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去南方作讲座的关系，我们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来到广州。那一个星期被各种周年纪念和庆典活动排满了。首先是周日的“五一”劳工游行；紧接着是“五四”运动（两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两周年纪念、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典礼、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年前的革命先驱——纪念碑的献辞，还有国耻日——即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的常规活动。从旅游观光者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奇妙的星期；即使下着雨，依然色彩缤纷。这是个不寻常的机会，让我们亲眼见证这里的民气。此外，我们还有机会同大部分新运动的领导人交谈，包括政治领导、行政领导以及知识领袖。这些交谈都不是正式访问，谈的内容都无意发表。但或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倒更能给出中肯的见解。总而言之，和我来广州时的先入之见相比，所有这些事件和谈话都给了我截然不同的印象；因此，我很乐意满足《远东每周评论》（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编辑的要求来谈谈我的印象。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印象来自当地的外国人，他们的角度比较客观，也有机会获得真切的经验。据我了解，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北方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心怀怨恨。他们说，我们被各种利益集团灌的迷魂汤误导了；据他们所知，自治政府和省政府几乎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政府。很多人甚至说，他们认为，在中国，只有这里的政府考虑的是大家的福利而非攫取权力、利益；而且，政府的主导者们不光有好的意图，而且具备现代眼界，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训练有素。这一证词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它令我们愿意对原有的偏见作出修正，而不是仅仅怀着这样的感觉看待现状，即仿佛广州是在中国最需要统一的时候加剧了中国的分裂。
于是我们就可以想象，先前的信念和偏见是由怎样的信息造成的。由此就能得出个印象——这已经不仅仅是印象，而是对事实的感知了。当前南北关系中的困难，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信息匮乏或信息歪曲造成的。香港的英文报纸致力于当地新闻和宗主国的新闻。对于中国整体，他们近乎一无所知，除了从近邻广州获取一点点消息——尽管每天有两趟火车，很多船舶彼此沟通。广州的英文报纸则更关注北京，而且拥有涌尾通道；但它们毕竟是中文报纸，没有直接的电报沟通渠道。新闻起码是两周前的。举例来说，关于北京教师罢工的状况，广州就无法获得任何确切的消息。当我通过阅读北方的报纸来思考南方的新闻时，这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信息的 量 固然不足，而质则更差；偶尔也有电报信息，但是由于宣传的需要，它们往往被歪曲了。
大体上讲，我想说的是：北方的每一位读者在阅读来自广州的“新闻”报道时，都必须保持警惕。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纯宣传，这宣传的源头有两个：第一个，当然是出于北京政府的利益；第二个则出自英国。孙逸仙及他最亲密的追随者们反英已经很久了。倘若英国当局能够对广州的政治发展采取公正无私的态度，那么，他们也只不过是做到起码的人道。不过，他们确实存在动机，要让《卡塞尔煤矿合约》中的广州省政府丧失名誉；这一合约是与先前的广西军阀签下的，而当今政府之所以认可它，是出于极度的诚恳、公益心和智慧。对于香港那强大的财政和政治利益而言，搞垮现政府，恢复腐败、低效、无能的旧体制，是直接有利可图的事情。当我们阅读所有来自香港的关于广州的“新闻”，都必须记得上述事实。
举个例子。我回去后不久，在一份较为公正的北京英文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直指广州政府。它的主要反对观点之一，是恢复赌博税。毫无疑问，作者相信他写的是真的。但说实在的，很难从中找到基于事实展开的论点。不光没有赌博税，而且在中国，恐怕没有哪个城市的麻将声会比广州少。先前的政府不仅把所有征得到的税收全部装进了腰包，而且怀揣着18个月的税收卷款而逃。财政是现状的症结所在，大部分中国政府肯定都会考虑到这一点；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其目的证明了手段的合法性。可是，当今的省政府却非常英勇地放弃了800万年税，为了把民众从赌博及行政上的腐化堕落中拯救出来。认识省长陈炯明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会允许恢复这一税收。外国人会宽容地对待向罂粟种植业征税的行为，因为这样，督军就有钱供养士兵、维持秩序了——那么，即便把赌博作为公共资金来源，也是可以原谅的。
刚好在今天，我又看到了另一个曲解的例子。
有一份报纸报道了广州劳工的动荡，说广州技工在为确立八小时工作日努力。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劳工要求保障八小时工作日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在夸大了广州的劳工动荡程度之后，这篇新闻报道把这次运动和广州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倾向联系在了一起。此等手段，显然意在让粗心大意的读者产生反对政府的偏激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炯明省长和孙逸仙博士的执政确有社会主义因素，因为他们希望自然资源、基础工业为政府所有，否则，它们在私人掌握中会倾向于垄断。这里包括了两重目标：为人民守护这些事物，为政府创造税收。如果说这样的尝试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那么，罗斯福在美国进行的保护运动也是一样。与此同时，当局也认识到，为了全省的发展，外国资本是需要的；他们欢迎没有政治企图的资本家来，只要他们愿意在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真诚合作。
我在此强调信息的扭曲和流传，因为在我看来，这就是理解事态的关键。倘若新闻报道的这一特征没有改变，那么，远方的人们就无法对新政府作出明智的判断，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不过，我还想简要地列举一下新的省政府及自治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消灭赌博，废除赌博税，这个上文已经说过；还有继续进行城市现代化，加强城市的物流便捷度；任用训练有素的执政者在现代形式——大体上说，即美国式的委任制——上创建自治政府，这在中国独一无二；建立明确而可操作的计划，让公众能够参与地方政府，部分通过个人投票，部分通过行会选举——后者被反对者宣扬为“苏维埃式”；在全省进行行政职位和文职官员的全面改革，其中包括一套用于培训文职官员的学校计划；建立公共健康卫生部，负责者为中国在公共健康方面最有素养的人之一；成立由受过教育培训的人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他们夜以继日地为改进城市和全省范围内的学校操劳——在以往五年的军国主义统治下，公共教育显著地倒退。对于广州的普通基础教育，已经有了明确的计划，女孩和男孩一样都得完成三个阶段；计划已开始在选定区域进行试验；此外，还有大学计划，以及在全省建立工业学校的计划。以上及其他可能被提及的改革都是省内的、地方性的。它们唤起的是人们对陈炯明省长及其追随者的同情与支持，而与孙博士领导下的所谓新国民政府相距较远。关于孙和陈之间实际摩擦的报道固然有所夸大，但这一点不是秘密：许多孙的支持者——甚至效忠孙博士的人——都并不信服那建国方略中构思的步骤；很多人认为，这样操作的时机尚未降临。作为一名访问者，无须比当地人更有自信、更投入感情；因此关于新政府，我只想说一点。
即便是那些并非热忱支持这次运动的人，也提出了一个颇难回应的论点。他们说，这里有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北方外国人的观点，另一方面是反对南方国民政府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其立场是北方政府代表了中国的统一体，而南方政府在倡导分裂。他们指出，北方及整个国家都缺乏统一领导，而在很大程度上说，他们并没有制造分裂而仅仅是针对已有的分裂来采取行动。他们指出，北方的外文报刊对北京持续不断的谴责，针对其军国主义体制，针对其放任军阀上下其手；这些军阀们一直在彼此争吵，因此即便是北京政府的支持者也很容易预言战争不可避免。他们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北京政府要想维持自身——统一中国什么的姑且不论——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借助军国主义力量，而这是被全世界谴责的。于是，他们这样发问：从外交关系的视角去纵容、支持这么个政府，并将它理想化；而从国内视角来看这个政府堪称腐化、低效且崇尚武力——此等做法究竟如何自洽？我承认，我个人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实际情形确实令人苦笑：报纸上的文章一面在严厉地抨击北京政府，说它毫无希望；一面又谴责南方政府不以“统一”为念，服从北方政府的领导。
简而言之，对于每一个对中国抱有好意的人而言，广州的地方政府、省政府有资格被寄予厚望。最起码，对此持仁慈的中立态度不无裨益。因此，我不认可北方政府用武力压制南方政府的企图。即便它能成功，也并不意味着统一。广东只会再一次被广西那野蛮的军事力量——和他们相比，安福派都算得上秀才了——吞并。如果孙氏政府不能对当今中国的经济有所作为，那么，它会被自己的重量压垮。等着看吧！倘若在广东的引领下，南方能涌现出大量好的地方自治政府，那么假以时日，他们自然会结成同盟，这是中国真正统一的开始——不是纸面上的统一，也不是屈服于武力的统一。
（李宏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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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7卷，第23—26页。
[2] 首次发表于《远东每周评论》（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第17期（1921年6月11日），第6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