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工作的性质是社会性的，因为人们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达到人的目的。这些需要和目的关涉着维持人与事物及人与人的种种关系，这些关系组成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即便是与维持生命有关的行为，也要安排得当，才能适应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能够修正人的一切行为和思想，它的一切都依赖于人们共同完成工作的能力。倘若工作完成得好，社会就能够达到平衡、快乐、繁荣。没有这些职业，文明便不可能延续。各项工作从根本上看，就是社会生活，即人类生活。既然每个人都必须学会适应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社会教育便应运而生。然而，这种教育一旦受制于环境，尽管很必要，却是危险而片面的。我们送孩子上学，理应让他们系统地学习构成生活的各行各业的知识；可是，从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看，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活的社会基础。学校并没有把教学集中在事物的具体方面——人际方面，而把重点放在了抽象方面。结果，教学变得很学术，变得脱离社会。教学不再与从事各行各业的群体有关，变得很孤立、很自私、很自我。教学的基础是一种早已脱离现实的社会观念，也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念，然而，流行这种观念的社会一百年前便不复存在了。普通学校的课程忽视了今天这个科学民主的社会，忽视了这个社会的需求和理想，还在继续教育儿童个人奋斗以适应生存，只不过增加了一些供个人享受的知识“文化”，把个人奋斗变得温和了一点。
我们国家的学校创立于我们的先驱创业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地广人稀，人口分散，机会无限，尚待发掘。先驱们自力更生，抓住机遇，利用大自然的资源获得了成功。他们独自生活，只为自己活着；并不依靠别人的关系，因为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社区生活没有形成组织，没有传统，也没有什么制度。国家的幸福依赖于“出人头地”这个学说的传播，所以人人为己。于是，新学校必定要反映这种理想，必定要通过教学来提供教训，这太自然不过了。我们的早期定居者来自具有文化和“学问”传统的国家，自然指望学校保持这些移植过来的理想，以便与自然抗争。对于他们而言，文化并非是指儿童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而是指储存历史事实，获取过去的知识和文献。同样，学习并不意味着去发现周围的事物，也不意味着去发现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而是指温习过去的成就，学会阅读业已死亡的语言，而且所学的语言死得越早，“学问”的名声也就越大。因此，学校开设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目光转向往昔，只有从过去才能发现值得学习的东西，才能发现审美与知识进步的精华。“三要素”的知识，再加上一点“精明”，这就是儿童跨入社会所需的装备，就是儿童开始在世界上出人头地所需要的全部准备。儿童一旦有了这个装备，学校便转移重心，开始为他传授文化知识。
不论这种文化对于个人如何有趣，如何具有启迪的作用，显而易见，公立学校的头等大事是教会儿童如何在世界上生活，是让儿童明白自己在世界上的责任，并在适应世界的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只有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才能有培养纯知识爱好的时间或者愿望。
公立学校从唤醒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入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科学知识能迅速改变整个社会及其行业发展，而这些知识却只被极少数人完全控制，那么，人们便不可能获得均等的机会。于是，这类大众学校开办之际，在课程设置和组织方面自然向业已存在的老学校求助。然而，老学校的办学目的并不是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恰恰相反，是为了在阶级之间划出一条更加明显的界线，为了给有闲及有钱的阶级一些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为了满足他们与众不同的欲望，为了给他们找一些可做的事。
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在同样的条件下干着同样的事。他们的世界太狭小，所以在学校教育的教材内容方面，似乎不可能有多少贡献，能够奉献的也主要是对生计的关注。可是，这种老学校却是为那些无需养家糊口的人而设立的，这些人期望有所作为，期望变得有教养，在社交方面引人注目，因此其教材是抽象的，刻意脱离具体的、有用的知识。文化与教育的理想，过去完全建立在贵族及有闲阶级的利益和需求的基础之上。令人诧异的是，这种状况至今依旧未变。既然有了这样一种现成的文化理想，公立教育的先驱们自然会复制以这种理想为办学宗旨的学校的全部课程，甚至在今天，当办学宗旨是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平等就业和进入社会的机会的时候，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从一开始，我国公立学校的课程内容反映的，便是正在迅速消亡的社会条件，即依赖于贵族阶级的封建社会所提出的教育理想。
科学应用于工业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加上导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的那些变化，几乎重构了文明的所有制度，造成了人的大量死亡，也催生了更多的生命。这种变革的一个结果便是诞生了大众教育，同时，随之又诞生了公立学校。然而，公立学校的形式并不适应新的条件，只是复制了旧学校的内容，因此学校为适应新社会的重塑过程仍在持续，而且人们对此才开始有所意识。民主社会把繁荣与福利建立在科学应用之上，因此便不可能期望卓有成效地应用极权社会的教育体系，因为后者是为统治阶级而发展起来的，而且极权社会使用人力仅仅是为统治阶级的产业和财富服务。对于这样的学校，对于正在起步的商业培训及工业培训，人们越来越不满意。这是对于抱残守缺的抗议，而抗议是创立新教育的先声。新教育根植于儿童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因此将真正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机会。
学校如果要反映现代社会，就必须从三个方面改变旧式学校：第一是教学内容，第二是教学方法，第三是学习方法。改变教学内容，并非只是更换名字。读、写、算、地理总是必要的，但其中的实质内容要有很大的改变和增加。首先，现代社会认识到身体的呵护和成长与头脑的发展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后者依赖于前者，因此，学校将变成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学习生活的地方。而今，我们同样需要知道如何读、写，才能够应对最简单的日常生活，比如正确地乘坐公交车，避开危险的地方，与我们看不到的人和事件保持联系，换言之，做一切几乎与我们的职业有联系的事情。但是，学校依然把所教授的读、写看成是目的，是单纯的奢侈品，学生学习读、写是为了个人的修养。地理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学生学习国界、人口、河流的知识，仿佛就是为了储存大家不可能知晓的事实。然而，在一个铁路、蒸汽船、报纸、电报等已把全世界变成了邻居的社会，在一个自给自足之社区已不复存在的社会，这种真正想了解邻居的渴望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因为机械的使用，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习惯发生了变化，结果，我们的世界极大地得到了扩展，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的视野变得如此宽阔，我们的同情心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一个学校的课程如果不反映这种变化便不可能取得全面的成功。学校的教学内容必须扩大，必须包括社会的新元素和新需求。通过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必要变化，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同时又不增加学生的负担。
通过科学发现，我们加深了对万物的认识。因此，由于机械的使用和事实的增加，知识的类别变得繁杂、数量剧增，要想掌握哪怕一门学科，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想一想在教授我国地理时的一切有关事实，比如气候和地质方面的事实、人种方面的事实、工业与政治方面的事实、社会与科学方面的事实，我们便开始体会到要传授清单上的事实时所感受到的绝望。地理包含了差不多全部人类的知识和努力。学校课程中其他科目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任何一个分支都有大量的事实需要我们处理，仅仅对主要的事实进行分类，看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教师不应该让学生对课本的事实采取先阅读再背诵的方式，而应该改变教学方法。每个人碰到的事实不胜枚举，但有用的不是对事实的命名而是理解事实的能力，是看清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能力。因此，教师必须从西塞罗式的人物[1]和独裁者的角色转变为看护者和帮助者的角色。教师在学校看护学生，要确保每一个人的思维及推理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确保每一个人把读、写、算的课堂当作训练判断和行动能力的手段。这样一来，儿童的角色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转变，从被动的角色变为主动的角色，从答问者变为提问者，同时变成一个敢于尝试的人。
单纯依靠聆听事实便可理清关系或者得出结论者，总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必须通过眼睛看、动手做，才能明白事物的性状及其意义。因此，教师的角色发生了改变，教师要确保学生获得恰当的材料，确保学生用各种符合实际的方式来使用材料。所谓符合实际的方式，代表了实际存在于教室之外的关系与条件。这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在一个人人必须自己照顾自己的社会，在一个人人应该拥有个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社会，在一个自由可能会伤害他人的社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人都应该做到行为得体，也就是说，能够正确地照料自己。从社会从自身的生存出发，我们训练儿童，不能阻碍儿童形成准确而迅捷的判断力，否则，不等儿童上学，其判断力的迅捷度与准确性就已变得迟钝了。假定出现这种情形，拖整个社会后腿的无能之辈就会数量大增。种种教条的方法规训了学生，使他们变得驯服和被动，但在现代社会，这些方法不仅无效，而且实际上还阻碍了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
卢梭之后的教育改革者们，都把教育看成是复兴社会的最佳手段。封建时期和近代初期的教育理念均认为，良好的教育能够让你我的孩子高人一等，能够为个体提供又一个武器；有了这个武器，就可以驱使社会为他们的钱包和享乐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于这个理念，教育改革者们一直都在反击。他们相信，之所以要提出种种促进人的各种能力和谐发展的办法，推出最佳的教育，其真正的理由恰好是为了克服这个传统。要达到这个目标，应该使教育社会化，使学校成为积极生活的真实部分，而不是让学校各行其道，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福禄培尔、裴斯泰洛齐及其追随者一直致力于促进这种社会联系，以便培育每个人的社会精神。不过，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学校变成雏形社会。大众教育的需求依然很小，所以社区不愿意把学校看作是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决不能把孩子看作小大人的思想还很新奇，因此尚未找到成功应对成群儿童的方法。要把学校变成举足轻重的地方，社区的作用与学校的作用同等重要。如果一个社区把学校视为一个孤立的机构，视为一种必要的惯例，那么哪怕教学方法再精巧，学校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但是，如果一个社区要求学校提供看得见的东西，承认学校为全社区的福利发挥作用，一如承认警察局和消防队一般，如果社区利用好年轻公民的能量和兴趣，而不是在他们准备成为公民之前仅仅控制他们的时间，那么，这样的社区便会拥有社会性的学校；而且，不论社区的资源如何，社区的学校都将具有社区的精神和利益。
对于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公立学校系统，近来出现了大量的评论文章，而且还特别提到了正在制定的学校管理规定的创新特点，有些文章强调了职业培训的种种机会。不过，支撑这些新特点的却是最重要的思想，这就是关于社会与社区的思想。差不多在这个钢铁城市创建之初，教育局长沃特先生便参与创建了这些学校，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想把事情办好。他并没有参观过全国最负盛名的那些学校，也没有邀请最棒的学校建筑师，相反，他就待在家里，忘掉其他地方做过的或者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努力为加里市创办最杰出的学校。当时他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了把加里市的孩子变成好公民，变成幸福而富庶的人，他们都需要些什么？现有教育经费如何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关于这些学校的职业培训稍后再谈，不过，这里可以顺便指出，建立这些学校的目的并不是要培养钢铁公司所需的好工人，也不是为了给工厂节约培训费，而是为了学生参与工作的教育价值。同样，如果认为加里市的这些学校之所以有如此举措，只不过是企图接纳没有希望的移民儿童，然后把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移民，或者企图为了满足工人阶级的需求，提供某种培训，那也是错误的看法。
学生从托儿所到中学都待在同一幢楼里（印第安纳州加里市）
沃特先生无意中当上了美国一个市的教育局长，负责管理成千上万来自各种环境的孩子。他面临的问题是要用某种方式照料孩子们数年，而且让每个孩子毕业时都能够找到工作，还要能胜任各种工作——无论是给机器喂料还是做生意，是照料家务还是坐办公室，或者是教书。他的任务不是为每个人提供工作细节所需要的特殊知识，而是要让儿童保持自然兴趣和热情，使每个人能够学会控制自己的大脑和身体，确保他们今后能够自立。我国公立学校为学生确立的目标是：成功做人，做好一个美国公民。学会谋生，就是这个理想的一部分。要使更广泛的培训取得成功，前提自然是学会谋生。达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围绕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许多因素，譬如每个儿童的个体特点、让谁来教、这些学生所居住的邻里、为学校提供经费的社区。沃特先生充分利用每个因素所起作用的价值来形成总体计划。每个因素都具有促进作用，都是一笔财富，缺少其中一个，其他因素便不可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忽视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结果都会出现缺陷。
有位批评者一直在监督学校，以确保经费的使用能够最大限度地让孩子们和纳税人受益。他认为，在普通公立学校组建的过程中，粗看起来，浪费是十分惊人的。开学时，学校教学楼里的全部设备、校园以及日常用品等有半天是闲置的，更不用说暑假和周六了。教学楼很昂贵，可是在一大部分时间里却毫无用处。这本身就是一种浪费。想一想城镇公立学校的普通儿童放学后度过时光的方式，想一想他在上学时间所接受的那一点不完整的教育，想到这些，我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浪费有多么严重。沃特先生决定让加里市的学校全天开放，这样孩子们就不会被迫跑到拥挤的大街角落和小巷里玩耍。在这种地方游荡，给孩子们的健康和道德带来危险。每天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一年有许多个星期，教学楼都是关闭的。于是，他作出决定：为了公共的目的，出资建造这些教学楼的纳税人应该有机会在这段时间内使用学校的建筑设施。因此，加里市的学校开设了夜校、周六班、暑假学期。在学校建筑的维护方面，这种方式比一年只用几个月的做法要昂贵得多，因此必须找到一些办法，可以更经济地管理这些设施。
儿童不可能在课桌前一动不动地坐一天，可是大部分学校的儿童要像这样坐5小时。因此，在上学的8个小时之内，应该给他们别的事做，让他们忙个不停，保持身体健康。同样大小的教学楼，加里市的学校比其他地方学校的使用率高出一倍，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必要的节俭目的。每幢教学楼供两个学校使用，一个从上午8点至下午3点，一个从上午9点至下午4点。每一个学校岔开时间轮流使用常规教室，余下的时间则用来做各种行业的工作，这就是加里市学校的独特之处。这种办法节省下来的足够的资金，正好用来装备车间，支付常规课程之外所设科目任课教师的薪酬，支付额外学期的薪酬。结果，加里市的人们用数额不大的税费办起了学校。这些学校安排了孩子们的时间，为孩子们提供了较多的学习设施，同时为社区的成年人奉献了夜校等特殊课程。目前，在加里市，使用学校教学楼的成人数量超过了孩子们的数量，当然，他们上学的时间要短得多。在每幢教学楼举办复校，每间教室通常要节省一半的费用，这样便得到足够的资金，可以为孩子们在一天8小时内安排健康的活动，同时又使学校在晚上、假期和周日得以向成人开放。
每幢教学楼都配有体操馆、游泳池和操场，此外还配有体育老师，8小时内负责照料学生。与别的功课一样，体育训练也是学校常规学习的一部分，除了每个学生的课程里规定的体育课外，学校每天开放操场2小时，学生只要喜欢都可以使用。学生不用跑到大街上去玩，相反，他们可以留在学校里，利用学校提供的玩耍机会。大部分体育训练都采用指导使用运动器械的方式。与许多别的地方一样，这里的实验表明，学生对于正规的小组锻炼并不怎么感兴趣，即便做了也是迫不得已，结果益处损失过半。因此，游泳池、网球场和器械基本上取代了体操训练。体育教师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必要的特别锻炼，防止锻炼缺乏章法和效果。与此同时，除了获得适于自身需要的身体发展之外，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健康、愉快的玩耍之地，否则，他们也可以到户外去玩。
上学期间，加里市的学生要保证身体的健康，在其他方面也不能掉队。每个孩子都由一个医生来检查。由于功课的压力，如果学生身体不够健壮，解决的办法不是把他送回家，等到变得健壮以后再回到学校。相反，学校让这个学生留在学校，让他上符合自己身体强度的课程，上课的时间削减到最小，大部分时间花在操场上或者体育馆里，按照医嘱做一些强健身体的必要活动。身体的成长与脑力的成长同等重要，关照孩子的身体，就像关照他在每个年级的学习进步一样。学校在这方面帮助很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社区，为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生活提供每一个机会。
学校每天开放8小时，年级教师仅上6小时课，体育指导要8小时在岗。8小时的安排是：4小时在常规教室或者实验室上课，1小时在礼堂，1小时“应用课”或者玩耍；剩下的2小时，孩子们只要愿意，可以使用游戏设施，而且确实要求使用。由于班级轮流上课，不用增加教师。这样，孩子们可以从专业上经过特别训练的任课教师那里受益。每个学校把学生分为若干组，这里的班级比大部分公立学校的小。上午的头两个小时，即8：15至10：15，由一个学校使用教室、工作室、车间、实验室，第一组头一个小时在背诵室，第二个小时在车间；第二组则倒过来，从车间开始。另一个学校头一个小时使用操场，但不强迫出勤，第二个小时一组去礼堂，另一组留在操场上，系统地学习体操，或者上“应用课”。然后，10：15，第一个学校的去礼堂操场上课，第二个学校的则到教室车间里待两小时。一至五年级每天在常规教室上两小时的课，内容包括语文、历史、文学、数学。六至十二年级每天则要上3小时这样的课，多出来的那1小时从游戏和应用课扣除。一至五年级要做1小时的科学实验或者在车间里做职业培训，30分钟上音乐课或者文学课，30分钟上体育课。六至十二年级则要花整整两小时接受职业培训、做科学实验或者上音乐课及绘画课。
根据班级和学校轮流上课的计划，通过用专业教师教授小班的方式，一个教学楼接纳了比寻常多一倍的学生。除职业课的教师外，还有负责教授法语、德语、历史、数学、文学、音乐、美术、自然、科学的教师。两个学校轮流使用教学楼，节省下来的经费收到了额外的功效。每个年级的教室至少有4个班在使用，所以孩子没有固定的课桌来存放自己的东西，但每个人都有一个衣物柜可以放书。上完1小时课，又换教室。教师并不对任何一组学生负责，而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同样，学生也对自己负责。显然，这样的计划要求学生和教师具有一种真正的合作精神，同时还要求有良好的管理。
沃特先生相信，正是因为缺乏这个，所以公立学校失去了加里市的学校正在利用的机会。从实用的目的来办好一个大型机构本身就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沃特先生感到，期望校长和视导员[2]一方面要贯彻教育计划，另一方面要经营，这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相信，校长或者视导员应该既是公司经理，又是学校或者城市的行政管理官员。学校的教育政策、计划、方法应该由不承担具体行政管理事务的专家来用心推行。不应该任命这些起督导作用的教育工作者去负责学区的工作，而应该任命他们去负责各个科目，并不时地把他们的办公室从一个学校搬到另一个学校。这样，他们才能实际接触自己所负责科目的所有工作，同时不会出现某个学校偏科的情况。视导员应在其办公室所在的学校担当一段时间的校长，全体视导员应为所有学校安排课程。加里市的学校太少，还不能完成这样的计划。不过，现有的机构显示了同样开阔的胸怀和愿望，要与学校里面的教师合作，包括新上任的助理和局长，都要实现他们所有工作的价值。
在纪律、社会生活、课程等方面，加里市的学校正尽其所能与教会和家庭合作，用好每一笔资金，发挥社区的作用，达到最佳的教育目的。就纪律方面而言，学校是一个小社会，而且是一个民主社会，里面的功课安排良好，孩子们都想上学，因此没有必要让逃学查处官去打扰他们，或者摆出一副严厉的权威架势吓唬他们。一旦到了学校，他们感觉如同在家里一样，对学习怀着同样的兴趣和责任。每个孩子都知道别的孩子和别的班级在做什么，因为他们经常在衣帽间碰面，或者下课交换教室时在过道上碰面。学校礼堂、参观班级的制度，以及由学生维修和制作学校设备的做法，都是创造那种流行于学生中的精神的一些重要因素。每个学校都有一个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学生委员会，专门维护全体学生的利益和教学楼的秩序。校医通过学校的印刷所、语文课、礼堂活动来展开卫生教育运动。孩子们对这些怀着浓厚的兴趣，干得很努力。结果，学龄前儿童中患传染病的百分比高于上学的儿童，尽管后者传染的概率应该比前者高。学校当局并没有简单地强制执行卫生法，而只是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卫生法、为什么要制定卫生法、卫生法又怎样有助于降低传染病和各种疾病。上化学课和烹饪课时，教师教给学生关于病菌和生理学的足够知识，好让他们理解传染病和脏东西是什么意思。结果，孩子们自己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疾病。班里的同学生病时，他们确保检疫得到强制执行，并通知校医。
这些学校用同样的方式展开了纯净牛奶的运动。学生把家里的牛奶拿来做化验，并且在发现污染物时监督家长采取措施。一场灭蝇运动一直在进行，而且得到孩子们的切实响应。在卫生问题上，这些学校不仅把自己当作整个社区的一部分来尽义务，而且充当了卫生委员会的助手，消除城里医生的偏见和恐惧；在新移民居住社区，偏见和恐惧是很常见的，所以很难控制疾病，也很难去关照学校的孩子。一旦城市的医生得到孩子们的合作和谅解，处理学生所患的腺样增生或者眼疾就不是难事了。即便家长不明白，孩子们也明白为什么必须采取这些措施，而且他们会确保不让父母干涉，并让父母提供一些帮助。
在拥有外来人口的工业社区，公立学校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在孩子们到达应该离校的法定年龄后，继续把他们留在学校。加里市的学校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就像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一样，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靠制定更多的规则，不是靠强制措施，而是让孩子们提供帮助，把学校变成一个对每个人都明显有用的所在，从而让孩子们自愿留下来。加里市没有“中学”！学生从进幼儿园的那天起，到准备上大学或者进公司或者进工厂，都在同一幢教学楼里。上完八年级，学校不举行毕业典礼，也不颁发文凭。学生进入九年级后，课程就不同于过去的计划安排，否则无法让孩子相信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也无法让他们相信从现在开始学到的不再是花里胡哨的奢侈玩意。老师并没有调换。教历史、语文、文学的，还是原来的老师；在车间里，学生学的东西还是同样的，只不过现在是全面地学习罢了。学生并没有怀着恐惧去期待最后4年的学习（因为这通常是对无用的苦读的恐惧），相反，他们把它视为自己学校生活的继续，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年比一年更加刻苦。尤其是，他们把这段时期看作是接受培训的机会，而且看到了培训的直接价值。学校用来说服学生留在学校的理由很实际，很有说服力，都是学生看得见的东西。学校的印刷所不时印一些公告，向学生及家长解释加里市的学校用普通教育和特殊培训的方式所提供的机会。公告提供有关不同工作行业的就业统计信息，用数字向男女学生表示中学毕业生的相对职位和工资情况，以及那些14岁的离校生参加工作1—2年甚至10年后的相对职位和工资情况。公司会派人到学校给学生们讲解，宣讲公司为毕业生和非毕业生提供何种机会，以及公司为何需要受过更好教育的雇员。加里市的学校保存学生的学习情况统计，也向学生展示。通常在八年级和高中之间出现的那种突变，在这些学校里并不存在，因此，家长认为没有必要把孩子从学校领走。他们发现自己为了把孩子留在学校所做的牺牲，还可以再持续几年。如果孩子留在学校比离开学校更能学好一门手艺，如果孩子渴望留在学校，并且对于未来有着明确的计划，那么，即便是最贫穷的家长，也不愿意影响孩子的发展。众所周知，在大城市，学生14岁离校的比例是惊人的，普遍的理由是父母需要孩子在收入方面有所帮助，但真正的原因是学生本人对学校不感兴趣。对于“你为何离开学校”这个问题，孩子们几乎一成不变的回答是：“因为我不喜欢学校。”这个事实加上家庭贫穷，足以让他们一有机会便离开学校。给孩子提供有趣而有价值的活动，给他玩耍的机会，他就会迅速忘却对学校的厌恶感。
普通公立学校那种死板的运作方式往往会把学生推出学校，而不是留住他们。课程不适合学生，而且如果不打乱学校的整个组织，便无法让课程适应于学生。一个失败使学生在学习上受到挫折，他很快就会感到自己是否努力并不重要，因为学校机构运转的速度是一样的，并不会顾及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差异。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不感兴趣或者厌恶感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学生感到自己的学习无法引起别人的关注，感到他为之付出努力的机器根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机器的运转也不取决于他付出的努力。在加里市，学校组织的运转方式适合每一个孩子，而且足够灵活，即便是最困难的学生都不能打乱其运转。孩子们与学校共同进步。在前面的段落，我们解释过复校二部制运转的方式，以便个体可以在任何一个科目上多花时间或者少花时间，或者完全退出。身体差的学生，在操场上花的时间多一些；而算术或者地理差的孩子，两部的算术课和地理课，他都可以去上，甚至可以到低一年级去上课。同一幢教学楼里，数百名孩子都可以对学习计划进行同样的改变，而且不会影响井然有序的学校常规管理。如果一个学生在学习科目中有一科比其他科强，他可以到更高一年级去听这门课。对学校失去兴趣或者大部分学习落后的学生，或者一开始就嚷着要离开学校的学生，并不会因此受到降级的惩罚。他的任课教师会发现他擅长什么，然后给他大量的时间去做他擅长的事，让他在其中进步，这样便激发了他学习的兴趣。如果后来他醒悟过来，对学校常规课程产生兴趣，那就更好。学校会为他提供各种设施，让他的各科都赶上同年级的同学。如果这种觉悟没有出现，学校仍然将这个学生（无论男女）留在学校，直至学会一样东西——也许是一样最适合他能力的东西，而不是让他离开学校，也不让他每一科都留级，否则，他擅长的那种能力也将丧失殆尽，自我感觉完全失败，结果是，他既没有接受培训，也没有得到因成功而获得的那种道德激励。
自始至终由专门的教师教授特殊的科目（印第安纳州加里市）
学校的课程计划每两个月调整一次。每逢调整时，学生可以全盘改变自己的计划，用不着非得把太难或者太易或者安排不恰当的科目痛苦地学半年。为了便于管理，学校仍分年级，但学生的划分并非按照年级的数字来进行，而是按照“快班”、“普通班”、“慢班”学习者来划分。快班的学生大约在16岁完成12年的学校教育，普通班的要到18岁，慢班的学生则要到20岁。这种分类没有描述学业的质量。慢班学习者比快班学习者可能成为更缜密的学习者。这种分类不是为了区分学习者的能力，而是为了利用儿童自然生长的规律，使其学习与生长可以同步。快班的孩子尽可能快地从一个年级跨到另一个年级，而不是拖他的后腿，等他失去学习的动力。慢班的学生则不能拔苗助长。这种灵活的体系真的奏效吗？或者说，它只能产生松松垮垮、随随便便的教育吗？我们只要到这些学校去参观一番，便会发现：学生在刻苦地学习，每个人都对自己一天的活动负责。最终，我们确实信服了，因为孩子们很快乐，对学习也很感兴趣。此外，我们查阅了学校的记录，从教师和教育者的观点看，答案更加积极有利。在加里市所有年满13岁的学龄孩子中，57%在念七年级或者更高的年级。这个结果比大多数工业社区要好，这意味着加里市的学生绝大多数与准备上大学的普通学生一样，能够以同样的进度念完中学。更突出的一点，是从加里市的学校毕业后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或者大学的学生数字。在加里市的学校学了8年后毕业的学生，有三分之一目前在州立大学念书，比如工学院、商学院。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加里市的人口主要由钢铁厂的工人构成，而且60%是外国移民，拿这个与国内通常招收移民第二代的学校的历史比较一下，我们便会知道，沃特先生多么成功地创建了一个满足学生需求的教育体系。当地的居民很喜欢这个教育体系，希望继续学习，接受教育，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基本的教育。
这种变化背离了常规课程，而这种变化背后的动机一向都是社会性的。沃特坚信，如果恰当地强调学校的社会性目标，教学方法自然会跟上。公立学校必须研究学生的需要和品质，必须研究社区的需要，以及社区为学校的福利所贡献的机会。我们看到儿童的体育生活和社区卫生如何融入学校的课程，这样，学校的课程变得更有意思，而且有利于社区居民。学校的学习与社区的其他利益和日常生活问题之间，同样存在这种紧密的联系。教学利用了孩子们的每一个社会本能，没有把每个年级孤立起来，也没有把年龄小的儿童与年龄大的分开，两者尽可能地组合在一起。低年级使用实验室和车间，但如果高中的学生不利用同一幢教学楼里的实验室和车间来进行技术培训，低年级的这份奢侈是没有保证的。他们一开始上科学课和手工训练，就使用这些实验室和车间；而且在高年级同学使用的时候，他们还当助手或者观众。于是，四、五年级的学生到车间、工作室、实验室去给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的学生当助手。
因为要关照低年级的同学，高年级的同学学会了责任与合作；而低年级的同学因为要当助手，要观察，要向高年级的同学提问，他们围绕有关科目所学的知识量是惊人的。高年级与低年级都会了解学校发生的事，由此产生了一种很好的伙伴关系。同时，低年级同学增加了学习兴趣，找到了留在学校的理由。只要可行，高年级学生的学习成果用到了低年级的教学里。绘画课上制作的地图和图表，用到了低一级的自然课或者地理课上。印刷所给全校制作拼写清单和问题清单。在卫生运动中，校医请上艺术和语文课的学生帮助制作招贴和宣传手册。学校的大厅里挂着各种展现学校活动的通知，挂着特别优秀有趣的绘画或者地图，还有关于各个车间都在制作什么的消息，或者是关于全校应该看到或者了解的事务信息。
另一个制造公共舆论的重要场所是学校礼堂。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在里面活动1小时，有时候是合唱，有时候是聆听高年级介绍一个有趣的物理实验，或者从烹饪的角度了解便宜的营养菜单，或者听校医谈谈学校如何才能改善社区的卫生条件。礼堂也供社区使用。市里的牧师、从政者，或者任何人，只要做了什么有趣的事，都可以到礼堂来跟孩子们说说。学校还邀请邻里的各种社会机构来做同样的事情。
应用课的目的是相同的。孩子们到最近的公共图书馆去查阅功课需要的参考资料，或者单纯去听“如何使用图书馆书籍”的课。他们也可能去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使用里面的体育馆或者听讲座；还可能去教堂，接受家长权威那种宗教方面的教导。学校是邻里街坊的社会交流中心。应用课在车间里或者操场上，都是具有应用价值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补充常规教学之不足。这样一来，在操场上给一座房子打地基，变成了一堂应用数学课，或者在学校的商店——布置得像一个杂货店——里呆1小时，练习心算和口算；或者通过扮演“角色”来练习语文。应用课也可以上成别的方式，比如给学校干点活。年龄大一些的学生，要是学了速记法和打字或者记账，就可以到校办帮助职员干1小时活儿。五年级的男孩就利用这个时间去看守学校仓库，负责全校的供给，清点教育局送来的物资，把物资分发到教师和看门人手里。学生在各车间学习的记录，由别的学生上应用课时完成。一个拿薪饷的记账员总管一个办公室，学生们把由车间教师填写的印刷单拿到办公室，把单子换算成学生在某项技能所花时间的学分。学生职员根据学生本周的成绩记录给出学分，并保留成绩记录。学生还管理教学楼里的邮局，笔者就曾看见一个六年级的男孩在教学楼里分送工资支票和取收条。干这种活的孩子，不仅要学算术和记账，而且需要有相应的责任感和诚实感。他们重视学校的荣誉，对学校的福利有着广泛的意识。他们知道自己实实在在地代表着学校，就是学校的利益。
学校的午餐厅由烹饪部管理。埃默森学校（Emerson School）建校之初，装备有普通烹饪学校的那种桌子、独立的燃气炉、衣物柜等。这一切后来变成了正规的餐桌，由学生招待来端送学生烹饪的饭菜。对同学们来说，这可是真正的午餐。学生到收银处付账。低年级的女生上烹饪课的方式是到高年级女生的烹饪课上去打下手，去观察。食谱由女生拟定，采购和记账也由女生完成。她们必须确保支出安排有度，按照化学部确定的标准来提供饭菜。她们把食品拿到化学部去进行分析，配备出比较有营养价值的午餐。结果是热腾腾的饭菜，既有营养又烧得好，价钱还非常便宜。每天的食谱都挂出来，上面有每一项目的价格及营养价值。午餐厅的墙上贴着招贴和显示食品相关营养价值的图表，有便宜餐和营养餐的食谱范例，也有不健康食品的展示。这一切均由烹饪学校的学生来提供和准备，这就是教育实验的结果。
在加里市的学校，公民道德并不是照本宣科。学生协助维护教学楼，针对自己在各种公众场合的行为制定行为规则，到图书馆参观，聆听由建设加里市的人讲述加里市的故事。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学习公民道德。他们模仿竞选过程，并通过政党、学生会的初选、投票站、秘密投票等来学习公民道德。学生依靠自己的双手制作家具、铺设水泥路，了解成本是多少，所以不会去破坏道路或者家具。由于他们有了这段经历，由于他们了解了自己提供和改进服务的价值，等他们成为纳税人时，便不大容易受骗上当。卫生运动、把学生带到城市社会机构的应用课、能够从中更多了解加里市的礼堂大课等，都给公民道德课增添了吸引力。学生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事物，通过做一个好公民来学习公民道德。
这种通过具体行动来体现公民道德的方式，有着双倍的巨大价值。这是因为，大量学生的父母是外国移民，他们对于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的政府或者组织一无所知，对身边的见闻也不理解，所以不了解政府或者组织能够提供的机会，也不了解其局限性。他们在法律上很无知，犯了法也不知道；对公共卫生也是一窍不通，结果危害了公共卫生；对社会资源毫无概念，有需求也不知道找谁。所以，他们自然怀疑政府，怀疑社会的权力。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的孩子拥有知识，以便作出更明智的判断。除了这个，学校还努力把美国的生活标准教给学生和学生家长。入学时，除了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每个学生要把一些家庭情况的信息提供给学校，包括人口状况、经济情况以及住宅的性质等。登记的材料由学校保管，如果学生从所在学区转出，材料也跟着转走。年级的每个老师负责分管学区内一定数量的街区，由他们把街区的图形画下来。孩子们制作高比例地图，上面标有街道、路灯、邮箱、每幢房屋、仓库或者棚子的位置，还有空地的位置。如果实际发生了变化，地图也要做相应调整。每个孩子丈量家里的房间，把丈量结果拿到学校，然后把自己家的楼层平面图画出来。这些图形与老师的区域地图一块保存。这样，老师就有了一幅有关辖区的完整地图，也清楚了辖区内每个孩子的家在哪里。只要把这些拿去与家庭状况登记材料进行比较，要弄清楚某个家庭是否居住在很差的道德及卫生环境之中就十分简单了。
每个老师负责的街区很小，所以对其了如指掌，而且尽可能认识居住在街区内的孩子。假定家境差是由无知或者贫穷所致，老师会想办法解决，并确保这个家庭学会如何依靠自力更生来改善状况。假定状况极为糟糕，就由街区的其他孩子去把公共舆论调动起来。有时候大礼堂的课就用来展示这些地图，指出街区里和街道上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差。孩子们总是把有关的新闻带回给父母，就像租金和住宿条件可以自由讨论一样，这些报告也是采取措施的基础。学校鼓励家长到学校来了解信息，不止一次，有一些刚来的家庭按照同样的租金从过分拥挤的破屋搬到舒适的公寓。这是因为，家长通过孩子才了解到，他们恶劣的居住区是不应该存在的。由于学校做这项工作是为了提供帮助，因此，学生和家长都理所当然地把这项工作当作学校正规课程的一部分来接受。学校给家长提供关于改善条件、卫生、房屋大小及舒适程度、租金等方面的信息。如果一个街区很差，学校就会把附近条件更好而租金不变的好街区展现给他们。这样，学校不仅教授关于良好的公民道德和社会条件的理论，而且还为孩子们提供真实的事实和真实的状况，以便他们能够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以及如何才能改进。
加里市的学校尽可能地利用社区的资源，把社区作为教育实验的贡献者。因此，学校以直接的结果作出了良好的回报，这还不包括在提供有效明智的公民教育方面作出的更大回报。加里市的条件并不理想。这里的学校也不如其他同等大小的城市那么有钱可供支配，这里的教师在任何别的城镇都能够找到，大部分学生的家庭未给孩子提供任何训练，而且父母还在为适应全新的环境而进行自我调整。可是，这些学校做了大量的工作，显示了良好的经营管理，而且用一种经济的方式来使用纳税人的钱，以便为年轻的一代提供尽可能多的设施，让他们有益地使用自己的时间。学校教学楼和操场展现了这个学校系统的有效运行。敏捷而快乐的学生、学生历年的成绩统计、学生毕业后的职业生涯等更加令人鼓舞，这是因为，任何公立学校都拥有取得这一切成就所依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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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塞罗式的人物（cicerone），指像西塞罗一样具备古代文化知识和口才。也可译为“导游”，因为导游需要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良好的口才。——译者
[2] 视导员（Supervisor），是美国学区或者公立学校负责指导教师备课的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