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中国的人通常在对各种事情的观察和评判上，会犯把新近发生的事看得过于重要的错误，各种如果出现在西方世界中预示着重要变化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是，没有任何重要的结果。改变经年累月养成的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到访者就推断一件令人吃惊到耸人听闻的程度的事情，必定是一系列有明确趋势的事件的一部分，其背后必有深远的计划。时间、经验和有一点理智的耐心加在一起，才能让一个人意识到即使在各个事件之间存在着一种节奏，它的步调也是如此迟缓，以至于必须等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判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大多数政治事件就像日常的天气变化一样，这些起伏或许严重地影响个体，但是逐个地分开来看，却不怎么能说明季节的变化。即使是由于人的意图而发生的那些事，也通常是昙花一现的和偶然随意的；而由于在其中读出了过多的谋划、过于复杂的方案、过于有远见的计划，观察者就误入了歧途。事件背后的目标，很可能仅仅是某种直接的优势、直接的权力增长；击垮一个对手，或通过一个孤立的行为来获取更大的财富，而没有任何连续性、系统性和前瞻性。
不过，在对中国近几年政治局势的判断上，不仅仅是外国人才犯错。两年前，有人听到有政治倾向的有经验的中国人说，事情不可能像当时那个样子继续下去超过三个月之久，必定会发生某种决定性的转变。但是，在表面上，局面不仅在三个月之内基本维持了原状，而且到现在已经两年了，除了一年前安福系的倒台这个例外。而这件事也几乎谈不上标志着什么事件的一个明确转向，如果要说起来，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权力从一派督军手中转到另一派手中而已。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冒一下成为我已经提到的这种错误的受害者的危险，赶忙下断言说，最近几个月来，确实 已经 显露出一个明确而持续的趋势——透过日复一日为个人权力和财富而进行的争夺，社会中的一种周期较长的政治变化正在表现出来。似乎已经显出了几条分水岭，这样，透过各种惊人的、夸张的、耸人听闻但没什么意义的事件的翻滚涌动，一种明确的模式显露出来了。
这种模式通过本文的标题得到了指示——向着一种联邦制形式的政府发展的一个动向。不过，虽然称它为向着联邦制发展的一个动向，这样说还是较多地跳跃到超出目前境况允许的遥远将来了。更确切和更中肯一些的说法是：存在着一种相当明确且看来似乎会长久保持的、向着地方自主和地方自治的趋势，它伴随着一种模糊的希望；希望在未来，在不同程度上独立的单元将会重新结合成为中华合众国或中华联邦国（the United or Federated State of China）。展望未来，人们期待着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目前的分离主义运动的完成；第二个是北方与南方形成各自的邦联；第三个是重新统一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
要对这种明确而持久的趋势进行一个详细的证明，预先要求读者对于中国地理的知识和最近的具体事件非常熟悉，可以说，近乎苛求。所以，我将限于局面的相当一般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北方与南方的长久对峙所构成的新阶段。粗略地说，建立共和国、推翻满清的这场革命，对南方来说，代表了一个胜利。但是，过去五年中，从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向一个腐败的暴吏或军事总督或封建领主的寡头制的这个转变，对北方来说，代表了一个胜利。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至少是标志性的事实：中国如今剩下的最强有力的督军或军事总督——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的一个在过去数年动荡中幸存下来的强人——张作霖，是东三省的无冕之王。然而，不能把所谓北方与南方之间的这场内战，理解为南方的共和主义与北方的军阀主义之间的一个冲突。这样一种概念直接与事实相反。直到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前为止的“内战”主要是军事总督之间以及派系之间的冲突，它是整个中国范围内都在进行的争夺个人权力和财富的一部分。
但是，事情最近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在南方的四个省份，看起来不可一世的督军都被推翻了；而且，这些省份已经公开宣告或隐秘地实行它们的独立。既独立于北京政府又独立于先前的广州军政府——广州所处的省是那四个省中的一个。当时，也就是去年秋天，我正好在湖南。湖南是南方各省中最先取得相对独立的省份，它刚推翻借助北方军队来统治这个省的那个邪恶的暴君不久。在一周的时间里，在湖南省的省会长沙，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每个演讲的主旨都是“湖南人的湖南”。这句口号包含着两种各自都想成为主宰的力量的精神；它是政治上成熟的南方所代表的地方自主原则与北京所代表的军阀主义中央集权化原则之间的一个冲突。
正当我写作之时，在九月上旬，因为吴佩孚与由于名义上独立而在目标和利益方面与南方相一致的湖南人之间的战事，当务之急被掩盖了。如果，而且很有可能，吴佩孚胜利了，那么他会采取两种做法之一。他可以用他得到了壮大的力量来对抗张作霖和其他北方军阀，这会让他与南方人结成实质的同盟并使他成为联邦原则的代表人物。这是早先的情况会要求他采取的做法。或者，他可以屈服于官员一般都有的对权力和金钱的贪婪而再次尝试袁世凯的军事中央集权化政策，在确定得出张作霖是他的对手之后，由他自己来当首领。这是军事首领们过去的例子所暗示的做法。但即使是吴佩孚步前人的后尘而变坏了，他也只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这不是预言，而只是对一个军事首领似乎完全大权独揽时在中国无一例外发生的情况的一个叙述。换句话说，吴佩孚的胜利，根据他将采取的做法，或者会加速或者会延缓地方自主的发展。这无法永久地阻止或改变这种发展。
使人们可以确定这种朝向地方自主的趋势是一个现实，而不仅仅是一种迷惑观察者的毫无意义的权力转手的基本因素，它与中国人的脾性、传统和氛围相一致。分封制在两千年前就成为过去了，而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有过有效的中央集权政府。过去两千年中起起落落的这些绝对王朝，都是靠着不干预和宗教的光环而存在的，后者永远无法加以恢复了；这个共和国在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个插曲都显示出：有着广大繁杂的不同区域，3.5亿到4亿的人口，多样的语言和沟通的缺乏，由家族体系和祖先崇拜所认可的巨大的地方关系，中国不能从一个单一而遥远的中心出发来加以管理。中国依赖于一张由习俗巩固下来的自愿的地方联合的网络，这个事实给了它无可比拟的稳固性和进步的力量，即使在像过去十年中那样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下。有时候，我觉得，美国人具有蔑视政治的传统，自发地依赖自立的地方组织，几乎是仅有的一些天生适合于理解中国状况的人。根深蒂固地依赖国家的日本人，不断地判断失误、行为失当。英国人对地方自治政府的意义比我们理解得更好；但他们被其对政治的推崇所误导，以致当政府没有采取政治形式时，他们无法一下子发现或认出它来。
说满清王朝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国际关系的压力，他们企图把一种在民众精神看来完全陌生的中央集权强加于各省，尤其是在财政事务上，这一点并不会过分。这种做法在先前没人在乎的地方制造出了敌意。中国不可能像一个面积小得多、人口少得多的欧洲从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单一国家的解体中产生出来那样，从各种动乱纷争中产生出一个统一的国家。事实上，人们时常感到奇怪的，不是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而是它竟然没有比现在的状况更加四分五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中国最终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这种进展都只可能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中心，不是来自北京或广州。它将通过联合与组织而得到实现，即使他们采用的是一种从本质上来说并不首先是政治的政治形式。
对于目前的情况趋势，人们尤其是外国人，非议甚多。这些非议已经超出合理的程度。中国目前的虚弱，是因为它的分裂状况。因此，可以自然而然地论证说，目前的这种分离和普遍的分裂动向将会加重这个国家的虚弱。中国的许多麻烦都是由于缺乏任何有效的行政体制，这一点很明显；认为没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央政府，中国甚至无法建造铁路和推行普遍教育，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关于这些事实毋庸置疑。中国的许多友人深深痛惜目前的趋势，而其中有些人则把这视为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预言的中国解体的最终完成，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基于对历史、心理和现实状况的无视而开出的针对中国病症的药方，是如此不切实际，以至于不值得去讨论它们在理论上是否令人向往。通过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解决中国各种麻烦的办法，可以和通过驱魔来治疗疾病归为一类。罪恶是实际存在的，但既然它是实在的，就不能尝试用一种假设不存在的方法来对付。如果恶魔真的在那里，它就不会被一道符咒驱除。如果麻烦是内在的，不是由一个外部的恶魔引起的，那么，这种疾病只有靠病人自身具有的抵抗力才能治好。而在中国，虽然这些复原和成长的因素众多，但它们都与地方组织和自愿联合相关而存在。日益高涨的“督军下台”的呼声，源自地方各省维护自己被一种名义上中央集权化、实际上混乱无序的局面所欺压侵犯的利益的动机。在这场否定性质的工作完成之后，中国的建构性重建只有利用地方的利益和能力才能进行。在中国，这种动向与在日本所发生的情况相反，它将从外围到中心。
对目前趋势的另一种反对意见，从外国立场来看特别有力。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满清王朝后期加强中央权力的做法是迫于国际上的压力。外国把北京看作一个像伦敦、巴黎或者柏林那样的首都，结果为了符合外国的要求，它只好试着变成那样一个中心了。这个结果是一个灾难。但是，外国仍想有一个能够担负责任的单一的中心。如果不是有意识地，那么就是潜意识地，这种愿望要为外国对地方自主运动的反对负很大的责任。他们很清楚，实现联邦这个理想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与此同时，为外交关系、战争赔款的增加和各种特权的保障负责的主体是什么，它又在哪里呢？
从某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分离主义趋势不仅对列强来说是不便的，而且对中国自身而言也是危险的。它很有可能激发外国插手中国内政事务的欲望和力量；将会出现许多实施阴谋诡计和从中取得特权的中心，而不是一个两个；还有一个危险兴许是一个外国同一些省份联手，另一个外国同另一些省份联手，这样国际冲突就会升级。就在眼下，一些日本消息来源，以及甚至像罗伯特·扬（Robert Young）的《日本记事报》（Japan Chronicle ）这样独立的自由派报纸，都已经在制造或报道一个谣言，说广州的试验是借助美国资本家希望得到经济特权而提供的资助才得以进行的。这个谣言是出于一个邪恶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并且由于妒嫉而流传开来。但是，它表明了，如果中国有数个政治中心，并且一个外国为一个中心撑腰，另一个外国为另一个中心撑腰，那将会造成怎样的一种局面。
这种危险是足够现实的。但是，不能通过采用不可能的办法来对付它——即阻碍朝向地方自主的运动，即使分裂或许暂时伴随着它。这种危险只是突出了整个中国局面的基本事实，也就是说，最关键的是时间。中国存在的这些罪恶与动乱是足够现实的，而且不能无视这个事实，即它们主要是这个国家自己造成的，由于腐败、无能和大众教育的缺乏。但是，没有哪个了解普通民众的人会怀疑，如果给他们时间，他们将取得完全的胜利。具体来说，这指的是让他们自己去做他们注定要完成的事情。在太平洋会议上，无疑会有人提议把中国置于某种国际监护之下。这篇文章和它所提及的与这一趋势相关的那些事件将会被引用来说明这种需要。其中的一些方案将出自与中国敌对的动机，另一些将好心地出于拯救中国自身以及缩短其混乱混沌时期的渴望。但是，世界和平的希望，以及中国自由的希望，在于坚持一种“放手”的策略：给中国一个机会，给它时间。危险在于匆匆忙忙，没有耐心；也可能在于美国想要显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是一股力量，以及我们也有一种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欲望。然而，一种从外部支持中国而非从内部提升其志向的好心的政策，最终给它带来的伤害也许会与一种出于恶意而设想出来的政策一样多。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 * *
[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29—134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8期（1921年），第176—178页；重刊于《中国、日本与美国》，第4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