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大老的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在适当的条件下举行。他们正在这个由帮派驱使、由老板控制的城市里显身手，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这里与逃税者、寻求帮助的公司（corporations seeking favors）、从事敲诈勒索的违法者共事。教师、警察、市政管理人员的工资一直被拖欠，因为税务系统如此混乱和藏污纳垢，以至于该城市的财政一直是一笔糊涂账。20多家银行就在大会将近的时候破产。更多更大的银行在破产边缘步履蹒跚，只是由于一项联邦政府的资助才免于垮台；该资助为那些由于参与涉及巨额股票批发计划的公共设施并购而受损失的公司提供帮助，但该资助不愿为失去职业的普通男女提供帮助。
我的这些话不是给芝加哥泼脏水。相反，那儿的情形是典型的，我国大多数大城市的情况与之只有程度差别。在这次涉及政治、产业与金融的危机中，两大老的政党能够激发人们热情的话题只有酒精饮料。在一个半歇斯底里的岁月，我们接受了禁酒令以便打赢一场战争；而在另一个歇斯底里的年代，我们却要废除禁酒令以便维持繁荣！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只是敷衍应对，禁酒问题本身却激发起实实在在的火气和实实在在的争吵。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还处在任何生活这一时代的人所看到的最严重的危机——世界的和我国的危机——之中，它要求我们作出最严肃的思考和创建最彻底、最富有建设性的政策。
所以，批评老的政党很容易，太容易了。它们如此软弱，如此无能，如此吹牛骗人，如此缺乏勇气与智慧，以至于不值得花费口舌去谴责。我们不能不指出它们的躲闪、它们的怯懦和缺乏建设性行动。但是，我们真正的任务更加重大、更加艰巨。我们必须向美国人民表明，在政治领导能力崩溃之后，他们所要完成的事业是什么，并且指出拯救国家的途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国就不能说有真正的领导者。我们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很长一段时间了。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程序始于1929年，然而，破产开始还要早得多，它在欺诈性的政治账目和虚假的政治资产平衡表中已经肇始。我们有战后政治腐败的盛宴，石油的恶臭依旧在空气中弥漫。相应的，伴随着这场腐败的是两党都参与的对民事自由的全方位压制。于是，我们有了卡尔文·柯立芝的无为而治。由于行政当局完全消极怠工，国家就被移交了，捆住了手脚，封住了口，任由掠夺成性又不受监管的商业利益集团摆布。盲目投机的狂热被贴上了用大写字母拼写的繁荣的标签。人们被告诫说，这是新的经济时代的开始。在共和党和伟大的工程师——后者在该党之内继承神圣的天意——的保佑之下，贫困将被铲除。每个家庭的无线电扬声器，每一个锅中炖着的小鸡，放得下两辆车的停车房，是社会正义的内在精神恩惠和至高权利看得见的外部标志；而社会正义来自致力于粗朴的个人英雄主义。
实际上，我国的产业、金融和社会条件在这一时期变得日益恶化。1929年的大崩溃只是一种提前告知，它向人们发出警告：随着国家被移交给仅仅关注私人利润在最短时间之内最大化的商业与金融利益集团，政治领导能力已经瓦解。破产通告发出以来的3年，只是被用于作为每一次崩溃的本质的清算。
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可能会为导致悲剧性形势的这个或那个细节进行争论。然而就一般而言，原因如结果一般明显。尽管有许多规律，自然的或道德的，我们仍然假定通过个人的竞争性努力，每个人施展其个人的长处，社会和谐是可以实现的；通过在战争和产业的战场上使用毁灭性武器，人们可以占有其兄弟的福利；有特权的个人为实现他们个人的私利而设计的计划，是社会计划的有效替代；社会可以审慎地削弱其唯一的自我控制的机能，也就是得人心的政府，但依旧维持其秩序与健全；美国民众可以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物质成功还可能是上帝垂顾美国的最切实的证明。
我们正在收获我们所耕耘的。效法战争以结束战争，虽然身处普遍衰退的年代，每个国家在陆军和海军上花费的要比情况相对比较好的时候更多；每个国家也都把针对别国的关税之墙砌得更高，美国则弹奏起经济战争的基调。每个国家绞尽脑汁地寻求经济打击与报复的手段。军事与产业领域的战争是一种经济制度通过取得原材料以及进入市场的特殊许可，通过让享有特权的群体以自己的名义运用政府的征税权，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利润的直接结果。一句古老的格言说，征税的权利也是毁灭的权利。利用这一权利的贪婪的制造业利益集团，为人们证实了这一格言的真理性：借助于这一权利，它们授予自己以关税特权，于是导致对外贸易几乎完全被摧毁，美国国内工厂倒闭，而农夫们则失去国外市场。间接地，国际上的恐惧、嫉妒、猜忌、不受抑制的战争状态则是由推崇冷酷竞争，缺乏社会计划与监管的经济体制所滋生的心智习惯所产生的效果。所有的后果就在我们面前，其原因也同样平淡无奇，如果人们愿意睁开眼睛去看一看的话。
每一场布道、每一份报纸、每一个诚实的公众人物都表明，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法律无力控制的时代、一个未受指控的罪行由有组织团体实施的年代；这些团体不但蔑视法律，还时常控制着城市的立法者，以及城市的警察。敲诈勒索成为一种专业，违反法律是如此之有利可图，以至于以这样的方式惩罚大人物是去探查他们为自己不断膨胀的收入逃了多少税。为了钱财实施暴力犯罪者的年龄在不断降低。这一事实是如此普遍、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某些专家把不断增长的青少年犯罪这一事实与学校教育的扩展相对应，以此作为对于我们学校体制的一般性抨击的依据。然而，这些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对原因的推究还走得不够远。他们忘记了：我们推崇个人物质成功的经济体制，连同它对于经受失败与磨难者的轻蔑，具有学校根本无法抵御的巨大而持久的示范力量。
人们，尤其是青年人，越来越难以分辨什么是正当商业交易、什么是敲诈勒索。按照我们的经济体制，利润不就是二者的共同之处吗？这块土地上有不止一座的城市，那里有组织的犯罪盛行，而控制那座城市的左翼政治势力则无一不与犯罪分子结盟，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同样的政治势力的右翼则与大的商业利益集团结盟。这些商业利益集团被授予特许权，可以得到减税待遇，其违法行为也被默许，还收到可以从中得利的信息以及其他优惠；它们让腐败的政治人物执掌大权，并且为向参与公开宣布的犯罪活动的无良之徒提供不受检查的许可负责。
于是就有接踵而至的产业崩溃，其后果如此难以抵挡，以至于对于它的思考一直伴随着我们——银行倒闭，住房与贷款协会破产，投资于国内与国外债券的储蓄变得一文不值；工厂倒闭，成百万的男人和女人失去工作，另外还有成百万的工作被降低了薪水或收入，被称为非全职的；贷款的赎回权丧失了，房子被收走了，田地被作为税款或贷款的抵押；相互的信任消失得无影无踪，到处是不安全、恐惧和漆黑一片的衰退。
所以这一切都显而易见，无须描述。原因呢？难道是我们肥沃的土地，难以匹敌的自然资源，充裕的粮囤与货仓，不计其数的工厂，包含令人赞叹的技术发明与机械效率的交通工具？难道是我们了不起的技术与工程能力和训练？难道是我们的秉赋、个性和教育导致过错？难道是恶魔的惩罚？在给出肯定答案之前，让我们注意两个事实。一个是工业和商业要依靠信贷运作，而我们美国人放弃了对于信贷的社会控制。这种经济力量在一种并非隐喻的意义上是产业的血液。但我们向某些私人和集团移交了这种力量，让他们利用它为自己致富。他们对于我们漫不经心地委托给他们的这一力量的运用，是有案可稽的。数十亿的财富化作被挖苦地叫作证券的纸张，由涉及企业、并购、股票发行的所有司法或法外机构控制；数十亿被投入股票投机之中，令某些货物的价格急速膨胀起来，被嘲讽地称为爆掉的气球的价值。数十亿被贷给了——几乎是强迫地——欧洲和一些南美国家，于是银行家们可以捞到大笔回扣，因为他们以几乎如犯罪一般不负责任的方式把信贷凭证卖给顾客。这些贷款在国外被用于扩张商业，它们的收缩就成为我国产业与金融危机的开始。如果他们愿意，让专家们为我们经济崩溃原因的细节去争论吧。但是在大体上，有一个原因给自己打上了清晰的印记，任何人只要愿意去看就会明白。作为现代经济生活唯一不可或缺的强有力的推动因素，信用成为私人的玩物，又被用来为私人谋利。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社会没有尝试控制货币与信贷。
我请求你们去看的另一个事实是：危机依赖于国家收入分配中的巨大不公平。当人口中的一部分、一个极小的部分占有的收入远远超过消费需求的任何可能的扩张，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剩余必定会被投资于工厂进一步增加生产，于是增加了有待于进一步消费的产品——如果存在着购买力去购买这些产品准备消费的话。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生产与交换资源的私人控制，大众得不到使他们得以购买工厂生产的产品的手段。最后，某种危机——与信用公平相联系——迫使这一分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货物卖不出去，工厂倒闭，男人和女人们失业，于是只能买更少的东西；由于他们都没钱了，更多的工厂关门，商店关门，银行破产，以及诸如此类现在围绕着我们的恶性循环。社会并没有运用任何手段来控制与消费和购买力相联系的生产与分配的微妙的机制。这个国家并没有实现这种控制的宪法性手段。因此，我们的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失业也不是来自天堂或地狱——除非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地狱——的惩罚。在现代成批巨量生产的条件下，不可能把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托付给这样一批人，他们私人总账上的月度损益表囊括了他们所有的利益。即使有做这类工作的名声，他们也并不具备智慧。由于需要保守秘密和承担风险，私人利润体制是必要的。一种意在追求利润的完全公开和消除了风险的体制，将是利润体制的终结。
由于当前崩溃的根源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隐藏得如此深刻，而且由于我们大家全都与创造和容忍这一制度脱不了干系，在这里我将不再花时间指责老的政党。在他们的无能、虚伪的托辞，他们可怜巴巴的躲闪和他们可笑的表演中，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实质变成了形式。缺乏对于当前困境根源的理解，缺乏应对这一根源的意愿，他们只能抓住禁酒问题和其他属于表面征兆一类的问题，因为那就是他们能够理解其政治意义的仅有的事情。如果我们在这里也以赢得总统职位为主要目的，则无疑应当以相同的方式行动。
我们被告诫说，民主已经失败。毫无疑问，民主向失业的人们走近了。有那样一些人，居然在克吕格 [3] 和英萨尔 [4] 的惨败之后还敢厚着脸皮说，非独裁的政府是如此缺乏效率和腐败，以至于对经济力量受人拥戴的社会控制根本不可能。我们所应当吸取的教训，以及我们想要告诉伙伴们的是：如果允许经济独裁发展，政治民主就不能不失败。我们容许商业和金融独裁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在政治上能与之并行不悖的就只有墨索里尼（Mussolini），如果没有一场革命产生一个列宁（Lenin）的话。形成一个新的政党的事业是这样一种事业，教育人民，直至他们当中那些最死板和党派性最强的人认识到了经济生活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这一事业才算完成。它应当使政治民主与产业民主间的联系，犹如正午时分的太阳一样清楚。
这一任务并非轻而易举。民主的长足发展不能在一日之内实现。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响应生活的召唤。我们无意为一时的不满和实施华而不实的补救和东拼西凑的举措而建立一个政党。想要阻止不可避免的变革进程的人们，可以躲在大象的背后；想要进步的表象而不要进步的实质的人们，可以与那些把几个胡萝卜放在驴子鼻子上的人同坐一趟火车。联盟的任务是教育美国公众认识基本的经济现实和新的政治秩序的必要性，从而使民主的精神获得新生。我们矢志致力于此。
（薛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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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6卷，第197—202页。
[2] 首次作为传单印发（独立政治行动联盟，1932年），共4页。本文选自杜威1932年7月9日在克利夫兰市独立政治行动联盟第3届年会上的演讲。
[3] 克吕格（Ivar Kreuger，1880—1932），瑞典金融家。1907年在瑞典创办了一家火柴公司，曾试图垄断全世界的火柴生产，人称“火柴大王”。然而，随着世界性萧条的日益严重，其处境也日益窘迫，于1932年开枪自杀。——译者
[4] 英萨尔（Samuel Insull，1859—1938），美国公用事业巨头，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总经理，他庞大的持股公司企业在大萧条时期崩溃。——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