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个人主义（节选）
1.失落的个人 [1] [2]
一种表现为合并或正在迅速走向合并的文明，其出现伴随着个人的淹没。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从个人的行动机会中表现出来，以及个人在其行动中的首创与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走向联合的种种经济力量，我对此不拟评说。对于多数人，决定与活动的范围已经缩小；与此同时，对于少数人，个人表现的机会却大大增加，关于这一点尚有争议。没有任何过去的阶级拥有现在的工业寡头所把持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人们也可能莫衷一是。另一方面，有人或许认为，就真正的个性而言，少数人的这种权力华而不实，表面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人事实上与多数人一样，也为外在的力量所左右。而且事实上，这些力量迫使他们进入一个共同的模子，其程度之深足以使个性受到压制。
然而，“失落的个人”在这里的所指与这一问题互不相关，以至于没有必要在这两种观点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它意味着一个道德的与理智的事实，与在行动中任何对权力的表现无关。重要的是曾经支配个人，给予他们支持、指导和统一人生观的那些忠诚，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结果，个人感到困惑和迷惘。历史上很难发现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缺乏明确而肯定的信仰对象与公认的行动目的。个性的稳定取决于忠诚所紧密依附其上的稳定对象。当然，宗教与社会信仰领域里还存在那些富于进攻性的原教旨主义者，但他们喋喋不休的抱怨正好表明时代潮流与他们背道而驰。对于其他人而言，传统的忠诚对象已空无一物，或者受到了公开地否定，因而飘忽不定。个人于是徘徊在过去与现实之间，前者从理性的角度看，太过空洞，不能给予稳定性；后者又过于纷繁错乱，不能为观念和情感提供平衡或方向。
确定统一的个性是明确的社会关系与公认的职能的产物。依此标准，即便是那些看来处于支配地位并高调地表现着个人特殊才能的人，也被埋没了。他们可能是金融与工业巨头，但只有当人们对金融与工业在人类文明整体中所具有的意义形成某种共识的时候，他们才可能主宰自己的灵魂——他们的信仰与目的。他们偷偷摸摸地进行着领导，并且事实上，心不在焉。他们虽然在领导，但却处于非个人的、无社会目的的经济力量的掩护之下。他们的报酬不在于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社会职责与功能，而在于将社会成果扭曲为个人私利。他们受到群众的赞美，招致人们的忌妒与羡慕，但这种群众也由个人组成，在社会方向与社会作用这一意义上，他们同样失落了。
我们可以从如下事实中找到解释：虽然行为促进着合并与集体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却在他们的意图之外，并与源自社会实现感的那种满足感的回报无关。对自己和他人而言，他们的商业活动是私人的，其成果是私人的利润。只要存在这种分裂，就不可能有完全的满足感。因而，社会价值的缺乏便从不断加剧的、旨在提高私人优势与权力的活动中获得补偿。没有人能够洞悉他人的内心意识，但是，如果组成金融寡头的那些人确实有内在满足感，那么很可悲，因为找不到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迹象。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被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随意摆布着。
从经济方面来看，当今生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缺乏安全感。可悲的是，成百万渴望工作的人们经常处于失业的境地，除了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时期以外，始终存在着一支没有固定工作的大军。关于这些人的人数，我们尚无任何可靠的信息。但与我们无法了解生活于这种危险境地中的广大群众所受到的心理上与道德上的影响相比，这种连数据都不清楚的情况就微不足道了。缺乏安全感较之单纯的失业，有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担心失去工作，害怕老年的到来，这些造成了焦虑，并以损害个人尊严的方式吞噬着自尊。只要恐惧大量存在，勇毅与强健的个性便会被削弱。技术资源广泛发展的结果本可以带来安全感，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一种新式的不安，因为机械化排挤劳动力。标志着合作时代的种种联合与兼并，正开始将不确定性带入高薪阶层的经济生活，而这种趋势还仅仅处于初期阶段。诚实而勤勉地从事一种职业或生意并不能保证任何稳定的生活水准，这种认识削弱了人们的敬业精神，促使许多人以侥幸心理去谋取那使安全成为可能的财富，近来沸腾的股市就是一个证明。
在社会整体中，个人既是维系社会又是靠社会所维系的成员。当这无法给予个人支持与满足时，美国生活中典型的不安、急躁、易怒与匆忙便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它们是心理不正常的表现，如同以为可以通过道德规劝克服它们一样，从个人的主观意图解释它们是徒劳无功的。只有个人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严重地不适应，才能引起这种广泛的病理现象。对任何使人分心的变化事物的狂热喜爱、急躁、不安定感、神经质的不满足感，以及对刺激的渴望，这些都不是人类本性与生俱来的。它们如此不正常，需要探求深层的原因。
我将基于同样的理由来解释一种似是而非的虚伪。我们在表达“服务”的理想时所表现出的不真诚并非有意而为，它们是有意义的。无论是扶轮社还是大型商业企业，他们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并非把它仅仅作为谋取钱财的“遮羞布”。但是，它确实有点言过其实。此类表达的广泛流行，证实了商业在社会功能方面具有意义。它之所以需要言辞来表达，是因为在事实中十分缺乏，可人们又感到它理应存在。如果我们在工业活动中的外部联合能够反映在个人的欲望、目的与满足的有机统一中，这种口头宣扬就会消逝，因为社会效用会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有人认为，与外在的社会结构相对应的一种真正的精神结构也确实正在形成。据说，我们普遍的心态——我们的“意识形态”属于“商业头脑”，后者已广泛渗透，实为可悲。流行的价值标准难道不是来自发财成功与经济繁荣吗？如果答案是绝对肯定的，那么，将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外在文明正在获得与之对应的一种内在文化，无论我们怎样贬低这种文化的价值。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因为人不能仅靠面包，即物质繁荣而生活，这一反对意见非常具有迷惑力，但却可以被认为逃避了问题的实质。肯定的回答是：商业头脑本身并不统一，其自身内部存在分裂，只要作为人生决定力量的工业结果是合并的、集体的，而其激励机制与补偿却不折不扣地依然是私人的，这种分裂就必定持续下去。只有当有意识的意图和成就与实际产生的结果相和谐，统一的意识才会形成，就连商业头脑也一样。这一陈述所揭示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已得到确认，因而可以被称为精神统一之规律。这种分裂的存在可以在如下事实中得到证实：一方面，关于大型商业公司内部的股息，我们有大量的未来发展计划；但另一方面，却没有相应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协作规划。
合并的增长武断地受到限制，因而，它对个性产生了限制，压迫它，混淆它，进而埋没它。它从安全有序的生活中所排挤掉的东西，多于它所吸纳的东西。它给城市带来了无休无止的过度变化，与此同时，却使乡村地区停滞不前。合并的局限性在于它停留在现金层面。将人们集中起来的，一个是对同一家股份公司的投资，另一个则是机器促成规模生产，以便投资者获得利润这一事实。其结果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它们同是无机（inorganic）的，正如实际发挥作用的人类的最终动机是私人的与自私的一样。动机与目的的经济个人主义，构成我们当前合并机制的基础，并使个人无所作为。
个性的失落在经济领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的文明主要就是一种商业文明。但当我们转向政治舞台时，这一事实甚至更为明显。在此详述当前政治中的党纲、党派与辩论，是枉费口舌。旧时的口号依然被重复着，而且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言辞似乎仍然具有意义。但不言自明的是，我们整个的政治，就其无遮掩地服务于那些经济上的特权集团而言，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一周又一周，辩论被临时炮制出来，论点游移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不可能在政治上寻到确定性与高效性，一个自然而然的后果便是对政治的无动于衷被反复出现的激动与兴奋所打破。
缺乏可以表达忠诚的可靠对象，离开这种对象，个人就会失落，这一点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过去，自由主义的特征是拥有一种明确的理性信念与计划，这正是它与保守党派的区别。后者并不需要任何超出维护事物现状以外的系统的世界观，相反地，自由主义者行事的依据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社会哲学——一种十分明确和连贯的、可以便利地转换成值得遵循的纲领性政策的政治理论。而今，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心态，含糊其辞地被称为前瞻性的，至于看向何处、看些什么则不甚了了。对许多个人而言以及从社会后果看，这一事实都不亚于一场灾难。大众也许并未意识到这场灾难，但他们的随波逐流却证明了它的存在；而与此同时，一些思想有深度的人则忧心忡忡。因为人性只有在拥有可以依附的对象时，才能泰然自若。
合并已取得长足发展，以致使个人脱离了旧式的地方联系与效忠，但却尚不足以为他们提供新的生活中心和生活秩序；把这种形势与我们冲动而贪婪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我认为并非异想天开。最好战的民族也是通过思想与情感的力量而非暴力来确保其臣民的忠诚。它培育忠诚与团结的理想，培养人们为共同事业而共同奋斗。现代工业、技术与商业创造了现代民族的外部形态。陆军和海军产生了，以保护商业，确保对原料的控制，并占领市场。如果情况就这样赤裸裸地显示给人们，他们将不会为了确保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日常生活中对真正的合作以及相互的团结这一赤裸裸的需要，却在民族主义情结中得到了宣泄。人具有一个值得同情的天性，即向往着共同生活与共同斗争的历险。如果平常的社会不能满足这种本能，那么，浪漫的想象力就会编织出一幅万众一心的民族巨像。如果和平这种轻松的职责无法建立一种共同生活，那么，激情可以通过服役于为它提供临时模拟的战争而被调动起来。
到此为止，我尚未提及许多人可能认为是有关忠诚之可靠对象的所有失落方式中最严重、最显而易见的一种——宗教。关于宗教外显的衰落程度——教会成员、礼拜，等等，可能容易言过其实。但是，作为人们思想与情感的主要统一力量和指导力量，对其衰落程度的估计无论怎样都不为过。即便在过去所谓的宗教时代，宗教本身是否真正是人们现在有时认为的那种活跃的核心力量，也许值得怀疑。但是，宗教曾经象征着那些赋予人们的人生观以统一性和中心的条件和力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至少将人们所依赖的那些对象的意义凝聚成一些重要的、共享的象征，正是对那些对象的强烈依赖，使人们的人生观获得支持并保持稳定。
宗教现在不能产生此种效应了。政教分离，引起了宗教与社会的分离。凡宗教尚未成为简单的个人嗜好之处，它最多成为一些宗派，它们彼此因教义的不同而相区别，又在宗旨上保持着内在一致性；这些宗旨仅具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渊源，以及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或仪式上的意义。曾经联合希腊人、罗马人、希伯来人与天主教的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纽带，已不复存在。有些人意识到了作为一种联系纽带的宗教之丧失将预示着什么。许多人失望了，不相信它能通过培养个人想象与情感赖以紧密依附的社会价值得到恢复。他们希望把过程颠倒过来，通过复兴孤立的个人灵魂来构建社会统一与忠诚的纽带。
关于新的宗教态度的立足点是什么，尚未有任何共识，除此之外，人们还前后颠倒。与其说宗教是联合之根，不如说是根的花或果。试图通过有意、自觉地培养宗教来整合个人，并通过它实现社会的整合，这本身便证明了个人因脱离公认的社会价值而失落的程度。也难怪，这种主张若不是以教条的原教旨主义形式出现，便会以某种形式的玄奥的神秘主义或个人的唯美主义而告终。被宣称为宗教之精髓的整体感，只有通过参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统一性的社会，才能建立并保持下去。首先在个人中培育它，然后推而广之地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社会，这是异想天开。对此种异想天开的沉溺，感染了一些人对美国生活的阐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沃尔多·弗兰克 [3] 的《美国的再发现》。 [4] 它标志着一种怀旧的方式而非建设性的原则。
外部情况一片混乱，是因为机器这个混乱之源；而且混乱将一如既往，直到个人在其内心重建整体性。此种观点完全是颠倒是非。外部情况即便不是完全组织化，也在机器及其技术所创造的合并中相对组织化。而人的内部世界却是一片混乱，只有当活跃于外部的组织力量反映到相应的思维、想象与情感模式中时，这种混乱才能被克服而走向秩序。病人不能通过自己的疾病自愈，只有当社会生活的统治力量能被纳入到造就个人心灵的努力时，分裂的个人才能获得统一。如果这些力量实际上仅用于谋求个人钱财，这个问题就确实毫无希望了。但是，这些力量是通过技术的集体技艺构成的，而个人仅将其转而用于私人的目的。存在一个刚刚产生的客观秩序，通过它，个人可能获得方向。
尚未提到个性分裂的明显特征，其分裂的原因乃是未能重建自我以便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在领导层中就当前社会问题的紧迫性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法律的现状、法院、违法与犯罪位居榜首，且遥遥领先。鲁德亚德·吉卜林 [5] 曾经写道，我们是一个制订“自己蔑视的法律，并蔑视自己制订的法律”的民族，今天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法令全书中写得一清二楚，我们却有意轻视它，并聚集起史无前例的热情以“逃避”法律。我们相信——根据我们的法律行为判断——我们能够用法律创造道德（如对禁酒法的大规模修改），并无视这一事实，即一切法律，除了那些调节技术性程序的以外，都是现存社会习俗及其相伴随的道德习惯与目的的记录。然而，我只能将此现象视为症状，而不是原因。它是这个时期自然而然的表现，在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已瓦解了旧的纽带和忠诚。我们试图通过法令使这种社会松弛与解体恢复正常，而实际的分裂正表现为有法不依，这恰恰揭示出此种维持社会整合之方法的人为性。
有关道德规范松弛的文章与报道大量涌现。有一个运动已引起人们注意，该运动由于某种模糊的原因而得名“人文主义”，它提倡在更高的个人意志中并通过这种意志来实现节制与适中，以此作为解救我们现存弊端的办法。它发现，艺术家所奉行的自然主义，以及哲学家所教导的、由其取自于自然科学的机械主义，这些都摧毁了内在的律令，而后者本可以独自带来秩序和忠诚。如果能够相信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手中握有任何此种力量，我会十分高兴，因为如果他们真有的话，便能够在用它把邪恶带给社会之后改弦更张，根除邪恶。但事实感连同幽默感都拒绝接受任何此类信念。文人和学者今天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表现为结果，而非原因。他们反映并表达了由新的工商业形式所产生的新生活方式带来的分裂。他们为在新生力量影响下压倒传统规范的非现实性提供了证据，他们还间接地表明了某种新综合的需要。但只有当新的条件本身被纳入考虑并转换成自由与人道生活之工具后，这种新综合才可能是人文主义的。我看不到任何“节制”或逆转工业革命及其后果的途径。当缺少这种节制（如果真能出现，那倒是很省事）时，主张通过运用更高的个人意志而实现某种内在的节制；无论怎样的意志，其本身只不过是那已彻底破产的旧个人主义无用的回声。
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向任何关注现实而非言辞的人昭示，所提倡的救市良方与实际情形风马牛不相及。就拿当前的娱乐、电影、广播以及组织化的代理制体育运动来说，人们要问，面对这一将技术资源用于经济谋利的凶猛潮流，内在的制动器又如何运行呢？也许最典型的例子是因变化而引起的家庭生活与性道德的分裂。并不是人们有意的图谋破坏了作为工业与教育之中心以及作为道德修养之焦点的传统家庭，也不是这种图谋削弱了旧的持久婚姻制度。要求普遍深受家庭崩溃与婚姻破裂之苦的个人，通过出于个人意志的行动来结束这一切后果，这只不过是对道德魔力的迷信。我们只有首先更谦恭地将意志力用于观察社会现实，并根据其自身的可能性加以引导，才能找回具备坚定而有效之自制力的个人。
个人从那些曾经给予他们人生以秩序和支持的纽带上松懈下来，反映这一潮流的事例十分引人注目。事实上，它们过于引人注目，以至于使我们看不到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个人摸索着穿过种种形势，他们不引导这些形势，而这些形势也不赋予他们方向。在他们意识中占据最高地位的信仰和理想，与他们外在地活动于其中并不断反作用于他们自身的社会并不相关。他们自觉的观念与标准均继承自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他们的思想，就其自觉持有的原则与阐释方法而言，也与实际情形相悖。这种深刻的分裂，正是涣散与迷惘的原因。
个人只有当其观念与理想同他们活动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现实相一致时，才能重新找回自己。达到这种一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况且它比看上去具有更多的负面效应。如果我们能够禁止那些仅仅属于传统的原则和标准，如果我们能够抛弃那些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情形并无现实联系的观念，那些现在不知不觉但却持续不断地作用于我们的尚未公开的力量，将趁机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思想，作为结果，个人有可能发现自己拥有想象与情感所牢固依赖的对象。
但是，我并不是说再造的过程可以自动进行。辨别是必要的，以识别那些仅因为习俗与惰性而居于支配地位的信仰与制度，以及发现变动着的当代现实。例如，理智必须区别技术的趋势，这些趋势从源于早期个人主义的遗产（它压抑并分裂新动力的运行）中创造出新的合作精神。我们很难不用从过去几个世纪继承而来的旧框框去设想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被等同于首创与发明观念，这些观念与私人的、排外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只要这种观念控制着我们的思想，那么使我们的思想和欲望与当代社会环境的现实相一致的理想，将被解释为适应与顺从。它甚至会被理解为对现存社会邪恶的理性化。个性的稳步恢复，伴随着旧的经济与政治个人主义的废除——它将解放我们的想象力与干劲——从而使合并的社会有助于丰富其成员的自由文化。只有通过经济调整，才能使旧个人主义中的精华——机会平等——变成现实。
认清像“接受”这类观念的双重意义，是智慧的职责。有属于理智的接受，它意味着客观地面对事实。还有另一种属于情感与意志的接受，它包含着对欲望与努力的认可。此两者如此迥异，以至于第一层意义上的接受成为所有理智地否认第二层意义上的接受之前提。一切观察都具有前瞻性，只有当我们预测现存事物的必然后果时，才能领悟其意义。当一种情形像目前的社会状态这样表现为内在的混乱分裂时，出路隐藏于观察之中。当人们觉察到不同的趋势及可能出现的不同结果时，便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或此或彼的偏爱。因为思想上的承认带来理智的辨别与选择，这便成为走出混乱的第一步，成为构建那些有意义的忠诚对象的第一步，从中，稳定的、有效的个性才能生长。它甚至有可能创造使保守主义变得中肯且周密的奇迹，这无疑是一种有所依凭的自由主义之前提。
（战晓峰 译）
2.今日之个性 [6] [7]
在前几章，我试图描述历史遗留下来的个人观与日益企业化的现状之间的分裂，并指出这种分裂对现存个性所造成的部分影响。我主张，如果个性对它必须被迫存在并发展于其中的环境加以注意，为自身创造一个背景框架，那么，个性将会再次具有完整性与重要性。许多人很可能认为，我对问题的论述很常见；另一些人会谴责我没有提供一个详细的解决办法，没有明确地描述如何才能让个体与美国文明的现实协调一致；还有一些人则会认为我将病描述成了药，认为我的文章肆意赞美了技术科学和企业化的工业文明，其目的是要推动一股有人不愿去赶的潮流。
我确实只是试着进行分析，没有试着谴责当前社会的种种弊端，也没有试着为解决这些弊端提供固定的目标与理想，因为我认为，严肃思考之人已经对一般意义上的弊端与理想形成了十分一致的意见。谴责往往只是一种炫耀，它没有进入情况的内部；只是揭示了症状，没有追根溯源；它无力创造，只能制造出更多的谴责。至于理想，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我们想要美好的生活，这种美好的生活要拥有自由，以及一种经过专门训练的、可以鉴赏正直、真理与美好的鉴赏力。然而，如果我们始终只停留在泛泛之谈，表达理想的词汇再怎么从保守的变成激进的，从激进的变成保守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不进行分析，这些词汇就不会进入实际情况之中，也不会关注实现理想的产生条件。
反复提及永恒真理和终极精神性是危险的。我们对实际的感知会变得迟钝，会认为停留在理想目标上就可以以某种方式超越现有弊端。理想体现了可能性，但只有当理想体现了当前情况的可能性时，才是真正的理想。想象力可以让理想摆脱障碍，让理想为当前的存在作指引。但是，理想如果不与实际相联系，便只是空想。
因此，我大胆地认为，对当前条件进行分析，这才是最重要的。稍作分析，我们便会发现，条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要在思想上接受这些条件，就要意识到这些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它们并非驶向单一终点。一旦接受了条件本来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对许多结果作出预测；条件就可以在多条道路的指引下，驶向多个所选的终点。我们要意识到条件的变化，并积极地参与到变化潮流中去；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指引条件驶向我们所偏爱的可能性。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个体会获得一种完整统一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理智地积极地参与认识，让这种认识成为进行有意识地选择的第一步，他永远都不会因为过于孤立而失落，也不会因为过于沉默而受到压迫。
在了解现在、认识现在的人类可能性的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难题是，陈旧的异域文化中所形成的关于精神生活的模式化观念依然存在。在那些因为工业革命而消亡的静态社会中，顺从是有意义的，对固定的理想的预测也是有意义的。事物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人们有顺从的对象，人们所想象到的目标与理想和现有条件同样地固定不变。中世纪的司法体系可以确定“合理的”价格与工薪，当地惯常的价格与工薪即“合理的”价格与工薪，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出现过高的价格与工薪。它可以为所有关系制定一个确切的义务体系，因为中世纪有等级秩序，而在一个早已确立因此也是众所周知的秩序中，人们需要履行义务。在中世纪，社区都是地方性的，不同社区之间不合并、不重叠，也不以各种不易察觉的隐秘方式相互作用。那时，有一个共同的教会作为精神与理想真理的守护者和管理者；教会的理论权威通过直接的渠道，使人们在生活的实际细节中处处感受到它。精神现实可能在死后的世界才能存在，但这个死后的世界却通过教会这个此时此地所存在的机构与此世的所有事务紧密相连。
现在，没有什么持久不变的模式可以提供稳定之物以供人们顺从，也没有什么材料供人们制定不可改变的、包罗一切的目标。现在有的只是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的持续不断，以至于顺从成了一系列间歇性的发作，其结果只是飘忽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固定的、全面的目标只是毫不相关的空想；顺从则不是美德，而是美德的对立面。
同样的，机器之所以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是因为人们透过过去的文化精神的眼光来看待机器。由于机器当前所带来的危害不符合过去时代的理想，人们便认为这些危害会永远伴随机器而存在。实际上，机器时代是一种挑战，它挑战人们重新定义理想与精神。费雷罗（Ferrero）曾说，机器“是当代的野蛮人，摧毁了古老文明最美好的成果”。但即使是野蛮人，也并非永远都是野蛮的；他们也带来了指导性的进步，并最终创造出一个对公平与美丽有其自身衡量标准的文明。
人们之所以谴责科学是机械的，大多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里还残留着形成于自然还是人类可怕敌人时期的哲学与宗教观念。当前的可能，因此也是当前的问题，就是要通过科学让自然成为人类的朋友与同盟。当人们攻击科学是人文主义的敌人时，其依据基本上都是一种在科学出现很早之前便已形成的自然观。任何严肃思考之人都知道，在周围的自然环境中，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很多无视人类价值、与人类价值相敌对的事物。当自然知识几乎不存在时，人类便不可能控制自然；而没有控制力，人类便只能诉诸一种方法，即修建避难所，这些避难所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并不实际存在。无需否认，这些避难所中有一些是高雅美丽的，但当它们的虚构性一旦被揭示出来，人类便不可能继续靠它们生存、生活。如果我们向这些避难所求助以获得支持，那便是无视现在的可能性，无视现在的建设性潜力。
通过阅读许多评价科学的文献，我们可以推断出：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并没有意识到，在自然中的生存必定会走向死亡，会让命运变得不稳定、不确定；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正是“科学”揭示出自然常常是人类利益的敌人。然而，人类在过去信奉的各种信仰、举行的各种仪式，其本质告诉我们：当时的人类势必早已意识到了自然是人类的敌人。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便不会诉诸巫术、奇迹与神话，便不会在来世与来生中寻求慰藉与补偿。只要这些事物被人类真诚地相信着，二元论，即反自然主义，便是有意义的，因为有了它，“彼岸的世界”便会成为现实。对于心存困惑之人，他们可以暂时地放弃对这些事物的信仰而仍然保留二元论，但却不可能永远做到这一点。不过，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即接受科学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解释，并决心使用科学给予我们的力量，让自然对人类欲望更加顺从，让自然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多的贡献。“自然主义”一词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它如果意味着，有着习惯、风俗、欲望、思想、抱负、理想与奋斗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种把自然作为人类理想与利益的盟友加以运用的努力便有了哲学基础和实际动机，而这是任何二元论都不可能提供的。
有些人欣然接受科学，只要科学保持“纯粹”。在他们眼里，科学作为一种追求和一种思考对象，是对可资享受的生活意义的一种补充。不过，他们认为，科学在机械发明中的种种应用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无疑，这些应用确实带来了新的丑陋与痛苦。要在科学实际应用之前的弊病及乐趣和科学实际应用之后的弊病及乐趣之间实现完全的平衡，是一件我不打算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重要的是，现在科学的应用还很有限。科学应用触及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却还没有触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运用科学方法引导物理能量，却还没有运用科学方法引导人类能量。对于充分应用科学的结果，我们必须提前预判，而不是等结束之后进行记录。不过，这种预判有一个基础。即使在当前的状况下，科学也存在一种发展趋势；如果这种发展趋势的内在承诺能够实现的话，它便预示着一个更人性化的时代，因为它期待着一个所有个体都可以享有他人发现与思想的时代，期待着所有个体的经验都能得到解放、得到丰富。
任何科学研究者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发现作为秘密加以保守，也不可能在不丢失科学声誉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发现只作私用。一切发现都属于整个研究界。一切新的想法和理论都必须交由研究界进行证实与检验。现在，进行合作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探索真理的人也越来越多。的确，这些特征目前还只限于那些从事多少有点专业的活动的小群体。但是，这些群体的存在表明了现在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众多会带来扩张而非后退与萎缩的可能性之一。
假设当前发生在小圈子里的事情被延展、被一般化，其结果是压迫还是解放？研究是挑战，不是被动的遵从；应用是发展手段，不是压制手段。在人类事务中普遍采用科学态度，这将给伦理、宗教、政治与工业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我们只将科学应用于技术问题之中，这并不是科学的过错，而是人类的过错——人类利用科学谋取私利，人类因为害怕自己的权力与利益会遭到破坏性的影响而努力阻止科学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设想有一天，自然科学和源于自然科学的技术会成为人性化生活的仆人，这种设想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力。如果人文主义视科学为敌、逃避科学，这种人文主义便否定了自由人文主义有可能赖以成为现实的途径。
科学态度是实验性的，在本质上是沟通性的。如果科学态度被普遍采用，那它将会让我们从教条与外在标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重压中解脱出来。实验方法指的并不是吹管、蒸馏器和试剂的使用。它是一切让习惯主宰发明发现、让现成体系凌驾于可证实的事实之上的信仰的敌人。实验研究就是要不断进行修改。通过对知识和思想进行修改，我们便被赋予了改革的力量。这种态度，一旦出现在个体思维中，便会找到运用的机会。如果一个新观点的出现让教条与风俗习惯战栗不已，那么，当这个新观点有了不断发现新真理、批判旧信仰之方法的武装时，教条与风俗习惯就将远远不只是战栗而已。“顺从”于科学，除了对那些由于懒惰或为了私利而让现有社会秩序中的事务保持不变的人危险之外，并不危险，因为科学态度要求我们忠于发现之物并坚定地支持新真理。
科学号召我们接受的“既定事实”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在发展变化的。化学家研究元素，其目的不是要屈从于它们，而是要获得作出改变的能力。人们说我们现在正承受着科学重压的压迫，事实确实如此。但原因何在？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学会新方法的种种用途、挖掘新方法的种种潜力是需要时间的。当这些新方法和实验科学一样，是刚刚才出现的，那学会它们的用途、挖掘它们的潜力所需的时间也相应更长一些。但除此之外，方法和材料的增多也带来了机会和目的的增多，标志着个性获得了释放，能表现出更适合其本质的感情与行为。即使是被人嘲笑的浴缸也有其独特的用途，一个人不会因为有了浴缸可以有机会清洗身体而必然遭到贬低。只有当个体拒绝行使自己的选择反应能力时，广播才会朝着标准化与严格控制的方向发展。物质商品并不是敌人，缺乏将物质商品作为工具加以使用以实现首选可能性的意志力，才是敌人。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不受金钱所控制，那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物质商品是鼓励个人爱好与个人选择的，它们为个人成长提供了机会。如果人类因为不够坚决与坚定而未能接受物质商品的鼓励，未能利用物质商品所提供的机会，那就让我们不要把责任归咎于物质商品本身。
经济决定论至少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工业并不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文雅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无视这一事实，在情感与思想上将工业以及工业的物质层面推到了一个远离人类价值的领域。当人们因为工业与贸易是物质主义的便停留在对它们的情感排斥与道德谴责之中时，他们就是将工业与贸易留在一个无人性的领域，使它们沦为牟取私利之人的工具。这种排斥是那些让事物维持统治地位的力量的同谋。那些由于自满、自尊和缺乏责任感而抛弃金钱利益的人，与利用现有经济秩序牟取金钱私利的人之间，有一种隐秘的伙伴关系。
每种职业都会在从事者的个人性格中留下烙印，并改变他们的人生观。无疑，受制于机器的雇佣劳动者和致力于金钱操作的商人便是如此。职业可能源于人性内在的动力，但对职业的追求并不仅仅“体现”了这些动力，对这些动力没有半点影响；相反，它从事职业决定了思想水平，带来了知识与想法，影响了欲望与兴趣。工人受到了这种影响，而那些将艺术、科学或宗教本身视为目的并不把它们延伸（即应用）、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人同样受到了这种影响。人们可以选择不进行应用，这会导致窄化与过度专业化；人们也可以选择进行应用，这会带来扩大化与更多的开明。工业因脱离社会目的而窄化，所有善于思考之人都明显看出了这种窄化。那些认为自己在致力于追求纯粹真理和未被污染之美的知识分子与文学人士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他们的内心也出现了类似的窄化和硬化。他们的“商品”虽然更为高雅，但他们也在成为这类商品的拥有者；如果他们不关注实用，不进行广泛的相互作用，那么，他们便也成了资本的垄断者，而精神资本的垄断也许到头来要比物质资本的垄断危害更大。
科学对人们长期持有的信念和曾经珍惜过的价值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这自然是人们惧怕科学以及科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的一个巨大原因。惯性定律适用于有形物体，也同样适用于想象力及忠诚于想象力的感情。我并不认为我们能突然从关注科学的消极影响转为关注它可能有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拒绝努力去改变想象力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直不愿意去重新检验旧的标准与价值，科学便会继续呈现它的消极面。接受科学（包括科学在机器中的应用）本来的样子，我们便会开始将科学设想成新价值与新目的的潜在创造者。我们会大范围地宣告科学当前在各个专业领域为个体科学家所带来的释放，所带来的更多的主动性、独立性与创造力。我们会将科学视为实现独创性与个体多样性的途径。即使对于那些乐于自称为“纯科学”的科学，那种引导我们提及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定律的本能也给人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因为自由思考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大快乐之一，因此，科学态度若融入个体思维中，便会极大地增加个体对存在的享受。目前，享受到思考乐趣、研究乐趣的人并不多，但那些少数享受者几乎不会为其他乐趣而舍弃思考、研究的乐趣。不过，这些乐趣的质量目前和享受者的数量一样有限。也就是说，“科学”思考只要局限于技术领域，便不会充分发挥作用，不会拥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只会有技术性的主题，因为它没有应用到人类生活中。一个因惧怕旧的珍贵事物会遭到破坏而思维受阻的人，必定会惧怕科学。他不能在新真理的发现与新理想的预测中，找到回报和宁静。他不能自由地行走于人间，因为他时刻都想要保护作为他私人财产的信仰和爱好——人类对私人财产的热爱并不只限于物品。
在问题和疑问中寻找机会，这是科学的一个特性。由于认识即探究，因此困惑和困难是探究得以蓬勃发展的源泉。会带来问题的差异与矛盾不应该是我们需要惧怕的、需要努力去艰苦忍受的对象，而应该是我们要努力应对的对象。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人际关系中经历难题，不管是在与较亲密的熟人的关系中，还是在与通常被称为“社会”之物的更广泛的关系中。目前，人际冲突是人类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并不是说一切痛苦都会随着科学方法融入到个体性格中而消失，我是说，由于我们不愿意将人际冲突视为需要通过理智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痛苦大大地增多了。如果我们把人际冲突看成是进行思考的机会，看成是具有客观方向与出口的问题，那么，由于把冲突个人化而带来的痛苦就会大大减少，而且部分痛苦会转变成享受，这种享受伴随自由思考而来。
正如我在上文所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亲密的人际交往中经历种种困惑，也会在不那么亲密的社会关系中遇到各种问题。我们常常谈到“社会问题”，却很少从理智的层面去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将它们看作是需要改正的“弊端”、需要“改造”的邪恶或魔鬼。对这些想法的专注表明我们离拥有科学态度还有很远的距离。我并不是说，一个视病人为“完美患者”的医生，其态度就是完全合理的；不过，与继续保留科学出现以前的习惯、不停地关注弊端以改造弊端相比，这种态度更有益于健康、更有希望。例如，人们当前对待犯罪与犯人的方式就像人们过去看待和对待疾病的方式。人们一度相信疾病起源于道德和个人，认为病人被某个敌人，或魔鬼或人类，注入了某种外来物质或力量。当人们认识到疾病的内在起源是有机体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时，有效治愈疾病才开始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认为犯罪也是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内在体现。就犯罪以及其他许多弊病而言，我们一直按照前科学时代的“道德”准则进行思考、行动。这种前科学时代的“弊病”观大概是真正的改革，即建设性的重建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科学始于问题和探究，因此，科学对于所有有着固定目标的社会体系构建与计划都是致命的。尽管过去的信仰体系崩溃了，我们却很难放弃对体系的信任、对某种大规模信仰的信任。我们不断地推理，好像出问题的是那个失败的特定体系，好像我们终于即将发现那个唯一正确的体系。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体系的依赖态度。科学方法会教导我们要进行分解，要进行确切、细致的探究，要为出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从思考转为辨别与分析，要想象出这种转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并非易事。因为行动必定是具体的，在实际情况面前，大规模的信仰和无所不包的理想是无能为力的，甚至比无能为力还要糟。它们会导致不理性不明确的情感状态，在这些情感状态中，人们很容易就会轻信他人，人们的行动也会任由冲动的情感所摆布，轻易地就被那些头脑冷静的利己主义之人所操纵。消灭战争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对战争起因的具体分析替代对“自由、人类、公平与文明”的泛泛之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于一个新的原理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广泛地深入到个体思维中，因此个体受到压抑并不是个体自己的责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受到压抑便是个体自己的责任了，因为个性是不能被征服的，它的本性便是要表现自己。相应地，要找回完整统一的个性，第一步便取决于个体自身。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兴趣，他就是他自己，不是别人；他的生活环境在某些方面是灵活的、可塑的。
我们习惯于从大而泛的角度看待社会。我们应该忘记“社会”，想想法律、工业、宗教、医学、政治、艺术、教育和哲学，想想它们的复数形式。因为不同的人与社会有不同的接触点，因此不同的兴趣与职业也永远只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没有哪种接触永恒不变，没有哪种接触不在某个时候产生变化。所有这些职业和问题都是世界和我们相互作用的渠道。并不存在总体意义上的社会，也不存在总体意义上的商业。个体与社会条件的协调一致，并不是单一、单调的一致，而是一种多样化的一致，需要个人去着手解决。
个性之所以不能被征服，是因为它是一种对条件进行独特地感悟、挑选、选择、回应以及运用的方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任何包罗一切的体系或计划都不可能带来完整统一的个性。任何个人都不能为他人作决定，也不能一劳永逸地为自己作决定。与生俱来的选择方式会提供方向与连续性，但选择的确切表达存在于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形式之中。我们必须反复不断地对条件作出有选择性的挑选与运用。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会随着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相互作用而改变，所以我们的每个行动都会带来一种新的视角，这种新的视角会要求我们作出新的偏好。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人一直处于失落状态，那是因为他选择了不负责任；如果他一直处于完全受压抑的状态，那是因为他选择了轻松的寄生生活。
顺从意味着飘忽不定，它不是我们要去实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去克服的对象；顺从很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顺从是“天然的”。不过，顺从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扶轮社对当前条件的称赞只是其中的一种。摒弃新文明的价值而追求旧文明的价值，是另一种顺从形式。披上某个已经消亡的文化的外衣只是另一种严格控制的方式。只有联系现在，对实际出现的条件作出积极的回应，并根据有意识选择的可能性努力改变条件，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完整统一。
个性起初是自发的、未成形的；它是一种潜力、一种发展的能力。即便如此，个性也是个体在这个物与人的世界中行动、与这个物与人的世界一起行动的独特方式。它本身并不完整，并不像房子里的壁橱或桌子里的秘密抽屉那样，里面装满了等待被赋予世界的珍宝。因为个性是感受来自世界的影响、并由于这些影响而表现偏爱的独特方式，它只有通过与实际条件相互作用才能发展成形；个性本身如同画家那离开了画布的颜料一样地不完整。画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之物，它是颜料与画布通过艺术家独特的想象力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画作的形成过程中，艺术家潜在的个性呈现出一种有形的、持久的形式。如果我们强行认为个性在创作之前便已形成，这就是一种风格主义，而不是风格——风格是有独创性与创造力的，它形成于其他事物的创造过程中。
未来总是无法预见。各种理想，包括一种新的、有效个性的理想，其本身必须形成于现有条件的可能性中，即使现有条件构成了一个企业与工业的时代。当理想在条件的再创造过程中发挥作用时，理想便会成形，便有了内容。我们可以为了方向的连续性而制定一个预测未来情况的行动计划。但是，一个规定着目标与理想的计划如果脱离了灵敏灵活的方法，便会成为累赘，因为它坚硬僵化，把世界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把个人看成是静态的，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暗指我们可以预言未来，但正如有人所说，这种预言在预言过去或一经重复时便会终止。
爱默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社会无处不在进行反社会成员的阴谋。”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爱默生还说道：“接受上天为你所找的容身之处，接受与你同时代人的交往关系，接受事件之间的联系。”当进行选择的个体（selecting individual）孤立地、脱离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考虑事件时，事件便具有了反个性的特征。当人们认为社会习俗固定不变时，社会也具有了反个性的特征。在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联系中形成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和“与你同时代人的交往关系”是实现个性之潜力的唯一途径。
精神病学家已经表明，个体的许多混乱与浪费都是源于个体从现实撤退到了内心世界。不过，这种撤退有许多不易察觉的形式，一些撤退形式被构建成了哲学体系，并在当前的文学中得到了吹捧。爱默生说：“我们寻找天才以重申天才在旧艺术中所创造的奇迹，这是徒劳的；天才的天性便是在新的必要事实中、在田野和路边、在商店和工厂中寻找美丽与神圣。”要获得完整统一的个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耕种自己的花园。但这个花园四周并没有栅栏，它的轮廓并不清晰。我们的花园是这个世界，因为它触及了我们的存在方式。我们要接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企业与工业的世界，并因此为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相互作用提供先决条件。这样一来，我们作为正在变化的现在的一部分，便会在创造一个未知未来的同时创造自我。
（查敏 译）
* * *
[1] 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5卷，为《新旧个人主义》一书第4章。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61期（1930年2月5日），第294—296页，题目为“新旧个人主义之二——失落的个人”（Individualism，Old and New.Ⅱ.The Lost Individual）。
[3] 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1889—1967），美国小说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批评家。其著作《美国的再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America ），由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于1929年出版。——译者
[4] 在对一体化之欧洲的分裂进行了精彩的讲解之后，他继而说道：“人类对秩序的需要及其对秩序的创造，就是他的科学、他的艺术、他的宗教；而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对秩序的原始感觉——所谓的自我，完全忘记了这关于自我首位性的学说恰恰是那个浪漫主观的时代对他所描述之分裂的反应，只有在该分裂中才有意义。”
[5]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所引用的文字出自他的诗《一个美国人》（An America ），原文为“That bids him flout the law he makes，That bids him make the law he flouts”。——译者
[6] 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5卷，为《新旧个人主义》一书第8章。
[7]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62期（1930年4月2日），第184—188页，题目为“今日之个性——杜威教授系列文章《新旧个人主义》之六”（Individuality in Our Day.The Sixth and Final Article in Professor Dewey's Series，“Individualism，Old and 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