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生活隐含了（1）用智慧指引并控制行为，以及（2）与我们的同伴——整个群体保持良好关系。我们或许因而会说，这些促使智慧发展、促使我们与伙伴合作并情感相通的东西，为道德奠定了基础。基础并非结构；有一些非常聪明的恶棍、某些帮派，展现了为罪恶目的而进行的高效合作。然而，智慧和群体生活是选择并做好的和正确的事情的必要因素。自然在我们出生时即给予我们特定的结构，以及某些成长和生存的条件。这些条件帮助心灵发展，并把我们引入群体生活。后来，生存的条件包括获得食物和居所，以及防御敌人。如果家族要延续，就必须有生育和父母的照料。此外，也许它们对于生存而言并非绝对必需，但许多其他的活动如狩猎、竞争、舞蹈、节日庆祝、歌唱和对英勇事迹的传颂，提供了情感上的激励和满足，增强了社会情感和联系。虽然所有这些活动和行为并不是首先指向道德的发展，却对智慧、个性和人际间的正确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十分重要。它们可以被称为道德之宇宙的或社会的根源。我们可以把出生和婴儿时期的最初条件称作生物学因素；把其他的活动看作理性化和社会化的机制，正如第一章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
§1.生物学要素
最为重要的生物学要素是人类婴儿出生并度过最初几年这一情况。让我们把这一要素和其他物种的出生及早期生活相比。在许多动物那里，年幼者必须在独立生活的开始就保卫自己。年幼的鸟类只在很短的时期里获得照顾，随后它们离开巢穴、寻找食物并且保护自己。哺乳动物更为复杂的系统演化出年幼者和母亲之间更为亲密和持久的关系。但在人类的婴儿那里，机体需要的并不只是几星期或几个月而是数年的照顾和保护，直到他可以照顾和保护自己。即便在孩子达到几乎可以自己寻觅食物和居所的年龄之时，为了满足文明生活的要求而增长的对教育的需求延长了对父母的依赖期。
在这一段婴儿、童年时期，孩子们主要从母亲那里学习群体和族人的行为方式、语言以及沿袭下来的智慧。他们感受到母亲的温情，并相应地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情感生活。在机器时代降临、把大部分手工艺从家庭带到工厂之前，女孩们从母亲那里不仅要学习烹调食物，还要学习纺织技艺、缝制衣服和制作蜡烛、种植庄稼和照顾病人。男孩们从父亲那里学会打猎或捕鱼，照看并管理牛、羊和马，犁地、播种和收割，做木工活和铁匠活，以及用木头、砖和石头建造房屋。
照看年幼的孩子，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的影响同样十分重要。这种关怀增进了感情，激发了对未来的规划。它为工作以及常常为日常生活中必要时付出的牺牲给出了一个有价值的对象。期望或希望孩子们有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人生起点，是父母们努力的动力。这些都源自出生与成长的条件。
但孩子不可能永远是孩子。男人和女人为了生计、满足好奇、制造工具、保护自身、感受节奏和戏剧故事的兴奋而从事的某些活动，同样影响着性格的养成，使之适应社会生活。我们现在要在理性化和社会化的机制下，思考这些活动中的某些部分。
§2.理性化机制
1.早期的职业形式——狩猎和捕鱼——需要积极的智慧，尽管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直接的兴趣或兴奋支撑，它使得它们对于文明人来说成为一种消遣。感觉的敏锐、心灵和身体的敏捷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生理上的勇气，都是最需要的品质。但在田园生活中，更多的是伴随着农业和商业的开始，成功者必须拥有远见和持续的目标。他必须用理性控制冲动。他必须管理好那些作为品格基础的习惯，不屈从于各种快乐的吸引，这些快乐也许会使他远离主要目标。
劳动分工一直有力地影响着心灵生活范围的扩大，并刺激着它的发展。如果所有人都做同样的事，所有人都一样，那必然会停留在低水平上。而当人类的需要引起不同种类的工作，沉睡的能力就会被唤起，新的能力就会产生。最为根深蒂固的劳动分工是男女之间的分工。女人在家里或附近从事劳动，男人在外狩猎或照料牲畜和牧场。这可能会进一步强化机体的差异。男人的群体生活在最简单的阶段没有什么区分，或是为了“商议”，或是为了“战争”。但是随着金属行业、农业生活的发展，群体生活的领域逐渐扩大了。最初专业化主要是由家庭所决定的，而不是个人的选择。工匠的等级可能取代单纯的亲缘关系。此后，等级的规则反过来成了个性的阻碍，假如个人想要完全自主就必须打破它。
2.除了作为一种工作带来影响，艺术和工艺具有一种独特的提升修养、使人变得高雅的效果。织物、陶器以及工艺精湛的工具和武器；艺术地建造的屋舍；舞蹈和音乐、色彩和设计这些所谓的自由或高雅艺术所有这些都拥有共同的要素：它们把秩序和形式变成可见或可听的东西。艺术家或手工艺者必须明确他的想法，把它实现在布料或陶土、木头或石头、舞蹈或歌曲中。当这些想法由此被具体化，它也得以保存下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是社会日常环境的一部分。那些看见或听到的人不断地接触到这些观念和价值，它们给生活带来更多的意义并提升了其兴趣。此外，体现在所有精心制作的物品以及狭义的艺术中的秩序、理性的计划或安排值得强调。柏拉图和席勒在这里看到了对道德的重要准备。用律法来管理行为是道德，但在律法对抗冲动的地方要求野蛮人和孩子也这样把它作为有意识的原则就有些太过了。在艺术中和在游戏里一样，行为中有着直接的兴趣和快乐，但在艺术中也有秩序或律法。在遵从这些秩序的过程中，野蛮人或孩子训练自己，使自己具有更多有意识的控制，律法会阻碍或对抗冲动和欲望而非迎合它们。
3.一个孩子从很早起就开始探索和考察他周围的事物和人。他很好奇。他触碰、尝味、观看、倾听，事物因而获得了意义。他发现了障碍，被迫寻找一种方法去做事或获取他想要的东西。当一个狩猎部落里的孩子开始打猎时，他必须研究野兽的习性。如果他想要以土地或海洋为生，就必须观察天空，试着预测天气；他会想知道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动。如果他成了一名商人，那么，他必须决定运什么货，如何和顾客讨价还价。在应对新的环境之前，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思维，即利用那些他曾经看见、已知的或听说的知识。假如我们能够看出新的事物和我们所知道的某些东西相似而和另一些不同，这就有助于我们将其分类。我们认为假如它会动，它就是活的；或者如果它是甜的，那么它就会好吃；或者我们认为，一个说话粗鲁的男人正在生气。这些诸如“活的”、“甜的”、“生气的”等“普遍的”观念，使我们能把特定的经验连成整体，理智地指引我们的行为，而不是盲目遵从习惯或在新事物面前不知所措，仿佛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与其类似的东西。现在要理智地指引我们的生活朝向好的事物，也需要同样的思维。它意味着向前看，预测某个决定的结果。思维训练因而成了最理智的道德不可或缺的工具。
§3.社会化机制
1.语言也许是理性化机制中最突出的，因为即便它对于思维并非绝对必需，它也是思维十分亲密的一部分，它为思维提供符号和工具。大部分思维依赖这些符号和工具来运行，所以实际上，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它作为社会化机制的功用，同样是基本的。它不是“交流”（即告知、分享或公开某些思想或感受）的唯一方法，但它是迄今为止最为寻常且对于许多目的而言唯一的方法。当不同的群体说不同的语言时，把它们统一在一个共同的政府之下是非常困难的。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背后有着良好的心理学依据。故事说：上帝派出许多雄心勃勃的建筑者，但让他们说彼此不同的语言，“让他们出发去建造城市”。书写语言使每一代人更充分地受益于以前时代的思想和工作。神圣的希伯来经文使犹太人在它们的都城被毁之后依旧是一个民族。荷马（Homer）统一了一代又一代的希腊人。莎士比亚（Shakspere）和英语圣经（English Bible）给予数以万计散居在许多岛屿上的人们共同的想象。在最有希望促进人类相互理解的发明中，新的交流手段层出不穷。
2.除了促进智力、勇气和生活理想的作用外，工业、艺术和战争还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借助这个因素，它们都有力地增强了道德的社会基础。它们都需要合作。它们是社会化以及理性化的机制。相互帮助[1]是成功的基础。“孤独者最不幸，即便他丰衣足食”，斯拉夫的谚语如是说。“不属于任何群体的人就如同缺失了一只手。”那些一起工作、一起奋斗的部族或群体在与自然和他人的较量中更强大。共同的艺术活动使得这一行为共同体更为可能。合作意味着共同的目的，意味着每个人都对所有人的成功感兴趣。这一共同目的形成了控制行动的规则，而相互的利益则意味着意气相投。因此，合作是自然形成社会标准和社会情感的最有效的机制之一。
在工业方面，虽然在原始生活中没有广泛的货物交换（这体现了现代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但却有许多协同工作，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的财产群体。例如，在那些以狩猎或捕鱼为生的群体中，尽管一些猎物由个人猎取，但对大野牛和鹿的狩猎则是由整个部落来组织的。“每天早晨破晓时就会燃起捕猎的篝火，每一个勇士都必须到场报到。狩猎人群出发前没到的人，会受到嘲笑。”[2]抓捕鲑鱼也是一桩共同完成的事情。在非洲，大的猎物也以同样的方式猎取，追捕的猎物并非归个人所有而是属于整个群体。在游牧生活中，照料牲畜至少需要某些合作，以保护牲口免受野兽的攻击，以及更为可怕的人类盗贼的劫掠。这需要很大一群人，他们结伴同行，共同警卫和守护。关心牲畜增长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强着帐篷居住者之间的联系。
在农耕时代，仍然有一些特定的力量促进家庭或部落的团结，尽管在此我们已开始发现某些力量，它们使个体性起作用，直到产生个人所有权和个人财产。和游牧时代一样，在这个时代，牛和生长中的谷物必须得到保护，免遭他人和野兽的侵袭。只有群体能够提供这样的保护，因此我们发现，苏格兰低地的农民总是听由高地族群摆布。
无论战争和家族仇恨造成了群体间怎样的不和，但它们在几个群体内部仍然是强有力的团结因素。当实际的斗争开始时，成员们不仅必须团结一致，否则便会被消灭；而且，在防卫和复仇上互相帮助的整个模式常常要求战友情谊以及为了整体利益的牺牲。为群体获得更多的土地，为群体获得更多的战利品，为了报复群体中某个成员的无礼之举，常常都是战争的原因。现在，尽管任何个人都可能成为获益者，但也很可能他自己会遭遇不幸，即便群体会赢。尤其是在家族复仇中，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他们的仇恨是一种“同仇敌忾”（sympathetic resentment），而有一位作家认为它或许是道德情感最为基本的来源。正是由于部落的鲜血已流、部落中的妇女受辱，整个群体群起而攻之；而在与敌对群体的战斗中，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
和每一个能和平相处的人结盟，但要知道
在战争中，每一个不属于族群的人都是敌人。
在共同的战斗行动中形成的“战友”（comrades in arms）有共同的事业，在所给予和获得的相互帮助和保护中，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至少在那段时间里。尤利西斯（Ulysses）建议阿伽门农（Agamemnon）这样统领他的希腊人：族连着族，“兄弟连着兄弟”。这样，兄弟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和激励兄弟；但效果却是相互的。确实，据说维系着群体成员关系的血缘的统一，很可能是事后的想法或虔诚的虚构；其目的是要注明这种团结，而实际上，这个团结源于共同战斗的压力。
合作和共鸣（sympathy）得到了艺术活动的促进。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是自发的，但大多数是为某些特定的社会目的服务的，通常是为了增进群体的团结和共鸣而组织起来的。狩猎舞蹈或战争舞蹈用戏剧的形式，表现了狩猎或战斗的所有过程；但假定这纯粹为了戏剧的目的，则是一个错误。在狩猎或战斗之后的舞蹈和庆祝，给整个部落一个机会，以生动的想象重现成功的猎人或战士的胜利，从而感受到胜利的兴奋和面对猎物的共同喜悦。在行动之前所跳的舞蹈，则是为了赋予猎人和战士以神奇的力量。每一个细节都被淋漓地展现，整个部落从而能够一同分享准备工作。
在歌唱行为中展现了同样的统一力量。和另一个人一起唱歌，包含着富有感染力的共鸣，或许比其他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更胜一筹。首先，正如在舞蹈中那样，歌唱有着统一的节奏。节奏基于合作，反过来，它又大大地加强了合作的可能性。埃及石碑上的浮雕展现了一群人在移动一头石牛，我们发现，在浮雕上，有一个人在为共同的劳作击打节拍。无论是否所有的节奏都来自共同行动的必要，或者它有足以用来解释节奏性活动所产生的效果的生理学基础，不管怎样，当一群人开始有节奏地工作、舞蹈或歌唱时，他们的效率以及愉悦感会大大增强。除了节奏的效果外，在歌唱中还有音高和曲调统一的效果，部落或氏族中的成员就像那些今天唱着《马赛曲》或吟诵基督教伟大圣歌的人们那样，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共鸣和支持。出于这一原因，澳大利亚的土著狂欢节、以色列神圣的节日、希腊的秘密仪式和公共节日——简言之，在所有民族中，部落出于爱国或宗教目的的公共聚会都有舞蹈和歌唱。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把成员带到狂热的巅峰，愿意为共同的事业赴汤蹈火。
优美的和有节奏的声音仅仅因为形式，是一种团结的力量。某些简单的歌曲也是如此，但在早期并非只有歌曲，还有关于部落历史和祖先事迹的吟诵，具有或多或少有节奏的或文学的形式。这为舞蹈和歌曲的团结力量又添一筹。当同一亲缘的群体成员听到这些吟诵时，他们共同经历着群体的历史，为它的荣耀而骄傲兴奋，为它的失败而痛苦；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氏群的历史即是他自己的历史，氏群的血液即是他自己的血液。
§4.对第一层次的道德解释
在第一层次，我们显然在探讨力量和行为，不是把它们视为具有道德目的的，而是在结果上有价值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更为理性、理想和社会化的生活，而这是对行为更为有意识的控制和评价的必要条件。这些力量是生物学的、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它们并不是我们在严格意义上称作道德的那种独特类型的心理活动，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要有好的结果，还要以之为目标。一些活动，例如歌唱和舞蹈，或更为简单的母爱行为，具有很大的生物学因素。我们不能把它们称作道德的，因为它们到目前为止是纯粹生物学上的。其他活动包含大量的智慧，例如农业和许多手工业的操作。这些都具有目的，例如充饥或锻造御敌的武器，但这种目的是由我们生理的或冲动的本性所设定的。只要我们仅仅把它接受为一个目的，不与其他目的相比较，不去评价和选择，它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
这同样适用于情感。在冲动的层面有某些情感，例如最初级形式的父母之爱，仅仅作为感染的情感的共鸣、愤怒或仇恨。只要这些仍处于此最低的层次上，只要它们仅仅意味着身体上的某种激动，它们就与严格意义上的道德价值无关。然而，它们是非常重要的源泉。仁慈的强大动机力量、理智的父母之爱以及反抗邪恶的热情可以从这些源泉中汲取能量。
最后，甚至人们之间的合作和相互帮助，只要纯粹出于共同的危险或共同的利益，只要出于本能或纯粹的互相迁就，也不在道德的领域内。真正的道德需要考虑危险涉及他人从而需要我们的援助；把利益看作共同的，因而赢得我们的帮助。
尽管这些活动并非有意识地是道德的，但它们却是基本的。生存所必要的活动以及与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是道德生活极其广阔的根基。通常在文化的更高阶段，当道德和社会的原则和指导不能确保正确的行为时，工作、合作和家庭生活等基本机制便会宣示它们的力量。社会和道德迈向了进步的方向并且不断发展，但它们总是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基本的活动，为智慧的、可靠的和同情的行为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Bagehot，Physics and Politics，1890；Bücher，Industrial Evolution，Eng.tr.，1901，Arbeit und Rythmus，3rd ed.，1901；Schurtz，Urges-chichte der Kultur，1900；Fiske，Cosmic Philosophy，Vol.II.，“The Cosmic Roots of Love and Self-Sacrifice” in Through Nature to God，1899；Dewey，“Interpretation of Savage Mind，” Psychological Review，Vol.IX.，1902，pp.217-230；Durkheim，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1893；Kropotkin，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1902；Ross，Foundations of Sociology，1905，ch.vii.；Baldwin，Article “Socionomic Forces” in his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Giddings，Inductive Sociology，1901；Small，General Sociology，1906；Tarde，Les Lois de l'Imitation，1895；W.I.Thomas，Sex and Soctety，1907，pp.55-172；Gummere，The Beginnings of Poetry，1901；Hirn，The Origins of Art，1900.
* * *
[1] 克鲁泡特金（P.Kropotkin）：《互助》（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白芝浩（Bagehot）：《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
[2] 伊斯门：《印度孩提时代》（Indian Boyh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