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能对这个问题中暗含的哲学基础作一下讨论，我会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极为困惑且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指的是条件、环境和人的智力以及审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些人认为，政治是外面的事，而观念的东西能够不考虑外部环境自由发展出来。与此相类似，也有一些人主张，企图在没有改变人的信仰、人的欲望和志向之前，就从事任何形式的政治变革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本末倒置。概言之，他们认为，要是你改变了人们的信念、期望、信仰和欲求，那么社会变化就会不请自来。他们把社会变化本身看作外部的事情，并不会对人的心灵、思想构成，或感情潜流的性质——简言之，也就是对我所称的文化的东西真正产生什么影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我们称为文化的那种心灵、思想和精神活动对广大民众来说，本质上受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社会环境的制约；文化的发展要是脱离这种环境，只会使它徒劳无益地去求助不存在的东西。
然而，我并不是为了泛泛地讨论这个问题，而要提出这样一个特定而有限的问题。
显而易见，存在两种我们可用来对任何社会制度加以检验和衡量的手段。其中之一，涉及对身体和物质状况的评估。
既定的制度为我们安适自在的生活做了些什么呢？它用什么来维护我们的安全和体面生活的标准？如今我们似无需争辩说，如果应用这种特别的检验手段来测评一下，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是不太够格的。另一种衡量手段是社会制度与那种我暂且称之为文化的发展和保持之间存在的关系。
“文化”这一习语含有的一层意思，是指知识和观念从容自在、甚为有效的播撒分布。在我看来，这种知识和观念的大量传播意味着：这里不仅是说不存在审查官，不仅是说不存在对新观念和新知识的蓄意压制，而这些知识观念是与某一处于政治控制下的特定团体抱有的信仰不谐和的东西。自然，设置这些屏障十分重要。在观念的这种自由传播中，还存在比之对其传播纯然缺少法律管束更多的东西，存在着不知不觉、不易触摸，在许多方面更见成效的管束。人们会单纯因为他们的时代和能力造成的先入之见，挡住自由接近各种观念的通道。他们忙于受纳其他的东西，已经没有理智的力量、精力和时间随时准备去吸收“观念”了。
自由传播的缺失也会单单出于人为设置的阶级屏障，出于某一限定的少数人团体对整个知识和观念范围拥有的实质控制权。换句话说，交流不是单靠去除审查官和压制的法律屏障就能自动发生的事情。它要求对共同经验享有的共同背景，以及对造成这种知识的自由分布持有的共同愿望。
所有既存社会的成员或多或少都讲着不同的语言。可以想见每一个美国人都在说着合乎文法的英语，可是在这个国家里，也有人说不同的语言。一个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说的语言与一般外行人不同。教会人士、上教堂做礼拜的公民所操的语言，也有别于那些持有不同道德或宗教传统和背景的人。
在人们用同样的说话方式向外界输出的丰富多彩的语言中，含有思想的养料；而正是它们，形成了所有种类的观念和知识自由传播的屏障。人们或许可借文学批评来说明这一点。文学的功能就是运用潜在地能被理解的、可向大众传达的语言。从这一观点来看，也许我们正要通过这一结论认识到当今本国文学遇到的麻烦和困难。
文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对诗歌、文学、戏剧、音乐、艺术一般感到的乐趣；推而广之，这种享受能力又及于欣赏自然的美，以及欣赏诸如园林、我们房间的家具陈设、我们使用的器皿等这些东西。要是我们只用一个前缀词“美的”来说明艺术，那么就会在辨别文化的美感方面（aesthetic phase）丧失很多东西。美感享受要是并非基于、得自环境，它就是浮浅的。我们总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接触，体会到多种多样玲珑可爱的物件带来的安宁愉悦之感。文化的第三方面，表现为我已提到的上述两方面体现的积极意义。真正的文化会对想象、心灵和思想的创造力起到激励作用，它不会仅仅满足于随意接纳现存的心灵和趣味之类的东西，还要把它们建设性地生产出来。这样，知识和观念之泉才能真正保持新鲜和活泛。
我对文化这些主要的要素所作的粗略考察，目的在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运用这种价值的测量法，我们自己的文明、美国人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制度如何来经受其检验。比起我们经受的较为直接的身体和物质上的检验，难道说我们在这方面得到的结果同样糟糕或者更加糟糕吗？
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大不相同。有些人似乎会职业性地迷恋于对本国的一切大加赞叹，疾呼这是个最为神奇的国家，拥有这个世界上最为出色的制度。另有一些人会认为，本国的许多东西已呈衰败之象，快要垮掉了。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通过一些确定的途径，我们国家总体上提供了有助于文化发展的外部手段。我们拥有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学校体制。我们拥有免费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出版大量书籍、杂志，等等。我们拥有十分广泛的用以促进知识传播分布的机制。另一方面，没有人会声称，我们已充分利用了这些机制，或者我们的学校已充分实现了这种机制的可能性。它们是潜在的资产，还不能说是得到了利用的资源。
大多数人要是扪心自问，他们会同意，我们牺牲了质量以求数量，我们为我们提供的实物规划和行政手段感到沾沾自喜，以为事情本身会自动运行起来，全然不顾它们背后人心的作用。就较高级的科学和艺术的文化形式而论，我们仍没有达到某些欧洲国家的水平，甚至没有达到很少拥有像我们这样的外部设施的那些国家的水平。
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回答是：美国人过于热衷征服新土地，把它置于人的控制之下，而不是花时间去追求高级的东西；当我们完成了生活中满足身体、物质需要的一面，我们就会创造文化。
有些人给出的另一种理由是：若就其高级形式而言，文化本质上是少数人圈子享有的东西，所以高级文化和贵族制实际上密不可分。他们断言，想把文化推广到普罗大众，就会把它冲淡；这种稀释，会达到使它失去所有造成其鲜明特性东西的程度。
从历史上看，对这种观点确实有太多的话要说。作为通例，属于有权有闲阶级中的一小撮人是艺术的保护人。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18世纪，情况都是这样——英国文学大家那些作品中的题辞甚至也能证明这一点。文人学士惯于求得某些贵族的庇护和承认。这是唯一确保他们生计无虞的途径。
在沙皇时期，尽管俄国的政治进步缓慢，其音乐、戏剧和小说却臻于欧洲任何国家取得的那种成就的极致。这一事实似乎给出了一种证据，说明在获得普遍性的成就方面，民主主义文化的水平远未达到过去贵族文化标明的那种极高水准。
这里，我想冒昧将上述问题先岔开一下，从我已讲过的三种思路出发，就文化的发展来考虑一下社会秩序中经济方面的问题。我想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这种广泛分布的文化的有限性真的要归为人性本身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随着文化的散播以精确的比例减弱，变得稀松，于是文化的强度便与分享者的数量呈现一种反比例的关系？
首先，比起广大民众固有的精神或心理缺陷，我们经济制度的商业化性质不可能造成更大的限制力量吗？
有关一般民主主义文化可能性的相反观点提到了收音机、电影和大众戏剧，认为它们同样是基于智力和美感方面很低的标准。是否可以说为这些事物所定的低标准（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同意，它们远没有达到其应该达到的那种标准），可能最终归结为经济的原因？
那些操控现存体制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掌握着这类文化产品营销渠道的人，他们发现，要通过简捷的途径把他们追逐的金钱搞到手，就要维持很低的标准。我们或许要回复说，除非他们给予民众的是后者欲求的东西，否则不可能从民众身上赚钱。所以他们用智力和美感上的低档货来赚钱这一事实，还是证明了民众无力欣赏美好的东西。我认为，这一证据正是报纸上为了证明其满足了民众欲求给出的证据。首先，他们创造了追求某类事物的欲望，一旦他们让民众去追求这类东西，便以此为凭，说他们只是把民众想要的东西送给了民众。不是民众最终造成了这种需求，而是需求的提供者决定着供应的水准。不能不考虑用千百种窍门以图进行操控的金钱的动机，假如不涉入金钱利润的因素，我们获得的那类事物不太会保持现存的这种水准。
我从来就不是某些人所称的“纯粹”科学的坚定信奉者，因为这意味着人们无须对科学加以利用。存在着很多种应用的方式。我们可以应用生理学以增进健康，消除疾病；可以应用物理学来赚钱；可以应用化学来生产毒气和在战争中使用的高性能炸药。这么说来，美国的科学发展仍然相对落后，是否原因仅在于对实际应用感兴趣这种情况呢？或者说，是否某种存在的经济制度为了赚取金钱利润而将应用作为强调的重点了呢？是否说这要归因于智力活动的偏差，而所以会造成这种偏差，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恰好不是对科学应用，而是对支配着这种应用的商业和金钱目的给予了巨大的犒赏？文人学士经常对美国的文化和社会进行批评，却不涉及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制度。在我看来，他们所谈的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想把一般的应用和着眼于狭隘的商业赚钱目的的那种应用明确地区分开来。我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一位研究科学的人不太在乎科学上的发现，原来他怕有人会应用这些发现去提升人类生活的水准。有些人抱有极其纯粹的研究动机，他们无需念及其他任何事情，但就大多数研究者对真理和发现持有的兴趣来看，其中也含有对此类发现作出有益应用的意识。
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研究引发了现代医学革命。我从未听说过，巴斯德的研究少了些科学特性，因为他还将民众的痛苦牵挂于心，要用他的科学研究来消除疾病。
再举一个例子：我不认为一个很多人居住的贫民窟会存在多么高级的大众艺术标准。他们的当下环境，或者说他们整天与之打交道的东西，使他们对丑陋、下贱的东西习以为常。这样的一群人不可能获得富有艺术气息的文化，他们不能免费去听音乐会，到大都会博物馆去看画展，到公共图书馆去看书。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许会有少数人拥有真正的美学欣赏能力。从经济上看，即使是这类最有可能向往高级文化的人，也会对人类现存环境中那些丑陋的东西变得熟视无睹。比如，对建筑家们批评的那些分布在公园大街以及其他街区的贫民窟熟视无睹，比起那些供出租用的高档公寓，这些街区中出于利润目的建造的箱式房子使房产商获利更多，但它不太会是能够提升美学艺术标准的那种类型的房子。
在古希腊的自由人那里存在很高的民众美学欣赏的标准，因为作用于他们感官的整个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有欣赏价值的对称和美的东西，使他们能够敏锐地知觉到对凝聚着美学成就的那种完美形式的任何偏离。
我们有某些适当理由为我们自由教育的一般体系感到骄傲，但是，即使撇开所有质量方面的问题不谈，仅从它达到的人口普及化的观点来看，我们的成就宁可说也是初步的。当然，我们的学校比40年前要多得多，但仍有过半的在校生在12岁、14岁、15岁时便离开了学校。
要是我们来仔细考虑一下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以及要靠科学知识来应付这种复杂性的情况；再来仔细想一想有多少平均年龄只有14岁或15岁的青少年中止学业的情况，我们就能看到，若非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他们的心智会受到限制。即使从数量上来看，我们仍远不能说已实现了一般教育的理想。至于说到质量评价的问题，那么这里要说的东西更是不胜枚举。
那么，当我们谈到一种真正的民主主义文化可能性的时候，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大部分民众那种固有的愚昧无知的假定情况，这样的指向是否正确呢？这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可以想见，在一种尽可能好的经济制度中，也会遗存相当部分因内在的无能而持有很低的智力和艺术水准的人口。所以，我说这样的情况是可能的。但我也会说，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见的情况，到底真实情况如何，我们对此实在一无所知。为这种观点提供的证据不会比相反观点能够引证的东西更多，何况出于一种简单的理由。我们从来就没有系统地作出努力，以便找到民众身上那种体现真正人性的东西。有一种观点说，尽管我们有公立学校的体制，大多数民众测得的智商仍然很低，如把这种说法引为上述观点的证据，它也是无力的。要使这个肯定的证据具备任何分量，我们就不能不知道校外和校内的所有情况，就不能不去对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对这些没有获得测试高分的人施加的所有间接影响的状况先作一番了解。
有些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有必要维持一个广大的、智力上未开化的阶级，为的是供养少数人，使这些人能有闲暇去享受那种自由思考、高度开发智力的生活。在古代世界生产有限的状况下，也许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伴随现代出现的机器和发明创造，伴随现在人们对原材料和技能运用能力的增长，这种贵族阶级少数人享有文化和广大民众欠缺文化的分隔状况再也不应存在下去。
还有一类文学批评家对机器和机器对人所做的事感到困扰不安，他们认为机器的本性就是残酷的，他们认为，要是有人不与他们站到一起对机器加以谴责，就表明此人拥有的是那种坚硬、不具美感的心灵。
我倒是同意另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把我们变得粗俗不堪的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拥有者，这些拥有者为了赚取金钱利润，使机器飞快运转，迫使工人长时间在有损身心健康的环境中干活，并使工人无法接触到工业的智力方面，比如管理等方面。
如果我们略为回想一下，显而易见，机器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它不仅解放了人的手足气力，而且解放了人的心灵。它使人利用的时间增多、休闲时间增多，它消除了纯粹体力劳动这种不必要的精力付出，由此增加了文化发展的机会。
看来有一个结论是清楚的，除了当今经济秩序的坚定捍卫者之外，没有人会对它有所质疑。我们从未尝试去进行一场实验，创造一种遍及整个社会的广泛分布的文化。相反，文化已成了极小部分人私下享有的东西。为了开展这场实验，我们必须改革经济制度，从而为心灵、想象力和情感的自由运行提供可靠的基础。我们必须除去当今妨碍知识和观念自由传播的所有屏障。我们必须改变赖以施展人类活力的那种动机，使之不至于以现在这样的规模被转移掉，转入对他人滥施权力的方向。
本国人的很大一部分心智能力、敏锐思想、创造发明等等，都花费在做生意之类的事情上了。也有一部分花费在工业上，但更多的是花费在操纵他人需要的事情上，以便从他人身上赚取金钱利润。文化方方面面的不景气都沉重地反映出经济萧条和压制的实情。我们必须把我们独创的民主观念运用于文化和政治，而没有经济上的变革，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
如果我们不能创造一种民主主义文化，那么，一个在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民主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人就成了一个失败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这甚至不是面包和穿衣之类的问题；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直接在本国文化生活中推广民主观念的可能性问题。
（马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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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6卷，第34—40页。
[2] 首次发表于《现代思想家》（Modern Thinker ），第1期（1935年5月），第168—174、238页。本文选自杜威在兰德社会科学院所作的讲演，纽约市，1932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