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在过去没有哪个时代曾面临像今天这个时代这么多、这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哪个过去的时代，人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在其相互联系方面曾像今天这般的广大和复杂。不过，讲这句话并不是为了就事论事，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介绍，引入今天将要讨论的这个世界所存在的问题。最近的历史场景，在不超过半个世纪之前被视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民主（既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观念，又是作为一个政治事实的民主）的进步看来是相当确定的。近年来，其特有的存在已经受到如此挑战，以至于它的命运看起来悬而未决；即便是现在，它的未来也还远未稳定下来。对它构成的第一重打击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及其随从们的军事袭击，伴随着那种一再被重复的指责，并得到后者的支持。这种指责就是：民主的理想已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新的和不同的秩序正被迫切需求。
制造了军事打击的国家遭受了压倒性的失败。目前的世界形势证明（无需更多争论），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则的根本基础还远未被击碎。在过去被理解并付诸实施的民主信念之间的斗争，现在比在军事冲突之前或其过程中更为明显和激烈了。“什么是 民主？”这个问题，现在的存在状态并不是把世界的事务当作一个学术问题。目前，它也不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保卫民主的原则与政策，去抵御来自那些公开、公然对之表示完全蔑视的人的攻击。现在的冲突是两个根本不同、完全相反的体系之间的冲突，而每一方都声称忠实于民主的初衷。
一种冲突，如果它对几亿人民有直接、实际的重要性，世界范围的战争或和平的传播就有可能依赖于它，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能靠政治科学家的辩论来解决。有一个民族国家，曾经是把民主说成它被传统地理解和实践的那样的一些国家的同盟，现在却参与到对它的攻击中来了。这攻击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有外交上的；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它可能演变成武装力量的冲突。因为它指责西方欧美的传统民主人士背叛了民主的初衷，而坚持它自己在政策和原则上都代表对民主观念的履行，而这个民主观念现在被那些宣称信奉民主却不能在人类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部分中将其付诸实践的人们给歪曲和背叛了。
那个重要的部分当然就是受到经济秩序以及引导着工业和金融的那些条件影响的人类关系。然而，我不准备这样来讨论这个冲突，仿佛它的焦点和中心首要地是在经济政策的问题上一样。比如说，我的信念是：经济政策在过去一直就是传统的西方民主政体最薄弱的一个方面。我也不打算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捍卫这些民主政体，就是说，它们中的每一个（不排除美利坚合众国，它也许是最隶属于一种“个人主义的”经济秩序的国家）都以其自己的名义 积极地修改其传统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还远不是一个坚固的体系，以至于事实上正处于一种几乎是流动的状态。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有些被拿来反对这个（指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民主政体的指控来说是贴切的，但不是我在讨论的议题——也即什么才是民主观念与政策的核心和根本。
据我的判断，这个核心和基础通过如下事实就能得到清晰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解答，那就是：发起袭击的那个国家（指德国）现在已经接管和改进了一般的极权主义哲学和实践、一种几年前它还在积极与之斗争的哲学和实践；而事实上，它在历史上一直与这个国家过去政治中的反民主历史一起延续着。因为这种极权主义无比清晰地揭示了其核心问题是对理智自由（freedom of intelligence）的尊重和不尊重之间的对抗，而前者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即便只是消极地挡在政治-经济的极权主义政策之路上，其实还是对它的有效否定和压制。
说没有一个公然声称为民主国家的国家，在过去以各种自由的方式实施其对理智自由的忠诚（后者在前者中得到了公开证明）的过程中，不曾有过一点瑕疵，这自然是正确的。在我自己的国家，举例来说，由于我们的第一位伟大而典型的民主人士托马斯·杰斐逊的努力，确定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这个法案是对言论、写作、出版及集会讨论的一种保证，伴随着对所有公共出版物的尊重。此外，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还承担着这样一个能力，即对由联邦的政治机构通过，但却侵犯到这一在运行中理应被保证的理智自由的工作效力的所有法律，都宣告无效。诚如我所说的，我们在面临麻烦和压力的时候，并非一直做到不辜负这一保证。但是，没错，这个观念如此具体——不仅在国家的法律宪章中，而且在人民的心中——以至于每一个反动的时期都唤起了一个成功抗议和复归的时期。
这最后一点言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辩护什么，更不是什么自夸。它是为了表明，这个尊重理智自由之实行的原则走得如此之深，延伸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情况有变时，它不得不被重申和重振士气。它还远未能自行生效，以至于在每一个危机时期都不得不积极地为保卫它而战。不过所幸的是，迄今还未诉诸武力。当前的袭击是由这样一个国家造成的，它对可以通过武力（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镇压——对任何背离官方建立的极权主义教条的新闻、文学、公共集会，甚至私人社交，以及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的行为——的极权主义方法而得到实施的政策感兴趣。这一袭击表明，维护理智自由的公共运行是各种理智问题中的主要问题。
另一个伟大的美国民主人士亚伯拉罕·林肯留下了一句话作为他的遗产，那就是：民主的政府就是属于人民，为了人民，来自 人民的政府（democracy is Government of，for，and by the people）。我用斜体字来表示介词“来自 ”（by ），因为政府不可能来自人民，除非是在那样一个时候和地方，理智的自由在其中得到公开和积极的支持。它是否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了 人民，而不是为了一个统治圈子或官僚机构，这也是值得讨论的；除非是在一个公开讨论和批判的权利被保持未受侵犯的地方。革命时期——从一个世界范围的观点来看，当前就是这样一个时期——趋向于权力的集中。这个集中为了其自身而声称它最大的兴趣在于一般的人民。起初，也许这还属实。但是，没有什么比这更确定的了，即除非它在其运动中一丝不苟、小心谨慎地遵守对理智自由原则的实施，否则很快就会退化为一个片面的规则，由武力的运用来维持而集中于自己的特殊兴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前时期特别重要，乃至于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把注意力转移到考虑任何其他问题上（无论它多么重要），从而取代把依赖于演讲、每日和每周刊物的出版、书籍、公共集会和科学研究这些手段的、理智自由的公共交流作为民主的核心和焦点来考虑。最后，没什么比在这一点上投降和妥协更致命的了。现在，我们比以往更紧迫地需要坚定观念，保护好这颗心脏让民主的血液不断从中涌出。
在结束之前，我还要明确地提醒一个事实，即正是18世纪法国那些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先锋们，不顾以道德权威和社会稳定名义公开宣讲的人的各种干涉，使那个世纪成为启蒙时期，从而产生了民主精神中最好和最真的东西；这些东西起初存在于西方的文明之中，而今在于对整个世界的承诺（如果还未实施的话）之中。始终保留、支持着至高的、稳定的现存传统的人们，如果现在尊重在各种交流渠道中实行的理智自由，不辜负他们的遗产，那么，他们和我们都将从目前的危机中流传下去——在对民主的生命之血的净化之中。在克服目前危机的残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打开了通往人类精神更高尚（因为更自由）地表现的道路。
（徐志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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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7卷，第390—393页。
[2] 打字稿，约1946（？）年，收藏于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莫里斯图书馆，特别收藏，3号文件夹，第55盒，杜威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