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 ）的发表，标志着自然科学进程中的一个新纪元。对此，外行也知道得很清楚。“起源”和“物种”这两个词的结合表明了一种思想反叛并引入了一种思想的新气质，这一点却被专家轻易地忽视了。那些在自然哲学和知识中占统治地位达两千年之久的看法，那些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看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即固定的东西和最终的东西具有优越性。它们建立在将变化和起源当作缺陷和非实在的标记的基础上。通过摧毁绝对永恒的神圣避难所，通过将形式——它一直被当作固定和完美的类型——看作是有起源的并会消失的，《物种起源》引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最终必定会改变知识的逻辑，并因此而改变人们对待道德、政治以及宗教的方式。
于是，毫不奇怪，半个世纪前，达尔文著作的发表骤然导致了一场危机。然而，这一争论的真正本质很容易被伴随着它的神学的喧闹声所掩盖。反达尔文主义的吵嚷声，其生动和流行的特点往往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争论是在一方是科学、另一方是宗教之间展开的。但情况并非如此，就像达尔文自己早就看到的那样，争论主要是在科学自身之内展开的。他一开始就轻视那种神学的喧闹，要不是它对“他的女性亲属的感情”有影响，他几乎对它不加注意。但在发表前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预料到自己有可能被科学同行们贬斥为傻瓜或疯子。而作为他成功的标志，他建立了某种方式，以此影响了三位科学家，他们是：地质学家赖尔（Lyell）、植物学家胡克（Hooker），以及动物学家赫胥黎（Huxley）。
宗教的因素使这场争论更加激烈，但并非这些因素煽起了这一争论。理智地说，宗教情绪不是具有创造性的，而是保守的。它们乐意让自己屈从于当下的世界观并使之神圣化。它们将理智的纤维浸染在情绪的沸腾大缸里。它们没有形成结构。我认为，就关于世界的大观念而言，没有一个是由宗教独立产生的。尽管那些像武士似的起来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把自己的极端思想归于宗教联想，但它们的起源和意义是在科学和哲学而不是在宗教中被找到的。
Ⅱ
在我们的语言中，很少有什么词汇像“物种”一词那样如此缩短了思想的历史。希腊人在开始欧洲思想生活时，对于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特征印象深刻；确实，其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们将这些特征当作界定自然和解释心灵与社会的钥匙。真正的生活是这样的美好，于是对它的奥秘似乎成功的阅读使人确信，打开天地秘密的钥匙就握在他们的手中。对于这一奥秘的希腊解译，对于知识目标和标准的希腊表述，终究体现在“物种”一词中。它影响了哲学达两千年之久。要想理解“物种起源”这一短语所表达的思想转变，我们就必须理解它所针对的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观念。
想一想人们是如何受生活事实影响的。他们的目光落在某些事物上，这些事物体积不大、结构脆弱。就每一个现象而言，这些被感知的事物是停滞的、被动的。突然，在某种情境下，这些事物——迄今所知的，如种子、卵子以及微生物——开始变化，体积、形式和性质都迅速地发生变化。然而，迅速而广泛的变化发生在许多事物上——例如，当树木接触到火时。但是，生物的变化是有序的；它们是累积的；它们持续地朝向一个方向；它们不像其他变化那样，毁灭、耗尽或徒劳地进入蜿蜒的流动中；它们实现并完成。每一个后续者，不论与其先行者有着怎样的不同，都保留了它的基本效力，并为它的后续者更加丰富的活动铺就了道路。就生物而言，其变化和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变化，在任何方面都不一样。早期的变化是根据后来的结果而被调节的。这一进步中的有机组织活动直到有一个真正的终结，一个τελòs（目的），一个完全的、完美的结果，才会停止。这个最终的形式反过来具有很多的功能，其中值得注意的功能之一，就是产生很多萌芽。这些萌芽就像从这个最终的形式中获得它的起源的那些萌芽一样，有同样的循环的自我实现的活动。
然而迄今为止，整个令人惊叹的故事还没有告诉给人们。同样的戏剧在无数个体的同样命运中上演，这些个体在时间上如此分离，空间上如此疏远，使得它们没有相互切磋的机会，没有相互作用的中介。就像一位老作家古怪地说过的那样：“同一类的事物经受同样的俗套。”——可以这么说，举行同样的仪式。
这种形式的活动作用于一系列的变化之中，使这些变化成为一个单一的过程；使它们那些无目标的流动成为它自己的完美展现。它超越时空界限，使那些空间上疏远、时间上分离的众多个体成为一种一致的结构和功能。这一原则似乎洞见到了实在自身的真正本性。亚里士多德将它叫作 （理型），经院哲学家们将其翻译为种 （species ）。
这个词的力量通过它被运用于宇宙间的一切事物而得到了深化。这些事物遵守流动中的秩序，显示变化中的始终如一。从每天气候的偶然变化，到季节不稳定的复发以及播种期和收获期不均匀的回归，再到苍天的磅礴气势，都表现出了时间中的永恒。从这一表现到那不变的纯粹和超越自然的沉思的理智，存在着目标的一种非中断的实现。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是目的的逐步实现。它可以严格地和任何单个植物或动物的目的的实现相比。
——即物种，一种固定的形式和最终的原因——的观念，不仅是自然的中心原则，也是知识的中心原则。科学的逻辑以它为基础。变化作为变化，只是流动和逝去；它是对智力的侮辱。真正的知就是抓住一种永恒的目的，这目的通过变化实现自己，从而将变化保持在固定真理的边界之内。完全的知就是在所有特殊的形式与它们的单一结果和善之间建立起联系，这就是纯粹的沉思的理智。然而，由于我们直接遭遇的自然景象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被直接地、实际地经验到的自然就不能满足知识的条件。人类的经验是流动的，所以，感知的方式以及以观察为基础的推理的方式事先就遭到了诋毁。科学的目标被迫指向实在，这实在是处于自然过程的背后并超越自然过程的；它借助于超越日常感知和推理方式的理性形式来寻找这些实在。
的确，只存在两种可以选择的道路。我们必须要么在变化着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中，找到合适的知识对象和手段；要么，为了躲避变化的缺陷，在某些超验的、神圣的地方寻找它们。人类心灵，如此深思熟虑，在它试图对生成转换的原始荒原进行探险之前，就已经详尽无遗地论述了不变之物、终极之物和超验之物的逻辑。我们都太容易贬黜经院哲学家们按照真正的本质、隐藏的形式和神秘的官能来解释自然和心灵的努力，忘掉了藏在其背后那些观念的严肃性和尊严。我们通过嘲笑那位著名的绅士来贬黜他们，他用鸦片具有催眠功能来解释何以鸦片能使人入眠的事实。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学说认为，关于生长罂粟的植物的知识，在于将一个个体的这种特殊性归诸一个种类、一个普遍的形式。这个学说如此牢固地被人们所接受，以至于任何其他的认识方法都被当作是非哲学的、非科学的。这个学说正是同一个逻辑的幸存者。这种在学院的和反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中表现出的观念的一致，充分表明了一种更加伟大的同情：它不仅是对于认为历史将有更多新颖性、更伟大的谦恭态度的同情，而且也是对于已经成为新颖的东西的同情。
当然，达尔文不是第一个对关于自然和知识的古典哲学加以质疑的人。革命的发端是在16、17世纪的物理学中。伽利略说：“我的看法是，由于在它内部持续地造就了如此众多而不同的改变和发生，地球是非常高贵而值得赞美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表达了那种将要问世的不同倾向；兴趣由永恒转向了变化。笛卡尔说：“物理事物的本性如果被看作是逐渐存在而不是只被当作一次性产生于一个完成了的完美状态时，才能更加容易地得到理解。”当笛卡尔说这话的时候，近代世界已经意识到今后将要控制它的那种逻辑；就这种逻辑而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它最新的科学成就。没有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以及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中的继承者们所使用的方法，达尔文在生物科学中将会孤立无援。但早在达尔文之前，新科学方法对于生活、心灵和政治的影响已经受到抑制，因为在这些理想的或道德的兴趣和无机的世界之间插入了一个植物和动物的王国。生活之园的大门向这些新观念关闭，唯有通过这个花园才能找到通达心灵和政治的通道。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在于：他已经将生活现象置于过渡原则之下，从而自由地将新逻辑运用于心灵、道德和生活中。当他就物种说出了伽利略就地球所说的话e pur si muove （它确实是转动的啊）时，他便一劳永逸地解放了发生的和实验的观念，并使之成为提出问题和寻找解释的研究方法。
Ⅲ
当然，新逻辑观和哲学之间的联系至今还不确定，尚未成熟。我们生活在思想转变的曙光中。要大胆地系统揭示达尔文主义方法对哲学的影响，人们必须在虔信者的固执上增加预言者的轻率。我们最多只能探究它的一般影响——对于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的效应，对于具有一半意识、一半本能的思想厌恶和偏好（这些厌恶和偏好毕竟对于我们更加精细的思想活动起着决定的作用）的身体的效应。在这种含糊的探究中，存在着作为一种检验标准的历史上长期流传的问题，它在达尔文的文献中也一直被讨论着。我把设计对 偶然、心灵对 物质的老问题，看作要么是起初的、要么是最终的关于事物的因果解释。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物种的古典概念负载着目的观念。在所有的生命形式中，每一个具体的种类都正在将成长的更早阶段引向它自身完美的实现。由于这种目的性的调节原则在感觉中不可见，它一定就是一种理想的或合理的力量。然而，由于完美的形式是通过可感的变化而逐渐接近的，因此，也就是说，在可感的领域并通过可感的领域，一种合理的理想力量进行着自身的最终展现。这些结论也延伸到自然：（a）她从不做徒劳的事情，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后来的目的；（b）在现存的自然的可感事件中，因而包含着一种精神的作为原因的力量，它不为感知所注意而被启蒙的理性所把握；（c）这一原则的表现，导致物质和感觉从属于它自身的实现，这个最终的完成是自然和人的目标。因此，设计论的论证在两个方向上起作用。目的性解答了自然的可理解性和科学的可能性，而这个目的性的绝对的或无所不包的特性也为人的道德和宗教努力提供了鼓励和价值。科学的基础得到加强，而道德也因同一个原则具有了权威，它们的相互一致得到了永恒的保证。
尽管受到怀疑论者和好辩者的猛烈攻击，这一哲学仍然作为欧洲官方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持续了两千多年。驱逐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中的第一因和终极因，确实已经给这一学说以某种震撼。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于植物和动物生命之细节的越来越熟悉，也起到了相反的平衡作用，并且或许加强了设计论的论证。有机体对于环境的奇妙适应，器官对于有机体的奇妙适应，复杂器官的不同部分——比如眼睛——对于器官本身的奇妙适应；较低形式对于较高形式的预示；生长的早期阶段为那些只是后来才具有其功能的器官所做的准备——这些事情随着植物学、动物学、古生物学以及胚胎学的发展而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同时，它们也为设计论的论证增加了影响力，以至它在18世纪后期，经过生物科学的赞许，成了有神论和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心主张。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则直接动摇了这一哲学。如果所有的有机适应只是归于持续的变异和消除那些因过度繁殖而导致的不利于生存竞争的变异的话，那么就不必求助于在先的明智的因果力量来计划和预先规定它们。敌意的批评者们，谴责达尔文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使偶然成为宇宙的原因。
某些自然主义者，如阿萨·格雷（Asa Gray），则拥护达尔文的原则并试图使它和设计论相一致。格雷坚持一种也许可以被称作分期付款法的设计。如果我们将“变异之流”理解为本身是有计划的，可以设想，每一个后续的变异都是从一开始就被设计好了要被选择的。在那种情况下，变异、竞争和选择不过就是解说了“次要原因”的机制，“第一原因”通过它而起作用；设计论学说并不比之更差，因为我们知道了它更多的工作方法（modus operandi）。
达尔文不能接受这种调和的主张。他承认，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断言：“就人的能力所达到的对于过去的极目回溯和对未来的高瞻远瞩而言，不可能将这个巨大而奇妙的包括人在内的宇宙看作是盲目的偶然或必然的产物。” [3] 然而他认为，由于变异不仅在有用的方向上发生，也在无用的方向上发生；由于前者受到生存竞争的压力的过滤，运用于生物的设计论的论证是不合理的。它在这方面的缺乏支持，剥夺了它被运用于自然的一般科学价值。如果鸽子的变异不是被饲养者预先决定通过人工选择产生球胸鸽的话，我们根据什么逻辑能论证导致自然物种的变异是预先设计的呢？ [4]
Ⅳ
关于作为整体的自然和生命的原因的原则，有设计论对 偶然论的讨论；关于这个讨论更加明显的一些事实，就谈这么多。回想一下，我们是把这个讨论当作一个关键的例子。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观念对于哲学的影响，我们的检验标准表明了什么？首先，新逻辑放逐、侧击、消解——随你怎么说——一类问题，并以另一类问题取而代之。哲学断然放弃了追问绝对起源和绝对终结，以便探索特殊的价值和产生它们的特殊条件。
达尔文的结论是，不可能将世界整体上归因于偶然和部分上归因于设计，这表明了问题的不可解决。然而，就为什么问题是不可解决的，也许可以给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理由。一个理由是，这问题对于理智来说太高了；另一个理由是说，对问题的追问使提出问题的假设变得没有意义。在著名的设计对 偶然的例子中，后一种理由确切地得以表明。一旦承认，知识的唯一可证实的或富有成效的对象是那特殊变化的集合，它们产生出研究的对象，以及后来从它那里导致的后果，那么关于还有什么东西——根据假设——在此之外，就不可能有任何清楚的问题可以追问了。断言——就像经常被断言的那样——特殊真理、社会联系以及美的形式的具体价值，如果它们被表明是由具体可知的条件所引起的话，就是无意义的和徒劳的；断言只有在它们以及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都一下子被集中在某种广泛的第一因和某种彻底的最终目标的时候，它们才被证明为是正当的，是一种智力的返祖现象。这种论证是回复到这样的逻辑，它用水性的形式本质解释水熄灭火，用水性的最终原因解释水解除渴。不论是用于特殊事例，还是用于整体生活，这种逻辑都只是抽象出事件存在过程的某个方面，以便将它重复为一种僵化的永恒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来解释变化，它是这些变化的形式化。
当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在一封信中不经意地说起，随着他年事渐高，他对于什么或谁创造了世界的兴趣转变为对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的兴趣的时候，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体验的表白也解释了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所带来的那种思想转变的性质。兴趣由具体变化背后的整个本质，转向了具体变化怎样促进和阻碍具体目的的问题；由一种一劳永逸地塑造事物的理智，转向此刻正在被事物所塑造的特殊理智；由一种善的终极目标，转向正义和幸福的直接增加。对于存在条件的理智运作，可以促使这种正义和幸福的产生，而当下的疏忽和愚蠢将会毁坏或弃绝它们。
其次，古典类型的逻辑不可避免地要以哲学来证明：因为某种遥远的原因和最终的目标，生活一定具有某种品性和价值——不论经验表明的事情是怎样的。包罗一切的证明义务必然伴随着所有这样的思想，即特殊事件的意义取决于某种永远在它们背后的东西。贬低当下意义和作用的习惯，使我们不能正面地去看经验事实；它阻碍我们严肃认真地承认它们所表现出的弊病，和认真严肃地关切它们将会产生但迄今尚未实现的善。它扭转了思想的使命，让它为这一个找到包罗一切的先验药方，为那一个找到保证。人们在此看到了许多道德家和神学家所接受的一种赫伯特·斯宾塞的方法。它承认一种不可知的能量，从中涌出外在的、现象的物理过程和内在的、可意识到的操作。只是因为斯宾塞给他的不可知的力量贴上了“上帝”的标签，所以，这块色泽已逝的形而上学布料，就被当作了一种重要而受欢迎的对于精神领域实在性的认可。如果不是因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总是要在遥远和先验的地方为一些理想价值寻找证明的话，那么把它们与一种不可知的绝对关联在一起，就肯定将会在与经验演示——即可知的力量每天都在我们周围产生着宝贵的价值——的比较中遭到蔑视。
替换这种一览无遗的哲学，毫无疑问，不是纯粹逻辑证明所能做到的，而只能通过不断认识它的无效性才能做到。假如鸦片因其催眠力量而导致睡眠是一条经久不衰的真理的话，那么引起疲倦者的睡眠和上瘾者的重返清醒生活，也仍然不是无足轻重地向前一小步。假如作为整体的生活是被一个朝向最终的统一目标的先验原则所控制的话，那么具体的真理与虚假、健康与疾病、善良与邪恶、希望与恐惧仍然会保持它们现在的所是和所在。要改进我们的教育，改善我们的方式，推进我们的政治，我们必须求助于发生的具体条件。
最后，新逻辑将责任引入思想生活。要使整个世界理想化和合理化，毕竟要承认，我们没有能力掌握具体地与我们相关的事物的过程。只要人类还受这种无力状态的折磨，它很自然地就会把它不可能承受的责任担子转移到那先验原因的更有力的肩膀上去。但是，如果对价值的特殊条件和观念的特殊后果的洞察是可能的话，那么，哲学就必须及时变为用来确定和解释生活中所发生的更为严重的冲突的一种方法，以及一种用来设计处理它们的方式的方法：一种道德的和政治的诊断和预测的方法。
先天地描绘宇宙的立法构造，这一要求就其本性而言，会导向复杂的辩证发展。但是，这一要求也会将这些结论由服从转向实验的检测；因为按照定义，这些结果并没有在事件的细节过程中造成任何差别。但是，一种把自己的抱负谦逊地降低为只是就教育和人的行为——不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提出假设的哲学，也因此就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服从于检验；按照这种方式，它所提出的观念是在实践中被证明有效的。在将谦逊加在自己头上的时候，哲学也具有了责任感。
毫无疑问，我似乎已经违背了我在早期论述中暗含的承诺，似乎已经既使先知者也使虔诚的信徒感到不舒服。但是，在加入达尔文主义发生学的、实验的逻辑所导致的哲学转型的方向时，我只是对那些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转向这个逻辑的人说话。没有人能够公正地否认，目前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有两个效果。一方面，造成许多真诚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努力，这些努力根据达尔文主义思维方式的要求改变我们传统哲学的观念；另一方面，有一种同样确定的绝对主义哲学的复活。一种与科学断言不同的哲学知识的断言，它向我们开启了另一种实在，这种实在不同于科学所能达致的实在；一种通过经验对于某种本质上超越经验的东西的诉求。这个反作用不仅影响了专业哲学，也影响了流行的信念和宗教运动。生物科学新观念的取胜，已经使许多人宣告了哲学与科学明确而严格的分离。
旧观念缓慢地让开道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形式和范畴，它们是习惯、倾向、根深蒂固的厌恶和喜爱的态度。不仅如此，尽管历史表明，认为人类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可以根据问题本身所提供的方式得到解答的这种信念是一种幻觉，但它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但事实上，思想的进步总是通过抛弃一些问题连同它们所设想的替代者来实现的，这种抛弃产生于它们不断衰减的生命力和当下兴趣的变化。我们不是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是超越了它们。旧问题由于消失和蒸发而得以解决，与努力和喜好的新态度相对应的新问题则产生了。毋庸置疑，在当代思想中，旧问题的最大消解，新方法、新意图、新问题的突如其来，就是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结果。这一革命的高潮，就是《物种起源》。
（陈亚军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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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4卷，第3页。
[2] 首次发表于《通俗科学月刊》，第75卷（1909年），第90—98页，题目为“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Darwin's Influence upon Philosophy）。后来修改并重印于《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10年，第1—19页，题目为“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此为1909年春季和冬季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查尔斯·达尔文和他对科学的影响”公开系列讲座中的一讲。
[3] Life and Letters ，Vol.I，p.282；cf.285.
[4] Life and Letters ，Vol.Ⅱ，pp.146，170，245；Vol.I，pp.283-284.See also the closing portion of his Variations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