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星球上——现实中的星球，而不是纸面文字所说的星球——存在着一个其人口几乎占全世界居民六分之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绵延四千年之久。地球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其他地方能表现出一种如此具有连续性和稳固性的记录。尽管如此，它的历史却并不是一个单调或停滞的故事。在它的连续性内部，至少有着与17世纪以前两千年间的欧洲历史一样的多样性与变化。一流的发明、手工艺、哲学、诗歌与绘画装点着这个国家的文明。在任何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除了基督教会的推行和神学的支持以外，道德观念没有像这个国家那样广泛普及过。在一千多年以前，这个国家把道德习俗、文学、艺术以及文明的各种要素带给了如今位列现代国家“五巨头”（Great Five）之一的邻国。在农作领域之外，它的社会等级从来就不是非常有效的；除了极少数例外，它的统治者们腐朽而无能。但不管怎么说，它对付过来了，它持续下来了。它以如此微乎其微的统治维持着自身，无政府主义者们竟然没有把它作为在一种无政府的基础上能做些什么的典型例子，这真是令人惊奇。然而，它是在孤立隔绝的状态中维持下来的，海洋、沙漠与高山把它围了起来；它自给自足，在一种由孤立状态所孕育的优越的想象之下自满自得。但最终，工业革命使它的屏障失去了作用，蒸汽与电力消除了距离，这个国家发现自己面对各种完全无法对付的力量。数个世纪以来的虚弱不再仅仅是国内的小事了，它们是从内部毁灭的一个威胁，以及对来自外部的帝国群狼的一个招引。与各种新力量的接触，使一切积聚起来的缺陷和腐败公然地展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组织得较好的文明带来了种种新的罪恶新奇而又难以抗拒的诱惑。
在描写这个国家——中国——如其事实上那样，面对迄今为止一切文明所遇到的情况中最困难的重建问题时，濮兰德先生选择了一小群个体作为从个人来说要对它大多数灾殃负责的人。他选择这群人来承担他称为“少年中国”（Young China）的这种责任的重担，尤其是那些经受了西方教育破坏作用的人。面对所有罪恶，濮兰德先生有一种万灵药，那就是国际范围内对政府财政（finance）的外国控制。
就任何一个对眼下的处境有些许了解并稍有社会想象力的人而言，这种生硬的论断使对濮兰德先生的任何详细答复都成为多余，虽然本文在行文过程中有必要指出某些具体的错误论断。然而，一个对中国的转变与转型问题中各要素的独立分析，就它本身来说，是非常值得做的。仅就理智上的推想，以及用于研究与推测、探究与思考的场景来说，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即使处于重建的阵痛中的欧洲也不算——能等同于中国的情况。历史没有记录下任何可以类比的东西——一个古老、巨大、独特、排外、自足的文明能够再一次诞生吗？它必须进行改制，不然就无法延续下去。尽管如此，它必须面对各种完全异于它的事实与力量来完成这一改制，这些事实与力量有物理的、政治的、产业的、思想的和精神的，这些力量全部是陌生的、未曾有过先例。其中有许多——具有进攻性敌意的——是由那些试图靠中国的衰败来养肥自己的人所引导的。它的过去，传统习俗中的许多东西，实际上都在给它试图应付新情况的努力拖后腿。它在中国每一个试图使自己振作起来去完成任务的努力方面，都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一个又一个可嘉的努力成为徒劳。在旧的秩序中有许多好东西，就像在尝试性的新秩序中有许多好东西一样。但是，不仅存在着一种物理的神秘作用，而且存在着一种社会的神秘作用，各种本身是好的要素据此产生出爆炸性的或有毒的化合物。
人们可以反复搜寻历史来描绘一种如此吸引人的处境，它使旁观者在希望与恐惧之间不断摇摆，并对每个寻求解决之道的努力摆出一副令人费解的面孔。人们时常会回想起小时候猜的中国谜题，其相互交织的各部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似乎在藐视每一个试图把它们构成连贯一致的整体的努力。存在着一种线索、一种解开那些谜题的方法，并且或许存在着一种有待我们去发现的导向目前这个巨大谜题的成功解开的方式。无怪乎在中国，无论一群人在哪里聚集起来，他们偏爱的室内运动都是“拯救中国”。但是随后，不管与此同时还是在不同的场合，把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整个地想过一遍以后，心地诚实的人就把它作为一个远远超过他们智力范围的问题而放弃了。“ 如果 这样”和“ 如果 那样”是最后的词句。许多人都有他们偏爱的“如果”： 如果 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从来就不曾有过，即使是在绝对主义的鼎盛时期； 如果 有正直的官员们——这要追溯到尧舜的神话时代。而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如果”， 如果 可恶的归国学生停止制造麻烦，并且中国的财政管理能够由新的像罗伯特·赫德爵士 [3] 和理查德·丁恩爵士（Sir Richard Dane）一样的人重新组织起来，那么一切都会好的。效法盐税改革（the Salt Gabelle）的模式对中国进行改制，一切麻烦就全都消失了。
但是，重组、转型、老与新的统一的任务在复杂程度方面是如此庞杂，以至于任何对将来的整体预测和简单的补救措施都不值得在此花费笔墨。确定的东西是很少的，无论成功或者失败，都将给世界的其余部分带来剧烈的影响，以至于无人敢对此无动于衷。必须进行大量殊途同归的冒险和试验，世界上没有哪种处境更适合于确证对“万灵药”和整体方法的不信任了。所要进行的变动遍及一切方面，其中许多是外部的、技术上的，是管理上的变更，也即现代管理方法的采用。在某些令人失望的时刻，人们可以描绘从一种单纯的算术和现代会计审计体系角度出发来考虑所能获得的巨大好处。但是，除非中国被扯得四分五裂，甚至比它的邻国日本如今在精神上被扯碎的程度更甚，否则，思想、信念和对世界看法的改变必须进行，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精神。而所有外部管理上的变更，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在产业中，其最重要而持久的结果将会是它们对一种新精神和新道德的产生所发生的影响。
在必需的外部变更之中，有一个是在公共财政方面。正是中国政府自身的不称职，加上一些外国的贪婪和另一些外国的愚蠢，使其无可救药地依赖于外国贷款，这些贷款积累产生利息的负担，而这个负担又只有通过新的贷款来对付。在中国某些地区内不缺少财富，但国内的安全保障是如此脆弱，以至于除非处于外国政府的保护之下，否则，商人是不会拿他们的钱财去投资的。富有的官员们也不会去投资，因为他们是通过投资外国贷款来获得财富的——那些钱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国际控制不仅仅作为一种确保中国资本用于中国的手段是必要的；其必要性还在于，它是唯一能够阻止中国因特许权体系和势力范围以及把自然资源抵押给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而发生进一步的分裂的手段。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不会对这些事实存有疑义。
但即使从表面来看，把这个确保国际财政控制的计划看作与中国的学生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相对立，也是没有道理的。相反，只要这个计划是依据中国发展的利益而不是外国金融寡头的利益制订出来的，那么，在向他们的国人解释这个计划方面的领导者必定来自这场运动。拉蒙特先生也许像濮兰德先生一样关心银行团的成功，他发现，根据中国的情况，为了消除误解与达成合作，值得给中国学生和他们的教师中的领导者充足的时间。公道地说，在中国，关于这个方案还存在许多疑义。但是，任何公平的人都会承认，中国与外国银行家的金融贸易先前的历史有助于促进密苏里态度（the Missouri attitude）。濮兰德先生对日本影响的完全否认和他最近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偏见，必须以其充分的意义来得到接受。但是，把中国人对银行团的反对归于学生运动，并不声不响地忽略日本人的各种机构勾结中国的腐败政客和报纸而在中国搞的非常规战斗——一场直到1920年11月还在进行的战斗——恰恰是引起人们怀疑的那种举动。拉蒙特先生关于反对银行团的宣传的本质所说的话是如此充分明晰，以至于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一点不可能存有疑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不要存有误解。濮兰德先生对中国政客提出的腐败和搞阴谋诡计的指责，以及他关于中国国内冲突的典型派系特点，以及背后原则的缺乏和对地位与权力——实际上，是对金钱——的贪婪所作的这些论断是基本常识，是关于局面的陈词滥调。如果他在穿越一些沿海城镇的匆忙旅行中不是只待几个星期的话，他本来可以为比他如今所描绘的更加阴暗和令人沮丧得多的图景找到材料。比如，官方的圈子里关于目前严重饥荒情况的态度，其令人作呕的程度已经无法衡量。冷漠和无动于衷与压榨联合，为了地位和声望而耍的手腕与从饥民那里获利和盘剥结合在一起，黑心的官僚们从勤恳老实的农民那里霸占土地，以必须运送有比没有更糟的士兵为由，拒绝提供车辆去运载慈善人士提供的粮食——这是一些突出的事实。问题不在于这些事实，而在于它们的原因和补救的办法。
尽管濮兰德先生急于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少年中国”，但即使是他，也无法避免承认所有这些都与中国官僚阶层的传统相符。无论情况是否比满人统治的那段不幸的日子更糟，或者只不过像那时一样糟，这都不可能以独断的方式来说清。许多人认为，它们变得更糟了。另一些人认为，更大罪恶的出现是由这个事实引起的，即某种程度的宣传已经入侵中国，并在这个粪坑里瞎搅和，放出更多的臭气。不过，在许多方面，现代商业环境提供了许多新的机遇，而官僚们毫不迟疑地抓住新的机会，从旧的资源中捞油水。事实是，事情的状况是如此糟糕，以至难以想象它会变得更糟。
它构成了重组的问题，即我们提到过的那个从老到新的转型问题的一个部分，一个相当可观的部分。当老中国被抛入不是由中国的任何一群人，而是由在中国毫无意识与准备的情况下控制了它的那些新的世界力量所造成的局面之中，将会发生什么，它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子。以前，阴谋和腐败仅仅在国内范围影响中国，如今它们危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正如腐败的政治家们在两年之中向日本借款两亿美元的记录所清晰表明的那样，这笔借款没有收到任何公共收益，并且是以巨大的资源作为回报抵押为代价的。但关键的是，这桩罪恶是由老中国而非新中国引起的，老中国不知羞耻地在新机遇的食槽里打滚。
像濮兰德先生关于“少年中国”所作出的论断那样，如今控制着政府的观点气喘吁吁地说着：“军阀政府主要是由昨日的少年中国所组成的”；“在1911年帝制（the Dragon Throne）倒台以后开始发展的民主政治这个新游戏中，是受过教育的阶层中的那些强人爬到了最高处……而在当今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来限制 这些 督军（Tuchuns）的权力和贪婪。”事实是如今，在中国没有一个督军对西方知识哪怕有一星半点儿的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中国的旧式教育也没受过。出任总督的一位老式学者拒绝采用“督军”这个头衔；中华民国名义上的领导者是一个旧官吏，他曾为满清政府服务。西方读者几乎难以意识到他在新制度下的执政与中国人生活的基本伦理是多么相悖，这种伦理断定，仆人在主子被推翻或夺位的情况下应该彻底归隐，如果他不把他的忠诚发挥到自杀的地步的话。另一位显赫的领导者以前是山东的一个鱼贩；一位督军以前是个旅馆招待；另一位以前是花边商；还有一位，濮兰德先生作为中国所需要的那类强人而过度吹捧的那一位，以前是个土匪。这些人中的某些甚至无法读懂中文或写一个汉字。这些督军就是濮兰德先生所谓的受过教育的强人。
说这些事情，不是用来为归国学生或“少年中国”——无论这指的会是什么——作辩护的，不是用来为中国目前状况的罪恶开脱的。它们甚至可能使情况显得比濮兰德先生描绘的更糟。这么说，是因为它们是事实，而且是指示着当今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本质和严肃程度的一些事实，这个问题是：使老中国适应新的情势，创造出除了在最零散的意义之外尚不存在的东西——一个少年中国。而考虑到这一点之后来陈述“少年中国”一词的真正起源，应当不会出错。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是有意模仿了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党（Young Italy Party）。正如后者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意大利一样，那些围绕着“少年中国”的名义携起手来的人们所肯定的不是少年中国的存在，而是老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必要性，除非中国本身要消失。而且，虽然迄今为止，他们的努力尚未取得成功，过去的每一天都表明他们对情况的判断是正确的。
财政管理不当，给中国造成了拖后腿的效果，关于这点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公共税收的流失就其本身而言，已经是个严重问题了；但是，与鼓励出售与转让中国的自然资源给对中国不仅有经济企图还有政治企图的外国人相比较，这还算是一桩较轻的罪恶。而这就是在已经去世的袁世凯——那个中国近来的政治家中“最强大、最有能力和最英明的人”——的追随者、门徒和副官们的直接庇护之下所发生的事！与拖正当的工业、商业和铁路发展的后腿比起来，这还算是比较轻的；拖后腿是由不负责任的官僚，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而开征各种税收引起的。与从官吏阶层蔓延到商人阶层的腐败比起来，这还算是比较轻的，这些商人与政府之间有生意往来，而且受到一种相似的对金钱的贪婪和在获取上不择手段的态度的熏染，这是一种如此严重的罪恶，以至于如果它继续下去，“中国人的话像契约一样可靠”这句古老的谚语就要变得名不符实了。和毫无军纪的士兵的数量成倍增长相比，这还算是比较轻的，这些士兵扮演着搜刮钱财的帮手的角色，养成了各种恶习，诸如游手好闲，趁火打劫，掠夺北方的大部分农业劳力，在所到之处传播性病，以及仅用一纸临时公告就从士兵摇身一变而成为土匪，再以同样的途径变回来。
在中国，没有哪一位有识之士相信财政管理的改革能够从内部出发来推行。某种国际的外国财政控制不仅是财政上的必需，而且是政治的、工业的和道德的必需。没有一位美国的自由人士会反对这个方案本身，只要他是明智的。但是，如果他是明智的，那么，他会最仔细地考察那些条款并坚持真正的正义与诚实。最近，一个财政部长刚好在结算日之前借了笔钱。信用是差得一塌糊涂啦，真是天晓得！但是，这个部长和他的朋友们组建起了银行，从中以80%的利率借钱来偿还他们先前所窃取的钱财的利息。然后，为了确保利息会不断地被支付，他们把这些票据卖给了一家外国人的（不是日本人的）银行，这家银行拥有外国政府的支持。这个故事显示出财政监管的必要，也指出了外国金融家们在利润丰厚的时候也不反对参与不干不净的交易。
对细心的读者来说，濮兰德先生自己回答和反驳了他自己。因此，当他偶尔忘了对事实加以修饰时，他说：“看来似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目前的大多数无能为力和危险不是由它自己的错误引起的，而是由西方列强一下子制造出来的一种新局面引起的。”以类似的方式，他对“较为古老而明智的首领”、旧官吏和商人们作了充满同情的描绘，说他们确实渴望外国财政控制的加强，但受到学生群体把他们的隐秘渴望大声公之于众的威胁，这种描绘在他对旧官吏于目前情况下的壮大进行实际描绘时得到了充分顾及。在濮兰德先生为倾听中国人的深层声音而在北京度过的那三四天里，某些被称作“旧交通系”（Old Communications Clique） [4] 的金融家们没有控制局面。他们在与外国人的交谈中，通常都对国际监管之下的中国财政与铁路系统的统一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这是一个用来结党的方便武器。毫无疑问，濮兰德先生听过他们的谈论了。如果这些人属于学生阶层，他可能早就产生了怀疑。但既然他们属于老中国，那么，他就对他们所说的照单全收。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正掌有实权，并秘密地用一切手段，封堵他们曾经声称偏爱而如今若去实现则有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的那条途径。
所有这些话都不是为了与濮兰德先生进行个人的争辩，而是因为它与特定情势的关系。对银行团方案的成功来说，没有什么比基于一种信念的行动对它而言更加致命了，这种信念就是：现存官僚体系中有影响的部分会有人真诚地支持一种剥夺它的金钱与权力的措施，而向往一个新中国的精神领袖们必然反对这个方案。
濮兰德先生如此随意地拿来反对学生运动的这些指责，正是安福系（the Anfu stripe） [5] 的官僚们用来使北京气氛紧张的这些报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官僚集团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它深知这场爱国运动首先是冲着它来的，它也熟谙精明的中国政客用传播这些报道来给它的腐朽统治的潜在威胁者抹黑的一切手段。濮兰德先生并不是唯一一个从这些报道的表面价值来看待它们的外国人，尽管充分了解他们的腐败和极不可靠，他仍然在这件事情上相信了他们，因为他们符合他先前就有的偏见。虽然这场新的运动是由从未走出中国的学生们发起的，但濮兰德先生对情况的了解是如此肤浅，以至于他把这场新的学生运动与他先前了解并咒骂过的归国留学生的运动等同起来。因此，他轻易地成为了他在其他场合曾慷慨激昂地加以揭露的那些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他对这场新的学生运动的缺乏了解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衡量，他说，少年中国的“愤慨从来未曾公开指向大城市和地方官员不断增长的贪婪”。实际情况是，目前这场学生运动正是伴随着对这些官员的抗议开始于去年五月四日，并以内阁中三个最腐败成员的解职而告终。如果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军队（包括大城市的和农村的）不曾使监狱塞满学生，用武力粗暴关闭他们的机构，监视他们的每一项活动，派 特务 混迹于他们的每一个层面，并肆无忌惮地贿赂收买他们当中意志较弱的人，那么，这场运动本来可以走得更远。濮兰德先生津津有味地引用的那个传闻，即某一派政客给天津学生联合会（the Student Union of Tientsin）高达20万美金的钱来帮助他们在运动中对抗北京的官僚，至少证明了当濮兰德先生说学生们从未求助于他们本国的官员时，他了解得更准确。但实际上，这仅仅是当权官僚为了诋毁这场运动而散布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相对于传闻的“书面的证据”——濮兰德先生已经看见过了——是由这群官僚作为他们游戏的一个部分而伪造出来的。这并不意味着在野党中的政客不曾试图利用这场运动，学生们不曾有过错误，或者他们完全摆脱了这些腐败的因素。但是，从整体来说，考虑到参与者们缺乏经验的程度，这场运动井然有序得令人惊奇，并且表现出了一种预示着良好前景的组织能力。
这些事实与实际情况相关。有了银行团的帮助，加上其他改革，学生们就会有力量来抵抗官僚集团的积极阻力和（更加危险的）消极阻力。他们的爱国热情很容易被唤起并采取一种负面的形式，尤其是看到外国势力过去在中国进行掠夺的情况下。但是，他们是中国国内对来自目前的“政府”体系的种种弊病有着充分警觉的那个有自我意识的阶层，他们是现有和潜在官僚的天然的和公开的敌人。在目前这个阶段之前，他们就已经看到中国官僚利用外国人的贪欲，利用他们的无知以及对眼前利益的渴望来危害这个国家。他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即各种纯属中性的外国行业过去曾被用来作为幌子，以掩盖对中国资源和主权的贪婪侵蚀。他们一般是通情达理的，除非哪一个新方案是由官僚来操作（对这些人的诡计，他们了解得比任何外国人更清楚），成为巩固自己权力与财产的新手段，同时又增加了中国的束缚。
然而，他们也清楚，处境是多么令人绝望；而且，他们对美国人的领导地位抱有一种对其他外国力量所不具有的信念。他们担心，就像以前的一些情况一样，当付诸行动时，美国人的精力和智慧会赶不上他们的善意。他们担心，美国人的领导权会成为名义的而不是实际的；他们担心，由于中国的腐败官僚与非中立的外国财团勾结起来形成的力量作用，美国人的想法会被某些东西“糊弄”。因此，目前情形下最实际的事就是要花些力气，不仅用来保证美国人的想法确实主宰银行团，而且要尽可能努力让公众舆论的精神领袖们明白这是事实。像濮兰德先生的言语那样过激言辞的害处，在于它们掩盖了这个事实；并且，通过依赖恰恰是不可信任的那个部分，对唯一能够用来在中国产生一种有认同感的公众舆论的那个部分进行妖魔化，它们妨碍了整个运动的成功。不断增强的公众舆论支持，对一场不仅仅止于表面和外部的改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虽然财政管理方面的改革不可或缺，并且只有通过为期数年的外国控制才能进行，但这只是使老中国变成一个适应现代环境的中国所需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新中国不是一时的时髦玩意儿，也不是一些无见识的热心人士的作品。除非中国朽败下去，而且，它正在腐烂的躯体将要最终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威胁，否则这就是一个必然。认为仅仅通过引进西方经济，中国就能得到“拯救”，同时保留它的旧道德、老观念、古老的儒家精神——或者说，真正的儒家精神已经僵化成为的那个东西——以及旧的家庭体系，这种观点是感伤的理想主义最具乌托邦色彩的想法。经济与财政改革，除非伴随着新的文化理念、伦理，以及家庭生活（这些构成如今所谓学生运动的这场运动的真实意义）的成长，否则就如同隔靴搔痒。它会弥补一些罪恶，又创造出另一些罪恶。从其本身来看，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实际措施。但是，如果把它用作一根棍子来打击男女老少对新信念、新观点、新的思想方法、新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句话，对一个新的年轻的中国的渴望，那么，这真是荒唐透顶的事情。
若干年以前，有许多中国人真心地认为，中国所经受的那些罪恶和威胁着它的那些危险是由满清王朝的统治所引起的，而且能够通过引进一种共和制的政府形式来加以补救。毫无疑问，其中一些人是从自身利益的动机来支持这个变革的。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人，那么，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差异就比我所认为的更大。但是，在为数众多的共和人士中间，它是一个真诚的信念，产生于希望和缺乏经验。这是一件应当寄予同情而不应当加以嘲笑的事情。如今，认为现存的种种罪恶是由共和引起的，并且欢迎君主统治回归的人比甚至旧时的共和人士人数更多——人数之众，正如20年前认为赶走外国人将会治愈一切罪恶，并尝试用义和团这种万灵药的人那样多。如果他们作出任何企图恢复君主统治的举动，那么，这些人会如其他尝试各种万灵药的人一样失望。但是，对于仍在寻求一种包治百病之药，并且说“引进外国的国际财政控制，然后一切都会好的”的有经验的西方人，我们说什么好呢？这样的人令人对外国教育的价值产生怀疑，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在中国，有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外国人阶层，尤其是在各个对外口岸和政治中心，他们与老中国有着明显的联系。其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了老中国的种种美德；但另一方面，他们潜意识地凭借着它的虚弱来为自己的舒适与便利服务。这些人一般不赞成传教士和外国教育家们的各种行为，这通常不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反对基督教，而是因为各种新观念的引入会搅乱他们赞扬和借以获利的那些东西。他们也看到，各种新的罪恶正在进入中国，以及一些古老的美德正在衰败。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与历史把握力去追溯这些变化，直到其源头，并且了解它们在社会转型时期里是如何不可避免，他们把一切分崩离析都归结为由传教士和归国留学生带来的外国知识和观念的影响。实际上，他们想要的是：在文化与道德方面，让老中国保持原样；它有它的各种缺陷，但也有各种稳固的美德，如果杂草被连根拔起，那么，这些果实也会被毁掉。只在商业与物质方面改变中国，给它铁路、工场、电报、经过改良的币制、良好的财政管理这些好处；给它西方文明的外部技术而不触及西方文明，一切都会好的。
这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既肤浅又似是而非。一个仅仅在工业方面的变革是否令人向往，这不值得争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即便从抽象层面上来说，它是令人向往的；在感情上，它也是乌托邦式的，尽管它自称符合严格的商业事实。是什么在真正地从根基上削弱作为老中国基础的家庭体系呢？是归国学生的教导吗？一小群人选择他们的生活伴侣，由此打破家长权威的渴望；渴望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来作他们的妻子，由此通过改变妇女的传统地位来变革中国吗？不。这些事情最多只是征候，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工业革命产生的现代方法。愚蠢的人们想要引进它们，却梦想着不触动旧的体制。铁路与工厂系统正在从根基上削弱家庭体系。即使每一个学生都发誓永远保持沉默，这些东西也将继续发挥作用。
浙江省有一个村庄，它是一个现实中而不是虚构的村庄。三十代人以来，同一些家族一直在那里繁衍生息。他们一直是维持农耕、手艺以及社会秩序与和平的主导精神力量。小镇曾经是古老的、受人尊敬的，是闲适的学者与文人聚集的中心。过去，那里几乎没有贫穷，非常繁荣。如今，祖先们的居所和祠堂则是一派荒凉景象。昔日的领袖们如今不在那里，而正是他们的存在确保着光明、秩序与福祇。农耕正在被荒废；即使是教育，也呈现倒退，如果不说在数量上至少在质量上；底层人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辛劳混乱，而且更加穷困。这是归国学生的影响吗？不多不少，正像新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似的一种衰败那样。
这个城镇没有铁路或工场，但它离广州和上海的路程并不遥远。一些相对有能力、有闯劲的人，古老家族体系的牢固性的代表，都迁移到有更多活力和机遇的地方去了。这个人在北京，那个人在上海，另一个人在汉口。一些人在教书，一些人在银行工作，一些人对国际贸易感兴趣，一些人热衷于发展棉纺厂。他们正干起新行当，建立新关系，在新的地方组建新的家庭。要对下面这种观点保持耐心是件困难的事，这种观点认为，工业革命能够来到中国而不与此同时带来如同它带给欧洲那样深远的政治、道德、国内与国际的变革。欧洲有“启蒙”的18世纪，有它对旧事物的冲击，又具有颠覆性的思想与行为，而中国正在开始拥有它的变革世纪，这牵涉到对甚至是好的事物的摧毁，以及对新的好的事物的引进。对于那些面对无可避免的转型，只想到寥寥几个个人，并把所有指责都归到那几个人的个人信念与活动上的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呢？
即使是极度的保守派，也几乎难以指望引进铁路和现代工业的机械技术，而同时防止科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数周以前发生过一次月全食。人们用敲锣打鼓放鞭炮的通常仪式来防止天狗把月亮吞了。哪怕只学过初步地理知识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们，对他们长辈的这些行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是很正常的年轻人，会喜欢这种热热闹闹的场面，但他们从这种仪式中几乎没学到祖先的任何智慧与信念。小男孩如果不是在学校里，就是在现代商铺里学到了一点起码的化学知识。他对鬼怪的信念，在感情和思想上与他的祖先的崇拜相联，一定会受到一些改变；而随着这种改变，他变得不那么严格地遵循传统的道德准则了。
这些事情都只是一些端倪。但是，它们不仅与所谓学生运动的整个话题相关，而且甚至与像外国财政控制这样的实际细节有关系。没有必要去试图评估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各自的好处与坏处。我们知道，伴随着这个转变、伴随着旧的规条与准则的松懈，存在着各种罪恶与危险，这就足矣。如果改革方案局限于财政与经济措施，那么可能只会增加这些罪恶与危险。财政改革只有伴随着像中国的学生运动所热切关注的那样一个思想与文化上的更新，才能补救这些罪恶和危险，并且通过在真正的进步那一边重重地加码而构成平衡。
国际控制下的财政重组会省下巨额金钱，这些资金将主要投向铁路与公路以及工场和工厂。如果有谁幻想着在毋庸置疑的益处之下，不会有各种新的罪恶的产生，不会有旧联系的进一步松懈，那么，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只有一出轻喜剧才适合于那样一些人的主题，他们说“恢复老中国”；然后，当被问及如何去做的时候，回答说“通过建造铁路和引进工厂”。传统家族体系的衰败将会加快。随着工厂的推广，两性之间的道德观念将会继续下降，对古老的东西与习俗的尊重将会减弱，对金钱的爱好将会获得新的表达机会。人们会丢掉主要的旧道德约束，这些约束来自一辈子处于家族和宗族成员间接在场之下的生活状态。在他们面前，每一个个人行为都是公开的，而且这些人不断施加着认可与谴责的压力。就业的困难会增加，童工已经在增多，而且压力正在迫使妇女们从家中走出来工作。传统上有着紧密个人联系的劳工与雇主，将在思想与感情上分离。所有这些情况，都一定会随着有效的国际控制与财政管理的改革以及相应的资金分流到新的流通及生产部门中而到来。
当然，这些新的罪恶并不构成各种新的巨大益处的阻碍，或者为放松财政改革的努力提供任何根据。但是，它们暗示那些完全依赖财政改革措施的方案是完全不可靠的，即使以充分的智慧、中立与诚实来实施这些方案也罢——而情况肯定不会是这样。它们暗示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那些对社会的、国内的以及思想的转变感兴趣的人，虽然身处一切迷惑、举棋不定和无法避免的错误之中，还是比那些建议他们放着老中国的道德与文化方面不管而把精力投向技术改进的外国批评家们高明。在此，我们得出了真正的学生运动——更确切地说，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关于它的目标与方法的几点说明，将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内容。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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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83—95页。
[2] 首次发表于《亚洲》，第21卷（1921年），第445—450、454、456页；重刊于《人物与事件》，第1卷，第255—269页，以“少年中国与老年中国”为题。
[3] 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人，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长期居留北京，参与晚清多项政治及外交活动。——译者
[4] 交通系是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政治派系。其中，“旧交通系”主要是由曾负责清朝铁路、航运、邮政、通信和银行事业建设，后任袁世凯政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多年培植发展起来的，有别于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后者是五四运动直接针对的斗争对象。——译者
[5] 安福系指的是“安福俱乐部”的成员。安福俱乐部是中华民国初年的一个政治组织，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筹建，成立于1918年3月8日。安福是北京西城区一条胡同的名称，因皖系军阀政治俱乐部场所设在该胡同，故称为“安福俱乐部”。该俱乐部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政党，操纵了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议员选举，故该届国会称为安福国会。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取胜之后控制了北京，段祺瑞辞职；8月，安福国会解散，安福俱乐部也随之解散。——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