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会能够辞退的教师从道义上讲是公共雇员 [1] [2]
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10月11日
致《纽约时报》编辑：
每当大学学者的调查结果让他们质疑整个现有经济秩序的时候，《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 ）就会感到，这些大学教授是“享有特权的语言浪子”，“大放厥词喋喋不休”，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是相称的和自然的。对于这些问题，《纽约时报》的立场无疑是坚定的、明确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反感这样一个合格媒体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
10月10日，贵报就学术自由问题发表了题为“费城殉难者”的社论，其中有些说法和影射值得商榷。在我看来，贵报显然认为，现代大学如同工厂一样，是社会公共机构。无论何种缘由，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倘使教师发表的言论引起了理事会的反感，自当缄默其口。这种观点实际上把理事会变成了一个私有企业的拥有者。也许，我对《纽约时报》的立场理解有误。我希望是如此。不过，贵报社论说理事会不再续聘尼尔林博士是“正确的”；许多教师发表的观点“激怒了校务委员会那些生性严肃的成员”，“理事会没有义务对解雇人出具理由”云云，此等言论给人如是感觉。
究竟该把现代大学视为私有和私营的机构，还是看作本质上对公众负有责任的公共机构？《纽约时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无论如何应该受到欢迎。
大学教授无疑要依附其工作和工资。即便他们像《纽约时报》影射的那样特立独行，我也确信，除了合法管理之外，如果承认现代大学在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公共机构，对公众负有责任，那么，由于大学管理面临许多困难，教师乐于接受任何调整。他们也极为清楚地意识到，在我们许多高等学府里面，从法律上说，有一个机构（其成员都是教育的门外汉）有权解雇任何发表带刺观点的教师，而且不必出具任何理由。不过，教师都训练有素，他们把对真理的追求和表达看作是代表其道德上的雇主——整个社会——的利益来行使公共职能。因此，如果按照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观念而武断地行使一种法律权利，他们对此将感到遗憾，而且，这种遗憾将迅速变为愤慨。他们并没有为自己要求特殊的豁免权，也没有要求什么特权。出于自保的目的，如果任何一种制度能够保护现代大学与公众整体的关系，他们便心满意足了。
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
约翰·杜威
（何克勇 译 欧阳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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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8卷，第321—322页。
[2] 首次发表于1915年10月22日《纽约时报》，后重印于《学校与社会》（School and Society ），第2期（1915年），第673页。标题为“对大学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