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和忠诚须臾不离。如果想知道一个人的价值观，不用问他。无论一个人的理解力多强，也难以一眼看到指导某人行为的价值。而长期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便足以看出他行为的倾向，知道他的忠诚所在。然后，你才能知道激励和指导他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实际上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如果说一开始我就强调长期观察行为的方向很重要，不要仅凭语言判断，那是因为，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语言的意涵如此之少。
集权主义造成的最大危害之一，是彻底摧毁了语言的诚实。人们常说：“不容易找到分界线区分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宣传。”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苏联、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宣传很容易辨认，因为在每个重要关口，他们的说辞只能反着读。这些词语在被挑选权衡时，只考虑它们对别人的影响。但是，评判是否偏离事实的标准掌握在每一个理性的成年人手中，因为经验使他们能够判断可能性。不过，完全颠倒真理却会产生可怕的混乱，肇事者会趁着混乱局面持续、黑暗仍在蔓延时实现自己的意愿。
总之，当前要传达的是对民主的一种首要的忠诚（可能就是这一种首要的忠诚）。不容否认，美国的民主在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上说得多，做得少。但不管怎样，因为公开性已经是一个稳固的习惯，所以民主精神仍然是鲜活积极的。这使许多愚蠢错误的事情有表达的机会。但是，经验巩固了这样的信念：愚蠢的事情多种多样，一段时期之后，它们互相抵消；经验验证了错误，就像水和肥皂洗去脏污。
自由是民主的精髓，自由首先是发展理性的自由。理性包括判断哪些事实和行为相关、如何相关，以及相应地寻求这些事实的机敏。我们相信理性，相信它与自由沟通（通过会议、磋商、讨论等形式，众多经验汇集、净化）的内在联系。集权主义的威胁，使我们更加忠诚于这些信念，这将最终决定我们的民主程度。有人说，“说话”是廉价的。但是，数千万人被迫害、被残杀、在集中营里腐烂了，这证明“说话”也是代价高昂的。民主必须把自由地说话奉为至宝。
美国的民主人士看到同胞口口声声地说民主，却支持苏联国内压制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民主信念如此淡薄，不禁深感失望。他们可能以为，在这种时刻，任何一个美国人的骨子里都洋溢着充沛的民主精神，光是压制本身就能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政策作出判断，无论它在其他方面如何为自己辩解。这一点警示我们：我们必须比过去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毅力来培育对民主的忠诚——从家庭和学校开始。
既然在这儿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只讨论在当代集权主义衬比下显得更突出的、用来定义民主生活方式的那些价值。理论上，民主宣称相信每一个人的潜能，强调为实现这些潜能提供条件。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没有强烈地感到这个信念现在必须扩展和深化，那么便错过了当前世界局势给我们上的第二堂极其重要的课。当这个信念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系统地付诸实践之时，它变得令人伤感。宗教有神圣人格的说法。但是，流利地诵读字面的教义，并不能消除势利、偏狭和对他人的利用。黑人奴隶制所带来的反民主的遗产，使我们习惯于狭隘地对待有色人种，这与我们宣称的民主信仰不符。宗教教义被用于鼓动反犹太主义。仍然有许多人，太多的人，毫无顾忌地种植和表达种族偏见，仿佛这是他们的权利；却意识不到这种狭隘的态度污染了民主所拥有的基本仁爱之心（basic humanities），离开它，民主只是一个空洞的说法。在德国，这种污染就是致命的。
面临危险的是人性和人文精神，而不是有时候所说的“个人”，因为后者是指潜在人性的价值，不是某种分离的原子式的存在。试图把民主等同于经济个人主义，把这个看作自由行动的本质，已经损害了现实民主，并且还将造成更大的伤害。
最后，我想说，忠诚于民主的第三点，表现为愿意变消极的宽容为积极的合作。法国革命提出的第三个民主信条“博爱”，从来没有大范围实现过。民族主义，在我国表现为“美国第一”，这是导致集权主义的有利因素之一。有人只是说了说要消除民族主义，就已经引发一些被误导的人开始同情纳粹。博爱是愿意一起工作，它是合作的本质。它从来没有广泛实现过，这是造成当今世界局势的重要原因。让我们期待博爱，而不是集权压迫所带来的平等变成“未来的浪潮”。
（马荣 王今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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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4卷，第200—202页。
[2] 首次发表于《美国教师》（American Teacher ），第25期（1941年5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