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赫尔本（Helburn）先生这封字面正确但充满误导的信所提出的问题，要给出一个答案是很容易的。中国在我们所了解的欧洲国家的意义上，当然不是一个国家；它是松散的，不是紧密的。它至少与欧洲一样多样化，而不是像瑞士或法国那样同质。大家都听到过来自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学生相互之间用英语交谈，以使对方听得懂。在中国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一个当地人只要走上几英里的路，就听不懂他的同胞说的话了。至于政治上的自我意识，还是让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来告诉大家吧。在反日运动开始一年半以前，一群学生从上海来到一个邻近的村庄。学生们要求村民们关心被“卖国贼”所掌控的北京政府的政策，并出于爱国主义对日本进行抵制。村民们耐心地听完了学生们充满热情的恳求，最后他们说：“这对你们来说很好。你们是中国人，但我们是乡下人（Jonesvillians）。这些事情不关我们的事。”这还不是在内地，而是在靠近最发达的沿海城市的地方。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任何人单纯或主要从这些事实出发来推断中国的未来，他就会步入歧途。这不是因为这些事实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而是因为事情都在变化之中。我们无法确切预言事情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但它们确实正在向某个方向发展，所以一个固执地与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中国政治家迟早是要被赶下台的。即使是中国国内的中国人，也不能放心地依据上述真实表现出来的事实行事。但我们同样不能根据有数以千计的电报发往巴黎抗议签订包含有关山东条款的条约这一事实，或者根据由亲日的政客所组成的一个内阁掌控财政与军队，他们完全不敢与日本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谈判这一事实，就放心地主张存在一个有持续影响力的少数派。在一场危机中，可能会存在一个如此有实力以至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少数派，但仅仅是在危机中才能存在。
中国是一个国家吗？不，在我们评价国家的意义上不是。但是，中国 正在变成 一个国家吗？这将要花多长时间呢？这些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任何能够确定地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都能像读一本书那样来解读远东地区的未来。然而，没有人能够对这些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在这份悬疑不决之中，存在着当前境况那转瞬即逝的有趣之处。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国家的呢？法国成为一个紧密而同质的国家有多长时间了？意大利和德国呢？是哪些力量促使它们成为国家的呢？而中国之外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al state）的未来将会怎么样呢？国际主义的前景如何？我们关于国家的整个概念的起源如此晚近，这就不奇怪它在任何方面都不符合中国的情况了。也许政治上的国家性（political nationality）最充分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是它开始衰落的时候。最后这个提法似乎有些狂野，但它暗示着世界与中国都处在变动之中。而无论对中国何时成为一个国家，还是对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知道俄国以及普遍地说欧洲将会发生什么之前，都无法找到。
目前，继续就事态的消极方面来说，中国非常缺乏公共精神。家庭与乡土观念使中国在旧有的传统目标上强大，而在当前形势与国际关系上弱小。即使在政治家中间，派系观念也比公众或国家观念强大得多——这个弱点无论对传统事物还是新事物来说，都是相似的。一支庞大的军队消耗了公共税收，这使中国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的借贷并屈服于外国势力的干预。它对国家进攻与国家防卫毫无用处，而对贪污、个人野心与派系冲突有用。中国具有极度中央集权与极度州权利（extreme states' rights）的所有弊端，而极少有两者中任何一个的长处。不仅在北方与南方之间存在着分裂，而且北方与南方各自的内部都存在着相互交错的分裂，加上许多地方性的孤立与野心所带来的各种相互交错的问题。
不过话得说回来，在1785年后的那段危机时期中，美国是一个国家吗？60年前不是刚刚发生过一场痛苦的内战，而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 [3] 不是宣布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 [4] 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吗？所有关于国家统一性与各州权利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吗？距今不远的几个世纪以前，欧洲政治家们从外国政府那里取得资助，以壮大自己那一派的力量；并且，偶尔随着党派或宗教冲突的加剧，还会邀请或欢迎外国的干预。直至今日，国家与教会各自的要求都还未充分协调好，直到不久以前，教会还独立于国家所要求与保障的干预力量之外。而中国至少没有这种麻烦。
我最近读了一个从英国到美国来访问的聪明人的一些文字，他说，未曾融合的人口与传统的多样性是如此的丰富，以至于美国只在欧洲大陆是一体的意义上才是一个国家。而几乎与此同时，威尔斯（H.G.Wells） [5] 根据一个不同的标准，即迁徙与交通的自由和便利的标准，说美国是一个自身如此完整的帝国，以至于我们不能在与说法国是一个国家相同的意义上用“国家”一词来形容它。这些零碎的引用提醒我们，即使对西方的情况，我们也只能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意义上使用“国家”这个概念。它们也暗示着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性作出有力而迅速的断言的困难。
当从政治事务转向经济事务，我们惯常的西方观念就更无用武之地了。这些观念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使我们不可能用它们来巧妙地描述中国的情况，甚至不可能用来恰当地把握这些情况。在我们对“中产阶层”一词所熟悉的意义上，中国 不存在 中产阶层。以前曾经存在过一个掌握着相当多的不成文权力的士绅阶层，但起码在眼下它实际上并不存在。商人阶层一向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并且尚未萌发任何政治性的或社会性的阶层意识，虽然它的一些端倪已经在1919年的抗议中露了出来。即使在西方，要把农民放进（我们几乎忍不住要说）有产者-无产者的术语框架中，也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而一个自耕农阶层，他们不仅构成一个民族的一大部分，而且是这个民族的经济与道德基础，他们在一贯以来的以及目前人们的评价中，是 那些 仅次于学者的值得敬重的人，如何在我们的西方概念之下得到归类呢？
即使在西方，这些区分的特点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在中国，工业革命尚未到来。比起应用目前政治科学与经济科学的概念和分类来，中国这个地方更适于人们研究几个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如果来访者能从中国学到任何东西的话，他需要花时间去了解，而 不要 用他在本国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观念去思考他所看到的东西，否则，他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我们可以询问：他对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所能做的最有启发性的事，是不是去与他们分享他的发现，这个发现是中国只能根据它本身或较早的欧洲历史来得到了解。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强调说，中国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而继续用古老的王朝式的观念来思考中国——就如濮兰德先生 [6] 所坚持的那样——就像把有关中国的事实塞进西方观念的框架中来解释一样愚蠢。从政治与经济上来说，中国 确实是 另一个世界、一个巨大而持久的世界，以及一个无人知其将往何处去的世界。正是这些事实的组合，才使人类事务的观察家产生难以抗拒地去琢磨中国的兴趣。
中国的国家身份（nationhood）问题，正如来信的作者接下来发现的，“并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问题。中国是通过归顺来幸存的一个现成例子。如果中国是欧洲或巴尔干意义上的国家，那么，显然，日本就无法永远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不是，那么，组织起它的工业和教育的那个国家可能会出于政治与经济的目的而吞噬它，比英国吞噬印度更彻底——吞噬，如果不说消化的话。或者也许地域规模与耐性的古老惯性会胜出，而日本人会被吞噬并被消化，就像他们的前人那样”。
这些评价都很贴切，而且涉及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常有的疑问。但是，虽然如此，除了指出问题，指出事态的变化，以及某些可能左右事态变化方向的因素之外，他做不了别的什么事了。一方面，我们不能放心地主张，因为中国已经吸收了所有从前的入侵者，它也能把未来的入侵者并入自身之内。它从前的征服者都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北方蛮族。如果他们把一种先进的工业技术与管理一起带到中国，那么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据说大隈侯爵 [7] 用中国没有铁路来解释中国历史上长期的独立状态，乍一看，这似乎有点幼稚，就像说别针救了人的命，因为人没有把它们吞下去。但是，这种观点暗示了古代入侵与现代入侵在特征上的根本差异。现代入侵以开发先前未得到利用的经济资源为核心。一个拥有中国的港口、铁路、矿藏与通讯的国家会控制中国。入侵国越聪明，它所承担的超过必要治安维持的国民管理负担就越少。它会像长期压榨的资本家那样，利用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与不熟练的劳动力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此外，毫无疑问，它会试图招募当地的人力来充实军队。一般来说，当地人会像苦力那样生活，而外国人则像上层人物那样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同化的成功或不成功就无关紧要了。
但是，只要人们一说起这些事，我们就会回想起内部通讯与交通的改善已经使国家发展成为政治单位的一个主要因素，而来自外部的压力是另一个重大的因素。同样的力量正在中国起着作用，并将继续发生作用。如今存在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国侵略的反应的产物，在沿海地区最为强烈，不仅是因为工业的发展在那里最为发达，而且因为外国的侵略在那些地区最为明显地被人所感受。利用国家统一性的缺乏来控制一个国家，很可能导致一种国家意识的诞生。朝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政治上的腐化与分裂，缺乏国家的政治意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结合着完全意在为外国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工业与教育变革的异族统治，已经几乎把朝鲜变成了第二个爱尔兰。历史表明，在企图颠覆国民性的意图的影响下，国家似乎反而会巩固形成。中国也不像是一个例外。虽然它不是一个“现成存在的”国家，但也许情势在召唤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而这一过程会因阻止其企图而加快。与此同时，任何报道，只要不表明几乎中国任何地方的任何派系，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会把国家权利交给一个外国来换取对其派系的援助以对抗国内的对手，就是不诚实的。
另一个在可能的变化中的因素也应该提一下。长期以来，除美国之外的各国列强都在按照这样一个假设行事，即中国应该处于分裂状态，而每一个外国的政策都是在其中分得自己认为应得的一杯羹。这个断言可能过于强烈了。但至少正在起着作用的假设是，无论何时发生任何分裂，对中国来说，向任何国家屈服都必须以向其余国家的让步作为补偿。世界大战造成了其他国家无法在这一问题上与日本相竞争的局面。现在很清楚，中国的分裂状态几乎只对日本一国有利。因此，其他列强对中国的国家完整性的善意关注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国历史上的政策，一贯是借一股力量来对抗另一股力量。现在，中国有受到所有列强支援的倾向，至少给它一种力量，以对日本侵略消极对抗。国际银行团（consortium）的形成及其对特定地区外国影响的消除，英日同盟的重新确立或废除问题，以及山东问题，都是在这一背景下获得它们的意义的。迄今为止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日本能通过许诺或威胁对其他列强作出什么样的补偿，以引诱它们放宽对日本在中国活动的限制。
一个长期居住在中国中部的美国教育家提醒我说，中国正试图在半个世纪内完成文化、宗教、经济、科学与政治革命，而西方花了数个世纪来完成这些。这个提醒意味着作出预言与确定描述的困难。尽管惯性与稳定性统治着广阔的乡村地区，尽管过去的具体预言在变化着的中国未曾应验，中国确实是在变化。由与西方方法和观念的接触所带来的成千上万微小的变化所积累起来的作用，已经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精神。眼下，这一事实比任何单独的外部剧变或能够单独区分出来的外部变化的失败更为重要。在这种新的精神能够达到任何确定的成就，甚或能够确定地追寻可以察觉到的进步轨迹之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些使得一个巧妙描述如此困难的条件，却正是使中国具有引人入胜的兴趣的因素。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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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64—69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5期（1921年），第187—190页；重刊于《苏俄和革命世界印象：墨西哥—中国—土耳其》（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Mexico -China -Turkey ），纽约：新共和出版公司，1929年，第252—270页，以及约瑟夫·拉特纳编《人物与事件》，1929年，第1卷，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第237—243页，以“中国国家身份的诸条件”为题。
[3] 格拉德斯通（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先后四次出任英国首相。——译者
[4] 戴维斯（1808—1889），美国军人、政治家，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担任南方政府的唯一一任总统。——译者
[5] 威尔斯（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6] 濮兰德（J.O.P.Bland，1863—1945），英国活动家，曾担任中国海关官员，也曾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走访和游历中国，著有《李鸿章传》、《慈禧外纪》（与白克好司合著）等。——译者
[7] 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1838—1922），日本政治家，曾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