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上最为暴戾恣睢的幼儿杀戮者而闻名的中世纪法兰西贵族吉尔·德·雷（Gilles de Rais），我在不久前已经十分详尽地介绍了有关他的评传 ，但最近我兴致勃勃地阅读了乔治·巴塔耶的《吉尔·德·雷审判》（ Le procès de Gilles de Rais ），既有的认知被稍稍颠覆，就想着再作一稿。用法语书写的雷爵士的评传有数种，其中罗兰·维尔纳夫 [1] 的传记（1955年）简明扼要，但迄今为止我对雷爵士的评价与认知，大部分都依据于斯曼《彼方》（ Là-bas ）中的见解。它被认为是在形而上学上最为深刻且妥当的。但巴塔耶通过他惯有的艰深思考，修正了一部分于斯曼以来的定说，为解读雷爵士的悲剧提供了新的突破口。其逻辑虽然晦涩，但对我而言仍极有说服力。
“吉尔·德·雷的永世荣光依恃于他的犯罪。但他是否像世人断言的那样，是古往今来最卑鄙的犯罪者？原则上我很难支持如此轻率的断言。犯罪是人类的行为，甚至仅仅是人类的行为，在那里有秘密的一面，尚未被窥视的隐藏的一面。”巴塔耶首先这样说，他设想着阐明吉尔犯罪的悲剧一面。吉尔是中世纪的特权阶级，年轻时就已战功显赫，继承了丰厚的财产，而财产被转瞬间挥霍一空后，他在贫穷中为获得黄金而钻研炼金术，沉溺于恶魔礼拜，在魔法师们的煽动下犯下恐怖的婴儿虐杀之罪，被捕后他被带出法庭，在众人的环视中忏悔，并被公开处以死刑。在他未满四十年的华美而异常的生涯里，我们可以窥见什么呢？
首先，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位野蛮的武者、大权在握的男人吉尔属于中世纪封建社会这一事实。在静谧的恐怖里施行的幼儿诱拐与虐杀事件，是耸立着巨大的黑色城堡的封建社会本身的象征。从1432年到1440年，也就是吉尔·德·雷从隐退到死去的八年间，安茹、普瓦图和布列塔尼的各个地区的村民都恸哭着游荡于街道间。所有孩童都不见踪影。心怀恐惧的村民们最初议论纷纷，认为是坏仙女和妖精诱拐了孩子们。慢慢地，一个恐怖的怀疑在心头萌芽。从蒂福日的城堡到尚托塞的城堡，或是拉谢兹和南特的城堡，吉尔每次移居，他的身后都牵引着长长的泪河。今天这些城堡的废墟吸引游客驻足，而在当时却是令人避犹不及的牢狱，城堡厚重的墙壁时常用作阻隔拷问时的尖叫声。不久后这些城堡里诞生了名为“蓝胡子传说” 的童话故事风格的传说，在城堡里栖居的却不是坏仙女，而是一个嗜血的男人。他的犯罪是超乎想象的放荡的结果，但根据法庭的记录文件，性快乐并非犯罪的本质。他劈开他的牺牲者——那些幼儿的腹部，把手脚一一切断，浸在黏糊糊又温热的脏腑里，在神情恍惚中凝望着临死之际的痛苦与痉挛。他在濒死的肉体上射出精液，但他由衷渴望的快乐比起性的欢愉更接近杀人的快乐、亲眼看到鲜血的快乐。
目睹鲜血的欲望，与这位封建贵族对战争的爱，以及他疯狂的浪费恶习密不可分。他曾与贞德一同在奥尔良作战，还列席于兰斯的加冕礼，弱冠二十五岁从国王手中获得元帅称号后，在自己的领地里整备了奢侈的军队，召集二百人以上的骑兵做自己的亲卫队，为他们每人都准备了豪华的衣装才心满意足。浪费之二是兴建壮丽的教堂。马什库勒 的城镇里包括附属司铎和少年圣歌队员在内约有神职人员八十人，宛然一个宗教王国。礼拜堂的装饰极尽华美豪奢，使用了大量蕾丝、金线锦缎、镶嵌着宝石的天鹅绒和黄金烛台。吉尔·德·雷在迫近毁灭的边缘铺张浪费，一味地追求着幻惑旁人的眼睛。为了应对疯狂的一种必要的需求，他挥金如土。对于他的夸示嗜好和对浪费的热情，巴塔耶将其规定为戏剧趣味，赋予exhibitionnisme（夸示癖）之名。
“犯罪显然在召唤夜晚。没有夜晚，或许犯罪也就无法成为犯罪。但无论夜如何深邃，夜的恐怖都渴望太阳的光辉。古代阿兹特克人 的牺牲与在同一时期发生的雷的杀人相比，似乎缺少了些什么。阿兹特克族人在艳阳绚烂的白昼里，于金字塔顶施行杀人。他们缺乏基于对白昼的厌恶和对黑夜的欲望的神圣化志向。与之相反，在犯罪中罪犯要求摘下面具，最后通过摘下面具而获得最初的快乐，这在本质上包含着某种戏剧的可能性。吉尔·德·雷拥有戏剧式的嗜好。从厚颜无耻的行为与告白、眼泪与后悔里，他抽出了执行死刑的悲剧瞬间。围观他接受处刑的群众看到大贵族抽噎着唯唯诺诺，悔恨地向被牺牲的孩子们的父母乞求原谅，感到恐惧并受到感动。吉尔·德·雷盼望着他能先于两位共犯接受处刑。因为这样他便可以在曾经亲临他嗜血杀戮现场的人面前，在曾经与自己发生过肉体关系的人眼前，炫耀自己被绞杀和灼烧的姿态。”
我认为在这段简短的文字里，呈现了“恶之哲学家”巴塔耶惊人的深刻洞察。关于作为中世纪消费社会特征的、可以视作游戏的犯罪所具备的演剧性格，此后我还会在与战争的关联性上涉及。但犯罪者本质上的夸示癖问题，则不仅关乎中世纪。对公开处刑的无意识的欲求，无疑也潜藏在现代的犯罪者心里。虽说如此，处刑被公开的中世纪这一时代，同时也是蕴蓄着不可思议的悖论的时代。在神圣与恶的观念都凶猛生长的中世纪这一时代里，圣者的殉教与恶人的处刑是令人目眩神迷的双重形象 。
尽管沉溺于惨绝人寰的施虐行为，吉尔的心却因悔恨的念头而承受着无休无止的压迫与苛责。据于斯曼所言：“他承受着无数亡灵的责备，像畏惧死亡的动物般吠叫着，度过赎罪的数夜。他失去气力而跪倒，抽泣落泪，向神发誓苦行，还做出设立慈善基金的约定。但在他反复无常又时常亢奋极顶的精神里，多种思想交叠累砌，又逐次离散滑落。他刚被绝望击溃，痛哭流涕，却又突然开始使用暴力，陶醉于迷狂的残虐。他把孩子们领过来，忘乎所以地纠缠，剜下眼球，用手指蘸过血肉模糊的汁液，随后，握着带刺的棍棒击打头部，直到从头盖骨处喷出脑浆。”
无论吉尔的精神曾陷入怎样的混乱，都应该看到，这种混乱与基督教间并无矛盾，吉尔的灵魂可以享有命运的救赎。基督教或许是他为求得免罪而必需的罪之要求，恐怖之要求。圣奥古斯丁所说的“幸福的罪过”也可以这样理解。基督教将唯有基督教才能承受的疯狂的暴力与它自身包含的人性相结合。倘若没有雷爵士的犯罪中展现的疯狂的暴力，我们也就无法理解基督教的本质。也就是说，雷爵士的犯罪是疯狂的基督教的冲动。这一结论除去一些细微的感情色彩，基本与于斯曼的解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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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的解释中超越了于斯曼的一点在于，巴塔耶在雷爵士身上看到了一个野兽般的人类、一个日耳曼的战士一样的古代人（archaïque），以及一个愚蠢的孩童一样的人。也就是说，在这里被重视的是一种与基督教分离的、将暴力容纳在其自身中的古代的人性。
吉尔的少年时代有许多模糊的部分，有记载1404年年末，他出生在安茹附近的尚托塞城堡。吉尔十岁时，父亲在狩猎时死去，母亲不久后就抛下吉尔和弟弟勒内与其他男人再婚（另一种说法称母亲在勒内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外祖父让·德·克拉翁（Jean de Craon）成为兄弟二人的监护人。这位老人就如同那个时代富裕大贵族的样本，粗暴，阴险，欲望强烈，放任幼小的吉尔，使其受到极其恶劣的道德影响。但据于斯曼所言，吉尔虽在恶劣环境下成长，却很早就对学问和古典文学有高雅的嗜好，“与他的同辈那些单纯的动物性人类不同，他渴望极度高雅的艺术，梦想晦涩而高远的文学，热爱罗马教会音乐，他同时也是博学多识的拉丁学者”。然而依照巴塔耶的意见，于斯曼的如上说法真假难辨。原来如此，雷爵士的人格在后世人看来虽被富有魅力的谜团包裹，但事实上他并非拥有学者气质的男人，而无疑是令人讶异地轻信他人、像孩童一样愚笨的人物。
1432年外祖父在尚托塞去世后，吉尔终于年满二十八岁，他继承了几乎是全法国最为丰厚的遗产。土地与城堡不计其数，收益年逾三万里弗尔，还要再添上法国元帅的年薪两万五千里弗尔。后来这些土地与城堡因他的铺张浪费而不得已一一变卖，不妨说他的财政观念与幼儿相仿。他不知深思熟虑，时常受冲动驱使，不止一次被交易方蒙骗。最后成为吉尔被逮捕的 契机 的，是他为填补财政上的亏损计划变卖圣艾蒂安-德梅尔莫特 的领地，而且不知道吉尔作何想法，竟带着二百个属下入侵教堂，当场逮捕交易方的神职人员，还做出把神职人员投入蒂福日地牢的愚蠢暴行。在此之前，他还听信意大利魔法师的花言巧语，沉迷于降魔术和需要人类做祭品的仪式，这也可以看作证明他愚昧而迷信的一个事实。巴塔耶写道：“他的悲剧是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并且是孩子气的浮士德的悲剧。事实上，在恶魔面前，这个怪物颤抖不已。” 最终审判时他的态度土崩瓦解，就像任性而不明事理的孩童。首先他傲然怒斥法官，拒绝做出陈述。随后又从一个极端去往另一个极端，泪眼婆娑地道出了一切，对耳不忍闻的丑恶行径事无巨细地一一忏悔。他丝毫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意志，看起来只是屈从于让自己如波涛般激荡的坦白的冲动。
凭借以上证据，巴塔耶将吉尔视作一个孩子。只是这个孩子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自由挥霍着用之不竭的财产。我们无法否认孩童的怪物性。如果孩童拥有与吉尔相同的权力与财产，想必也会发挥与吉尔相同的怪物性吧。所有孩子都是幼小的吉尔·德·雷。我们称其为怪物是透过大人的目光和理性的目光，而对孩子的世界而言，怪物性是不存在的。剥掉蝴蝶羽翼的孩子，撕裂兔肉的老虎，都不是怪物。与此同时，无视文明约束，只在凌辱女人和孩子时体会生存意义的古代日耳曼战士也不是怪物。生活在中世纪的吉尔，或许是迟到的古代人。
至少在中世纪初期，骑士们的教养里还存留着根深柢固的日耳曼野蛮风气。骑士制度本身也发祥自接受了成人仪式秘传的日耳曼年轻人集团。基督教的影响在骑士道教育里姗姗来迟，它出现在十二至十三世纪，也就是吉尔出生的二三百年前。但即便是赫伊津哈 称之为“中世纪的秋天”的十五世纪，残虐、饮酒和放浪形骸等日耳曼的暴力嗜好的风气，仍在基督教和宫廷恋爱繁荣的社会深处静静流淌。吉尔完全具备这些古代的恶德。他是生来骁勇善战的战士，热爱香辛料味浓烈的料理和香料风味醇厚的烈酒，他也像古来所有日耳曼武将那样，被酒精刺激官能，耽于同性恋和残酷的流血嗜好。根据审判记录，吉尔称他“从幼年起就不知廉耻”“犯下各种大罪”。对于将战争视作游戏的封建领主而言，让北法兰西一带化作废墟的百年战争，无疑是享受流血快乐的良机。西班牙的费利佩二世 在圣康坦掠夺之际，在马背上无法忍住呕吐上涌，吉尔则不具备这种文明人的纤细。在战争这种壮烈的景观面前，这个天生的武者将性兴奋与流血结合并收入囊中。
在中世纪贵族社会中，劳动是卑贱的奴隶们的责任，贵族们就像无牵无挂只是在游戏的孩子那样，享受着自由嬉戏的乐趣。当然，只有特权阶级的大人可以像孩子那样自由嬉戏。没有特权的人们需屈身劳作，有特权者则必须进行游戏，即战争。战争本身便是一种游戏的特权。中世纪的战争与近代战争不同，不应从有效性的角度来审视，它与人类的理性活动背道而驰，是纯粹的游戏。但吉尔所处的战争与特权结合的时代，正在徐徐发生变化。马基雅维利 的时代在慢慢迫近。在吉尔眼中战争不过是一种游戏，但这种观点日渐式微。战争徐徐转变成一种总体性的灾祸，同时成为对大多数而言的劳动。贵族也无法再将战争视作游戏，而是将其纳入理性的领域。技术与经济成为决定战争结果的主要因素，游戏部分急剧减少。当然，从原理来讲战争自始至终是一种游戏，但由技术训练和科学来决定结果的文艺复兴以后的战争，从本质上有合理性的烙印，这一点无可否认。
作为法国元帅在贞德麾下驰骋战场立下赫赫军功的吉尔，在1431年少女将军被烧死后采取了怎样的行动，至今仍是一个谜。失去了王的宠爱和战斗目标的军人的悲剧，或许就在这里生根滋长。被剥夺了战斗特权的武将不过是废物。具现了封建社会精神的吉尔，除了战争可以带给他的场所之外，在世上再无容身之所。然而因战争而疲敝衰竭的封建世界却不再视他为必要。他不得已只能隐遁在蒂福日的城堡里。与此同时，他的城堡里开始飘散起尸臭。
不久后，尚托塞和马什库勒城堡的地下室里都真的挖掘出了腐烂的幼儿尸体，这座不易接近的、位于深窟内部的石质建筑物，在封建贵族被奉为神的时代，是古老战争的象征。古老的战争给予那些渴望陶醉、生来便将生涯奉献给战争的人一种不祥的眩晕。它使人们陷入狂暴的发作，在晦暗的强迫观念里窒息。吉尔无法从眩晕中轻易逃脱，也无法放弃城堡的墙壁所象征的精神。只因他是笨拙而愚昧的孩子气的男人，他无法去梦想和接受游戏般的战争以外的另一种人生。他也无法通过资产阶级式的精打细算和贪欲，重新规划和管理自己的财产。他从未期盼过理性与劳动的世界，也无法在这样的世界存活。
巴塔耶写道：“就这样，死的强迫观念在吉尔的心里生根发芽。一个男人逐渐将自己幽闭在犯罪、性倒错和坟墓的孤独里。在幽深的沉默中，他心里萦绕不去的脸，是他用不祥的亲吻冒渎的死去的孩子们的脸颊。在这城堡与坟墓的舞台装置里，吉尔·德·雷的没落如同舞台的幻影。” 也即雷爵士的悲剧是封建社会的悲剧，是无法顺应时代的大贵族的悲剧，正如只身沉湎于十九世纪纨绔主义的风气，最终被新时代浪潮遗忘的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伯爵的悲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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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局面是吉尔·德·雷戏剧化的浪费与破产，为从破产中重振旗鼓而耽于炼金术，以及最后戏耍表演般的死刑。
在不得不放弃战争时，吉尔陷入了疯癫的消费生活。比起骄奢淫逸，更容易让人联想起 极端的游戏 这种原始的人类原理。民族学者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奇怪风俗“散财宴”（potlatch）里，发现了这一夸耀式极端浪费的典型事例。据赫伊津哈所言，它是“部族被分为两派，其中一方仅仅为了夸耀己方的优越性而挥霍大量财物，彰显无尽的威严，礼节性地赠予数目庞大的礼品的大规模祝祭”。（《游戏的人》）散财宴的精神存在于罗马时代末期，似乎也存在于中世纪的某些时期。萨特在《让·热内论》 [2] 里称之为消费社会的时代也正是如此。“消费的极致并非享受财富，而是破坏财富，作为消费社会代表人物的战士们选择消费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可以这样理解，即为了炫耀而消费的社会学基础与作为游戏的战争很相似。
据传在十二世纪，利穆赞的某个宫廷里举行了不可思议的浪费竞技会。一位骑士在耕地里播撒银币，第二个人用蜡烛烹饪食物，第三个人下令烧死自己的全部马匹。——吉尔虽没有在宫廷竞技会上炫耀浪费，但他在不得不放弃战争之时，幡然把自己交付给极端的消费生活，这让人联想起十二世纪骑士们的心绪。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是十五世纪中叶的人了。在此时，尽管北法兰西的各地仍纷纷建起被称作火焰式 的哥特式大教堂，但经济的现实基础已发生变化。吉尔为震撼世人而修建的豪奢的礼拜堂，在同时代人眼中不过是喜剧式的时代错误。吉尔向镇民借款，抵押掉自己的城堡，拱手让出土地，然而他的生意对手——包括布列塔尼公爵让五世在内，或许都只是利用了他超乎寻常的浪费行为。
1435年，吉尔在奥尔良驻留期间，为纪念贞德的伟业而挥霍了近乎可笑的庞大财产，举行了戏剧、舞蹈、竞赛和游戏等纪念仪式。这件事长久地被民众议论，也成为贵族间的传闻。他虽崇拜贞德，但无法设想他真的理解这位救国女战士。祖国的命运对他而言如草芥一般，他只对自己抱有兴趣。说白了，他或许只是无意识里想要效仿贞德曾据为己有的、家喻户晓的名声。祝祭的日子里上演了名为《奥尔良之围的圣史剧》的戏剧，戏剧里曾经风光无限的雷元帅被旗帜和武器包围，作为少女将军的重要随从登上舞台。戏剧和他在奥尔良镇内举办的多场豪奢的飨宴结束后，他回到蒂福日的城堡，显而易见地有了破产的征兆。这场祝祭的费用为八万埃居，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庞大数字。
在蒂福日城中深处的一室里，他聚集起魔法师和冒牌学者，一心沉迷于炼金术和降魔术。无可否认，这是在不得不过上孤独的生活以后，失意的吉尔的纯粹乐趣，但在显而易见的破产面前，通过神秘的学问炼出黄金、逃出困窘生活的欲望，说不定也在他心里滋长。在阿拉伯传来的炼金炉和梨状坛 下，希望的火焰如舔舐般熊熊燃烧。但实验无论重复多少次都以失败告终，炼金术士们来访城堡又陆续出逃。声称善用降魔术的冒牌术士也来了几名，在城堡内施行召唤魔王的仪式，在冒牌术士眼前显形（他们自称）的魔王，一次也没有出现在吉尔面前。
吉尔迷信又易受蒙骗，天真烂漫的程度令人讶异。他向神祈祷，同时也向恶魔祈祷，自己丝毫没有感到矛盾。他虽与恶魔签订契约，却直到最后也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和生命。牺牲了如此众多的孩童，他每晚都在认真烦恼，却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堕入地狱。他确信最终会出现什么奇迹拯救他。审判期间，对他的共犯普雷拉蒂 的审问结束后，普雷拉蒂被牵回狱舍。吉尔拥抱了他，说：“永别了，弗朗索瓦，我们不会在尘世再见面了。我要向神祈祷，愿你能一直不放弃忍耐，保持健全而强韧的心。要知道，凡事都忍耐，永不丧失对神的希望，我们就一定可以在天国的无尽欢愉里相见。请你也向着神为我祈祷，就像我为你做的那样。”——对于这般的中世纪的信仰与中世纪的灵魂，我们该作何解释呢？
吉尔对教会音乐展现了近乎迷狂的热爱，或许也证明了他对现世罪孽任性自私这一观点。他虽然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制君主和佣兵队长那般厚颜无耻，但他也确信建立庄严的礼拜堂、格里高利圣咏和少年合唱的神圣天籁可以洗濯现世的罪愆。
与此同时，圣洁的圣歌队男童女高音 对他而言也是官能逸乐的源泉。他不吝惜金银也要求得拥有优美声音的少年，将他们汇拢在身旁。他挑选“如天使般美丽”的孩子服侍自己，根据审判记录，孩子们也需亲临血肉模糊的幼儿杀戮现场，他们的任务是把幼儿的遗骨收入箱中。拥有美好嗓音的少年让·罗西尼奥尔（Jean Rossignol，Rossignol为夜莺之意）本属于普瓦捷教会的合唱队，受到了吉尔的垂青，吉尔以馈赠马什库勒的土地为约定，强行把他带回蒂福日的城堡里。
被吉尔杀掉的少年究竟有多少人呢。吉尔本人的叙述很暧昧，根据审判记录，直到他死刑为止的八年间，有八百人死亡。像纳粹那样使用近代技术手段的情况暂且不谈，八百这一数目在当时无疑是令人震撼的数目。罗马的暴君、意大利的僭主、蒙古的大汗，也未曾仅仅为自己嗜血的快乐而施行如此规模的大杀戮。而事实上对数目一事，评论诸家众说纷纭，米什莱 称有一百四十人，格雷斯 [3] 称有一百五十人，朱尔·拉尼奥 称有二百人以上，于斯曼也认为虐杀八百人荒诞不经。八年间，蒂福日的村庄也好，拉谢兹也好，男孩全都不见踪影，尚托塞城堡内，塔楼的地下室里尸体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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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雷被逮捕后，于1440年10月在南特的法庭接受公开审问。10月22日他在法庭上的坦白事无巨细，从关于炼金术的知识开始，还涉及向恶魔祈愿、幼儿屠杀的大罪。当他开始讲述犯下的罪行，坐在拥挤的旁听席里的女人们恐惧得大叫后晕倒，连法官们也面色苍白。吉尔对这样的骚动充耳不闻，他像是要拭去滴落的血液般凝视着自己的双手，汗流浃背地继续自己的演讲。告白结束后，他像是一下子失去了全身力气般突然跪倒在地，颤抖着身体抽噎着哀诉道：“神啊，请赋予我同情和赦免。”
“在不算遥远的过去，司法上的处刑还是一种为民众提供娱乐和不安的演出节目，”巴塔耶写道，“在中世纪，不存在没有成为演出的处刑。罪人的死在当时拥有与舞台上的悲剧相同的资格，是有关人类生命之昂扬的意味深远的瞬间。战争与杀戮、宗教上豪奢盛大的仪式、罪人的处刑，在支配民众的意味上都拥有与教会和城塞相同的资格。道德感觉和日常诸多生活感觉都受其启发。因为吉尔·德·雷接受裁决必须被处以死刑，他自被逮捕的瞬间起就注定成为服务民众的演出节目。就像戏剧宣传单上的节目预告，他的死刑早已被预示。在中世纪林林总总的罪人处刑之中，再没有如吉尔·德·雷般富于戏剧式的感动的了。同样，他的审判作为伊始的审判，亦是古往今来最为感人和具备悲剧气质的审判。”
最初他忿忿不平怒斥法官，却因被逐出教会而开始出现动摇，狼狈不堪。他犯下触目惊心的罪行，沉溺于恶魔般的行径，但却有笃信者的气质，始终未曾背离神。他跪倒抽噎，恳请撤回逐出教会的宣告。犯罪者的夸示癖、旺盛的坦白冲动点燃了他荒废的内心之火。这火的荣光点燃了旁听席的民众……我们对巴塔耶记述的追述就止步于此。
“由于吉尔诚挚的恳求，法院撤回了逐出教会的宣告，允许他参列圣礼仪式。神的惩罚告一段落。他承认了罪行，接受惩罚，神的惩罚因悔悟而消失。遗留下来的唯有人类的惩罚。俗世审判宣告他的幼儿诱拐和虐杀之罪，判他死刑及没收财产。但吉尔事到如今，对终将到来的审判已全无惧色。他谦卑热忱地渴求救世主的慈悲。为了在死后可以免去身陷永远的焦热地狱的责苦，他由衷祈求站上火刑台，在现世完成赎罪。”于斯曼这样写道。中世纪无愧于伟大的悖论之时代，我只能这样承认。
[1] 罗兰·维尔纳夫（Roland Villeneuve，1922—2003），法国评论家、心灵学研究者、恶魔学和秘契主义专家。主要作品有《兽行博物馆》（ Le musée de la bestialité ）等。
[2] 指萨特发表于1952年的评论《圣热内——戏子与殉道者》（ 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 ）。
[3] 格雷斯（Joseph von Görres，1776—1848），德国作家、历史学家、神学家。格雷斯在1835年至1842年期间写下的《基督教的神秘主义》（ Die christliche Mystik ）中提到了被戕害少年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