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中国待的时间越久，对什么阻碍了中国这个问题印象就越深，而且越是难以回答。在中国的朋友对这个问题给出的每一条答案中都有“如果”；而这个“如果”，通常只是重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困难。
最常听到的评论，可能是最肤浅的，“如果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呢？其缺失更像是一个结果而非原因。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分裂之中，北方和南方都有他们自己的政府，而且相互之间争吵不休。但是，每一位中国朋友都会告诉你：这个国家是统一的，虽然政府是分裂的。而你能够体验到的所有事情，都印证着这个说法。为什么人们不实现他们的感受与意愿呢？日本的阴谋和干涉是一个明显的答案。但是，这样你又被给予了一个后果、一个症状而不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些人会告诉你，困难的原因是缺乏组织上的能力与经验。这个答案就深入一些了，但它仍然需要解释。在某类组织上，中国人的经验与能力，就像他们在行会和村庄自治的长期历史中所显示的那样。为什么他们不能展示出至少像日本人那样的组织能力呢？日本人只是到最近才从封建主义中挣扎出来，还带有反对组织的所有个人猜疑、嫉妒与阶级分裂等封建主义残余。而且，没有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会相信困难是智力上的（intellectual），认为中国人民不具备成功的组织所需要的聪明才智。
说（就如常常据说）中国人不能更系统、更迅速地进步，因为他们是一个保守的民族，这显然是在用另外的词语重复需要解释的东西。毫无疑问，他们是保守的。然而，他们的历史却不像我们在错误的教科书上所接受的那样，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历史，而是社会性的，充满了朝代更替。他们在他们的时代中尝试了许多试验。若干世纪以前，他们有一位政治家劝导皇帝致力于把王国改造成某种接近于现代社会主义的东西，但那是没有蒸汽机和电的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像任何欧洲国家一样多的蛮族入侵。它的延续和对入侵者的吸收，反驳了它的惰性与保守的说法。没有一个其保守主义来自于纯粹常规、来自于想象力的缺乏和心灵的僵化的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延续和扩展其文明。经验表明，中国人是柔和的、温顺的、随和的，是善于适应的——既不是僵化的，也不是呆板的。
也许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吃惊，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但不止一个中国朋友明确地对我说，日本人才是真正保守的。他们举证说，日本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变迁，却仍然墨守一种原始的神权政治。他们还举例说，一千年以前，日本人从中国借鉴了他们当前的服饰、屋内布置，以及坐睡在席子上的习惯；中国则改变了好几次，朝着实用的方向，朝着以手段适应于需要的方向不断变化。中国的烹饪法就是一例，毫无疑问，在世界上，它在用来制造食物的材料上的变化是最为丰富的，在其组合上也是最丰富的。学术分析可能会轻视衣、食、住和装饰方面的论据。但是，当一个人注意到在运用于日常生活和工艺上的过程和器具中的多变性与灵活性时，他会确信，中国人的心灵天生就是善于观察和适应力强的。但是，看上去似乎无须为这个问题劳神。针对中国人，有许多指责，但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愚蠢。他们毋庸置疑的保守性是某种需要被解释的东西，而不是对任何东西的解释。
对这个秘密是否存在一个单一的解答，是很值得怀疑的。当然，现在的观察者提供不了最终的答案。但是，我非常确定，有一个事实必须被纳入考虑而且能够解释许多事情。无可争辩，中国人的许多精神特征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非凡的人口密度的产物。心理学家发现了，或者说创造了一种“大众心理学”来解释人们在群体中的行动方式，如处在一个私刑治人的情景下的那个群体。他们没有探究，一直与许多人保持亲密接触而生活在群体之中的生活方式对心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若干年前，一位生活在檀香山中国人中的美国教师告诉我，如果中国人获得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原创力，他们将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我不知道，即使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受到周围人持续不断的监督这样的状况下生活几个世纪以后，他们是否还能够发展或者保持住那股原创力？中国人的思考习惯是：在想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先考虑“面子”的问题。也许在他们看来，考虑一件新事情的时候，踌躇三思对于创造来说更加重要。在中国，如果说有独居或者孤独的话，只存在于一些退隐山郊野外的和尚那里；除非亲眼看到相反的证据，我相信，即使中国的和尚也是社群性的，是生活在一起的人群。直到引入迅捷的交通之前，很少有中国人喜欢那种在陌生人群中可能带来的孤独感。想象一下，所有可自由活动的场所都被去除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面对着同样的人（相互之间很熟悉）生活着，当新的光芒照到中国人的保守主义上的时候，将会怎么样呢？
有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英国作者曾写过一本书，书中除了许多图片事件、流言蜚语之外，就是对青年中国的长篇恶骂——就是反对那些热衷于引进西方各种制度、发明和方法的中国人。他的论证方法非常简单：中国遭受人多之患，大量的人口只是生活在生存边缘。一次洪灾，一场让人丧失能力的瘟疫，一个季节的坏天气，就会把百万计的人抛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从而维持生态的平衡。但是，长期的繁荣导致了过多的人口，过多的人口又通过叛乱、内战、屠杀以及朝代的更替来得到释放。中国的历史就是，而且必然是这样的连续循环。同时，儒家思想、祖先崇拜、家庭和宗族组织让中国文明完整地延续下来。而这，正是青年中国要消解的，它会剥夺中国的道德基础。由于它不能改变生存竞争的基本事实，青年中国为这个国家就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逻辑不紧密，结论就没有说服力。但这是一个好的例子，表明外国人是如何被这样一种观点所感染的：在中国，未来的事情必然与它们过去的差不多，任何想要改变它的努力都会使事情更糟。以我的经验，大多数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这样的看法。你会听到有人郑重其事地警告你：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不过，第二天你会从某个中国朋友那里得知，它正在被做，而且天没有塌下来。与中国的年轻一代相比，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更加儒家化——持有一种模糊的信念，认为孔子提出一种缺少了它，中国就不能存续的东西。一些年之后，有些外国人会发现，自己着迷于这种使人们紧密地群居生活在一起的文明的厚重感和亲和感。他们担心，如果触其一缕，整体就会瓦解；并相信，让他们顺其自然，才是安全的。最近从美国来的年轻的美国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告诉我：传教士中的长者们不断地告诫他们，要收敛他们的创新热情；告诉他们说，随着他们变老，变得更明智，他们就会学会保守。据报道，大多数英国老居民对革命没有同情心，还哀悼君主制度的日子；并且，把日益增多的恶的现象当作中国一直是这样的、必须一直这样下去的证据。
假如有这么多拥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注重创造传统（与中国传统相反）的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这个样子，那么，对于那些幼年生长于浓厚的内生文明中的人，情形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自己活着并让别人活着，是对拥挤状况的反应。如果事情是相对幸运的，就满足于现状；如果事情变坏了，就忍受它们而不是冒着让事情恶化的风险进行干预。自由主义学说盛行于西方国家，是因为放任政策被认为可以鼓励个人的热情和事业心。而自由放任的信条在中国得以盛行，则是因为任何人所表现出的任何非凡能力或功绩都会导致不幸的后果。不要无事生非，这是普世智慧。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不是按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而组织起来，任何革新都会打破这艘社会之船的平衡。
改革者甚至没有遭遇到明显的尖锐抵抗。如果遭遇到，他可能会被激发起进一步努力的斗志，然而他就这么被窒息了。拖延变成为一种艺术。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国民教育大会上，一位持官方立场的归国留学生提倡公立中学（相当于我们的高中）联合办学。他是经过认真而成熟的考虑提出来的。中国饱受缺乏受教育妇女之苦，资金也短缺。有效的事情是要让女孩进入现有的学校，但这个提议是一项激进的改革。然而，它没有遭到反对，一个赞成的决议及时地通过了。但与此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出于对提议者的礼貌，不要指望这个决议会付诸实施。这就是许多提出来的社会改革提案的命运，它们没有遭到抵制，而只是被淹没了。中国并不停滞，它是在吸收；它采取懒散不理的态度（让所有的力量都失去耐心），直到不再有拉它的绳子。
就像一个人的弱点一样，一个民族的弱点就是他们诸品质的缺陷。诸恶与诸德性不会相隔很远，它们是彼此的反面。中国人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文雅的民族，这个信念可能是对的。与之相比，西方即使最好的行为方式也常常显得粗鲁、过分或者做作。日本人在个人交往中的温和无与伦比。不过，他们是从中国学到礼节的，此外还从中国学到了其他许多东西，而且还保持了某种形式的、需要培养的技艺。在中国，久远的时代熏陶，使得交往形式看起来不再像是形式的了。无论地位高低，都平易近人，相互之间不显拘束。即使是科学权威，也愿意相信，他们前代的行为特征会被后代遗传下来。在大多数艰难的条件下，愉悦而满意都是良好的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没有严苛，更不用说阴沉与狂热（我们平常会把它们与斯多葛主义 [3] 或者宿命论相关联）。在这里，自我控制也不活跃，仿佛违背了自我控制与困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人们对于命运只是付诸一笑，或许一句俏皮话，没有愁眉苦脸，更没有豪言壮语。如此的谦恭和愉悦，毫无疑问，是人们长期持续地面对面地群体生存的结果。一个厚重文明的、不间断的影响让人觉得，摩擦和抱怨只会增加生活的负担。礼貌和惬意是让私下交往保持持续亲密关系的润滑剂。环境只允许两个选择：要么是无情的竞争，拼了命的战争；要么是悠闲的和平。中国人选择了后者，把它看作是其逻辑上的必然结论。
然而，在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中，个人为他人考虑，体谅他人，与在西方世界里被认为是无情的残酷和对他人缺乏主动帮助的行为并不完全矛盾。有一天，在北京的大街上，一辆马车撞倒了一个行人，但马车没有注意就摇晃过去了。那个被撞的人受了重伤，当时没有一个经过者采取行动去帮助他；所有人都径直从旁边经过，最后还是几个外国人救助了他。几个月前，白雷（Baillie）先生在满洲受到强盗袭击，现场的其他人不仅不援手，反而都跑到一边闭眼不见，以免被召唤作证。这个事件更进一步的要点是：白雷先生把中国贫穷可怜的人从拥挤的地方带到满洲来，这里有充足的土地，他们大大地改善了生活条件。这些闭眼不见的人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他们就是白雷先生援助过的人，他们是私人朋友。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习惯性礼貌是不真诚的。我从未听说中国人被指责为伪善，虽然我听说过许多对他们不愿意把事情做到底的更尖刻批评。我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认为真诚的友好不是中国人的一个主要特点。但是，在一个马尔萨斯的（Malthusian）人口理论得到完全证明的地方，友好要发展到主动解救苦难的地步就极其困难了。人口的进一步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更加严酷，主动的仁慈是不大会占据主要角色的。相反，当灾祸、洪水或者饥荒夺走成千上万的人口后，对于生存者来说，就有更多的空气呼吸，更多的土地耕种，斯多葛主义的同情不难获得。一个感兴趣于保护动物不受残害的外国人，在经受许多挫折之后，满怀希望遇到一个佛教和尚。这个外国人认为，普遍怜悯的学说可以为人们接受他的思想铺平道路。然而，他的思想遭到了冷遇；他被告知，当动物被虐待时，它们仅仅是在为其前世的罪过而受苦，而这是人干预不了的。这样的佛教只是宣扬了宿命论，是一种对周围环境的普遍的自然反应。
东方人缺乏主动的同情与救济的大多数特征，在传教士们看来，这是由于异教教义之故，但似乎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另一方面，西方慈善机构发出呼吁，在最近的抗洪工作中，传教士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工人肩负起极大的重任。受灾地区的中国人对之前的传教一直保持平心静气，不为所动；但在灾后，对传教士们表现出的友善印象深刻，以至于非常感激，于是涌入教堂。教堂被迫对人们进行筛选审查，以免人满为患，这就不是“热烈欢迎”了。人们被传教士们所展示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同情和帮助深深打动。据可信的权威来源，山西的长官 [4] ——中国最受尊敬的省级长官——说，在腹股沟腺炎瘟疫爆发以前，他一直认为西方文明之好只是在于船坚炮利；但是，医生们、教师们和传教士们冒着自己生命危险的无私奉献，让他相信西方文明之好还有另一方面。
忽视别人的事情与缺乏有组织的救济有着同样的根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承担着一份责任。帮助那个被撞倒的人，不只是多花费一点点时间的事情；那些助人的人可能会惹祸上身，可能会被指责为同谋。在中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要惹火烧身，祸从口出，这是生活的法则。对与自己不直接相关的事情的漠不关心，只是过分考虑个人关系的一个侧面。在考虑个人关系的地方，每一件事情所指向的至高主张，都是立即去掩饰过失，而不是基于客观后果来进行调整。“面子”（face）的影响比外在事实的后果更加重要。例如，一个政府学校接受私人馈赠，这是与礼节相抵触的，将会导致政府丢“面子”。北京一所学校的校长最近说，他将接受馈赠，他愿意为学校和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的“面子”。这是一个西方人能够相信的更真诚的牺牲。
当人们生活在一起而彼此不能离开时，现象——就是说，对其他人产生的印象——变得与实在一样重要了，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这就是说，外交活动中所潜藏的后果看来并不比当下的谈判行为更重要，当下的谈判会努力避免当前的麻烦并体面地遵守所有适宜的礼节。当逃避和拖延不再让人满意时，屈服并接受对方的粗暴无礼，比失去自己的“面子”更好。日本人对这个特性的了解，相当好地解释了他们对中国的外交策略，即强硬外交。对中国人的任何让步，都会让他们觉得你害怕他们，他们立刻就变得傲慢起来，并得寸进尺——这在日本讨论中国事务的报纸上是一个共识。迄今为止，就与官员打交道而论，看来日本人的方法很明智，收获颇丰。他们的失败之处，是在广大的人民中激起了一股巨大的憎恨的浪潮。
总之，拥挤的人口培养出了那些心理习惯，就如俗谚所说，这些习惯让单个中国人变得友善、令人愉快，而所组成的集体却令人厌恶。改革与试验遭到挫折，不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是因为智慧对于可能导致的错误的过度敏感、过度关心会引来麻烦。“远离麻烦”，变成了（行动中的）指导原则。在与前总统孙逸仙一起愉快度过的一个晚上，他提出了关于与日本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国的变化显得缓慢的理论。就像中国古谚所说，“知易行难”。孙先生这样解释，中国人把这个谚语记到了心里。中国人不行动，是因为他们害怕犯错；他们想在事先得到保证，不会有任何失败或者严重的麻烦才行动。而另一方面，日本人认识到，行动比认知容易得多。他们相信得必大于失，于是采取行动，前进，做事情，而不考虑错误与失败。我倾向于认为那个古老的智者 [5] 是有影响的，因为他的教导得到了曾经是亲近厚重的环境的证实。
只有那些肤浅的人会认为，为不幸的事找到原因就是为它们找借口。任何事情，都要在产生其后果的基础上进行判断，而不是按照解释其存在的原因来进行判断。但是，如果原因如所描述的那样的话，忠告、劝诫和鼓吹都会于事无补。条件的变化、环境的转变是必须的。这不能通过减少人口数量而发生，虽然在青年中国中，有一些人正在通过宣扬计划生育而冲击着古老的中国。能够深刻影响环境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引入现代工业方法。利用现在尚未接触到的能源与资源所产生的效果，与扩大生存环境是一样的。以中国尚未使用的资源为基础的矿业、铁路和制造业，将会为那些不冒带来“麻烦”的风险就不能得到利用的热情开辟一条新的出路。现代生产与商业非个人的和间接的后果将会产生一些新的习惯，它们将减弱“面子”的重要性，而增加事实的客观后果的重要性。随着财富与建设性工具的增加，人们会找到这样的道路，把个人的亲切、持久的友善和好心情转变成社会服务的通衢（general channel）。
（刘华初 译 马荣 校订 刘放桐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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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41—47页。
[2] 首次发表于《亚洲》，第20卷（1920年），第373—377页；后来以“中国人的社会习俗”（Chinese Social Habits）为题，再次发表于约瑟夫·拉特纳编，《人物与事件》，第1卷，第211—221页。
[3] Stoic，现在也有翻译成斯多亚主义。——译者
[4] 指的是阎锡山。——译者
[5] 杜威大概是指说谚语“知易行难”的古人。其实，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存在这么一位古人，这个谚语可能是流传下来的集体智慧。——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