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病号。——乔治和哈里斯的病情。——饱受一百零七种致命恶疾之苦。——有效药方。——儿童肝病疗法。——我们一致认为我们都过度操劳，需要休息。——去航海一周？——乔治建议去泰晤士河。——蒙莫朗西反对。——原提案以三比一通过。
我们是四个——乔治、威廉·萨缪尔·哈里斯、我以及蒙莫朗西。我们在我的房间里坐着抽烟，聊我们目前糟糕的状况——当然我是指病情的糟糕。
我们都感到身体不适，而且对此越来越焦虑。哈里斯说他经常感到一阵阵眩晕，让他时常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乔治说他也经常感到眩晕，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呢，我是肝脏不对劲。我知道我的肝有问题，是因为有一天我看了一种肝病药品的宣传单，上面列举了肝病的各种症状。这些症状我全有。
说起来很神奇，我每次阅读专利药品的广告后，都会发现我自己得了这种药品治疗的病，而且病入膏肓。每种病的诊断结果都和我感觉到的各种不适完全吻合。
我记得有一天我去大英博物馆查阅如何治疗我身上一些轻微的不适——我想应该是花粉过敏。我取下那本书，读了我要找的内容，接着，我无意识地翻动书页，懒洋洋地浏览各种病症。我已经忘了我最初看到的是什么病了——总之是一种恐怖得要死的恶疾——“预兆症状”还没有读完一半，我就意识到我得的正是这种病。
我在那儿僵坐了一会儿，满心恐惧；接着，在无以言表的绝望中，我又开始翻页。我翻到了伤寒症的那页——读了症状——发现我得伤寒症已经好几个月，自己居然还没察觉——不知道我还得了其他什么病；翻到亨廷顿舞蹈病——发现如我所料，我也得了这病——我觉得我这个病例越来越有趣了，决心打破砂锅问到底，于是开始按字母顺序查阅——看了疟疾，发现我已经感染了，最严重的症状大概两周后就会出现。至于布赖特氏病，我很高兴我症状不重，所以目前看来我还能再活几年。我得过霍乱，并发症严重。而且我好像先天得了白喉。我认认真真地仔细读完了二十六个字母，发现自己唯一没有得过的病就是髌前囊炎。
最初我感到挺不高兴，就像是受到了某种歧视。为什么我没得髌前囊炎？为什么要这么烦人地留一手？过了一会儿，我渐渐不那么贪心了。我想到我已经得了药理学上的所有其他疾病，于是就不那么自私了，觉得没有髌前囊炎也可以好好活着。看起来，我自己都还没有察觉呢，就已经处于痛风最严重的阶段了；而且从童年起我就得了传染病。传染病是字母顺序中最后一个病，所以我知道我也没有其他病症了。
我坐在那里沉思。我认为，从医学角度来看，我一定是个很有趣的案例，一定能成为医学院教室里的宝贵财富。有了我，学生们都不需要去医院查房了。我自己就是一座医院。他们只需要绕着我转，接着就可以领毕业证了。
然后我开始思考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我试着检查自己的身体。我先摸自己的脉搏。最开始我完全感觉不到，后来，脉搏好像突然间跳动了起来。我取下我的表计数。我一分钟的脉搏是一百四十七次。我再摸自己的心跳。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我的心脏不跳了。我一直觉得我的心脏一定一直在那儿跳动着，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不跳了。我把自己身体正面都轻轻拍了一遍，从腰部一直到头顶，接着我又在身体两侧敲了敲，背后也敲了敲。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也听不到。我看了看自己的舌头。我尽量把它往前伸，闭上一只眼睛，用另外一只眼睛来检查我的舌头。我只能看见舌尖，现在我唯一能更加确信的就是我得了猩红热。
走进阅览室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快乐、健康的人；等我蹒跚着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堆千疮百孔的废柴。
我去看了我的医生，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之前猜想自己病了的时候，他会摸我的脉搏，看我的舌头，和我聊聊天气，而且分文不取。所以我觉得这次我应该好好报答他，于是决定去找他看病。“医生想要的，”我说，“就是练习。他有了我，就能得到比医治一千七百个普通平常的、只有一两个病症的病人更多的练习。”于是我径直去找到了他。他问：
“你哪里不舒服？”
我说：“我可不会啰啰唆唆地说我哪些地方不舒服，那太耽误你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人生苦短，说不定没等我说完，你人都没了。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得什么病。我没有髌前囊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得这个病，我只能说目前我还没有得。但我得了其他所有的病。”
接着我告诉他我是如何知道我得了这些病的。
他让我张大嘴巴，朝里面看看，然后抓住我的手腕，接着趁我不注意朝我胸口打了一下——我认为这是胆小鬼才干的事儿——接着他又用他的脑袋侧面撞了我一下。然后他坐下来写好处方，折好交给我。我接过来放在口袋里，出门走了。
我没有打开处方，径直去了最近的药房，把处方递了进去。那人看了看，又还给我。
他说他没有这个。
我说：“你是药剂师么？”
他说：“我是药剂师。如果我开的是合作商店和家庭旅馆，倒可以满足你。但我就是个药剂师，实在帮不上忙。”
我看了看处方，上面写着：
一磅牛排，一品脱苦啤酒，每六小时服一次。
每天早上步行十英里。
每天晚上十一点准时上床。
而且不要往自己的脑子里塞自己不明白的事情。
我谨遵医嘱，结果很令人满意——至少对我来说——我的命保住了，我还能继续活着。
就这次的例子来说，这个肝病宣传单上所有的症状我毫无疑问都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对任何工作的普遍厌倦”。
我受的苦可是罄竹难书。在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我就长期受其折磨，在儿童阶段，这病一天都没离开过我。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是我的肝有问题，那时的医学远不如现在发达，所以他们把我的症状归结为懒病。
“嘿，小懒鬼，说你呢，”他们说，“赶快起来干活儿，行不？”——当然，他们不知道其实我是病了。
他们不给我吃药，只是敲我的脑袋。说来奇怪，敲脑袋还真是挺管用的——至少暂时有用。我知道在头上敲一下对肝病很有作用，会让我迫切地想去完成该做的工作，一分钟也不耽搁。这可比一整箱药丸都管用。
你知道，事情经常都是这样的——那些简单古老的疗法往往比药店里的药管用。
我们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彼此倾诉自己的恶疾。我向乔治和威廉·哈里斯讲述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威廉·哈里斯给我们描述他每天晚上上床时的感觉；乔治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他每天夜里的感受。
乔治只是猜想自己病了而已；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压根儿一点儿病都没有。
这时，波匹兹太太敲门进来问我们是否准备好吃晚饭了。我们朝对方苦笑了一下，然后告诉她说我们会尽量吞点东西。哈里斯说，胃里有点东西的话，通常能控制住病情；波匹兹太太把餐盘送了进来，我们坐到了桌边，毫无胃口地拨弄着盘子里的牛排和洋葱，还有一些大黄馅饼。
我那个时候肯定非常虚弱，因为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对我面前的食物还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这对我来说可不寻常——我甚至连奶酪都不想吃。
完成了进食的任务之后，我们再斟满酒杯，点上烟斗，继续关于我们健康状况的讨论。我们谁都不太清楚，我们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不过，我们一致认为，不管是什么病，都是劳累过度造成的。
哈里斯说：“我们需要休息。”
“休息，还要换个环境，”乔治说，“我们过度劳累的脑子已经给我们的整个身体系统蒙上阴影。我们需要完全改变环境、放空大脑，才能重建整个神经系统的平衡。”
乔治有个表弟，他的案件记录上异乎寻常地写着他是个医科学生，所以乔治说话总有点家庭医师的味道。
我赞成乔治的意见，就建议说我们应该找一个偏远、古老的地方，远离喧闹的人群，在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小道上，晒着阳光、无所事事地过上一周——就在那些仙女们珍藏起来而世人几乎遗忘的隐秘角落，远离嘈杂的尘世——某个屹立于时间峭壁上的古堡，在那儿，十九世纪社会的浪潮声听上去已经遥远而微弱了。
哈里斯觉得这太偏僻了。他说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样的地方，那儿的人都在晚上八点上床睡觉，要弄到份《裁判员》报纸难上加难，买包烟得走十英里。
哈里斯说：“那可不行。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换个环境休息一下，那海上旅行是最好的选择了。”
我强烈反对海上旅行。如果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海上旅行一定能带来不少裨益，但如果只有一周，那一定会很糟糕。
周一的时候，你满脑子都想着你这段旅程将有多么愉快。你挥手与岸边的孩子们道别，点上最大只的烟斗，在甲板上昂首阔步，就好像你自己是库克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三位一体似的。周二的时候你就后悔出海了。周三、周四、周五你觉得生不如死。周六的时候，你才能咽下去一点牛肉浓汤，也可以坐在甲板上，脸色苍白地微笑着回答那些好心人的询问。周日，你终于又能站起来走路、吃点固体食品了。等到周一早晨，你刚刚开始真正享受海上生活，却又得拎着包，拿着雨伞，站在船舷边，准备上岸了。
我记得我的妹夫有一次出于健康原因去了趟短途海上旅行。他搭的是伦敦到利物浦的往返轮船；当他到了利物浦的时候，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回程的船票给卖了。
他告诉我当时他以超低的价格到处兜售这张票，最后十八便士卖给了一个看上去脾气不太好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的医生刚刚建议他去海边疗养，并且多多运动。
“海边！”我妹夫热情地把船票塞到他的手里，说，“你要是坐这船的话，看到的海景够你回味一辈子！至于运动，只要你坐在船上，比在陆地上翻跟头的运动量还大呢！”
我妹夫本人坐火车回来了。他觉得西北铁路公司的火车对他的健康来说是很不错的。
我认识的另一个朋友乘船沿着海岸旅行了一个星期。出发之前，船舱服务员来问他旅程中的餐费他是按顿给还是事先全部付掉。
服务员推荐提前全部付掉，说这样会便宜得多，整个星期才两镑半。他说早餐有鱼和烤肉。午餐一点钟开始供应，有四道菜。晚餐时间是六点，有汤、鱼、小菜、排骨、鸡肉、色拉、甜食、奶酪和点心。晚上十点还有带小荤的夜宵。
我朋友觉得两镑半的套餐不错（他本人很爱吃），于是便付了钱。
他们刚离开希尔内斯的时候就供应午餐了，他并不像往日一样感到饥饿，所以只吃了点煮牛肉和奶油草莓。他整个下午思考了很久，有时候他觉得他已经连续吃了好几个星期煮牛肉，有时候又觉得好像连续几年都在吃奶油草莓。
那些牛肉、草莓和奶油好像都不太高兴的样子——就像对什么不满似的。
六点的时候服务员来通知说晚餐已经准备好了。但这消息却没有激起他内心的任何热情，但为了能捞回那两镑半的本儿，他还是抓住绳子之类的东西，慢慢走了下去。在楼梯底端，迎接他的是一阵洋葱和热火腿的香气，混合着炸鱼和绿色蔬菜的味道。接着服务员带着油滑的微笑走过来打招呼说：
“先生，您要点什么呢？”
“我要赶紧离开这儿。”他虚弱地回答。
于是他们赶紧把他弄上去，把他扶起来靠在背风的地方，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
接下来的四天，他过着简单清白的生活，只吃点薄薄的船长饼干（我是说饼干薄，不是船长的身材）和苏打水；但到了周六，他已经能爬起来，吃了一点没涂黄油的烤面包片，喝了杯淡茶；到了周一，他已经可以喝鸡汤了。周二那天他下船后，在码头上满心遗憾地望着那艘喷着蒸汽远去的船。
“她就这么走了，”他说，“就这么走了，带着那属于我的两镑美味，我可还没来得及吃呢。”
他说如果能在船上多待一天，他就能把本儿吃回来。
所以我坚决反对海上旅行。正如我解释的，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倒从来不晕船，我担心的是乔治。乔治说他应该没问题，而且他还挺喜欢的，但是建议我和哈里斯不要考虑，因为他确信我们俩一定会晕船。哈里斯说，对他而言，人们会晕船这件事一直是个不解之谜——他认为一定是大家因为喜欢晕船，而特地为之——他说他一直希望能晕船，但却从来没有晕过。
接着他给我讲了他有一次渡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风浪非常大，只好把乘客们都捆在铺位上，而他和船长是仅有的两个不晕船的人。有时候不晕船的人是他和二副；总之，不晕船的永远是他和另一个人。如果不是他和另一个人的话，那就只有他自己了。
很奇怪的是，一到陆地上，从来没有人晕船。在海上的时候，到处都能看到很多人晕船晕得厉害，但在陆地上，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知道晕船为何物的人。那成千上万塞满了一艘艘轮船的晕船人士上岸之后到底躲到哪里去了，这也是个谜。
如果大多数人都像我在去雅茅斯的船上遇到的那个家伙一样的话，这个谜就很容易解开了。我记得我们刚离开绍森德码头，他以一个非常危险的姿势把身子探出舷窗，我赶紧过去抢救他。
“嘿！进来点，”我说道，一边摇他的肩膀，“你会掉出去的。”
“天哪！求之不得。”这是我听到的唯一回答，所以我也只能走开不管他了。
三周之后，我在巴斯一家酒店的咖啡厅里见到了他，他正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航行，并满腔热情地解释他如何热爱大海。
“从来不晕船！”他回答一个斯文的年轻人充满羡慕的提问时说，“其实，我倒有一次感到有一点晕船。那是在合恩角附近，那艘船第二天早上就沉没了。”
我说：“那天你在绍森德码头边不也有点摇摇晃晃么？你还说希望掉进海里去。”
“绍森德码头！”他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是啊，去雅茅斯的船，三周前的一个周五。”
“哦，啊——是的，”他又快活起来，回答说，“我想起来了。我那天下午有点头疼。是因为吃了腌菜，你知道吧。那是我在还算体面的船上吃过的腌菜中最难吃的了。你吃了么？”
我其实发现了预防晕船的良策，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平衡。你站在甲板正中央，船在上下摇摆的时候，你就移动自己来保持身体始终直立。如果船头翘起来，你就朝前倾斜，直到甲板就快碰到你的鼻尖；如果船尾翘起来，你就往后仰。这样坚持一两个小时还好，但你总不能一个星期都在那里摇晃着保持平衡吧。
乔治说：“要不我们去河上吧。”
他说去河上旅游的话，我们会呼吸到新鲜空气，得到锻炼而且周围会很安静。四周景色的变化能让我们的脑子有事儿做（包括哈里斯，无论他有的是脑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一路劳顿也会让我们吃得香、睡得好。
哈里斯说，乔治不应该再想办法让自己睡得更好了，因为这样可能会有危险。他说他不明白乔治怎么样才能比现在睡的时间还长，因为每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无论春秋冬夏都是如此；如果乔治睡得更久的话，他还不如死了算了，而且死了还能省掉吃饭住宿的钱。
哈里斯说，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去河上旅游这个主意简直是为他“定制”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定制”（除了街头那种六便士“定制”，有面包黄油，蛋糕任吃，对没用晚饭的人来说可谓价廉物美）。不过，这似乎对每个人都很适合，这就相当难得了。
对我来说这个提议也是“定制”一般地合适，哈里斯和我都认为乔治出了个好主意，当然我们的语气显得很吃惊，乔治那脑子能想出这么合理的建议。
只有蒙莫朗西对这个建议不感兴趣。他从来就不太喜欢河，从来不。
“对你们来说当然不错了，”他说，“你们喜欢河，我可不。我在河上什么也干不了。我又不喜欢看风景，也不抽烟。如果我见到一只老鼠，你们也不会为我停船；如果我睡觉，你们就会在船上乱晃，说不定把我晃到水里去。要是问我，我得说这件事蠢透了。”
但是我们三票赞成对一票反对，这个提案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