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学术自由这一用语所涵盖的问题时，有必要对真正的大学和那些教学机构作一区分。前者的目标是发现和交流真理，并使得其受众（recipients）能更好地判断真理，能更为有效地把真理应用于社会事务；后者不论叫作什么，其主要事务都在于反复灌输一套固定的观念和事实。后者的目标是把流行于给定团体中的某种看待事物之方式加以永续化。它们旨在培训信徒而非进行规训（to disciple rather than to discipline）——也并不是真的要损害真理，而是借此把已经由数量可观的某个团体视为真理的东西加以保存。探究和教导的自由问题显然在这两种类型的体制（institutions）中呈现不同的形式。视某宗旨为当然之理的教会体、政治体甚或经济体，都有权维持一种体制以主张和宣传其信条。这与其说是思想自由的问题，还不如说关系到它能否找到胜任的教师愿意在其中工作，能否支付账单，能否拥有从中招收学生的顾客群（constituency）。不用说，这两类体制之间的实际界限并非如理论上那样截然分明。许多体制都处于转变中。历史上，它们都系于某种特殊的信念体，通常是系于某个宗派组织。名义上，它们仍旧要在某种程度上效忠于某个特定团体。但它们也承担了许多严格的大学的功能，因而接受了对于学术界以及社会更大的义务。在这些方面，体制所给予其教学团队的并不仅仅是权利，而且是一种责任，以全身心地维护自由探究、自由交流的大学理想。但在其他方面，历史上的教派纠结虽然有所弱化，却仍旧存在；而正是通过这些，教导者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因而，隐含的（如果不是明确的）义务是要承担的。在此情况下，在大学的这两种事务关照之间会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间不知所措，就难以确定教导者在道德上必须直面的何去何从问题。然而，整体上，很明显有一种重担落在个体身上。如果他发现那种特殊的局部约束如此之强，以至于限制了他去追求他所认为绝对必要的东西，那么他有一种自由是不可能被夺去的：寻找更为相宜的工作领域的自由。只要体制坦承持有教派上的联系，他就不能摆脱自己对于它的责任。然而，他以及具有类似想法的人有权谴责他们视为限制的东西，并期望有朝一日有一种为了全社会之全部真理的义务感要比那种为了局部社会之局部真理的义务感更为迫切。
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这个问题是完全简单的，甚至属于公然宣示的教派体制之内的问题。界线几乎任何情况下都可变动。我听说，有某个教派性学院允许并鼓励大量传授解剖学和生理学，因为宗教权威说过，人身体是以可怕而奇妙的方式制造出来的；而对地质学的教学却不高兴，因为在它看来，公认的地质学说与《创世记》的浅显说法相冲突。至于解剖学和生理学，处在此种体制之下的教师自然会觉得，他受惠于学术界而不是他自己的教派，而这时可能就会产生冲突。或者历史教师会发现，在其教派所要求的利益与由他掌握的最佳研究来决定的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冲突。这里，他会又一次发现自己很自然地被拉向两个不同方向。任何来自他自身体制所特别代表之物的可能限制，都不能把抑制他所见真理的义务强加在他身上。我引用这些例子只是要指出，虽然一般来说在所提到的两类体制之间存在一种分界线，因而学术自由的问题在其中一种类型下并不必定产生，然而即便在这一情形下，由于一切皆变，这样的问题仍旧会出现。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专门论及大学型的体制。显然，在该范围之内，对学术自由的任何攻击甚或限制都是指向大学本身的。调查真相；批判性地查证事实；通过所掌握的最佳方法获得结论，并不受外界好恶的约束，把这种真理与学生交流；向学生解释他与他在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的关系——这就是大学的目标所在。破坏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个，就是对大学本身的致命伤害。大学功能是真理功能（truth-function）。它有时更多地关注真理的传统或传播，有时更多地关注真理的发现。两种功能都是必要的，两者都永远不能完全失去。两者之间的比例取决于局部的临时考虑而不是大学内在的什么东西。其所固有的、不可或缺的一件东西就是真理的概念。
这些道理很清楚，因此抽象来说可能不会产生任何理论问题。困难源自具体的两点。首先，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大学中所传授的某些学科固然远比其他更具科学条件。其次，对科学地位的大众或普遍的认同，在某些主题上比起另一些要广泛得多。整体来看，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或化学领域，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有关学术自由的严重问题的。这些学科每一个现在都具有明确认定的技术以及自身的领域；这些学科在其领域里地位崇高。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通常所有在教育界内有影响的人物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我们无法对这些学科中任何一个的学术自由发起指责。当然，这在几个世纪以前并非如此。我们还记得天文学上的狂风暴雨。我们知道，只是通过伟大的考验和磨难，这些科学才出现了如此确定的大量真理以及如此确定的探究和证实手段，确保它们的立场不受攻击。
生物科学显然正处于过渡状态中。进化概念就是明例。可以有把握地说，任何称得上大学的学校都不会限制传授这一理论或将其用作一种研究和划分手段。至于攻击大学鼓励运用这种理论的论调，几乎找不到同情者。然而，许多小一些的学院会因为有关生物学说之信念的某种类似的公开声明而动摇立场。这些事实似乎意味着，大学所真正依赖的共同体中的那些更有影响力的部分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即生物学是一种必须由其自身工作方法加以判断的科学；其事实以及对事实的检验要在其自身的科学运作内而非某种外部来源中寻求。不过，社会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生物学是一种已确立的科学（established science），他们不承认它有权来决定与公认意见及其情感相冲突的宗教信念。
另有一组学科，从确定的方法及明显公认的已证事实来看，它们更不像是具有科学地位的。这尤其是指社会性的和心理性的学科，以及某些时期的语言研究和历史研究——这些都与宗教的历史和文学具有最为紧密的联系。而且，对它们科学地位的公共认同要落后于实际情况。与数学和物理学相比，我们只能在尝试性的并且有点预言性的意义上——其愿景、其趋势、其动向是科学的——使用“科学”一词。但对公众整体来说，这些话题所处理的事实和关系仍旧完全处于意见、偏见和公认传统的领地。整个共同体还很难意识到，科学对社会性和心理性问题可以有什么发言权。一般公众很愿意抽象地承认存在一种关于政治经济的科学、社会学或心理学，但当这些科学勇于走出偏僻的技术空间而对日常生活事务作出权威判断时——也就是说，当它们接触到日常生活的利益时——它们所遭遇到的差不多只是怀疑声或敌意，或更有甚者是危言耸听的宣传（sensational exploitation）。
有关学术自由的具体问题正是源于这样的两个事实：我们一些科学的落后，以及公众甚至认识不到科学实际上所取得的大量进步。情况可以这样来陈述：站在学术自由一方，有人可能主张，较为落后的学科要想达到数学和力学的那种科学地位，唯一办法就是极力鼓励自由探究以及发表（不论口头的或书面的）探究成果。有人可能主张，公众认识不到科学方法和结论的合法权限，而这正是我们要特意追求真诚表达、充分表达的理由。因为公众非常落后于科学时代，他们必须得到培养。有人可能主张，社会科学和道德科学比起数学科学和物理科学来说，它们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接触点，甚至要更为众多、更为紧迫。后者获得它们的独立性是通过某种抽象性、对于社会性问题的某种漠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历史解释、具有各种不同应用的心理学，它们直接处理的是生活问题，而不是有关技术理论的问题。因而学术自由的权利和义务在这里比在别处更为重大。
站在相反的立场，可能有人指出，只要这些学科还未达到科学地位，就大学教导者而言的意见表达就最终不过是一种意见表达而已，论资格很难说比其他具有理性智识的人更有分量。然而，这种表达往往肯定被看作一种官方判断。因而它对教导者所属的那种体制作出了承诺，也可能作出了妥协。况且，至今未处于公认的科学控制范围内的那些观念，正是与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强烈的情绪反应紧密相联的那些。反过来，这些观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所已适应的那些习惯和生活方式。攻击这些观念，似乎就是对其生活品格所系的那些体制怀有敌意。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具有独到的见地，他在某处指出，德国人容易宽容和接受各种新观念和新理论，因为观念理论存在于一个分开的区域，它们不影响有关生活的实践操行，间接影响除外。对于英国人却不一样。他们在新观念面前具有本能的不自在；新观念所涉范围越是广泛，他们的这种不安就越是容易变成怀疑和敌视。他们意识到，接受新观念就意味着改变生活体制。观念乃不可小视的严肃问题。美国人显然继承了英国人对于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的认识，他们对于把超出公众分配给科学的领地范围之外的观念提出作公共讨论（在现代条件下甚至教室讨论也是准公共的）这样的事情，持保守态度。
凡是仅仅部分实现科学方法的地方，过度的教条主义和门派性的危险就很大。有可能，会把纯粹源于门户之见的观念加以神圣化，套上按科学确定之信念的光环。有可能，对于通常所认为的科学真理的陈述方式会有悖于我们大多数同行最为神圣的信念。这种传播真理的方式会造成一种与真理自身实质完全不符的不适感（irritation）。很可能正是在这种时候，得以突显的是其负面而非正面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强调的是新真理与确定体制之间的分歧，而非新观念的内在意义。此种结果不是建设性而是分裂性的；而这样的方法必然滋生不信任和敌对性。
譬如，我们可能从科学上相信，现有的对于工业事务的资本主义控制及其所反映出的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具有过渡性特征；我们可能相信，其中许多重大恶行和不公的发生是难免的，却不曾引发学术自由问题，虽然使得我们的观点更为确定而明晰。我们可能以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问题，而不会对甚至完全不赞同我们的那些人产生偏见或抱有情绪。另一方面，根本上完全相同的诸观点可用一种方式得到陈述，以至于挫伤行使资本主义功能的每一个人的感情。作为客观的社会进化的一个例子来看，那些因自身科学品质而产生或消失的东西，如果是作为有意识的、强烈的阶级自私性的结果而提出的，都混杂着各类外在的情绪化因素。
作为此种影响的结果，学术自由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个人之事。我是说，这种事情涉及个人在处理问题中的学识、判断和同情：那些问题要么只是刚刚出现在严格的科学处理范围之内，要么即便明显附加在科学领域内但仍未被同时代舆论认识到其归属于此。各种类型困难的出现，是在我们试图为事情的个人方面制订规则或发表断言时。这些规则有可能是无害的自明之理（truisms）。我们可以坚称，一方面，个人必须忠于真理，个人必须有确信之勇气；另一方面，个人必须不能因为它们可能有的不合流即它们的自由表达可能会给他的职业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令自己偏离对于真理的专注和献身。我们可以详述道德怯懦以及背叛每一位学者所加入之事业的危险性。我们可以指出在对有关争论点特别是涉及当前宗教和政治讨论的论点表达观点时运用常识的必要性。我们可以强调说，人需要学问（scholarship）也需要机智（tact）；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需要同情于（sympathy with）人类利益——由于“机智”或许指的更多的是针对所讨论问题的一种戏法。
可能会把对真理的忠实与断定个人意见时的自负混在一起。可能会把勇气等同于傲慢。对于关系人性的重大事情缺乏敬畏，再加上渴望声名远扬，这可能使得一个人看样子像是真理的殉道士，而实际上他是自己缺乏应有的精神和道德均衡（poise）的牺牲品。哈珀校长在他1900年同学会演讲 [3] 中有一次清晰而全面的讨论，他明确指出了此类个人错误的根源，我愿意在此引用他的说法：
（1）教授把尚未由他同一研究或调查部门的同事们加以科学检验的观念或意见，作为真理来传播，他要对滥用特权感到内疚。（2）教授利用课堂练习来宣传某某政党的宗派之见，他就是在滥用特权。（3）教授以任何方式试图通过煽情方法（sensational methods）来影响其学生或公众，他就是在滥用特权。（4）教授虽然是某部门或某部门群里的一位学者或可能是一位权威，但若要是对于与其所指定教导领域毫无关系的主题发表权威言论，他就是在滥用自己的意见表达特权。（5）若教授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世隔绝并在狭小领域内从事研究，却要在其对之毫无经验或接触甚少的大千世界事务方面教导他的同事或公众，他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在滥用特权。
现在，当哈珀校长说“表达自由必须给予大学教师每一成员，即便可能被滥用，因为这种滥用作为一种恶并不如限制此类自由那样大”时，所有大学同仁（men of university）无疑都会同意；然而很清楚，这些个人因素的出现严重损害了有关学术自由议题的直白性和重要性。出于我难以全部涉及的一些理由，我深信，现在这个国家任何一所真正大学都近乎不可能出现一种彻底的学术自由议题。科学探究的动力不断增长，日益彰显的大学精神把全国分散在各个不同专业的成员结合为一个整体，对于舆论的敏感性得到增强，大多数公开出版机构主动愿意抓住甚至夸大任何有可能侵犯自由探究权和自由言论权的事情——诸多理由中的这些理由使得我完全不赞同有时如此表达的一种意见，即学术自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险。
依我之见，正好相反的情况是关于通俗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也就是说，有钱的捐助人对特定个人言论的独裁式干涉。
然而，这并非就意味着，在现在这一情境下就没什么危险了。学术自由并不限于表达意见的权利。更为根本的是有关工作自由的问题。细致精微的危险，比起公开显明的危险，总是更需要了解。无意识地源于非个人情境的那种侵犯，比起来自个人有意识行动中的侵犯，要更为可怕。侵蚀和破坏自由工作条件的势力，比起公开攻击个人的那些势力，要更加有威胁。能够自由谈话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它很难与自由工作的能力相比。而工作自由这一话题并不在轰动性的报刊文章中涉及。它是一种难以捉摸、不可界定的东西；这种东西处于氛围之中，是作为一种连续性的无意识刺激而起作用的。它影响的是大学整体得以发挥作用的那种精神，而不是某一个体的公开表达。帮助和阻碍这种自由的那些力量，是内在的、有机的，而非外在的、个人的。
我并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但我认为大学同仁（university men）共同体应该对这一方面有所警惕。整体来看，我们非常相信，现有的表达自由不会因任何直接外在势力的强制而中断，即便是伴有巨额金钱的预期回报。那样的事情太不可能了。有钱人很少敢直接干涉探究自由，即便他希望如此；任何好的大学行政部门都不会有勇气顶住其他大学以及一般大众的联合指责，即便它愿意如此。
现代大学管理中，金钱因素的重要性依然在持续增长，而且在把金钱因素与严格的教育理想相适应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金钱作为一种手段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仅仅是一种手段。危险在于，要把金钱充分用作一种工具而又将其控制在合理位置——不允许它篡夺仅仅属于教育目的的任何一种控制功能——是很困难的。对于这些功能来说，如果大学属于真正的大学的话，金钱以及其中所关涉的各种东西都必须是次要的。但获取此种手段的压力往往会令其成为一种目的；而这就是学术唯物主义（academic materialism）——广义工作自由的死敌。
加菲尔德（Garfield）把大学视为一条长凳，学生坐在一端，大师坐在另一端，这仍旧是一个餐后追忆的好话题；但它与现有情境没有关系。现代大学本身是个大型经济工厂。它需要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实验室，而要创建和维持它们也是昂贵的。它需要一支庞大的师资队伍。
对于钱的需要本身并不处于真正的大学关注之外；它更不是与其对立的。大学要坚持自己，就必须拓展；而要拓展，它就必须有钱。危险在于，手段受到关注并因而会拥有专属于最终教育目的的那种价值。公众很看重教育机构的金钱方面，而这又不知不觉改变了大学校园内外的判断标准。作为一种教育机构之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在很可能是一大笔捐赠，而不是一项崭新的调研或者一支强有力的师资的形成。各教育机构被按照它们外部看起来的物质繁荣来排序，直至这种赚钱和花钱的氛围把金钱因之才具有一席之地的那些兴趣隐藏起来。我们的想象或多或少被有关这种模糊而有效的力量的想法占据着；我们的情绪被对潜藏在金钱之中的可能性的宏大构想所点燃。不觉中，无意间，这种金钱论证变成了一种不成样、不合法的论证。它在许多可见和未见的方面与教育机构的荣耀和尊严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源自于一种它本身毫不看重的联想。
这种模糊的潜力、侵入的想象以及惑众的情绪，抑制了进取心，也限制了责任感。许多个人追求自己的直接行动路线，他们并未因想到个人伤害而受阻，但却因为害怕伤害他们所归属的教育机构而发生转变。这种诱惑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没有诉诸低级自私的个体动机，而是掩盖在机构理想的装扮之下。忠于机构，团队精神，在大学里很盛行，正如在陆军和海军中一样。因为普通大众往往对个体的个人能力和职业能力不作区分，一种对伤害到个人与之相联的机构的模糊忧惧一直存在。无论他说什么和做什么，一般都被看作他与之相联的那一机构的官方表达。所有这些往往阻碍着独立性并把个体挤压到一个狭隘的工作角落里。
再者，一种新型的大学行政化也因为对物质方面的极力拓展而得以产生。一套笨重的机器开始出现，用以开展大量的事务性和准事务性工作，而若没有这些，现代大学就会停顿下来。这种机器往往出现在个体与他在其中表现自我的道德目标领域之间。比起有时看起来个体唯有借此才能完成某事的那些工具，个性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此种机器的细枝末节和常规运转消耗时间和能量。许多现代大学同仁自问，要在哪里找到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以投身于其终极目的，他们无可奈何，只能消磨在那些中间手段里。个人能量被动转轨至学术机器例行公事，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有这些把本应在处理更大生活问题时释放的能量吸收掉了一部分，但要不是因为与其当代的专业化趋向联系在一起，它并不怎么可怕。专业化，就其范围和程度来说，意味着撤回（withdrawal）。它意味着以相对精确的细节全神贯注于一个比较遥远的领域。我不怀疑，专业化方法最终将不仅在科学上而且在实践上得到证实而正名。但是，以最终结果来衡量的价值，并不能成为掩盖对勇气以及唯有来自勇气的那种自由的直接危险的理由。不论怎样，教学属于有点受保护的产业；它是受到庇护的。在某种程度上，教师把生活中所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压力和紧张抛在一边。他的问题大多是理智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他的同伴多半是不成熟的。教师总是容易丧失某种阳刚之气（virility），而这种阳刚之气要出现就必须在同等竞争条件下直面和处理经济和政治问题。不幸的是，专业化增加了这种危险。它把个体引向小路，如果他毫无保留地追随的话，这些小路更加远离于人们在那里联合斗争、积蓄力量的正道。有一种诱人的信念是，某些对于人性来说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不属于我的任务，因而完全不是我所关注的；这比起任何所设想的对于有钱捐助人干涉的担忧，可能更为有害于有关学术工作的真正自由。
现代大学物质方面的拓展也伴随有强烈的集权化倾向。旧式的大学院系十分肯定曾是一种独特的彻底民主制。其教师的挑选经常是因为他们显著的个人特色而不是因为纯粹的学问。每一个人自立而又自主。其执行官只是同事中的出类拔萃者 （primus inter pares ）。这个问题不涉及组织或行政（甚或任何广义的管理），而关系到个人（不论教师或学生）在人际接触中展示自身价值。所有这些现在都变了——必然如此。要把现代大学的行政资源运作好，需要有非常专业和强化秩序的操控能力。这种状况不可避免产生集权化。我们很难区分为经济高效地运用资源所必需的行政集权与限制进取心和责任感的道德集权。个体享有立法权并参与立法，是对强大、自由而独立的个性的保证。旧式院系是真正的文学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现在有可能变成一种寡头政治 ——从其所能达到的物质结果来看是更加有效的，但在培育人方面却乏善可陈。这种情况以无数种方式影响到工作自由，而后者对大学同仁成为共同体实际生活中的一支力量是必要的。它剥夺了大学同仁的责任感，并随着责任感的弱化出现进取心的丧失。
此乃事情的一个阶段——好在不是全部。在世界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认识到社会需要有专家指导。尽管我们在理智上是混乱的，尽管我们不断在每日出版物上看到无意义的喧嚣之见，但现在对于光明有着一种极其真诚的渴望和欲求。拥有智慧之言的人相信他的听众。如果他能在藏匿的深处探寻到光明，光明就会引领我们前进。由这点来看，我们有种强大影响力可把大学精神即探究和表达真理的精神从其纠缠和隐蔽之处解放出来。需要是紧迫的，因而动力强劲。适度的勇气、适量的进取精神和个人责任感是对它自然的响应。随着纯治理形式的外在权威的衰退，对智慧和理智型权威的需求在增长。这一力量必定能克服那些会把学者推开并拘于私自空间的影响力。
抵制威胁学术自由的风险的一个直接办法，也可在不断增长的大学校际感想和意见中发现。最为意义重大的一个事实是，科学协会越来越倾向于设定一种权责，以查明何者（不论其以什么方式或在什么地方发生）影响到了其自身探究路线的繁荣。这是科学团体意识的增长，是真理团结感的增长。对于真理肌体任何一个部分的任何一种损伤，都是对于整个有机体的攻击。可以预想，到时候，对于真理探究者组织化社会的归属意识将把否则会散乱不羁的努力加以巩固和强化。这并不是妄想。
鉴于我们很难想象个人进取心会在盎格鲁撒克逊共同体中一直减弱，再加上有两种力量，即对于共同体的指导需要以及对于每一位探究者所属的广义大学的隶属感，这些无疑足以战胜各种有损学术自由的危险。
（张留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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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2卷，第40—49页。
[2] 首次发表于《教育评论》（Educational Review ），第23卷（1902年），第1—14页。
[3] 《芝加哥大学档案》[University （of Chicago）Record ]，第5卷，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