准，并都认为另一方是具有个人欲望、怪念头或顽固性的生物。变动性同样也已经影响到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各个民族与种族彼此相互对立，每一方都具有自己永恒不变的标准。在以前的历史中，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接触与混合，从未有过这么多导致冲突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每一方都觉得它被道德原则所支持。与过去之物相关的风俗以及指向未来的情绪各自走上独立的道路，每一方都把它的对方看作是对道德原则的故意背叛，看作是对自我利益或最高强权的一种表达。作为唯一可能的调和者的理智，却居住在遥远的抽象国度里，或者跟随在事件之后来记录已经完成的事实而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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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