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有用一个短语来概括绝对主义道德的幸福想法。所谓正义的东西就必须被伸张，即使它使天堂崩塌。这是一种与行为的环境以及生活条件毫无关涉的伦理学的最后之言。但是，发明这些短语的技巧已经因为其狡诈的一面而变得迟钝了，这种狡诈掩盖了这样一种事实：这种短语是对不考虑后果的所有道德规范的讽刺性概括。因为，如果抽象的伦理学不总是破坏其结果，那只能算是一种意外。然而，推荐这种坚定道德格言的人，总是带有一种神圣的外表，虽然他们任性地忽视了在要求为一种永恒正义辩护的借口下进行报复可能产生的后果。
我们原初人性的根本趋向之一，就是获得平等。抵抗是健康的动物防御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动物性的反应非常本能地采用一种精确的形式，要求一种精确的起始点。这是本性特征的一种，它可能取决于某些审美对称性的混合。在野蛮民族那里，关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格言是最高的描述，这一点还得到了加强。有这样一种真实的记录：一个人如果把另一个人从树上推下去致死，他就会被宣判坐在受害者原先所处的位置上，并允许其他人把他从上面推下去。这种荒谬的行为表明了原初报复冲动的非理性特征，而温和地忽视第二次要被推下树的人的危险，这明显是对本能行为中产生的结果的忽视。
但是，虽然报复的本能先在于理智，产生在本能行为之后并注视这种行为的理性；却通过给予那种盲目的冲动以所谓正义的赞誉，去取悦那种被激怒的、好斗的动物性。之后，因为在行动中发泄自己情绪、易受激情蛊惑的人充斥着巨大的满足，他开始确信，他是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开始自己行动的：对理性的正义之庄严道德原则的沉静之爱。理智只有当本能地通过对结果的预见来进行引导时，才是有效的。此时，理智又堕落为动物激情的殷勤同谋者。使某人受罪，不只是为了享受成功的权力乐趣以及满足本能，而且似乎是为了证明某些普遍的宇宙正义法则。因此，正是拥有健康体格的人，通过变成道德家，并实践正义而独自被道德化；而那些具有较为惨淡学术脾性的人，则因为缺乏直接和有力的本能发泄途径，只有通过替代别人想象一种能够神秘达到正义的客观律令而得到补偿。
当伤害被造成，情绪激昂时，群众心理也以同样的方式开始运作。当语境使得正义意味着把德国当成首要冒犯者来出气，而不考虑这种惩罚会对将来造成影响这一点变得很明显时，它经常辩称“正义”需要这需要那，而一种永久和平的条件也在考虑之中。实际上，它经常意味着在德国被给予公正的惩罚之前，讨论国际关系之将来的努力是胆怯的，甚至几乎是懦弱的。让天塌下来，让战争持续，让战争给我们和我们的敌人同时带来的痛苦和破坏继续，如此才能“伸张正义”——也就是说，如果惩罚被加在德国身上，所有过往的才扯平。在这样一种气氛中，一个记住过去已经过去并且不能被取消，而且再多将来的痛苦也不能取消过去哪怕最微小痛苦的人，对于那些热切投入原始感情不负责任爆发的人来说，倒成了愤怒之源和怀疑的对象。他被认为是拒绝了正义的根本原则，并且幸运地逃脱了被指控为敌人的利益服务。
然而，将来是我们单独生活于其中的将来，更不用说是我们单独对之产生影响的将来。无论战争持续多久，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战后的时间是无限长远的。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值得承受战争的痛苦和破坏。正是这一事实，把报应性正义的探索者与“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战争”的和平主义团体联合起来。双方都被当前的情况搅得坐立不安，和平主义者是被悲伤和报复性的惩罚者、被引发这些错误的人所打扰，他们看不到将来绵延的展开，以便使战争在值得的时候也能确定其公正的目标。人类事务中合理性的要点在于时间的视角。对报复性正义的热情，甚至对和平的热情，都会抹去所有东西，除了那正在发生的时刻，它们可以不断扩展以形成整个景象。
为不当行为而受苦，实际上包含在针对未来的决定性理智策略所产生的结果中。说力量绝不会如此运作以至于影响人的观念，因此，相应的失败，无论是实际的或者预期的，对于革除德国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进行垄断的贪欲毫无助益，这种说法就是过分感性了。力量，即使是力量的震荡，都可以强迫一个国家或个人超出关于精神孤立的自我修养幻想，并且提醒它其他人将之考虑在内，并且必须将之考虑在内的世界现实。尤其真实的是，承受诉诸军事支配过程带来的邪恶后果，将永远影响德国将来的精神。就像德国的辩护者喜欢说的那样，当德意志帝国在为胜利而战的战场上创造出来的时候，对一个有组织的独裁的军国主义政体的信赖，被德国过去所带来的成就证明是正当的。马恩河（Marne）的胜利将巩固德国狂妄自大的不理智，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会持续多长时间；因而发现这种政体是不值得尊重的，这才是改变德国气质的条件。但是，把失败和痛苦的要求当作一种影响将来的要素，这在根本上与将之当作一种对正义王权的辩护是有差别的。其中一个进程具有尺度和限度，它欢迎使用理智来发现时间、地点和代价。另一个进程既不知道边界，也不知道尺度，它是对无限的盲目癖好。它非法而又不负责任地陶醉于自己作为绝对执行者的使命中。它嘲笑把结果考虑在内的行为，怀着扮演原始宗教赋予神的角色的那种雄心，对自身生命力所具有的破坏作用视而不见。它没有考虑所承担的任务的特殊性，而是假定那个全能者创造了一个全能的幻象，以决定与军事和经济事实无关的事件进程。这并非对德国的感伤同情，而是一种聪明的利己主义，它要求对将来进行一种实用的考虑；一种对抽象正义的激情，并不能主宰对战争目的与和平条件的讨论。
（王成兵 林建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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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卷，第228—230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12期（1917年），第237—238页；重新发表于《人物与事件》，第2卷，第592—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