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强调标题中的“ 真正 ”二字。显而易见的危机充斥着每天的报纸：外国人被杀，房屋遭洗劫，安全受到威胁，以至于外国人都被集中到几个港口，并被警告离开这个国家，离开战争的混乱与内战的残暴。但是，在我们听到的所有谣言、传闻与事实中，有鉴别力的人经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信号：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真正的危机。整个隐藏的宣传意图——有时是公开的——是反对民族主义运动和势力的。而北方的势力总是轻易地让人失望。这是为什么呢？
要了解实际情况，最直接的方法是问：如果撤退的山东军队（它的指挥官之前是个土匪）确实进行了杀人和洗劫，新闻的基调会是什么？答案是：这些事情一定会被掩盖，它们会被看成内战的不幸伴随物；并且人们会说，败军在撤退时往往乱来。无疑，正当的赔偿要求会向北京政府提出。但上海和伦敦不会请求美国协调干涉和封锁中国港口。换言之，不会有人吵着要我们帮广东人反对北方人。就像之前的新闻都带有反对民族主义者的色彩一样，新闻也会倾向利于北方人的一面。我无法想象，任何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件的人会否认这一说法。
再问一次，为什么呢？这一报道新闻的双重方法意义何在呢？如果北京政府真正能够代表团结而完整的中国去反对不法叛乱分子，那么采取这种双重方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北京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能够维持一般的权威，并拥有道德和法律权威，那么这样的区别对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北方军队大体上更守纪律，举止更为有序，那么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众所周知，上述每一条假设都与事实相反。
多年来，北京政府一直都是一个盲目的生物，被每一个掌权的军阀所控制。同许多人一样，我见过掌权的总统和内阁先大声训斥某个将军，宣布他是叛徒，悬赏他的头颅；几个星期以后，又全部收回，并颁布同样的法令来反对那些请求他们作出第一个公告的将军们。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惊讶：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的公使雷恩什（Reinsch）先生告诉我，没有外国势力的承认，北京政府的寿命实际上不会超过一个月。我没住多久就确信，他所揭示的并不是什么秘密。对整个国家来说，北京政府并没有权威性。它的支持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截留了收入，筹募并支持自己的军队以供自己使用。并且，这种现象在有组织的反抗北京的起义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了。
不，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解释我们所接收到的新闻基调与倾向：民族主义政府代表着一个民族运动，而在现在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民族运动都注定是反对外国的，也就是反对外国公民因为旧条约而享受的特权。在汉口和上海这样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大量的外国人都反对所谓的广东人革命，这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完全用严格的经济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这种反对。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并不大，但是在大的中心，在传教士的圈子之外，美国人一般分享着英国居民的感受，这些感受在外国人俱乐部中聚集和兴盛。大多数记者在这些俱乐部中吸收各种思想，收集他们的新闻。中国人的整个生活模式已经同建立在单边特权的旧政权之下的各种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看到一个旧的、看似稳固的秩序从根基上被动摇， 确实是 令人不安的。这就是在中国所发生的，这才是真正的危机。从“国家”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来说，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国家。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看待事物，需要大量的镇静、洞见和同情心。那些直接受新秩序建立影响的人自然只会认为，这是一种被不守规矩的精神所鼓动的排外表现。但是，下面这一点非常重要：站得远一点的人会认识到，这种排外只是一个伟大的内部革命的外在表现。一个有4亿人口、占据一洲疆域的民族不可能不经历巨大的阵痛，就从一个中世纪集成体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一转变准备了10年，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明显的高潮。处于这个国家中的我们，除非记住这个事实，否则就不会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美国人的私人来信，他在中国的一所教会机构教书。他的家和个人物品遭到了洗劫，他的职业生涯被打断，他的生活也许不得不重新开始。然而他写道：“民族主义分子最终是对的。我们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无法脱离一种旧的秩序，而一个新的、进步的中国一定要消除这种秩序。对此，我们不能尖刻，因为在他们急于摧毁这一结构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区分出那些支撑这一结构的人。”我们不可能期望所有遭受苦难的人都能有这样的大度和远见，然而我们这些没有遭受苦难的人应该知道这些话表达了整个问题的本质。我所说的，不过是放大了他的说法。
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民族主义力量的一次胜利，即便是占领北京，就能完成这一转变。将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全部任务，要由几代人来完成。然而，我们正在见证这一转变中戏剧性和关键的一幕，这一幕如果成功，将会标志世界历史进程一个明确的转折。历史上几乎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事件，在我们的时代可以说没有，即便是世界大战也无法与之相比。我们已经习惯了地方主义和种族歧视，因此，这样的声明在聪明人看来也许是愚蠢的。但是我怀疑，在肤浅的泡沫与喧嚣之下，大多数伟大的历史变化在其同时代人的眼中都是晦暗模糊的。我们认识亚洲处在我们的世界之外，我们很难认识到那里发生的任何具有伟大重要性的变化。但是当这些变化产生了后果，并被置于历史的视角当中，重建亚洲最古老和最多数民族的生活至少会具有像欧洲脱离中世纪后进入现代文化那样的意义。而下面这些问题——这一变化给几千个外国人所拥有的特权带来的影响、英国对印度的控制，以及其他当下显著的方面——都可以作为一本书中的章节。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当代的事件并不容易。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只会将中国的事件视为单纯的喧哗与骚动以及激情的混杂体。这一结果不但在理智上是不幸的，而且在实际上也是危险的，因为它标志着一种倾向；基于这种倾向，种族、肤色的偏见与有意的宣传进行着灾难性的运作。我们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同情有被破坏的危险；并且，由于误解引起的情绪高涨，中国未来的不幸事件会将我们拖向支持欧洲的、同我们的传统和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
（孙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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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3卷，第152—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