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们政治生活中最带标志性的特点就是对政治日趋冷漠。这种冷漠表现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冷嘲热讽和蔑视。劝人去投票站投票十分困难，这足以表明人们对政治失去了兴趣；两个可能的选民中，只有一个行使了选举权。上一次总统选举利用了宗教和个人饮酒趣味问题来吸引外人的兴趣，但也没有把投票率提高多少。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为政治游说之类的事花费那么多钱，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对参加选举如此无动于衷。除了政治冷漠之外，还要加上冷嘲热讽和蔑视。人们之所以对政治冷眼相向，是因为潜在的投票人觉得通过投票得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支持这个党而不是那个党，其结果对民众不会产生什么意义。但是，对这一感受的分享无疑会对政治家们造成大不敬，这会令人产生一种信念：政治本身是无甚价值且卑陋低下的事务。本国使用的“政客”一词，始终传递着一种轻蔑的意味。近年来，这种意味愈益浓烈以致变成了一种确信，即政客们占据权位主要就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保住权位成了最主要的事情，如果这份活儿在其被正式理解的范围之外没有成为谋取个人利益的来源，公众就应被认为是交了好运。政治被认为是如此不堪的行当，以至于即使腐败事件被曝光出来，也很难激起民众的愤怒了。“你还能指望怎样呢？”这就是众多公民说出口或没有说出口的评论。
彼此不同的兴趣的快速增长，是造成冷漠的一大原因。对政府兴趣的低落与宗教热情的衰减，其中有着相同的原因：有太多其他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可以去做、去享受。当人们聚在一起聊天，所谈的内容可能会有一种涉及政府事务，但却有一百种是有关汽车和远足的。政治可能会占据报纸的头版或社论版，但体育占据的版面要多得多；而普通读者阅读这些版面的专注神情，与阅读政治新闻、扫视一眼编辑评论时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恰成对照。在选举时节，政治演说把千百万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收音机旁，而舞曲音乐和《阿莫斯和安迪》 [3] 的嬉笑声却在整个一年中四处响彻。我敢说，在本国的家庭中，议论阿莫斯和安迪的命运要比讨论任何一个政治议题的对话多得多。但所有这一切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要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和家务事操心，与以往相比，这类事更显复杂，处理起来要费心得多。
除了与从前相比相互竞争的利益日益增多且更具吸引力这个事实以外，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政府处理的实际事务比从前更具技术性。它们是留给专家解决的问题，而专家为数不多。养羊业者会关心关税法案中有关羊毛的税率，染料生产商会关心法案中有关化工产品的税率。然而关税作为一个整体又是如此复杂，它对每一个普通公民产生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截明了，于是他只能绝望地双手一摊，不再关注整件事情。这个事实对涉及国家或州政府、市政当局的每一个议题和问题都带有象征意义。就连城市也变得如此庞大，其中产生的公众利益如此头绪纷繁，以致一个普通市民即使有心介入此类问题，也未必知道怎样运用理智的兴趣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情况使得特殊利益集团大行其道。因为人们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知道怎样得到这些东西，结果就使市民增加了对整个政治事务的厌恶感和不信任感。
属于同一类型的还有无法回避的整个有关禁酒的问题。只要男人女人聚在一块儿，他们的大量谈话就集中在这个话题上。这个话题既涉及政治，又不涉及政治。说它不是政治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个人兴趣和道德准则；说它在党派意义上没有构成政治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两大党要么正式回避这个问题，要么对禁令作些修正并对《沃尔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 ） [4] 名义上给予认可。说它是政治问题，因为它要求立法者和行政当局采取行动。这个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因为现在它不但成了一个无休止的讨论话题，还连带产生了候选人是否赞同禁酒的问题。
这个问题产生的净效果如此模糊，以致扭曲了一般 政治利益。禁酒问题横在所有其他议题前面，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并没有与处理其他事务的任何一套连贯原则和政策确定无疑地协调起来。南方的民主党主张禁酒，在北部和西部那些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活动的民主党倾向不禁酒。从总体上看，西部的共和党主张禁酒，而东部的共和党则反对禁酒。如果比方说参议院和众议院中两党的反叛分子运动能够基于共同主张的积极原则联合起来，并去征得公众的支持，不论其属于哪个党、哪个派，则这一运动将面对进步人士对禁酒这一话题发表的各种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很可能会构成用进步主义的原则对有组织的团体进行考验的依据。有些人在其政治生涯中显然以保守主义者自居，有些反动分子则在炫耀自己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因为他们反对政府对个人的饮食趣味进行干预；这些人把自由主义等同于老式的“个人主义”的政治政策，于是利用他们的“自由主义”去支持和推行所谓自由放任 政策，这种政策纵容大公司我行我素，不接受法律和行政当局的监管。那些最为活跃地倡导宽泛意义上可归在“进步”名目下的自由主义原则的人，总的来说，他们个人 都支持禁酒。因此，禁酒与政治问题无关，不太能指望对于禁酒问题的兴趣会引发对一般政治生活广泛而更具理智的兴趣。事实上，我认为，这种兴趣会把我们引向另一个方向。
政治是否还存在任何希望？是否还能指望使 政治成为那些对政府工作已失去兴趣的公众严肃关切的事务？这些问题并不是学术问题，更不是可被随便谈谈或强迫讨论的问题。它们是一个，比方说，明显关系到民主的衰退和对其效能日趋绝望的问题。有关政治民主的理论取决于这样一种设定：伴随选举权的扩大，会使人们在政府与民众生活发生接触的各个地点场合表现出来的警觉、关切之心和开展的活动，更为有效地得到扩展和深化。但是，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反。政府的影响越是扩展，其派生的结果变得越是间接和隐蔽。我经常提到的那些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不再去关心政府部门的事，正如他放弃了去理解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宇宙理论——普通公民也生活在这个宇宙当中——的愿景一样。就爱因斯坦这个例子来说，人们会把对观念和原理的关注转而变成去了解某类人格具有的被夸张了的不相干的兴趣。就算一般民众的智力水平如此之低，就像有人设想的那样，他们只能随口说说笨蛋白痴之类的话；只要形势足够单纯明了，那么，只具有11岁孩子智力水平的人也许仍能有效地开展活动。但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它所涉及的范围和包含的复杂性却足以把一个拥有出众才智的人搞得晕头转向、惊恐不已。
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是否会带来希望？这个问题提得颇为中肯。我谈到的漠不关心在相当程度上要归为那种感觉，即两党之间不存在什么重要差别，所以，投票给一个党或另一个党意义不大。眼光敏锐的观察家告诉我们：还在坚持投票的选民中，有一半选民主要是为了某事或某人投票，而不是为了那种积极的信念和期望去投票。10年前断言两党是一丘之貉还让人觉得新奇，时至今日，这几乎成了老生常谈，成了大家认可的常识。哪怕是在最出人意外的地方发现这样的观念也已经被接受，那些狂热的党徒出于一以贯之的惰性定期去投票。尽管共和党稳定地把持着联邦政府，独立性的增长也已到了让老牌政客们深感沮丧的地步。让我列举三个事实方面的证据。第一种情况是名义上属于某一党派的个人反叛。对哈定、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和胡佛的政策予以有力批评的人，大多出自共和党内部。后两位总统推出的最重要措施在共和党内被抨击得体无完肤，相反的政策之所以没有成为法律，只是由于行使了总统否决权。第二种情况是在共和党赢得全国大选胜利的那些州里，民主党人却当选了州长。第三种要考虑的情况是如今各大报纸在编辑政治新闻和政治评论栏目的那种处理方式。党派倾向并没有消失，但由于竭力要吸引有读报习惯的选民，报纸不能不表现出20年前还看不到的某种不偏不倚的态度。
日益增长的独立性由于许多地方（虽然不是每一个地方）妇女获得的选举权而呈加速之势，不过，这并不能保证孕育出新的政治兴趣，也不能保证会形成一个新的政党。在把分散的无组织的民众表露的厌恶之感予以具体定位方面，我们还要做许多事情，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然而，情况确实表明，一个新的政党的成功创建，也许会成功地恢复人们对于政治行动的信任，恢复人们对通过参与政治生活所产生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抱有的期待。事情就是这么直截明了：对政治的冷漠，正是对老的政党的诚意失去信任的结果。人们所以对它们不抱任何希望，是因为他们觉得，两党是同一个控制着铁路、银行和股份制企业的那股势力的帮佣。对政治的厌恶，对腐败的佯装不见，皆源于这个事实：政府在各个城市、各个州以至全国范围内，与“大企业”结成的隐蔽且心照不宣的联盟被认作是造成政治上藏垢纳污的主要原因。人们对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腐败政客普遍怀有怨恨。由此产生的愤怒导致了一系列政治上的门户清理运动，这类运动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如今，人们广泛认识到这一事实，即政客的罪责不能最终归为政党的罪责。政治骗局是更根本的经济骗局的症状。如果无法应对后者，就不要过于兴奋来应对前者，免得浪费时间和精力。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令新的政党的降生变得稍稍容易些。的确，建党之路荆棘遍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种经济体系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无孔不入，以至于它们使人对任何有意义的变革的可能性普遍产生怯懦无力之感。门肯 [5] 及其追随者对任何有关真正改善公共社会事务的想法均抱以公开的嘲笑，这得到了“倦怠的自由主义者”有气无力的附和。他们可能也想做点事情，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从何入手，以致整个局面变得无法收拾。
可是，我却不能不指出，对于政治生活及其产生有意义的结果重新抱以理智的期待，这与创建一个新的政党的事业是一回事。从这种联系中，可以得出某些实践上的结论。其一就是据以组建新的政党的那种原则具备的基本特性。这一原则必须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即今日所有有生命力的政治问题皆起于某种经济缘由，它们从实业与金融两方面对那些待在商店、家庭和办公室的人们发挥影响。在制定含有新的政治思想旨趣的那些原则和政策时，我们不必害怕借用并详述许多染有社会主义污名的那类措施，这些措施因其政治上的关系，已让人过于把它们认作一个实际上毫无作为的社会主义政党拥有的专利。必须让公众不断地意识到，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成了经济特权势力的工具，并要求废除一小撮人凭借自身优势实施的这种控制。一味的否定和反对有时会把当下蕴藏的巨大情感力量暂时激发起来，但这股情感及产生的效果转瞬即逝。
我不打算写出一份政纲，这份政纲将依据实业、商业和金融的现实，而不是依据一段长长的沉闷历史中提出的虚伪议题来阐明政治行动的条件。但我仍想指出某些事，以便对这一政纲的立意有所阐释，使之具体可察。现代商业是借助货币和信贷运行起来的。那些能对信贷予取予夺的人就控制了国家，而不管国家名义上由谁在控制。政府必须恢复对信贷的实际控制。对个人毫无节制地占有土地及其出产物，也就是矿藏、石油、木材和水力——它在今日也就是指电力——等自然资源，必须课以高额赋税。这一征税的理由是：土地的价值是社会创造的，它必定要服务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对那些倾向于形成自然垄断的行业的经营，如对铁路运输、公用设施、通讯设施的经营，必须接受政府监管；监管的完备程度应使人觉得它们就像被公众拥有的行业一样。必须认识到，公民权利、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并非仅仅是个人的权利，它们对社会的福祉和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类似这些观点至少说明了据以创建一个新的政党的那些原则的性质，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必须作出的政治思考那种带有根本意义的激进的特征。
这样的情况也揭露了一个对我们制定相关策略很重要的事实，即这种策略必须是长期的，而且首先要注重教育方面的策略。如果新的政党能在1932年或1936年执政，我不认为它能够做成什么事情。昔日的第三政党运动都毫无建树，因为它们汲汲于当下的成功，因为它们未能事先针对人们的思想、学习和预习工作展开训练，使他们能够携带新的观念去从事立法和行政工作。对某些人来说，我的主张也许会被看成延续着那种令自由主义事实上不起作用的策略。“教育活动”也许会被理解为从行动的场所中隐退，是单单“诉诸理性”的一种观念。但是，这样的过程不是教育，最多不过是教育的准备，还有可能是一种更为无益的事情。如果观念和知识没有转化为情感、兴趣和意愿，就不存在什么教育。教育的实践必须不断地伴以组织化，用有组织的行动为其提供指导。“观念”必须与实际情况相联系，无论实际情况显得多么糟糕。
我所陈述的这种运动哪怕被经常重复，它可能只会感染少数人、开始时相对而言的一小部分人。但我对这件事不感到担心泄气，首先，大众已对政治产生了不满与不安，这些人需要组织与指导，而如今已存在着可对他们加以组织和指导的东西。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这一事实，人们以原则方式提供的不是什么基本的东西，并不带有充分的激进性质。其次，历史上每一种重要运动总是少数人的事业。反动分子为了推行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到处散布大众智力低下的说法，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成年人比青年人更善于学习，但要对他们灌输勇气和信念，最初也只能由极少数人来担当这一任务。对政治抱有希望并勇于为之奋斗的问题，最终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少数人是否拥有了必备的勇气、信念和乐观其成的心态，以便去从事这项充满奉献精神的工作？
（薛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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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6卷，第152—157页。
[2] 首次发表于《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 ），第89期（1931年5月），第483—487页。
[3] 《阿莫斯和安迪》（Amos'n' Andy ）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一出极为轰动的广播连续剧，以喜剧形式表现两个黑人的生活经历。50年代初，该剧成为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后因民权团体抗议该剧千篇一律地歪曲黑人形象而停播。——译者
[4] 《沃尔斯特德法案》，即《禁酒法案》，1919年由美国国会批准，1933年予以废除。——译者
[5] 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1956），美国评论家、新闻记者。他长期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主编《美国信使》月刊，著有语言名著《美国语言》及其补编、评论杂文集《偏见》（6卷本）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