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当我与中国前任总统孙中山先生同桌晚餐时，我发现他竟是位哲学家。他目前已写好一本书，即将付印。内容是说明中国之积弱完全是由于将中国古代一位哲人的思想——“知易行难”——根植于心的缘故。结果必然的是，他们不喜欢做任何实际的工作，而只希望求得理论上的通盘了解。但同时的日本人，甚至在茫然不自知的情况下已扩充了自己的军备；而中国人却凡事都深怕自己的行动会导致什么错误的结果，所以他写了一本书来向他的国人证明“知难行易”的事实。
此地所有热心的美国人都希望上议院将拒绝《巴黎和约》，因为事实上它等于帮助日本完成了倾覆整个中国的宿愿。关于这次的会谈，我将告诉你两件事：日本在中国的武装部队已比她本土的多二十三师。日本在许多方面几乎已在指挥中国，而她对满洲地区的统治权也已完全掌握。他们甚至向中国强行借用二亿银圆，以为扩充军备之用；并言定中国在二十年中每月须付出两百万银圆。日本估计战争会延长到1921年或1922年，所以打算与德成立攻守同盟，日本供应其训练的中国军队，德国则以其在中国所有的特权与殖民地为回报。为了证明他们彼此的真诚与信赖，德国已将其在中国境内所强占的土地全部给了日本。而英国则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承认日后和平时，日本将承继所有德国在中国的既有特权。这些全是侵略主义者，他们自认在侵占他国的利益与主权上都有足够的伎俩而密商协谈不已，其中有些已是众所周知的，如军队的数目，两亿圆的借款。但我认为断然拒绝这些由秘密协商与秘密外交所成立的条约是应该的。另一方面来说，我认为只有一个真具诚意的国际联盟才能解除整个西方的紧张形势。而这点，此时确比在美国本土看来更为重要。欧洲的外交政策几乎完全是空谈的，当然它的性质也影响了美国。英国是凡对有关印度的事都要插上一脚，他们全是姑息主义、顺应时势的乐天派，而彼此之间又时起争端，只有日本，静待时机摄取她的目的物。
我依然相信日本有许多坦诚的人民正在从事于自由主义的活动，但他们缺少道德上的勇气。那些最具智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事实的真相几乎与我们一样无知，但他们却清楚应继续保持这种无知的状态，以配合其伟大的爱国热忱，这当然是一种很容易纠正的观念，但基于欧洲这许多强权分割的实例，他们的这种做法也不过是出于一种自卫而已。
（王运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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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夫妇：《中国书简》，王运如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年版，第11—12页。标题系编者加。此信写于1919年5月13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