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经济生活也许并不比旧时更重要，因为对于人类而言，生计总是必要的；但如今的经济问题，当然以一种更加显著的方式凸显出来。城市中引人注目的建筑体现了这一差异。雅典的参观者对于卫城的神殿赞叹不已；古罗马的访问者，则惊叹于其庙宇、广场及其政府古老的历史。中世纪城市的大教堂高耸于集市、商人及工匠的居所之上。但现代城市首先是制造、商业和财政之所。充满蒸汽动力机器的工厂，其四周围绕着环境恶劣的住所，它们占据了外围的区域；商店、办公室、银行、高塔则盘踞在中心地带；教堂与民宅一同延伸进市郊；商业统治着一切。
如果更仔细些，人们会看到其他经济影响的标志。商店供应着各式各样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交通发达，夜如白昼，大量的金钱流通着；人们管理着数以万计的财富。大约一半的公民忘记投票；同样多的人远离了教堂；而商业和工业则欣欣向荣。
在工业、商业和财经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拥有卓越能力的人，而在之前的时代，他们很可能出现在政府或教堂中。在经济领域中，至上者所能行使的权力实际上比宗教或政治领袖更大。权力的提升似乎更多地取决于个人，而不像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大众好感的领域，但如此获得的权力也更不确定。
此外，商业和财富的影响以一些细微的方式体现出来。人们曾经只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现在，大量的货品不仅仅满足人们的所需，也创造出不曾梦想过的需求。它决定了人们的住所、家庭熟悉的圈子，还有对学校的选择。
在我们的时代，经济力量的优先性主要源于那些使人们驾驭自然资源和力量的发现与发明、机器制造的新技术，以及合作所带来的好处；这在之前的时代都不曾出现过。它们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条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把人们带入城市中而离开了偏远地区，并且引起经济和政治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冲突。
这些改变和冲突，导致了基本道德问题的产生。除了年幼和年老的人们之外，几乎所有人生活中的一大部分时间都被某种工作所占据。我们都有想要满足的欲求，而这些欲求中最基本的那些——食物和居所、舒适和娱乐——依赖于经济条件。这些使我们在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在契约、雇佣与被雇佣，在购买和销售、竞争或合作中，与他人产生了关系。如果我们拥有财富或需要接触商业政策，或者如果我们作为工人试图通过协商改善我们的条件，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土地法以及政府的政策打交道。让我们来考虑在这些不同经济生活阶段中需要关注的若干伦理问题。
§1.生产、资本主义、竞争
1.人被定义为使用或发明工具的动物。有人认为，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自然手段不足促使他发明了弓箭以及其他武器；而缺乏消化生食的能力刺激他发明了增加和制备食物的方法。不能像鸟那样迁徙，他就建造更为精致的居所并学会用火。基本的手艺，如建造、编织、金属制造、农业，不仅提供了必需品，而且造就了早期的艺术家。手工艺与大脑同时发展。播种与丰收、劳作与收获、技艺与成功的顺序，有助于形成品格，提供生存的手段。工作的社会影响同样是惊人的。一个人作为一名独立的农民或手工艺者而劳作，还是在工厂或商店为了别人而工作，这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他被迫努力完成辛劳而沉重的工作，还是通过使用牛马或机器来完成更沉重的任务，这也有着区别。他的工作相对规律，报酬取决于自己的付出，还是工作不稳定，报酬取决于个体劳动者无法控制的市场条件，这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最后，他与其他工人或雇主的关系是友善的家庭邻里式的，还是纯粹非私人的，工作的动机是要获得某种形式的金钱，如周工资、月工资或利润，这之间也有区别。
2.能够涵盖当前生产和经济组织方式的突出特点的一个词语是资本主义。这或许与自给自足的早期社会体系形成了对比；或者有别于封建社会——在其中，农业是主要的产业，佃户们在地里劳作，他们并不为此获得金钱，而是需要为地主工作以获得一小块地来满足他们自己的温饱。当手工业和贸易不断增长时，商人和银行家聚敛起财富并进行投资；但手工业者大多继续拥有他们自己的劳动工具，并且因而取得了一定的独立。他们为了互助而成立了商会。
18和19世纪的伟大发明使蒸汽动力机器的大工厂替代了独立的纺织工人、铁匠，以及其他一系列工艺作坊。这些取代了手工劳动，并且迫使大量的资金流入建造工厂、配备机器、提供原料、推销货物、支付工人工资。资本家是那些能够为工厂、铁路、货船以及其他现代工商业的工具提供足够资金的人，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中十分重要。这样一个系统不仅与早期的简单体系形成对比，而且与社会主义体系不同；在后者中，产品或多或少是由国家组织的社会生产的。以俄国为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公有制的方针来进行它的制造，这与私人所有制及其管理不同。
资本主义的两个基础是私人财产和经营自由。有人认为，除了借助暴力和某种欺诈手段，个人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他所选择的行业，并且把他所获得的据为己有。这些“权利”的确有着某种限度。他不能够悄无声息地进行那些可能置其邻里以危险之中的活动，比如制造爆炸品，或者要求他的雇员在卫生条件很差的矿井或工厂里进行危险的工作，或者在未经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从事毒品（以及在某些国家中是烈酒）的销售，并且他必须交税。我们会在之后对私人产业和财产权利的限度方面进行探讨，这里仅仅指出资本主义的普遍理论。
3.确保有企业自由的私人所有制为普遍的善服务，主要依靠竞争。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平衡机制，它使工资、利益和价格处在公平的协调之中。它应当确保工人、雇主和消费者获得公平对待，也应当激励发明家和制造商（或贸易者）为了进步而进行必要的冒险。如果工资太低，在雇主之间的竞争就会抬高它。如果垄断或者某个行业的利润过高，那么，其他公司就会试图进入这一行业从而降低价格。如果制造商在他的经营策略上太过保守，或者不愿意放弃过时的生产方式或工序，那么在与一些理念更先进的公司的竞争中，就会被迫采取新的发明和方法。从长远看来，这些都有利于公共利益。因此，在很多人看来，资本主义似乎提供了一个自我规范的原则，能够确保所有人最大的利益，除了赞赏和认同之外，无需对其加以任何伦理上的关注，也无需政府的干预。
此外，竞争似乎尤其能够带来并且强化独立自主的特点。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公平领域”，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它并不依赖于某个强权者的个人偏好，或是家庭威望或遗产，而是似乎让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成为成功的试金石。在美国，它尤其得到推崇，因为它看起来符合一个相对而言较新的国家的条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家庭和遗产不像在古老的社会中那样重要。伴随竞争而产生的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产业和商业结构的变化，它们或影响了竞争，或使得它无法像预期的那样发挥效用。
随着发明的进步以及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资本主义体系自行发展着，而非事先受任何安排。然而，当这一体系的不同阶段和结果愈加清晰起来，人们对它的优点和缺点也进行了有力的论述。它确保了某些种类的自由，但也能确保公正吗？它能够与民主的政治体系兼容吗？我们可以区分出如下两方面来对这些问题加以伦理的考察：一方面是工业过程；另一方面是商业公司，它们拥有和管理企业，推销其产品，获取利润或遭受损失。
§2.工业中面临的伦理问题
1.在19世纪早期，纺织工业首先利用了机器和新的蒸汽动力。那些较大的伦理问题，在于保护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就像经济学家亨利·克雷（Henry Clay）所言，
竞争以及工人们毫无保护的条件，使最糟糕的就业条件成为标准条件。把卫生条件、工作时间、工作速度、工人的年龄，以及面临来自机器的事故，听由竞争去管理，便使矿山和工厂成了地狱。
雇佣童工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地步。工厂立法，起先在工厂最早兴起的英国，后来在美国阻止了这些过程的恶化。但在美国的某些地方，对儿童的保护微乎其微；只是近几年，人们才开始通过工人补偿法案对工伤受害人加以足够的关怀。法庭通常认为，如果一名工人心智健全，他要承担就业中的风险，尤其是那些由其同事所致的风险。雇主不被要求负责，除非有证据表明他犯了某种错误；国家也没有责任，除了没能救助在极度贫困中的个人或家庭。
对于工业事故、童工和女工超时间工作的邪恶，竞争无法纠正，就像亨利·克雷所说，它只会加重而非减轻这些邪恶，因为它把这些最坏的就业条件变为标准条件。如果一个雇主想维持工人高水平的健康和安全条件，付给他们较好的薪酬，那么，他很可能发现：一个不那么严谨的竞争者以更低廉的价格进行生产。因此，只有通过国家的干预，才能保障工业中的公平。国家能够对健康和安全的标准，对事故的保险以及雇佣的年龄进行限制。
对危及健康和孩子的工作条件负责，这一伦理问题可说是原则性的，无论一些国家和法律对此的认识有多么迟滞。工业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应当否认任何对劳动者生命和健康的责任，这样令人难以容忍的观点无法得到大众的支持。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相联系的劳工办公室的成立，意味着所有民族都广泛地接受了下述原则，即对于因竞争所恶化而非改善的条件负有社会责任。
当今最突出的问题是机器对文明、安全、工人及其组织与雇主及管理之间的关系，包括工资与利润间关系的微妙影响。
2.最宽泛意义上的机器，有着和文明一样古老的开端。但直到工业革命，人们才开始谈论“机器时代”；此时，新的蒸汽动力借助于迅速增长的高效而复杂的机器得到了应用。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他的小说《埃瑞璜》（Erewhon）中设想：机器最终拥有了至上的权力，并且统治了制造它们的人类。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认为，机器带来了社会的分化，它把人分成了两大类——用机器工作者和手工工作者。在他看来，用机器工作者会在他们的思维习惯上变得机械化，并且因而越来越像他们所操控的机器。机器不辨好坏，不分是非，也无所谓快乐或遗憾。它们体现了原因与结果、力量与途径或工作方式。与那些和法律学说或金钱、买卖打交道的人不同，一生都与机器打交道的人会采取类似的观念。严格而冷酷的现实会不断地塑造机器工人；而其他阶层所面对的，则多少是人为的和习俗性的符号和观念。
工业管理中的某种趋势也强化了工业中机器的影响，这一管理方式试图用工人和公司之间更为陌生的和非个人的关系来替代旧的、亲密的和更加个人化的关系。比起过去的马车或织布机，如今，大型铁路、矿藏、工厂大得无法为个人所拥有和驾驭。美国钢铁公司是首先以十亿美元被资本化的公司，但它不再是唯一的。制造各式轿车的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些铁路和银行都拥有超过十亿美元的资本。
这些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是股东，但他们对于工业很少有直接的认识，并且很少参与其管理。董事会进行着管理，他们制定基本的策略，并且相信执行团队会贯彻这些策略。当财产包括分布在国家各处的矿藏、工厂和铁路系统时，中央管理团队就会把管理权托付给地方管理者。这导致工人们越来越远离雇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没有人情味，就像机器那般。现代社会分化为工人和白领阶层，它取代了旧时在地主和佃户或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当我们在机器和财团的影响上，再加上现代工业在工人和高层之间的区分，就有了各种伦理问题的基础，其中的一些问题正在获得解决而另一些则不然。
对于机器对那些照管它们的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另一个指责是：某些程序的单调乏味，由于高速或极端炎热或其他压力而导致的神经紧张会使人筋疲力尽。这会抑制思维，或者使人寻求某种令人兴奋的消遣，而不是更为简单的有益健康的调养，给予身心真正的休息。焦躁和嘈杂的娱乐形式，沉醉于赌博和性生活中，对酒精和毒品的需求，这些都归因于机器文明的潜在影响。
相对于这些邪恶（真实的或渲染的），机械文明毫无疑问也带来了好处。机器承担了苦役，取代了旧文明中的奴隶劳动。它们打破了城镇和国家、区域和大洲之间的隔绝。它们使可获得的财富总值加速增长，并且提升了总体上的舒适程度。杰出的英国统计学家乔希亚·斯坦普（Josiah Stamp）通过测算，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普通人所能获得的商品和舒适程度，通过工业革命增长了四倍。比起过去因长时间重体力劳作而疲惫不堪的人，那些因机器操作而使身心受抑制的人终究是少量的。对许多人而言，工作日减半了。在美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小轿车。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再也无法摆脱机械化而回到手工业的时代。
那么，伦理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应对它？问题在于要使负面的效应变得尽可能小，并且提供积极的价值以代替那些已经失去了的东西。首先，应当限制工作时间，以避免过度疲劳。不容忽视的是：发明上的进步，能使机器完成最为单调的任务。但最有前途的是教育，借此，我们能够弥补机械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它替代了旧时手艺人的技艺，抛弃了对商品精湛或艺术价值的骄傲。教育针对问题的两个方面——生产者和消费者。包括艺术培训在内的教育使经营者及其雇员设计出更好的服饰、家具、汽车和房屋。而对消费者的教育则使得他（或者她，因为很多情形下是女人在买东西）能够欣赏和需要所有领域内更好的商品。
3.资本主义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确保可衡量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封建经济制度下，可能存在农作物的短缺和其他接踵而来的匮乏，但不太可能存在失业。在机器工业和企业管理中，会出现繁荣、危机、萧条这种有规律的循环。在萧条时期，食物和商品过剩，但买主手中却只有少量的钱，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一些萧条可能源于战争。无论一个文明有多么稳定，它也不太可能在牺牲1300万人口并把亿万美元（据统计，大约有3000多亿美元）投入战争的同时而毫发无损，尤其是当它每年还把成百上亿的金钱投入武器和军备。但是，许多恐慌和萧条并非源于战争。它们似乎起因于只为赢利而毫无计划的生产，以及对未来利润及资本的过度期待所导致的鲁莽揣测。企业迄今所做的，是对利润的单纯追求以及缺乏任何对稳定工业的长远打算，这就不可能期望未来更好。
企业和联邦政府拒绝尝试解决失业这一国家性和地方性的问题，这使情况变得更糟。无疑，管理的经济和更大的地方责任得到了保障。但是，没有中央协调机构，让每一群体自负盈亏，这对人的品格所产生的效果是糟糕的。每一个城市都努力缩减开支。它害怕获得慷慨的名声，唯恐会有大量的应聘者涌来。它自然也会限制对居民的救助，以及为他人提供食宿。“下一列货车一小时内开，别让我在它离开后再看见你！”这句话是警察经常用来警告人的。因此，大量的人潮从一个城市被迫流浪到另一个，其中有老人、中年人、孩子。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不是一所好的学校。
那些没有四处流浪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虚度光阴消磨了年轻人的热情，他们本需要正常就业所带来的教育和稳定。对于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更年长的工人，至少是其中最有自尊的人而言，这一情形是令人绝望的。他感到痛苦并且眼看着家人的无望，或者只能从公共措施或私人慈善那里寻求帮助。当洪灾、火灾、地震或瘟疫这些灾祸到来时，慈善看起来能提供巨大的帮助；但对于失业这一应当通过经济系统来避免的境况，求助于慈善则意味着示弱。因为慈善并没有把担子放在有能力的或那些从以前的繁荣中获利最多的人身上，而是放在了那些志愿者身上。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无效果，更不用说公平。比起以前的萧条，政府和商业中的领袖现在[1]更多地意识到了社会的责任。但值得怀疑的是：只要商业和企业听由利润动机无限制的控制，我们是否有可能跳出这样的循环？
问题并不在于应当指责谁，而在于我们应当怎么做。企业希望政府不要干预，但与此同时，它承认自己毫无计划，除了在繁荣时期尽可能地获利，在萧条时期则把失业的负担抛给慈善。
公众至今满足于把应对失业看作一件地方性事务。但是，在5000万人口中有600万人失业，这就不再是件地方性的事情了。这样做阻碍了国家考虑这个问题，阻碍了为整个工业活动制定充分的计划。
这一困境具有讽刺的意味（如果它们不是悲剧性的）。公众对企业说：“你在管理企业，为什么不理性地去计划，而是凭感觉行事？”企业回应道：“我们必须竞争。政府不允许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规划；它把这称作对贸易限制的约定，并且以起诉相威胁。”公众随之问道：“如果不能信任企业来考虑公共福利，如果竞争使商业无法理智地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计划，为什么政府不能来计划呢？”企业和政府都被这样的想法震惊了。它与我们从18世纪继承来的美国的个人主义基本策略相悖。随后，公众又一次问道：“至少，假如我们无法阻止失业，难道不能在国家层面上寻求缓解它的方法吗？”但回答是：“救助在我们的政府体系下是一件地方性事务。如果我们像应对战争、洪水那样在国家层面上应对它，那将变为一场灾难。”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18世纪的理念！
参考文献
The classic treatises of Adam Smith，J.S.Mill，and Karl Marx are still important as furnishing the background of present discussion.The following give prominence to the ethical problems involved：Carver，The Present Economic 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25，Essays in Social Justice，1922；Chase，Men and Machines，1929；Clay，Economics for the General Reader，1923；Donham，Business Adrift，1931；Faulkner，The Quest for Social Justice，1898-1914，1931；Hadley，Economic Problems of Democracy，1923，Standards of Public Morality，1912；Hamilton，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1925；Hobson，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1894，Work and Wealth，1914；Marshall，Industrial Society，1929；Slichter，Modern Economic Society，1931；Tawney，The Acquisitive Society，1920；Tugwell，ed.，The Trend of Economics，1924；Veblen，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1904；Williams，Principles of Social Psychology，1922；Wormser，Frankenstein，Incorporated，1931；Beveridge，Unemployment，1909 and 1930；Douglas and Director，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1931.
* * *
[1] 这一段落写于萧条时期，它发生在1929年的崩溃之后，并且在1932年依旧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