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容易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把学校看成是教师和学生或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某种东西。令我们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孩子所取得的进步：他的体格的正常发展，在读、写、算方面能力的提高，地理和历史知识的增长，礼仪以及敏捷、守秩序和勤奋习惯的改进——我们正是根据诸如此类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工作成效。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但眼界需要扩大。最优秀最明智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也一定是社会对全体儿童的期望。对于我们学校的任何其他的期望，都是狭隘和不妥的；如果依此行动，必定会破坏我们的民主。社会通过学校机构，把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交付给它未来的成员来安排。社会希望借助新的可能性而实现所有更好的想法，从而为自己开辟未来。在这里，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重合在一起。社会只有致力于构成它的所有个体的充分发展，才有机会忠实于自己。而且，在如此给定的自我指导上，没有什么比学校起的作用更大，因为正如霍勒斯·曼（Horace Mann）所说的，“事物初生之处，一个开创者胜过一千个跟随者”。
无论何时，一旦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新运动，采用更广阔的或社会的视点变得尤为必要。否则，学校制度和传统方面的变革将被看作是某个教师心血来潮的发明，往坏的方面说，这是变化的时尚；往好的方面说，最好的不过是某些细节上的改善——这是一个我们在考虑学校变革时习惯性采取的观点。这就像把机车或电报当作个人的发明一样，具有合理性。教育方法和课程上的修改，既是一种变化的社会情境的产物，也是为了满足正在形成的新社会的需要而付出的努力，就像在工业和商业模式中所发生的改变一样。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根据社会上的重大变化，努力设想大体上可称之为“新教育”的涵义。我们能把这一“新教育”和事件的一般进程相连吗？如果我们这么做，“新教育”将会消除与社会隔离的特征；它将不再是一个仅仅从具有非凡才智的教育者处理特定学生而引出的事件。它将表现为整个社会进化的部分和片段，而且，至少在其更普遍的特征上，它是必然的。我们于是来探讨社会运动的主要方面；然后转向学校，以发现它为跟上社会运动而付出了何种努力。既然覆盖整个基础是绝不可能之事，大部分情况下，我将把自己限定在现代学校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上——即在手工训练名称下所进行的事——如果这件事和被改变的社会条件的关系得以显现的话，我们将易于承认关于其他教育改革的要点。
我对未能详细处理正在谈论的社会变化不作辩解。我本应提及的变化如此显著，甚至连快步闪过的人都能察知。我首先想到的是笼罩甚至控制了所有人的变化，即工业上的变化——科学的应用带来了大规模、廉价地利用自然力的巨大发明：以生产为目的，世界市场、供应这个市场的大规模制造中心，以及遍布各地的便宜而快捷的交通工具和分配途径，正在发展起来。从最初产生之日算起，到今天为止，这一变化也不超过一个世纪之久；在其许多最重要的方面，它仍处于继续发展的时期。人们很难相信，在历史中曾有过如此迅猛、宽广而彻底的革命。经过这场革命，地球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甚至波及了地球的物理形态；政治边界或被抹去或被移动，似乎它们真的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些线条；人口从大地的尽头匆匆聚拢到城市；生活习惯正在发生着令人惊异的急速全面的变化；对自然真理的寻求被无限地刺激和推动起来，而自然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商业的必需。甚至我们关于道德和宗教的观念和兴趣，位于我们本性最深处而最具保守性的事物，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因此，认为除了形式和表面风格以外，这一革命不会影响到教育的其他方面——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工厂制度之前是家庭和邻里制度。今天的人们只需回溯到一代、两代或至多三代，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典型工作实际上是在家庭中开展的，或者簇集在它的周围。穿的衣服绝大部分都是在家庭中缝制的，通常，家庭成员都熟悉剪羊毛、纺线、踏织布机的活计。整个照明的过程不是按开关、开电灯这样简单轻松的事，而是从宰杀牲畜到炼制油脂、到制作灯芯、再到浸入蜡烛等一系列辛苦而漫长的工作。面粉、木柴、食品、建材、家具，甚至钉子、折叶、锤子等五金，都由左邻右舍生产，在可随时走入、一览无余的店铺里出售。这些店铺常常是邻里们汇集的中心。整个工业过程从原材料在农场中的生产到最后的产品投入使用，完全暴露在人们的眼前。不仅如此，实际上，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分担一部分工作。随着体力和能力的提高，儿童渐渐被教以几个工序的窍门。这事关当下的、个人关注的问题，甚至到了实际参与的程度。
我们不能忽略这种生活中所包含的纪律和品格塑造的因素：在秩序和勤奋的习惯方面的训练，在责任心和做某事、制造某物的义务的观念方面的训练。总有确实应该去做的事情，需要家庭的每一成员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与其他成员相合作。在行动中生效的人格，通过行动的中介得到培养、受到检验。再次重申，为了教育的目的，我们不能忽视直接接触自然的重要意义，不能忽视直接面对真实的事物和素材，不能忽视亲自参与到支配它们的实际过程并了解它们的使用和社会必要性的重要意义。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通过与现实的亲密接触，可以不断培养一个人的观察力、才智、建设性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现实感。家庭纺织、锯木工场、磨坊、制桶工厂和铁工场等工作的教育力量在持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
为灌输知识而组织的实物教学不管有多少，决不能代替关于农场和田园有关动植物的直接知识，这种直接知识是在和动植物亲密相处并照料它们的过程中获得的。学校中为训练的目的而开设的感官训练的学科，永远无法与在熟悉的职业生涯中所表现出的感觉-生活的生动和丰富相媲美。执行任务可训练语言记忆，科学和数学课程可提供推理能力的训练；但是，怀着真实的动机期待着真实结果的出现而行事，注意力和判断力在这种过程中获得的训练毕竟远远胜于通过上述课程得到的训练。课程的训练，毕竟是间接和空洞的。今天，工业的集中化和劳动力的分化已经在事实上取消了家庭工作和邻里工作——至少是取消了为教育目的而设立的家庭职业和邻里职业。但是，哀叹儿童谦虚、质朴、绝对服从的美好岁月一去不复返是无用的，我们无法仅凭叹息和劝说而使过去的好时光重新回来。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育唯有发生同样根本的变化才足以应对。我们必须重视需要为此作出的补偿——宽容精神的增长，社会见识的扩大，对人性的进一步了解，从外在的表现识别人的性格和判断社会环境的敏锐性，准确地适应不同的人格和接触更多的商业活动。考虑这些，对于今天城市里成长的儿童意义重大。但是，也存在一个实际问题，即我们如何留住这些优势，怎样把反映生活另一面的东西——要求个人负责和培养儿童与外界现实生活有关的各种作业——引入学校中来呢？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学校，就会发现，当前最为显著的一个趋势是所谓手工训练、店铺劳作以及诸如缝纫和烹饪等家庭工艺的引入。
这不是怀着一定要现在的学校提供从前家庭中所提供的训练要素的明确意识而“有目的地”所为的，而是借着本能，通过实验，发现这一工作能为学生们提供有效的支持，给予他们一些任何其他途径所不可能给予的东西。对这一工作的真正重要性的意识还是如此微弱，乃至于此项工作仅是以三心二意的、混乱的和互不相关的方式在进行。同时，为此项工作提供的论证很不充分，甚至常常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盘诘那些即使是最乐于把此项工作引入学校系统的人们，我想，我们通常会发现，其主要理由是此项工作能吸引儿童们的自发兴趣和注意力。它能使他们主动、积极和保持活力，而不是消极和被动接受；它能使他们更有用、更有能力，因此，在家庭中更能帮得上忙；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他们以后生活的实践职责的准备——女孩成为更有效的家庭管理者，如果不是厨师和裁缝的话；男孩（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只是停留在职业学校层面的话）为他们未来的职业作准备。我不想低估这些理由的价值。对于儿童们改变态度的问题，我将在下次直接讨论学校和儿童关系的讲座中发表看法。但总体来说，这些观点是不必要的、牵强的。我们必须把木工和铁匠、缝纫和烹饪当作生活和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刻意的研习。
我们必须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把它们看作社会借以存在的过程的形式，看作使儿童明了共同体生活的必要手段，看作人类以不断增长的洞见和才智满足上述这些需要的方式；简言之，看作借此使学校成为真正活跃的共同体生活的工具，而不是留置出来作为课程学习的场所。
所谓社会，就是以共同的精神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劳作的一群人。共同的需要和目标，要求思想的不断交流和感情的和谐一致。现在的学校不能将自身组织为一个自然的社会单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这种共同的要素和生产活动。在操场上，在游戏和运动中，社会组织自发地和必然地产生。某事要完成，某种活动要进行，这就需要劳动力的自然分工、选择领袖和跟随者、互相合作和竞争。学校缺少社会组织的动机和凝聚力。从伦理层面来看，现在学校可悲的弱点是它试图在社会精神条件奇缺的情况下培养社会秩序的未来成员。
当各种作业成为学校生活的明确核心时，由此显现出来的差异不容易用言语来描述；这是一种在动机、精神和氛围上的差异。当一个人走进一间一群孩子正积极地张罗食品的忙乱厨房时，其心理的差异，即从多少有点被动、呆板的接受和拘谨状态向活跃开朗、热力四射的精神状态的转变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在表情上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实际上，对于那些对学校有刻板固定印象的人来说，这一变化肯定颇为震撼。但是，社会态度方面的变化同样是显著的。只吸取事实和真理是一件极具排他性的个人事件，与人的自私性特征只有一线之隔。缺乏鲜明的社会动机而只追求学识的获得，即使有了成绩，也不能给社会带来明显的益处。实际上，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是一个竞争性的标准，而且是在竞争这一概念的坏的意义上而言的，即通过比较背诵的结果或考试的结果，看哪个儿童在积累最大信息量方面能成功地领先于其他的儿童。这一风气影响之大，甚至使一个儿童在学习任务上帮助另一个儿童变成一种犯罪。当学校的工作仅仅是学习课程，互相帮助就不是最自然的合作和联合形式，而变成解除邻里的职责的秘密行为。当积极工作在进行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帮助他人不是一种使接受者更加依赖别人的施舍形式，而仅仅是一种帮助，使得被帮助者焕发活力、激扬斗志。自由的交往，观点、建议和结果的交流，包括之前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成为课堂练习的主要特征。引入竞争不是为了比较每一个体所吸收的信息量，而是为了比较已经完成工作的质量——这是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标准。学校生活以一种非正式但更为通行的方式在社会基础上组织起来。
学校的训练或秩序的原则就存在于这一组织中。当然，秩序只是与某一目的相关的东西。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让40—50个儿童学习某些现成的课程，并在教师面前背诵出来，你的训练方法必须旨在获得这一结果。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发展社会合作精神和共同体生活精神，那么你设立的训练必须脱胎于这个目的并与之相关。事物形成的过程中尚不存在什么秩序，忙乱的工厂必定存在一定的无序，沉寂是不存在的；人们不会专注于保持某种固定的身体姿势，他们不是双臂交叉、正襟危坐的，不会捧着他们的书本，如此等等。他们做着种种不同的事，因而有种种的混乱和喧扰。但是，从职业中，从可产生结果的行事中，从以社会化的和合作的方式的这类作为中，诞生了一种自成一体的训练方式。当我们获得这一观点的时候，学校训练的整个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在重要关头，我们都认识到，支持我们的唯一训练转化为直觉的唯一训练，是通过生活本身而得到的。我们从经验中学习，从仅仅只是与经验有关的书本或他人的言论中学习。但是，学校却被如此分化出来，被如此从日常环境和生活动机中孤立出来，以至于儿童们被送去接受训练的地方变成世界上最难获得经验的地方——而经验配得上全部训练的发源地这一名称。只有当一种传统学校训练的狭隘僵化的形象占上风的时候，才会有忽视更深入和范围更广的训练的危险。这种更深入和范围更广的训练，来自对建设性工作的参与。这种建设性工作的成果在形式上是明确可见的，通过这一形式可确定人们的责任，并获得精确的判断。
这样，我们在把各种形式的主动作业引入学校的时候，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通过这些主动作业，学校的整个精神得到了更新。学校有机会把自己与生活连接在一起，成为儿童的家；在这里，儿童们通过直接的生活而学习。学校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学习课程的地方，而那些课程与将来可能要从事的生计活动只有抽象、间接的关联。学校有机会成为一个微型的共同体、一个雏形的社会。这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从中可得到连续不断和秩序井然的教学。在我们前面描述的工业制度中，儿童毕竟不是为了参与工作而参与工作，而是为了产品而参与工作，由此得到的教育结果是真实的，但也是偶然和有条件的。但是，在学校中所采纳的典型的作业活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其目的不是产品的经济价值，而是要发展儿童的社会能力和洞察力。正是在单纯的效用中的解放，正是向人类精神可能性的开放，使学校中的这些实践活动成为艺术的伙伴和科学、历史的中心。
所有科学的统一性可以在地理学科中找到。地理学的意义在于把地球看作人类职业活动的永久家园。与人类活动无关的世界，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人类的勤劳和成就，离开了地球这个根据地，甚至连多愁善感都算不上，更难以给予一个名称。地球是人类全部事物的最终来源，是人类永久的庇护和安身之处，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初级原料。人类全部的成就都是为了使它更为人性化和理想化。地球是广袤的原野，是丰富的矿藏，是热能、光能和电能的丰沛来源；地球上有浩瀚的海洋，有连绵的山峦，有无数条溪流，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我们的农业、矿业、林业、制造业只占用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正是通过这种环境所决定的职业活动，人类才取得了历史进步和政治进步。正是通过这些职业活动，对自然的理智化和情感化解读才获得了发展。正是通过我们在世界中的作为和对世界的作为，我们才能阅读世界的意义和衡量世界的价值。
用教育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学校中的作业活动不应该只是实践性的设计或一般职业的模式，以此获得作为厨师、裁缝或木匠更好的技术技能；而应该作为科学地去理解自然的材质和过程的活动中心。这是儿童开始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这种作业的重要性，通过从学校的实际作业中的选取的例证，比一般性讨论能更好地证明它的现实意义。
对于一个认知水平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他看到一群10岁、12岁和13岁的男孩、女孩专心编织缝纫更令人惊奇了。如果从让男孩子为将来钉扣子、缝补丁做准备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个狭隘和功利的观念——这一观念难以解释学校中的这种作业何以得到如此的重视。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我们会发现，这种作业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起点，从这里出发，他们可以追溯和继承历史中人类的进步，同时也可以了解工作中使用的材料和涉及的机械原理。把这些作业联系起来，就无异于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重演一番。比如，首先给儿童一些原材料——亚麻、棉花以及刚从羊背上剪下的羊毛（如果我们把他们带到剪羊毛的现场，效果会更好），他们会对这些材料进行一番研究，看它们可以派上什么用场。举例来说，他们会对棉花纤维和羊毛纤维进行比较。直到孩子们告诉我以后，我才知道，与毛纺工业相比，棉纺工业发展得慢一些的原因是因为棉花纤维很难用手从棉铃里分离出来。一队孩子花了30分钟的时间从棉铃和种子中分离棉花纤维，最后成功分离出不到1盎司的棉花纤维。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算出一个人用手一天只能分离出1磅纤维，因此，也就懂得他们的祖先穿毛纺衣服而不是棉纺衣服的原因。他们还发现，影响棉花实用效应的另外因素是棉花纤维比羊毛纤维短，棉花纤维的平均长度为三分之一英寸，而羊毛纤维的长度为三英寸；棉花纤维表面光滑不容易粘连，而羊毛纤维表面粗糙容易互相粘连，因此适于纺织。在教师的帮助和引导下，通过比较真实的原材料，孩子们自己得出了这一结论。
接着，儿童按照必要的程序把纤维织成了布料。他们“重新发明”了梳理羊毛的第一台架子——两块上面有梳理羊毛的细尖顶针的木板。他们重新设计了纺织羊毛的最简单的流程——一个打孔的石片或其他别的什么重物，羊毛从孔中穿过，捻转石片时就能拉长羊毛；接下来，用一个陀螺，陀螺在地板上旋转；与此同时，孩子们把羊毛抓在手里慢慢拉长，并把羊毛缠在陀螺上。然后，按发明史上的顺序向孩子们介绍下一个发明，并试着把它造出来，由此体会这一发明的必要性，认识它在这一具体工业上的效果和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进而以这种方式回顾织布机发展到今天的整个历程。我不需要谈到这其中所涉及的科学——对纤维的研究，对地理特征的研究，对原料生长环境的研究，对制造和分配核心的研究，以及与生产机械相关的物理学研究；同样，我也不需要谈到历史方面——这些发明对人类的影响。你可以把全人类的历史浓缩在从亚麻、棉花和羊毛纤维做成衣服的演进史中。我不是说这就是唯一的或最佳的中心，但研究人类历史的某些真实而重要的途径确实因此得以展开——我们由此发现了比在通常的政治记载和编年记录中所显示出的更为基本和具有支配作用的影响力量。
儿童把棉花和羊毛的纤维用于纺织品这个例子的一些情况（当然，我只是提到了其中一两个基础性的方面），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作业中所使用的原料和使用的流程。这种作业为儿童提供了真正的动力。它赋予儿童第一手的经验，使儿童进入与现实的关系中。它完成了这一切，但除此以外，它通过转化为历史与社会的价值和科学对等物而获得了自由。随着儿童心智在能力和知识方面的成长，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作业活动，而是越来越变成理解事物的媒介、工具和手段——因此，得到了转化。
这个转而会影响科学的教学。在当今时代，所有的活动如果想要获得成功，必须得到科学专家的指导——这是应用科学的一个事实。这一关系应该决定它在教育中的地位。这种作业活动即学校里的所谓手工或工艺为引入科学提供了机会，因为科学能阐明作业活动，能使作业活动充实且富有意义，而不仅仅是手眼配合的事情；不仅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科学洞察力还会成为自由而积极地参与现代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柏拉图在某本著作中，把奴隶定义为其行为不是表达自己的观念而是表达别人的观念的人。方法、目的、理解应该存在于做工作的人的意识中，他的活动应该对他有意义——这是我们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在现在甚至比在柏拉图时代更为紧迫。
当我们以这种宽广而丰富的方式看待学校的作业活动时，我对经常听到的反对意见感到迷惑不解而又束手无策。这种反对意见认为，这些作业活动不适合在学校进行，因为它们的倾向是唯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甚至是卑贱的。我经常会想，那些发表这些反对意见的人，一定是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或工作，都有一些事情要做。其中一些人是管理者，另一些人是下属。但是，不管是管理者还是下属，关键的一点是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他能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找到全部重大的属于人的意义。今天有多少工人已经完全变成了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的附庸！这或许有一部分原因可归咎于机器本身，或归咎于过分强调机器产品的社会体制；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事实：工人们没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想象力和他们的同情的眼光，因此也就没有能力发现自己工作的社会和科学的价值。目前，居于工业体系基础的冲动，在学校阶段实际上要么被忽略，要么被扭曲了。除非建设和生产的本能在童年和青年时代被系统地抓住，除非以社会指向来训练它们，并以历史的解释来丰富它们，以科学的方法来控制和启发它们，否则，我们甚至无法确定经济罪恶的来源，更不用说有效地处理这些罪恶了。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几个世纪以前，就会发现，那时存在着对学术的实际垄断。实际上，“拥有”学识是一件幸福的事。学术曾是一个阶级的事。这是社会条件的一个必然结果。大众没有任何接近知识资源的途径，知识被存储和秘藏在手稿中，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和几经周折才能得到这些知识资源中很小的一部分。富有学识的高级教士阶层守护着真理的宝藏，而只在严格的限制下才向大众施舍一点知识。这些高级教士阶层正是这些条件的必然反映。不过，作为我们谈到过的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印刷术发明了，知识资源被商业化了，书籍、杂志、论文成倍地增长，费用越来越便宜。由于机车和电报的发明和使用，出现了以邮件和电信为载体的频繁、快捷和廉价的交流。旅行变得容易了，迁徙自由了，这样为观念的交流带来了无限的便利。于是，带来了知识的革命，学术得以传播和流通。尽管仍然存在而且或许会一直存在一个专事研究的特殊阶层，但是，一个特殊的学者阶级却从此不可能有了，因为这是违背时代精神的。知识不再是凝固不动的东西；它已经被液化了，在社会所有的支流中流淌。
显而易见，就知识的内容而言，这一革命带来了个人态度的显著变化。知识的洪流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倾泻而下。那种单纯理智的生活，即学术和学问的生活，因此获得了一种相当不同的价值。学究式的人物和经院气不再是荣誉的称呼，而正在变成嘲弄人的措辞。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学校态度的必然转变，但是，我们至今却远未认识到这种转变的力量。我们学校的方法和大部分课程都是从过去时代继承下来的，而在那一时代，学术和某些信条的指令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时代的理想大部分依然在控制范围之内，甚至那些外在的方法和研究发生转变的地方仍是如此。我们经常听说把手工训练、艺术和科学引入初等学校甚至中等学校，它们因为倾向于培养专家而遭非难——说它们偏离了我们现在丰富、自由的文化模式。这种观点即使不会导致悲剧性的后果，也将是荒唐可笑的。我们现在的教育是高度专业化的、片面的和狭窄的。这是一种几乎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统治的教育。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诉诸我们本性的理智方面，以及我们的学习、积累信息和掌握学术的欲望；而不是诉诸我们实用或艺术上的制作、行动、创造、生产的欲望。手工训练、艺术和科学作为因技术化和专门化倾向而遭到反对，这一事实本身正可充当证明控制当前教育的专门化目标的证据。除非教育实际上与排他性的理智追求相等同，并与学识相等同，否则，所有这些材料和方法仍将是受欢迎的，仍将受到最热烈的追捧。
尽管为学术职业而训练被当作文化类型或一种通才教育，但训练技工、乐手、律师、医生、农夫、商人或铁路管理员则被当作纯粹的技术性和职业性训练。结果就是，我们在自己周围随处可见——“文化人”和“工人”的分化，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全部学生中，只有不到1%的人能接受我们所谓的高等教育；只有5%的人能接受我们的高中教育；而远超过一半的人在完成五年初等教育以前就已经流失掉了。基本的事实是：在大多数人群中，特有的理智兴趣并不占主导地位，他们具有所谓实践的冲动和特质。许多从本性而言具有很强的理智兴趣的人，因为受到社会条件的阻碍而不能充分实现其兴趣。因此，相当数量的小学生一旦获得了基础的教育，一旦具备了在今后谋生中足够用于阅读、书写和计算的符号，就马上离开了学校。虽然我们的教育领袖谈论要把文化的熏陶、个人的发展等等诸如此类当作教育的目的和目标，但是，绝大多数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只把它看作挣得一份工资以求生计的单纯实用的手段。如果我们以一种不那么独有的方式看待我们的教育目的和目标，如果在教育过程中引进适合那些主要兴趣在行动和制作的人的活动，那么，我们会发现，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会更强、更长，也包含更多的文化意义。
然而，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作出这么一番说明呢？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全面彻底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想要对生活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必须要完成一番相应的完全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突发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已经发生了，并且正在进行中。我们学校制度的改革，通常仅仅是细节上的变更和内部机制的改良（即使最关心学校改革的人也这么看，更不用说那些旁观者了），实际上，这就是发展的标志和证明。采用主动作业、自然研究、科学常识、艺术和历史，降低单纯的符号和形式方面的教育，改变学校的氛围、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引入更积极的表现性的和自我指导的要素——所有这一切都不只是偶然发生的，它们是更大的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全部这些要素还有待组织起来，它们的全部意义还有待评估，其中所涉及的观念和理想也有待于为我们的学校体系所消化吸收。这样做就等于把我们的每个学校变成共同体生活的萌芽，这样的学校中活跃着作为更大的社会生活反映的职业活动，充满了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精神。如果学校带给每个儿童这样的社会中的小共同体成员身份，通过这种方式训练他们，让他们充分领会服务的精神，为他们提供行之有效的自我指导的手段，那么，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社会即将到来。我们对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