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不想隐瞒这样的事实：我已经活到了80岁。提到这个，也许你会注意到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对这个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的事件发生在过去的80年间，超过一半以上的现有国家生活形式出现在这个时期。我不准备概括这些事件，即使是那些更重要的事件，原因是明显的。提到它们，是因为它们与这个国家在成立之初承诺的事情有关——创造民主。这件事在今天和在150年前一样紧迫；当时，这个国家最富经验、最具智慧的人们汇聚在一起考察现状，以创建一个自治社会的政治结构。
这些年发生的重要变化是：生活方式和制度过去是在幸运的条件下的自然产物或必然产物，现在却是有意识的坚定努力的结果。80年前不是整个国家都在先驱拓荒运动之中，但它仍然非常接近美国生活的先驱拓荒阶段；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先驱拓荒的传统在出生于其中的人的思想和信仰的形成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至少在想象中，国家的疆域仍然是开放的，谁都可以开发利用。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吸引力的国家。尽管如此，这个新国家的成立远远不是因为集合了许多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是因为还有一群拥有卓越政治创造力的人，能够调整旧的制度和观念，使其重新适应新情况。
现在，边界具有道德意味，而非物理意味。土地似乎无边无际，谁开垦谁拥有；然而，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未开发的资源现在是人而不是物质。成年人找不到工作，年轻人失去了曾经有的机会，这是资源的浪费。现在我们同样面临150年前促使社会政治创新的危机，只不过它对人的创造性要求更高。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的意思：当时我说，现在我们必须有准备有决心重新创造民主，而150年前的民主雏形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和环境结合的幸运产物。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依靠这种在早期人和环境幸运的结合而带来的遗产。现在的世界局势不仅是一个提醒：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证明这些遗产的价值；而且是一个挑战：我们如何回应今天复杂棘手的局面，如同前辈们回应相对单纯的局面一样。
如果我强调这个任务只能通过创新性努力和创造性活动来完成，部分原因在于，目前的严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归结于下述事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样行动，仿佛我们的民主自动永存，仿佛祖先成功地建造了一台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政治问题的机器，仿佛民主发生在华盛顿、奥尔巴尼或其他州府城市，由每年一次民主投票推动。不客气地说，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民主看作一种政治机械。只要市民忠实、理性地履行政治义务，它就能正常地运转。
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听到人们说：这样理解民主不全面，民主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说法可谓触及要害。但是，我不能确定旧观念的外在性会不会也渗入这种新的更好的认识中。我们只有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意识到民主是独立主体的个人生活方式，它意味着拥有并持续运用某些态度，形成个人性格，确定生活各个方面的期望和目的；只有意识到这些，我们才能脱离旧的外在的思维方式。与其认为我们的性格和习惯适应某些制度，不如把后者看作个人习惯性态度的表达、投射和延伸。
民主作为个人生活方式并无新鲜的内容，它不过赋予旧观念一种新的现实意义。它意味着，只有通过每个个体的创造活动，才能成功地应对目前民主的劲敌。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克服这样的习惯性思维，即认为民主与构成个体性格的稳固的个体态度相分离，维护民主只能通过军事或市政这样的外在手段。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由对人性可能性的生动信仰所支配。相信普通人，这是民主信条中为人所熟知的内容。它所理解的人性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与种族、肤色、性别、出身、物质或精神财富无关。这种信念也可以明文规定，但除非在日常生活所有的事件和关系中，人们彼此的交往态度体现了这种信念，否则，这些规定就是一纸空文。如果在与他人的日常交往中，触动我们的是种族、肤色或其他阶级偏见，而不是对人性潜能的真诚信仰——它使我们感到必须为这些潜能的实现提供条件，那么，嘴上抨击纳粹的狭隘、残忍、制造仇恨，无异于助长虚伪。民主的平等信念认为，每一个人，不管天赋如何，都拥有与所有其他人同样的发展天赋的机会。民主对领导原则的信念是真诚的、普遍的。它相信，如果具备适当的条件，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过自己的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涉或强制。
除了相信人性，还相信人们在适当条件下有能力理性地判断和行为，这些信念共同决定着作为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民主。我不止一次被对手批评过于相信理性以及与理性相关的教育，甚至被认为是空想。但这种信念并非是我的发明，而是我现在的环境和那些曾受民主精神鼓舞的环境赋予我这种信念。最终形成公众意见的咨询、研讨、说服、讨论，其作用从长期来看，就是自我修正。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相信普通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他们能够合理地回应自由发生和表达的事实和观念——自由探究、集会和交流有效地保证了这一点，民主还能相信什么？就让那些集权政府的左派和右派鼓吹者认为，相信人的理性能力是一种空想好了。这种信念如此深植于民主固有的方法，如果一位自诩的民主人士竟然否认这种信念，那他便是背叛了自己的事业。
想到许多国家人们的生活境况——间谍的身影无处不在，私人聚会交谈时时面临危险，我愿意相信民主的核心和最终保证在于：人们能在街道附近随意聚集，畅谈不受管制的报纸新闻；朋友能自由地走动，聚会的话题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人们因为不同的宗教、政治或商业见解，不同的种族、肤色、财富或文化程度而产生的偏见和伤害、谩骂，是对民主生活方式的背叛。阻止自由充分地交流，其实是把人们隔离起来，变成互相敌对的双方，这会损害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础。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观念、事实和经验的自由交流被互相怀疑、偏见、恐惧和仇恨堵塞，那么仅在法律上明确信仰、表达和集会的自由权利没什么用。这些东西比起公开的强制更能破坏民主生活方式的基本条件，后者只有在成功地给人们灌输仇恨、怀疑、不宽容之后才有效。集权国家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除了上面说到的两点，民主的决定因素还包括相信人们之间的日常合作。它相信，尽管每个个体的需要和目的不同，但友好合作——包括竞争（如在体育、较量和竞争中）——的习惯是丰富生活的无价之宝。把起源于（一定是源于）力量和暴力气氛中的冲突尽可能地转变成讨论和理性活动的手段，这就如同把那些和我们有（深刻）分歧的人看作我们可以学习的朋友一样。民主的信仰相信，分歧、争论和冲突能够变成这样一种合作：对立双方可以给予对方表达自己的机会，并从中受益。不是一方依靠强力压制另一方，比如使用一些嘲弄、侮辱、胁迫等心理手段，虽然不是公然的囚禁和集中营，但毫无疑问也是一种暴力。给对手展示自己的机会，因为表达不同见解不仅是别人的权利，而且是丰富自己生活经历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合作，是民主生活方式的题中之义。
如果上面所说被人批评是一套道德上的老生常谈，我的回答是：这恰恰是我这么说的意义。因为去除从制度和外在角度理解民主的思维方式，形成把民主看作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习惯，这就意识到，民主是一个道德理想；如果它变成事实，也是一个道德事实。人们应该意识到，民主只有成为生活常识，才意味着民主成为现实。
因为我长期研究哲学，请允许我从哲学角度简要地概括民主信仰。可以这样来表达：民主相信人类经验能够生发目标和方法，凭借它们未来的经验得以丰富发展。而其他社会道德信仰的基础是：认为经验在某些时候受制于某种外在控制，受制于据说外在于经验过程的某个“权威”。民主相信经验的过程比任何特定的结果更重要，只有当这些结果可以丰富和处理正在进行的经验时，它才具有最终价值。既然经验过程具有教育意义，相信民主，也就是相信经验和教育。任何脱离经验过程的目的和价值，都是呆板停滞的。它们试图固化所获的结果，而不是利用它们开启新经验的大门，指出通向更好经验的路径。
如果有人问这里经验的意思，我的答案是：个体与周围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的自由互动，通过增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促进和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愿望。对环境的客观认识，是人们之间交流分享的唯一的坚实基础，其他交流则意味着某些人受制于其他人的个人看法、需要和愿望（目的和方向从中产生）。它们超出现存的事物，超出知识，也超出科学，不断地开启通往未知明天的方向。
与其他生活方式相比，只有民主全心全意地相信经验过程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相信经验过程能产生科学，而科学是唯一可信赖的指明未来经验方向的权威，科学释放了人们呼唤新事物的情感、需要和愿望。而没有民主的生活方式限制了经验的接触、交流、沟通和互动，没有这些，经验无法稳定，也不能扩张和丰富。这种释放和丰富的任务是每天都要做的。既然这项工作没有终点，除非经验自身走到终点，那么，民主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创造更加自由、更为人性的经验——这个经验人人分享，人人贡献。
（马荣 王今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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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4卷，第163—167页。
[2] 首次发表于《约翰·杜威与美国的承诺》（John Dewey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 ），《进步教育小册子》（Progressive Education Booklet ），第14期，美国教育出版社，1939年，第12—17页。原文是杜威于1939年10月20日在纽约市纪念杜威80岁生日晚宴上的致辞，由霍拉斯·M·卡伦（Horace M.Kallen）代为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