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朋友为我总结了外国对中国影响的各个阶段，我受惠于他如此之多，以至于他完全有理由说我对他进行了思想上的偷窃。最初，人们认为，西方力量的秘密在于新式的军事装备。依据传统，以前的神祇都是从海浪中产生或骑着一匹白马到来的，一切有序的力量必定与某位神祇相关；而如今，“基督骑着一发炮弹”来到了中国。这不是一个文学的说法，而是普通人原原本本的信念。于是，一个兵工厂在上海成立了，然后制造了炮舰。这些枪都打不响，或者自己爆炸了。军舰都在中日战争 [3] 中被日本海军击沉了。
随后，中国的弱小被归结为其过时的统治形式。改革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进行。在同样短的一段时间内花同样少的力气，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支海军，但这个共和国几乎同样不成功。在这一时期，有些外国人关于中国改革的观念形成了他们的看法，自此以后，他们的见解不曾改变过。他们给这场政治运动贴上“少年中国”的标签，并且一直固守着这个观念。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这场运动的代表以及他们的后继者，现在几乎成为一个旧时代化石般的遗物了。这个时期距今还不到十年，但是撇开事物不谈，中国各种思想的变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努力跟上——而不幸的是，许多外国人并没有作出努力去跟上变化的脚步。
第三个阶段是依赖技术改良的阶段。无论如何，西方的大炮与海军装备来自应用科学，来自工程技术，所以西方文明的显著特征，那有待于模仿的特征，被认为既不是军事的，也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建筑工程师与机械工程师成了这个国家的救星；铁路和工厂，蒸汽与电力，将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在与新兴国家的竞争中不相上下。但不知怎么的，这个运动遇上各种各样的障碍；进步缓慢；它带来新的危险与罪恶。
很快，一波道德改革的浪潮来临了。人们组建起成千上万的社团来医治各种各样的罪恶，这是反缠足社团、反鸦片运动、反赌博协会、重塑旧的教育体系以及诸如此类事物的时代。虽然基督教的影响是这些改革发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以一种儒家复兴的形式进行的。
接着，人们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各种深层的观念必须得到改变，民主是一件关于各种信念、关于生活观点、关于思想习惯的事情，而不仅仅是统治形式的问题。显然，民主要求普遍教育，也就是学校教育普及所有人，还要求从识字到某些与公民和社会行为有关的科目的学习都有一个改变。传统上认为书写下来的东西必须用数百年前的词汇、格式以及受人珍视的，一种与当今的口头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关联的语言表达。但是，除非书面语言得到简化，变得更加明白易懂，否则，大众就无法理解这种语言。人们用来说话的语言必须同时被用来书写，以使现代的想法得到恰当的表达。旧式学校的一位学者在杭州这个旧文化的中心之一对我强调说，因为缺少繁冗造作的书写方式的规范，过去近百年中，在中国不知有多少有价值的想法由于人们认为无法被人所知而失传了。于是，在大约两年前，兴起了所谓的文学革命（literary revolution）——这是一个努力，试图用通俗语言来写作与发表文章，同时也使中国读者熟悉现代西方文学潮流中特有的东西，从自由体诗到托马斯·哈代、萧伯纳、易卜生与梅特林克。我知道，有一个学校批评它的外籍文学教师不够入时，因为他讲授莎士比亚与狄更斯，而他们想听H·G·威尔斯和斯特林堡！他们甚至建议他休假回国去补补课！他们说，他已经变得过于“中国化”和保守了。
内容和想法的问题很快就变得比语言和体例的问题更加重要了。各种新的观点与古老的建制针锋相对，家庭体系受到彻底的批评，而这不仅源于传统西方家庭生活的观点，而且源于《玩偶之家》，以及最强烈的西方激进思想。社会主义文学，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像野火一样在读书人的圈子里蔓延开来。托尔斯泰也许成为人们读得最多的外国作家。由此形成一个新的公式：中国必须通过一场建立在观念变革基础上的社会变革而得到改变。政治革命是一个失败，因为它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它触及了社会行为的机制，但并未影响到生活的构想，正是生活构想实际上控制着社会。
而现在有迹象表明，下一个阶段将会是对科学方法感兴趣的阶段。人们认识到，技术以及应用科学的其他分支依赖于一种作为思想、观察、记录、批判、实验、判断和推理方法的科学。这个观点的根据是：西方的真正优势不是建立在任何西方特有的、有待于借鉴和模仿的东西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普遍的东西之上，这种东西是一种研究与检验知识的方法；西方偶然发现了它，并早于东方几个世纪开始使用它。
这较后的一些观点，隐含于可以在字面上从中文翻译为“新文化运动”的这场运动之中。具体从实践上来说，它与始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起义相联系。一些外国人认为，后者仅仅是一场新形式的政治运动，中国的政客和保守人士使他们确信这一信念；而那些人中的大多数，毫无疑问，也相信它纯粹是一场政治运动。任何具有文化和社会本质的东西，离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理想过于遥远，以至于难以设想。然而，虽然它的外在表现是针对一群腐败政客的，虽然它是由中国在凡尔赛的要求的失败，以及由于那些政客为了既得利益向日本作出的承诺所激发，但在更深刻的方面，它是一场抗议，反对一切政客，反对进一步依赖任何政治来作为社会改革的直接手段。领导这场运动的教师和作家们抓住一切机会教导说：中国的新生必须通过其他手段，任何根本的政治改革目前在中国都是不可能的；而当它来临时，它会作为以社会的、非政治的方式实现的思想变革的自然结果而到来。如今，中国高等学校的学生群体中为数众多的人，实际上正发誓保证远离担任公职的生活。毫无疑问，许多人会在未来的日子中半途而废，他们将无法抵御安逸生活与权力的诱惑。但是，反政治的成见已经相当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虽然这个速写匆忙而浅显，它却暗示着一些评论意见。首先，这场运动虽然是由外国条约激发的，这只不过是说，归根到底，它是由与非常现代的世界之间的条约所激发的，但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中国特点了。五四运动是由中国学生们直接发动的，不仅没有归国留学生的鼓动，而且与他们的建议是相反的。它是自发的和本土性的。语言改革的运动少了外国的影响几乎没法开始，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一场由中国人为了特定于中国的目的而进行的运动，并且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先例。附带的倡导拼音书写的运动主要是受传教士的鼓励，所以人们在西方报纸上较多地看到关于它的消息。即使这场反政治运动，以及对改革要以科学与社会变革为条件的信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向中国思维模式的回归，是一种古老的中国观念的恢复，以及对该观念的力量并未穷尽和终结于儒家的确信。现在进行这场运动，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即使这涉及对儒家形式的信念与行为的抛弃。这场改革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显示出从表面到根本的持续进展。
刚才作出的评论是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场运动，从它的精神方面。从它所获得的具体结果的观点出发，这些评论无疑对它的发展作了理想化的描述。每个旧的阶段都给它留下了一层沉积；“少年中国”至多不过是个含混不清的词。它把各个描述过的阶段——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文学的、社会的等等——中大量的代表都堆积在一起，形成一个单独的东西。通过从这些层次中的每一层中选取某些个体，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对“少年中国”进行任何一种指责。换言之，不同派别间自然存在着混淆、不确定、相互批评和敌意。数年前归国的留学生大多反对目前的反政治运动和文学革命，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停留在国家主义阶段，希望在军队和政府中发生某种奇迹般的变化。更多人显然处于技术阶段，相信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工程方面的工作，他们使自己接受训练为的就是这个，那么，中国就会开始改变——就像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无疑会变化那样。
还必须再作出一个区分。虽然开化了的日本人和像大隈侯爵这样的政治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宣称日本有权利、有义务领导中国，并成为把西方文明引入亚洲（包括印度，他们把那里的英国人看作是外来干涉者）的中介，但在这些方面，恰恰很少有美国人认真看待中国对日本的依赖。我见到一些论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书籍都未曾提到日本，而把中国教育体系的革新归结为美国的影响，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它是模仿美国通行的学校体制建立起来的。事实上，它在制度上是整个儿照搬了日本的体系，而日本的体系，随着西方影响的进入，是建立在德国体系之基础上的，再加上从法国的中央集权中借来的一些要素。我到访过九个省份，并且见过高等学校集中的那些省会城市中的教育领导者。只有两个城市——北京和南京，在官办学校中，西方的直接影响开始赶上日本，无论在方法方面还是在人员方面。谈论归国留学生而没能区分那些从日本回来的人和从欧美回来的人，这会混淆讨论所涉及的所有事情。
这么说不是要批评受过日本训练的归国留学生。我相信，尽管在他们与其他在海外受教育的中国学生之间存在着极其激烈的竞争（部分是由于迫在眉睫的“饭碗”问题），大量受过日本训练的留学生正在根据他们的想法为中国尽其所能地出力。也有为数不少的例外，因为他们中间包括一些政客和军人，那些人在过去几年一直祸害着中国；也正是那些人，招致了目前大规模地对日本以及日货的普遍抵制。
关键的是：从西方本身而来的西方观念和经由日本传来的西方观念是两种如此不同的东西，以至于当两派的代表如同濮兰德先生经常做的那样，在“少年中国”的名称之下被混为一谈时只会发生混淆。俄国对日本的失败 [4] ，引发了一阵任何西方国家都无法企及的崇拜日本的风潮。那里有另一个东方民族，使用着汉字并且从中国衍生出它的文明，它征服了以强大的俄国面目出现的西方这个可怕的对手。无怪乎，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日本去求学，大多数改革家都是从日本取来他们的模式的。迄今为止，建立了这个共和国的大多数革命派的领导者，都是日本人或者将日本作为避难地长期居住，并且如同从未吸收过西方文化那样吸收日本的文化。无论如何，满清王朝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在革命 [5] 前整整五十年的时候，如果外国援助没有来支持这个王朝，太平天国起义可能就把它了结了。导致它最终毁灭的直接原因，是俄国对日本的失败。历史上的相似情形是日本对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的废黜，以及明治维新（the imperial restoration）。从历史上说，通过一个偶然事件，中国发生了变化，结果产生了一个共和国。它的主要目标，除了摆脱一个外族王朝的统治之外，就是像日本所进行的现代化那样，对中国进行现代化。在这一阶段，“少年中国”意味着日本化了的中国。
新的领导者们所带来的是经过日本利用的西方观念，而实际上，这意味的不是一种新文化，而是为了旧文化的利益而对西方技术作军事、技术和管理事务上的利用。日本人显然不断真诚地教导说，西方文明在本质上是物质性的，而东方文化则在基础和目标方面是理想性的和精神性的。他们认为，西方仅仅是通过大炮和机械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因此必须通过采用它本身的装备来对抗它，而古老的东方观念和理念则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在日本求学的大多数中国人，怀着牢牢扎根在他们脑中的关于西方文明的物质性和技术性本质的观念回到了中国。它符合他们关于自己的优越性的假想，这种假想是所有先前的东西方接触中的一个令人惊奇的共同特征。中国需要从美国和欧洲那里学习的全部东西，就是技术科学及其应用。
因此，“少年中国”是一个充满歧义而意义多变的词。在那些被西方作家们通常冠以这个名称的东西中间，有着一切种类相互冲突的理想。但是，如今有两点作为目前处境的积极主导特征表现了出来：一是对文化方面的改革作为其他改革的前提的需求；二是领导权回归那些在态度方面特别倾向于中国的人的一种趋势，以此来针对那些引进与照搬外国方法的人，无论从西方还是从日本。
这两个特点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中国人领导权的回归如何与对中国习俗和思想习惯的攻击相一致呢？它如何与这样一种意识相符，即意识到西方优势的真正来源不在外部技术，而在思想与道德问题呢？好吧，历史从来就不是逻辑的，许多在逻辑上矛盾的运动在实践上却是有效的。但是，只要存在答案，这个答案必定是在一个我们隐约提到过的事实中被发现的，即思想与道德因素的优越性超过所有其他因素的观念，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观念。它与认为能够通过引进枪炮和工厂以及技术管理的改良来获得拯救的观念相比，中国味儿浓得多；这也意味着中国国民生活中的真正失败是道德和思想上的。它隐含着一个对各种新思维方式的要求。某些新的领导者也许会断言说，他们通过抨击儒家思想——就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比那些固守儒家思想的人更忠实于儒家。因为他们会说，孔夫子那里真正的观念、有活力的观念，是对理念、知识的首要性的信念，以及对传播这些理念的教育之影响力的信念。但是，如今僵化为儒教的这些观念无法适应现代的情况。中国国民生活的失败，证明了根据孔教本身的标准，它们是无效的；而儒家教育已经成为贵族式的，是为了少数人的。因此需要一种新文化，西方思想中的精华在这种文化中应自由地得到吸纳——但是要适应中国的情况，作为手段被用来建立一种重新焕发青春的中国文化。
这个方案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对许多人来说，它似乎比从西方那里借鉴具体装备的企图来得自命不凡与希望渺茫得多。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的许多外国人而言，它看上去显然是从中国改革的正道的一个偏离，而他们认为，这条正道就是对基督教的接受。但是，它与基督教的关系证明了这里给出的说明：它的某些领导者非基督教的程度，像他们反儒教的程度一样；他们并不攻击基督教，而只是对它漠不关心。其他一些人，尤其是从事积极教育工作的人，是基督徒。但我发现，这些人普遍地不仅对基督教的派别和教义毫不关心，而且对基督教除了社会方面之外的其他事情都熟视无睹。他们甚至不愿费心去自称为宗教信仰方面的自由派人士。他们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接近基督教的，以至于他们对信仰上的保守与自由的区别漠不关心。实际上，他们声称自己有权去发展一种非常中国化的基督教。虽然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教会的运动才刚刚起步，这在未来很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如果谁要说无论受了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生和教师有多大数量，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刚刚解释过的它背后的哲学，那么，这是愚蠢的。这种意识还仅仅局限于一小群领导者之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场运动更多的是一种感情而不是一个理念。它还伴随着夸大与混淆、智慧与胡言乱语的不加消化的混合，这是如此雄心勃勃的运动在早期阶段一个无可避免的标志。通过对在这个名头下发表的各种著作进行一个聪明的摘抄，人们不难看出，整个儿这场运动就如同西方科学与思想中各个毫不相干的观点和杂七杂八的片断缺乏批判眼光和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的混合那样荒唐，甚至还不到半生不熟的程度。或者也可以对这些著作进行这样一种摘抄，来表示它对社会、对世界的和平是有危害的。关注这场运动的日本作家们，通常把它看作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极端主义，并把它归结为布尔什维主义者的宣传。但是，在我到访过的九个省份，并没有找到俄国的直接影响的蛛丝马迹。俄国的骚动固然间接地作为一种酵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远远不及世界大战的影响，甚至不及威尔逊总统的民主与自决观点的影响。这是因为，虽然新文化运动毫不关心在当今中国可以礼貌地称为共和国的东西，但它是由民主理念热情鼓动起来的，并且是以这样的前提开始的，即民主能够在政治上实现之前，必须首先在教育与工业中实现。至于专门意义上的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既无准备又无倾向。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军事上的紊乱、镇压与腐败如果继续下去直至触及农民的话，那么将产生一种由反叛造成的混乱，现存秩序的拥护者肯定会给这种混乱贴上布尔什维主义的标签。
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各地的学生联合会纷纷开始创办杂志。重要的是，在反对腐败卖国官僚并抵制日本人的这场反抗如此高涨的时刻，这些话题在学生刊物中却只占据次要的位置。这些刊物是用 白话 ，也就是我们提到过的通俗语言来写作的，并且热情提倡白话的使用。它们的内容是要求教育变革、对家庭体制的抨击、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对民主观念的讨论、对各种类型的乌托邦的讨论，比如把孩子从家长身边带走并把他们交给公共权威来教导，废除国家政府甚至地方政府，以及使中国回到一种自治公社（communes）的状态。在发酵的过程中，自然会冒出许多气泡来。由于缺乏具体的经验背景，学生们认为所有的想法和建议都是类似的，只要它们是新的而且涉及对旧习俗和传统的抛弃。
在一个著名的地方城市中，一个师范学校里的教师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起，提倡把自由恋爱作为家庭体制的补救和替代；提倡对儿童进行公共指导，废除私有财产；提倡把学生推选教师作为民主的形式，把考试作为专制的一个残余而加以废除。由于这些文章是用通俗语言写的，一个警觉的地方长官受到这锅沸水发出的响声的惊吓，关闭了这所学校，并写信给北京，要求通过法律来禁止以后使用通俗语言。但是，一些官员还算有足够的常识，他们说，如果这样，那么，危险的思想会用古老的文言文来书写，于是也就必须相应地禁止文言文了。实际上，这些观点只不过是在任何国家的学生辩论俱乐部里都会提出的那些想法而已。虽然如此，它们是重要的征兆并潜在地包含一种威胁，不是对社会安宁的威胁，而是针对那些通过现存秩序中的罪恶来捞取好处的人。重要的是，在我的全部见闻中，还没有发现这些极端主义者中哪个人是在美国或英国受的教育。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中国受的教育，只会说和写中文，他们能够轻松地从古老的中国著作和传说中为他们的极端想法引经据典。少数的例外是在法国受教育的那些学生，他们吸取了来自法国大革命的一些观念，认为这些观念符合中国人的无政府主义气质。
去年春天在南京，一些学生好心地为我开列了一份刊物清单，这些刊物大多数是在先前的一年半里创办的，用来推广新文化的要义。对这些刊物的名称和宗旨所作的匆匆一阅，确证了刚才所说的话。作为这些学生的喉舌的一份刊物，为整个使命定下了基调，它的名字叫做《青年与社会》（Youth and Society ），其座右铭有着中国式遣词造句的平衡：“让社会焕发青春，让青年参与社会”。《曙光》 [6] （The Dawn ）、《社会新声》（New Voice of Society ）、《新我》（The New Individual ）、《国民》（The Citizen ）、《暖流》（The Warm Tide ）、《少年中国》（Young China ）、《少年世界》（The Young World ）、《新群》（The New Group ）、《新生命》（The New Life ）、《向上》（Upward ）、《建设》（Construction ）、《工读》（Learning and Labor ）以及《唯真》（Truth ），是这些刊物典型的名称。而在这些刊物所宣称的目标中，几乎清一色是这样的词句，像“从结构上和社会上改革国家与社会”；“研究社会”；“研究社会与经济问题，引进新观念”；“把新思想介绍给国民，在促进本国工业的同时提高国民素质”——这最后一种说法，当然是抵制运动的一个回声；“唤醒劳动者，改革社会”——这是一份名为《救国》（Save the Country ）的杂志的宗旨；“推进新文化，促进思考和纯粹科学”；“给学习带来一种进步，以使研究与批评的观念应用于社会改革”；“研究社会，引进西方观念”；“用科学思想来改革社会”；“向世界介绍新思想，并以一种乐观但具有批判性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的改造”。当然，尽管所有这些刊物都雄心勃勃，它们中的许多是昙花一现；但它们对这场运动的精神的展现，是任何其他东西都难以企及的。如果不提诸如《新妇女》（The New Woman ）这样的刊物，这种列举就是不完整的，这份刊物的目标是“唤起妇女作为改革社会的一种手段”；还有《女界钟》（The Woman 's Bell ），它的目标是“教育妇女并使她们能够参与社会进步”。事实上，把所有这些刊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讨论得最多的三个话题是家庭体制的改革、妇女的解放以及工人问题，这些问题都与教育改革相关。三份继续发挥着重大影响并因此特别成为新文化运动喉舌的主要刊物，是《青年》（Youth ）、《复兴》（The Renaissance ）和《解放与改造》（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
我们一定不能总结说整个这场运动是文字上和理论上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受过教育的青年第一次投身于我们在国内称为社会服务的事业中去了。
我认为大多数外国人都是怀着一种先入之见来看待中国的，认为中国在根本上是保守的，对变化是反感的。保守主义在那里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同时存在的还有对变化的偏爱。而情况的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让人看花了眼。教师们抱怨学生“狂傲的”不服从——这在中国不是一个新鲜的抱怨了，在这里，学生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规矩，具有让从自由的美国来的访客深深不安的特权。教师们还抱怨思想的多变，使学生们满腔热情地奔向一个新事物，然而仅仅数月之后便失去兴趣，转向某种更新的事物。这种症状很能说明学校之外的境况，真是令人遗憾；但它是一种普遍的转型状态的真正证据，这种状态伴随着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以及向新奇刺激敞开怀抱之类在这个阶段必定会表现出来的现象。另一方面，存在着一种兴趣上的成熟，远远超过了同龄的美国学生所表现出来的程度。高中的男女学生们严肃而认真地倾听一些讲座，这些讲座的主题在美国学校里只会制造出由于厌倦而产生的喋喋不休之声。存在着一种对各种观念的渴求——我确信，这种渴求的程度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年对任何现有东西的追求。目前，对各种观念的激情超过了取得知识来支撑这些观念的坚持，但它为对知识与科学方法的不断增强的渴望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活力。这意味着知识不是被作为一种技术装备或文化约定俗成的标志来掌握的，而是为了在社会上加以应用。如果中国任何一所高等学校的学生被问及他们为什么要学习某一门具体课程时，大多数人会回答：“为了帮助我们的国家”，或者“为了促进社会改革”。除去许多人作此回答所怀有的那种浅薄，剩下的仍有一种对未来抱有希望的牢固基础。
在中国度过几个月之后，一个访客会发誓说，如果他是个明智的人，就再也不会放任自己随便作预言了。因为预言无疑更多的是根据希望或恐惧，而不是根据恰当事实作出的。然而，肉体是软弱的，并且喜欢根据未来给当下作判断。其结果，观察者会陷入他自己所弃绝的缺陷之中——我也曾偶尔犯此错误——这导致他立刻失败。尽管如此，游移于预言的薄薄的但令人兴奋的冰层与确凿事实的安全而乏味的大地之间，人们可以断言，尽管有着各种不成熟与摇摆不定之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未来的希望提供了最牢靠的基础之一。它无法取代更好的交通手段——铁路与公路——没有这些，这个国家无法统一起来，因而就不会强大；但是，在中国也存在对统一起来的精神的需求，而如若没有这场新的思想运动，则是不可能达到的。精神统一起来后看重过去或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现代思想产生共鸣，这会带来很大的不同。一个根据日本成功采纳过的方案统一起来的中国，其孤立程度将至少像日本所成为的那样，并且对世界的威胁更大。中国需要学校；它需要，并且是急需普遍的初等教育。但是，这些学校里教什么，以及它们的精神和目标是什么，这将会带来很大的不同——正如德国和日本的普遍教育都证明的那样。
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无法永远放弃他们对直接政治行为的兴趣，他们的注意力应当比以前更多地投向具体实际的经济问题，投向货币改革、公共财政以及税收问题，投向外国贷款和银行团。有人发现，在受过国外教育的学生执教的学校里，理论政治经济学的讲授所根据的是基于竞争、机器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积累这种假设的书本，这和周围的工业情况完全不搭调——它完全是地方性的，按照习俗用手工来进行，并面向一个静态的市场——就像月球天文学一样。或者人们发现，兴趣集中在社会主义之上，即使并不面临财富分配问题（除了计算官僚的掠夺），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问题却很突出。但是，中国毕竟处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并且，如果它不想重复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历，连同劳资冲突的一切罪恶与危险、压榨人的行业、童工和女工、资方的压迫和工人的怠工；如果它想要从世界上其他地方在19世纪的经历中学到点东西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有所准备地面对这个问题。当根据实际情况的要求用到现实中时，即使是对当前状况最夸张的推断，其作为预备性的技能也被证明是完全无用的。
中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在使世界和自身同时不得安宁中灭亡，要么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集思想、科学、工业、政治与宗教方面的进步于一身，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花费了数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的。它无法像美国一样，在留有许多活动余地的条件下进行改变，而必须在一种充满传统、迷信以及人口的文明中变化。少年中国，尤其是最年少之中国（Youngest China），显示出了对这个事实的领会。有那么一些时候，当我接触到这场运动中最好的部分并受到它鼓舞的时候，我愿意预言说，它将会继续进行下去，并且在带着它自己的问题继续下去的同时，给这个世界带来具有新的永久价值的事物。另一些时候，在接触到境况中较阴暗的那些方面之后，我怀疑这场运动的支持者们会不会完全失去信心而悲观地投降。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放弃努力，转而利用糟糕的处境来为自己谋利。最终，人们会回到普通人的清醒、勤奋、根本的顽强上来，这些品质已经渡过先前的许多难关。如果这些品质根据如此不可抗拒又令人不安地把自身强加于中国之上的现代世界的要求与情况而得到调整，那么，它们将帮助中国渡过这一个难关。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努力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努力将提供中国正迫切需要的引导。
（赵协真 译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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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96—106页。
[2] 首次发表于《亚洲》，第21卷（1921年），第581—586、642页；重刊于《人物与事件》，第1卷，第270—284页。
[3] 指1895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译者
[4] 指发生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的结果。——译者
[5] 指1911年推翻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译者
[6] 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各地创办了大量传播新思想的报刊、读物，名称类同者颇多。杜威转译的刊物名称，究竟对应哪本中文刊物，已难考证。我们尽力译出，并附原英文名称，以待方家考源辨正。——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