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承贵校自治会请我来讲演,得和诸君相晤于一堂,真是非常荣幸。今天的讲题是“南游心影”,就是我此次南游闽粤各地的感想。

此次南游感想中的第一样,就是中国交通的不便。当我初到上海时,便感受这种痛苦。原来自上海至厦门,中间有一段海程,是要坐轮船的。方我在北京未动身之先,已经将路费及一切应用的物品,都料理妥当。哪知到上海时,由上海至福建的轮船已经开了。不得已,在上海等了几天,但还是找不着相当的船只。我此次南下,乃是赴厦门大学校长邓芝园先生之约,所以更是格外着急。因此,也曾打过电报往该校,请邓先生将日期延缓。到了后来,才算打听着一只往香港的船,因乘之前往。这只船又是外国的,我并不是不爱中国,但是为势所迫,实在是没有别的好办法。我说过这话并不是不能忍受这种困难,我的意思是想教中国人听了这话,晓得中国交通不便的情况和害处。我们由这里就可知道中国有许多省份所以和它省时常断绝的原因,大半是由于交通事业之不发达。因为交通的事业,不外海陆两种,这两种在中国都不十分发达,海路尤其多受制于外国政府之下,故以福建这么大的临海省份,而与其他通商口岸,多不相联络。前曾闻有人拟造一铁道,直达福建内地,此路若成,其造福于往来行旅,必非浅显,可惜又以财政困难中辍。但是,财政不过其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一种足以牵制此路建筑的进行,使它不能成功的,就是没有工人。工人所以少的缘故有二:(一)工人近来多往南洋去了;(二)沿路驻扎之军人多与工人为难。

由福建到广东,也有一桩事足以证明中国交通的不便。什么事?广东一省向来是和外洋交通的,但是凡货物上海船,其始必将货物先用小船运至香港,然后才可上船。而外来货物之欲至广州者,也必先在香港换次小船,而后始能达广州。有此两种困难,以至中国与外洋的交通不得充分的发达。考由香港至广州所以必需更换小船的缘故,因为珠江入海的地方河身太浅,不能容巨大的船舶驶行所致。但是据工程师测量、调查结果的报告,若能将广州附近河身略加疏浚,这种换船的麻烦就可免除,至所需之款,也只数百万而已。若然,则广州将来可变成今日之香港,而今日之香港则将变为登山临水的游玩地了。

大家知道,粤汉铁路之建筑,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现在从汉口至长沙中间,已经可以通行,广州以北,也已筑成好几百里,只有长沙以南一带,还没有筑就。他日此路若能告厥成功,不难使扬子江流域和岭南各处互相联络。

交通不便的影响,不唯使旅客有行路难之叹,并且及于政治上、工业和智识等项。何以言之?福建因为三面环山,和内地隔绝的缘故,所有的言语异常的复杂,并且难懂。他们——福建人——所说的话,不独外省人听不来,就是本省内这县和那县,甚至于甲村和乙村所说的话,也有差别。所以我们至该处讲演,必要用两个翻译,一个翻成北京话,一个翻成福建话。要是交通不这样阻塞,言语比较的普通一点,何致如此。

交通不便对于知识重要的影响,可分为两项:第一项就是内地人不能知道外处的情形,同时外处的人也不明了内地的状况。即如我在福建时,对于北京教育运动的情况,就异常隔膜。福州是福建的通商口岸,又是省会,尚且如此,其他乡僻之地,更是不用说了。他们对于内地消息的隔膜,不独普通人如此,我也时常向常读新闻的人打听,他们也不十分晓得。这都是交通阻塞,消息不灵通所致,怎么能怪他们?因而此地的人虽是对于国事异常的热心,却只知竭力去谋本地的利益。第二项就是教育。该地受过教育的人只能读文言的作品,而不能读白话的。现在传播新文化的出版物,大半以国语文为唯一之工具,该地的人因为不能读白话的作品,所以对于新文化的内容,也不能彻底的明白,以致各学校所授的国文,还是古文为主。又该地各校,比较完善的,就是教会所办的。因为他们觉得若能通英文,就可用英文和外省能通英文的人谈话,交换知识。中国人与中国人相晤,倒用起外国语来互通情愫,不是桩可奇怪的事吗?

我此次南游对于教育的感想,可分为两方面:(一)乐观,(二)悲观。

(一)乐观方面的事,就以我所往的厦门大学来证明。该校校董,原是一个商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件恨事。所以不惜捐出他的财产,来创办这个大学。不但如此,他在未办大学以前,也曾在本城附近,办过小学、中学和女子师范。这次兴办大学,又允许捐款三十年,这不是教育界很可喜的事吗?他的高义自是可风,但是我之所以赞美他的缘故,并不是因为他舍得捐钱,为的是他借此办学的事所表示出来的爱国心和重视教育的诚意。我不是说这个大学能造就许多人才,我是说他以百万之家产竟能做出这样事情,其他比他还要富裕的人,也不难有所观感,闻风兴起。有人说这个大学在开办之初,很有些困难和不完全的地方;但要晓得以一人血汗所得的代价,来做这样大的事业,困难和不完全的地方之发现,是难免的,是不足奇怪的。

(二)吾对于教育发生悲观的感想的缘故,就是该省各校近几年来,不但没有进步,甚至于不及从前。何以证之?前几年福州学校和学生的数目,都比现在多几倍。这种情况之造成,并非无人上学,乃是教会所设的学校和所收的学生的数目日益增广所致。但是这也不是该地做父兄的爱把子弟送入教会学校,或是做子弟的爱入教会学校,实在是由于不得已。要是官办的学校能对于教授上、管理上负点责任,也未尝不可战胜教会学校,不过为政治和经济所限制,不能按照目的做去罢了。因为这种关系——政治经济的限制——所以官立学校多半停办,学生不得不入教会学校。岂独福建如此,安徽、武昌、北京何莫不然。良以他们的大宗款项多用于军政,以至教育的经费不但不能保留原有的数目,还要时时裁减。那么教育事业怎样能发达?据各省的情况观察,军费与教育费的比较,差不多成八与一,至二十与一之比例,倘有人能将它调查清楚制成个比较表,也是桩很有趣的事。这是我南游感想中最深而又最大的。总之,中国自军政日益扩充以来,教育、实业都不得按照它们的相当的程序发展。诸君中若有能将各省的军费和教育费的数目,加番精密的考察、研究,造成有系统的表,发散于全国,真是一桩极爱国的事业。

但是以上所说的,不过是偶然的事实,最足证教育费受军费影响的,就是中国现在有两个不能并立的大势力。是什么?一个是教育——知识界,一个是军人。这两个势力相反的程度,已达到“有彼则无此”,“有此则无彼”的地步。

广州军政府的教育事业,也正在进行之中,但却有很可喜的现象。换句话说,广东的行政机关要是能延长下去,中国教育前途或许有点希望。因为广州的地方官现在已经划出一个区域,调查该区届入学年龄的儿童的确数,将要实行强迫教育,做他处的模范。这一区中又分为三部分,按次可以遍行广州全城。

第二桩可喜的事,就是南方多私立的学校——一族所立的——差不多占学校数目三分之二。虽说它们所授的功课,是中国的旧文字,但是广东的教育长官能利用它们,联络它们,改良它们。

二者之外广州教育长官又有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就是拟设一种新式的高小和中学。他所注重的地方,全在学校自身组织物完善,俾毕业的生徒纵不能升入大学,而有相当的技能可以谋生,这类学校,自是以实业、工业为主。

我并不是说,以别省份对于教育事业简直没有一点计划,他们也是有计划的,不过他们的计划是纸上谈兵,无裨于实在罢了。所以要想中国教育前途些微有点发展,只可望之于广东政府。

政府方面也有许多足以使我发生感想的地方,不过我是个外国人,以外国人而谈中国的政治,很有些不方便的地方,所以从略。关于这种——政治——感想,我也曾做了一篇文章登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但是这篇文章是给外国人看的,不是给中国人看的。因为外国有许多人对于中国的政治,都不十分了解,所以我特地报告给他们。

最后有句要说的话,就是广东政府的一切设施,都是极诚恳地想着为人民造幸福。

还有一种感想,并且是大家应当知道的,就是由南方传到北方的新闻多半是不可靠的,我们看的时候,应当具种特别的见解去观察。因新闻界传出一种消息,其中往往含有别的用意,不尽是可信的。

南方的风景也很多可资人游览的,我想世界各地的风景,必有一处和广东相似的。该地的风景大概属于海岸附近居民的生活,和在轮船上所见的渔船。这些渔夫们那种凌波驾浪、勇敢、冒险的态度,不但可称为好水手,就是他们那技能,也是叫我们佩服。我到广州的时候,正是阳历五月间。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差不多天天都有极繁盛的大会。5月1号是劳工纪念日,又值孙文即大总统位之时,尤其是特别热闹,与会的有五千多人,街上是人山人海的,不独是本省的人都来观这盛典,就是由外省来的,也不在少数。2号是1911年为革命死难的黄花岗七十二杰的纪念日。4号是前年北京学界为外交问题而起种种示威运动,南方学界群起响应的纪念日。7号是国耻纪念日。

我此次南游还有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感情异常的好。无论各处的风俗习惯怎样不同,而其对待美国人的诚恳,却是一样的。这个感想能令我永远不忘。

(淑兰笔记,《晨报》,1921年6月17、18、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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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9—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