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触乔治·伊凡诺维奇·葛吉夫（George Ivanovich Gurdjieff）的名字，是在科林·威尔逊 [1] 的一部公认颇有见地的文集《另类人》里。威尔逊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葛吉夫的神秘思想，他写道：“他的方式可以看作是完整且理想的存在哲学。”从那时以来，他的名字就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寻来两三篇评传阅读后，对他有了更浓厚的兴趣。
我如饥似渴地一部部翻阅古今东西的魔法师评传，不单是出于对珍奇事物的好奇心，而是也与威尔逊一样，好奇他们对“人类如何扩大意识的范畴”这样的问题可以给出怎样令人期待的、积极的解答。痛感于物质繁荣的文明“缺乏精神上的紧张”，似乎在摸索一种缓和手段的威尔逊没有借助于理性哲学，而是把目光投向宗教与神秘思想，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数年来，我也在同一个方向上寻觅“精神的高潮”。根据汤因比 教授的观点，中国文明与拜占庭文明停滞，是因其在驱逐宗教的亡灵后未能目睹近代科学的诞生，弥补精神空白的只有文艺复兴（重回古代）。而引人注意的是，在克服了文艺复兴并驱逐了古代的亡灵，随后近代科学落地生根的西欧文明中，它新的文明武器——科学的对象并非人类的内部，而仅是外部的自然。人类的内部直到那时都是宗教家才能够应对的禁忌领域。刚诞生不久的崭新的科学，避开被宗教家独占的禁忌领域，将目光投向迄今为止尚未被开发的领域，即外部的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科学原本就是这样的事物。那么在近代以后，仍旧深入探求这个禁忌领域的是谁呢？以我之见，那是可以被唤作魔法师的一群神秘思想家。
兰波梦想成为通灵者 [2] ，寻求“各种感觉的组织性错乱”。尼采梦想成为超人，主张肯定苦痛和热爱命运。这些十九世纪的诗人与哲学家的理想，都与魔法师向往的“精神的高潮”在方向上基本一致。1922年，葛吉夫携秘典从俄罗斯来到巴黎时，大多数西欧知识分子都生活在两次大战间的不安中。如虚无的花火般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也发生在这一时期。葛吉夫周围形成的秘密结社般的气氛，在这个前卫艺术运动内部也能感知到。此外，有评论者指出，以希特勒为首的第三帝国领袖们的小集团也有与此相同的氛围。他们追求的恐怕是同一事物。我将在后文详细叙述。
约三十年间，葛吉夫在法国、英国、美国等地传授他的学说和肉体修炼法，在他身边汇集了大批信奉者。他似乎对靠近他的弟子们，使用了某种透视术或催眠术。在《神是我的冒险》一书中，罗姆·兰道 [3] 回忆起1930年前后在纽约遇到葛吉夫时的情景。他在与葛吉夫对话时双脚渐渐失去力气，不安阻塞了他的胸腔。在同一本书中还记录了作者熟识的一位美国作家的离奇经历：这位美国作家在某次集会的席间，与某位女作家相邻而坐，她的脸逐渐泛青，失神的模样让他震惊。在席间他也能看到葛吉夫的面孔。不久后她恢复平静，作家询问她理由，她这样回答：“虽然不好意思，但我刚刚的确感受到了高潮。刚刚我与你的朋友（指葛吉夫）视线交会，当那个人注视着我时，我就好像被他触摸了性的核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证明葛吉夫的特异功能的事例。比如他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年轻，在高强度的劳作后也不知疲倦，睡眠时间只需两三个小时便足够。
葛吉夫的信奉者中不乏著名知识分子，比如英国的文艺批评家奥雷奇 、《每日先驱报》的主笔罗兰·肯尼 [4] 、享誉世界的美国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纽约著名外科医生沃奇博士、创立了《新政治家》的夏普 [5] 、物理学家J. G.本内特 、曾刊载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杂志《小评论》的发行人玛格丽特·安德森 [6] 、当过荣格弟子的精神分析学者扬博士、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契诃夫夫人、梅特林克第一位妻子歌剧演员若尔热特·勒布朗 、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英年早逝的诗人勒内·多马尔 、路易·茹韦 等诸多姓名都包含在内。哲学家乌斯片斯基 是追随葛吉夫时间最长、最忠实的弟子，他在作品《寻求奇迹》（1950年）里致力于普及恩师的哲学。
“对我而言，葛吉夫是一个谜。在他身上我看到的与其说是教祖，不如说是文艺复兴时期不可思议人物的面影。”这句话出自在葛吉夫的美国时代与他相识的文艺批评家戈勒姆·曼森（Gorham Munson），“他从未主张过他的思想是他自己的。与此相反，他断言自己的思想发源于古老科学，经由密教学派传播。他的幽默是拉伯雷式的，他扮演的角色是剧作家。”
魔法师葛吉夫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就在这里揭示他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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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这世上所有的神秘思想家，葛吉夫的生涯里也有许多尚不明晰的部分。他1866年出生在高加索的小城镇亚历山德罗波尔 ，双亲是希腊人，这些是可以确定的。站在小城镇的山丘上能够瞭望亚拉腊山的雪峰，传说里挪亚方舟在此地停泊。这里的风景便是圣经旧约里的风景。他在这里度过少年时代，学习医学，此后就踏上了长年的流浪旅途。可以认为那是以修得自古以来东洋的密教学问为目的的旅行。二十年或二十五年间，他行走在藏地、波斯、布哈拉、突厥斯坦等地的寺院和僧院之间，努力掌握难以轻易靠近的秘典。虽无法正确把握他行走的足迹，但据罗姆·兰道的著作所言，有目击者证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滞留拉萨。
1914年，葛吉夫四十八岁，他回到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招收弟子，把自己在东洋修得的秘典传授给他们。那是哲学以及伴随着音乐跳的体操和舞蹈一类的肉体训练。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他突然离开俄罗斯本土回到故乡高加索地区。虽不清楚神秘主义的秘密团体在当时是否与赤色革命有关联，但无论如何他避开了正处在动乱旋涡中的俄罗斯本土，在黑海沿岸的亚历山德罗波尔、叶先图基、第比利斯等城镇辗转。以乌斯片斯基为首的少数弟子收到通知前往第比利斯，1919年在那里重新开设学校。其后学校迁至君士坦丁堡，又一跃而至欧洲，先后在柏林和伦敦开设。葛吉夫被命令远离伦敦，或许是因为他曾经在藏地为俄罗斯谍报机关工作这一经历暴露了。他不得不前往法国。法国总统普恩加莱 待他十分友善，说不定是因为大战时他曾在印度及小亚细亚为法国政府提供了某些帮助。
1922年，葛吉夫定居法国，在枫丹白露附近的阿翁买下古老的城馆，开设了名为“人类协调发展教团”的学校。他的活动引起欧洲知识分子的瞩目也是在这个时期。
在枫丹白露森林的学校里，六十至七十名男女学生过着奇怪的集体生活。学生的半数以上都是流亡的俄国人，其余都是英国人，而法国人竟一人也没有。生活极度简朴禁欲，学生们从早到晚从事严酷的体力劳动，利用广阔的土地建设农庄，饲养牛和猪。劳动同时是一种精神疗法，被视为获取“自觉”的有效手段。
也有其他获得“自觉”的手段，比如葛吉夫发明的舞蹈。1923年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被葛吉夫选中的弟子们进行了华丽的舞蹈表演。1924年他在美国停留时也几度举行了同样的演出。在东洋风的奇妙音乐与太鼓的伴奏下，如古代祭典的舞乐 般的象征舞姿在舞台上循环反复。据称舞姿也与伊莎多拉·邓肯 的自由舞蹈有几分神似。巴黎和纽约的人士们对此惊诧不已，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也吹嘘得天花乱坠。
在这里不得不对葛吉夫传授给弟子们的哲学内容做出说明。它的出发点是一种决定论式的认识，即人们在全然迷妄的状态里，自由意志被剥夺，人类不过是被状态左右的机械。这样悲观的认识在转换角度后，很快就会成为对人类发展而言必不可少的原动力。人类的意识有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睡眠”，第二种状态是“觉醒的意识”（普通人的生活态度便是这种），第三种状态是“自觉”。普通人即使白天认为自己醒着，实际上也不过是生活在睡眠状态之中，这些都不过是“主观的意识”。那么该如何打碎这样的主观意识，让人类真正苏醒，使他们被提高到自觉的状态呢？为此，首先需要领悟到人类并非自由的主体，而是完全的机械的存在。随后还需要某种打破习惯的冲击，或是通过已经获得觉醒的他人的劝告，使自己的意识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集体的劳动与舞蹈想必也是有效手段。人类绝无办法凭借一己之力抵达自觉。
葛吉夫独特的学说里还有“中心”（center）这一概念。人类有七种中心，各司其职。感情的中心、运动的中心、智能的中心、本能的中心、性的中心，以及两个更高层次的、连本人也无法觉察的、在无意识的深渊处的中心。不幸的是，人类混淆了这些中心，倾向于在需要运用智能时使用感情的能量，需要产生感情时却使用本能的能量。为了达到真正的自觉，需要使这些中心彼此调和，注意不去浪费能量。“性的中心在它自身的能量下活动，是十分美妙的事。”葛吉夫曾这样告诉乌斯片斯基。
有趣的是葛吉夫谈论“主观的艺术”与“客观的艺术”之区别的部分。对他而言，世人一般称之为艺术的事物都不过是主观的艺术，不符合艺术之名。“而客观的艺术，”他说，“不仅会带来心理学的效果，也有物质效果。也存在可以杀人于倏忽之间的音乐。耶利哥的城墙 被音乐倾颓的故事，就是关于客观的音乐的传说。普通的音乐绝无可能损毁城墙，客观的音乐却可以在现实中实现。艺术不单纯是言语，而是更加伟大的事物。我们机械的日常生活只能孕育主观的艺术。对客观的艺术而言必不可少的是客观意识的光辉。如果想从中获取些什么，则需要极度的内部统一与极度的自我统御。”
到目前为止，我简要介绍了葛吉夫有关“自觉”的理论和有关“中心”的理论，以及有关“客观的艺术”的理论，我想也很容易察觉，这三者是在统一的原理下成立的理论。简而言之，那是为了人类意识的扩大而做出的努力，以及对理应由此获得的新型人类能力的暗示。有许多证言表明，事实上葛吉夫有惊人的自我控制力和强大的意志，绝不会陷入愤怒、不安与厌恶这些无益的感情浪费。虽然他经常任愤怒的感情爆发，但目的一旦达成，他便偃旗息鼓，恢复与从前一样的平静语气娓娓道来。
根据肯尼思·沃克 [7] 所言，葛吉夫似乎拥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学识，超乎寻常的精力，和对恐怖的完全免疫。进入暮年后仍比其他人更有长时间劳动的体力”。只是看照片，他独特的风貌也给人生命力无穷的印象。像土耳其的迪伊 一样，进入中年后的秃顶（给人一种猥琐的印象）透着黑红色的光，双眼锐利炯炯有神，丰盈的胡须卷曲成八字形。暂且不提他是否有只是远远看着女人便能给女人性刺激的这等能力，我想他拥有只是戏谑地深情注视着美国女作家，便足以令她羞耻狼狈的性魅力。也有流言说在美国有许多他的私生子。
说起女作家，我突然忆起便顺带一提，与葛吉夫的思想产生共鸣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肺结核病情趋于恶化后，离开了她的丈夫文艺评论家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只身一人来到枫丹白露的森林，居住在教团里，1923年在这里长眠。这件事当然也成为绯闻。她不顾濒死的重病每天辛勤劳作，夜里裹着稻草被睡在寒冷的牛棚阁楼里。但她的丈夫克制地这样写道：“我没有权利去批评葛吉夫的教团。我也不知道凯瑟琳在那里是否折损了生命。但我可以确信如下的事，即凯瑟琳为了进入爱的王国，利用了提供给她的、精神再生所必需的自我灭亡的理论。我相信她实现了自己的意图，教团也为她提供了帮助。除此之外我不想谈任何事了。”
得知凯瑟琳在教团内悲惨离世，好事者们的流言蜚语甚嚣尘上，葛吉夫在那时出发前往美国。如上文所言，他在纽约举办了舞蹈公演。不久后他回到欧洲，在亲自驾驶心爱的大型私家车时发生了严重事故，头盖骨破裂，医生判断已无计可施，可是他却奇迹般地很快痊愈。
以这次九死一生的机动车事故为契机，葛吉夫关闭枫丹白露的学校，卖掉城馆，于1934年移居至巴黎星形广场附近的公寓。这是他生涯中的第三个时期，从这时起他才真正将魔法师之盛名收入囊中。
此前的他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可疑的江湖商人的形象。舞蹈演出和教团活动里，也能看到他向社会展示的自己作为魔法师的夸张形象。但1934年后，他恢复了原本的姿态。教团活动并未终结，巴黎、里昂、伦敦、纽约、南美、奥地利等地都建起支部，愈发隆盛。他将运营和管理交给弟子，自己在巴黎的公寓里，面对极少数学生，使用自己写好的草稿授课。读书会人人都可以自由参加。
葛吉夫的思想几乎全部由他的发言人——弟子乌斯片斯基讲述，但他也并不是没有写作。关闭枫丹白露的学校同时，他使用希腊语、亚美尼亚语、俄语，以及他蹩脚的英语和法语写下了体量庞大的原稿。原稿主要是幻想风格的寓言，据他所言，均是以他驻留在藏地和小亚细亚的僧院期间自身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而写的。原稿经弟子们之手录入打字机，保存在公寓的橱柜里。一位美国女士支付了一千美元，才得以目睹二十页原稿。葛吉夫的故事借用科林·威尔逊的表达来说是“与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一样晦涩难懂”，不是普通人可以轻易下咽的。因此，葛吉夫的读书会的气氛似乎十分奇妙。学生中的一位朗读并解释草稿，围坐在他四周的人们则不明所以。晚年的葛吉夫厌恶聚集在他身边的弟子们的无能，他把身体深深埋在沙发里，不断地吸着烟草，时不时露出嘲讽的微笑，不再亲自讲学。
葛吉夫死后，原稿中的一部分被译成英语，以《全体与全部个体》（ All and Everything ，1950）为名出版。超过一千二百页的大部头用难解的英语写成，据称艰深晦涩。内容是如科幻般的寓言，主要登场人物是出生自遥远星球卡拉塔斯（Karatas）的魔王别西卜（Beelzebub）。他有蹄、角和尾巴，的确与基督教概念上的恶魔相似。这位魔王在年轻时相信宇宙运行陷入混乱，为修复它而受到神的惩罚，他的角被剥夺，还被流放到遥远的太阳系宇宙。他是怀才不遇的叛逆天使。就这样，他探访了火星、土星和地球。在这些星球上，他积善成德，几个世纪后获得神的赦免，被允许回归故乡卡拉塔斯。故事开始于正准备出发回到卡拉塔斯星的宇宙飞船里。魔王有一个叫哈欣的孙子，旅途中他给孙子讲自己曾经六次回访地球的故事。魔王初次访问地球时，是亚特兰蒂斯 大陆文明繁盛之时。最后一次访问时，魔王亲眼目睹了1921年的美国。
关于宇宙的进化发展，这位魔王别西卜拥有详尽完备的知识，毫无疑问他可以视为作者葛吉夫的哲学的发言人。据魔王的意见，宇宙曾经发生过巨大变动，从地球上飞溅出两块碎片，其中之一是月亮，另一颗卫星是天文学者尚未知晓的天体。魔王仿佛文明社会的人访问非洲的蛮荒之地那般，对地球上人类的社会历史如数家珍。
为了教育孙子，魔王别西卜探讨的问题涉及各个方面。也就是说，关于戈壁沙漠彼方的诸多文明，关于佛教的教诲，关于最后的晚餐的意义，关于恢复犹大的名誉，关于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建筑的密教意义，关于永久运动，关于电的神秘，关于斯芬克斯之谜，关于波斯国的一夫多妻制，关于客观的音乐，关于梅斯梅尔 遭受的迫害，关于英国的运动崇拜和美国食品的危害，关于在土星实施的真空实验，以及关于列奥纳多·达·芬奇如何发现客观的艺术的秘密。
据戈勒姆·曼森的意见，与葛吉夫这部讽喻寓言最相近的作品是斯威夫特 的《澡盆故事》（ A Tale of a Tub ）。“《全体与全部个体》在最初刊行时默默无闻，被视作杂乱无章的作品。它耐得住时间的考验，引起了大众的注意，不久后定会有多种多样的解读尝试。”曼森这样写道。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乔治·伊凡诺维奇·葛吉夫死于1949年11月 。享年八十三岁。他被抬进讷伊的美国医院，在众多弟子的守候下很快便去世了，就好像活着本身已经变得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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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葛吉夫曾在藏地进行秘密政治活动，但这位实践型的神秘探究家却全无对现世权力的野心。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他的名字却常常与纳粹指导者的不祥之名紧密相连。据路易·保韦尔斯的《葛吉夫》 [8] （1954年）所言，他与卡尔·豪斯霍费尔 是老朋友。
豪斯霍费尔是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在纳粹取得政权时，他是形成第三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人物。作为陆军将校，他调查印度、藏地和西伯利亚等地的地理环境，明治末期曾驻留日本。他在慕尼黑大学担任讲师时，助手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后来成为副元首，发狂后乘梅塞施密特战斗机逃亡英国。赫斯将豪斯霍费尔介绍给希特勒。1923年的暴动 失败，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豪斯霍费尔几乎每天都去拜访牢狱里的希特勒，与他热烈辩论政治与哲学。《我的奋斗》的许多段落中想必都混入了豪斯霍费尔的思想。
说来葛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滞留在藏地期间，这位豪斯霍费尔也刚好在同一地区，有蛛丝马迹证明二人交往甚深。热衷于神秘学的二人间的友谊，在此后也持续了多年。传言还说，建议豪斯霍费尔为纳粹党章选择卐（逆万字）作为象征的正是葛吉夫。卐的起源正是古老的藏传密教。
1923年，豪斯霍费尔将藏地的魔法理论据为己有，结成秘密结社图勒协会 。当时葛吉夫在法国。在协会内部，豪斯霍费尔的左膀右臂是后来受到希特勒赏识的私人医生莫雷尔 博士。莫雷尔在同一年邀请希特勒和希姆莱 加入协会，紧接着戈林 、罗森贝格 也纷纷加入协会。
藏地传说有与北欧神话相似的一种末世论。往昔，在戈壁沙漠，曾经有高度文明的社会，却因为天地异变而一举化作荒凉的沙漠。据传幸存者中一部分迁移至北欧，一部分移居高加索山脉。图勒协会以藏地传说为中心教义，称来自戈壁的移民才是纯血雅利安人的母胎，而他们最终会征服世界。——这种想法与《全体与全部个体》中葛吉夫的哲学十分相似。这不仅是因为葛吉夫探讨了埋藏在戈壁沙漠的文明，而且葛吉夫宣扬的自觉哲学既是一种超人思想，也是一种终极的人类进化论，它无疑是末世论与乌托邦思想的合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溃败的第三帝国指导者中，有一多半信仰东洋魔法与神秘思想，这一事实还鲜为人知。但在读过路易·保韦尔斯的著作（《魔法师们的早晨》，1960年，以及其他作品）后，这一事实似乎是可信的。纳粹的神秘主义与藏地秘典的关系，听起来虽有些牵强附会，却有值得信赖的数据支撑。希姆莱等人在豪斯霍费尔的指导下，沉迷于使用从藏地引进的木制卡牌与数表来占卜。希特勒也是通过占卜结果预知了罗斯福去世。希特勒还曾透露给常在他身旁的赫尔曼·劳施宁 等人，说自己发动的革命也是一种新兴宗教。
推定死者七十五万的对波西米亚人的屠杀，据说单纯只是出于魔法的要求。这场血腥仪式的执行者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死刑的沃尔弗拉姆·西弗斯 ，热心监督仪式执行的则是狂热的信徒海因里希·希姆莱。
在纳粹哲学中，魔法得到完全复活。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魔法思想与近代科学技术结合了起来。也正是因此，我们才会忘却在纳粹党中前者早已根深柢固。
顺带一提，斯大林似乎也知道德国“图勒协会”的存在。出生在格鲁吉亚地区的斯大林是葛吉夫的乡里，在神学院里曾与这位少年时代的魔法师是同窗。然而斯大林轻蔑地将葛吉夫称作为魔法神魂颠倒的国家指导者。
根据最近的报纸报道（1966年10月），战后被处以无期徒刑的鲁道夫·赫斯在柏林施潘道监狱服刑，七十二岁高龄的他仍活在世上。纽伦堡审判的二十年后，在施潘道监狱服刑的七人中六人离去（其中三人死亡），只有背上的号码是七号的他尚在人世。在狱中，这个老囚徒也无法割舍占星术的书籍。赫斯的七号是他从运送战犯的货车上跳下的顺序。他离开的顺序也是第七位。
[1] 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1931—2013），英国小说家、评论家。评论集《另类人》（ The Outsider ）出版于1956年，从“存在主义危机”的角度论及萨特、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人，引起极大反响。后来他自称“新存在主义者”，也撰写科幻小说及犯罪小说。
[2] 详见1871年5月兰波致乔治·伊藏巴尔（Georges Izambard）和致保罗·德梅尼（Paul Demeny）的信件，收录于 Lettres du voyant 。通灵者的法语原文为voyant，日语中称为“見者”。
[3] 罗姆·兰道（Rom Landau，1899—1974），波兰裔雕塑家、作家、教育家、外交官员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专家，《神是我的冒险》（ God is My Adventure ）为其畅销作品。
[4] 《每日先驱报》（ Daily Herald ），英国大众报纸，创刊于1912年。罗兰·肯尼（Rowland Kenney，1882—1961），英国外交官、政治宣传家、作家、编辑，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挪威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英国政治宣传工作。他是妇女参政论者安妮·肯尼（Annie Kenney）的弟弟。
[5] 《新政治家》原文作“ニューヨーク·ステイツマン”，疑作者笔误。《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是英国伦敦出版的政治与文化杂志，创办于1913年。克利福德·夏普（Clifford Sharp，1883—1935）是其第一位编辑。
[6] 《小评论》（ The Little Review ），美国文学杂志，在1914年至1929年期间刊载了乔伊斯、贝克特、格特鲁德·斯泰因等人的诸多文学和艺术作品。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1886—1973）为《小评论》的创办人、编辑和发行人。
[7] 肯尼思·沃克（Kenneth Walker，1882—1966），英国作家、哲学家、外科医生。因儿童文学《方舟航海日志》（ The Log of the Ark ）而闻名。此外还写过许多有关神秘思想和医学的著作，将葛吉夫的思想介绍给英语世界。
[8] 路易·保韦尔斯（Louis Pauwels，1920—1997），法国记者、作家，曾加入葛吉夫的团体十五个月。《葛吉夫》全名为《葛吉夫先生：关于当代启蒙社会的文件、证词、文本和评论》（ Monsieur Gurdjieff : documents, témoignages, textes et commentaires sur une société initiatique contempora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