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勤劳和国家的工业化之间的差距之大，举世皆无。中国人的勤劳众所周知，而工业上，他们则处于从家庭手工自制到机器生产的革命的最初阶段。运输上，刚从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脖子转移到运货车厢。男人的脖子——有时，中国中部的大宗货物无疑是由神奇的水路系统承担的，然而当无风的时候，就由男人——还有女人和孩子，肩膀缚上绳子拖着船行走。在大运河边，你往往可以看到，40来个人十年来一直拉着一根缚在一些笨重的平底帆船的桅杆上的绳子。即使是一个突然被置于严酷的中世纪经济条件下的拉斯金人 [3] ，也可能被迫承认，所谓人性化的蒸汽机车有两面性。那些不加区别地推崇中世纪行会的人，可能会从研究中国同行的工作方式中学到一些东西。
最近六周，我游览了江苏省。上海就坐落在该省，它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拥有最多的工厂、铁路和对外贸易。至于具体的细节与统计资料，读者可去看领事报告、贸易杂志，等等。这篇文章的任务卑微，其目标仅仅只是报告我所见到的一些问题的印象，这些问题是中国在近些年走进工业、加速革命的时候所必须面对的。
我参观了分布在该省最北端到最南端的十五个城镇，严格说来，其中两个位于浙江南部。这些城镇分为四类。第一类计入通商口岸之列，这儿外商云集，外资汇聚，虽然外国方式往往得屈服于中国的条件限制，得接受买办做中间人，但还是确立了领头地位。为着技术商业化的目的，从统计的角度看，这些以上海为重中之首的城镇无疑是最有趣的；从社会的角度看，它们则是最无趣的，这无非因为以研究两种文明碰撞和交流情况为目的之一，另一目的却非常普通——赚钱。
此外，其首要意义在于展示出中国企业吸纳股份制管理体系的能力日益增长，而不像早期中国独资企业那样悲伤绝望。其原因值得一提，因为它们影响了引进现代工业主义各方面的所有问题，而投机因素、促进因素最为突出。通常的心理，则是受金矿刺激而致。在早期喧闹期，大多数投资者都亏了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即使是合法的企业，也不能引起他们的投资兴趣，除了那些曾在投资股份合资企业获得成功的极少数人。其次，中国的家庭责任制度使得家庭中的富裕成员要负担所有希望被负担的亲戚，这种裙带关系的普遍存在已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其三，大多数早期企业不屑于在旺季存留储备金，也不屑于排除资产折旧与货币贬值的因素。“生命短暂，及时行乐”，是普遍流行的座右铭。然而，现在许多中国企业的经营手段，已经发展到足以与外国资本和外国管理相媲美的程度。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认为，由于后者利益转移到买办，并且缺乏与工人的人际交流，将很快落于劣势。然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找不到事实依据。
第二类计入城镇发展的反向极端之列。这些城镇不仅不是通商口岸，而且仅仅接触到现代文明的最边沿。例如，该省的北部，几乎与500年前一样落后。铁路的修建，带动一些面粉厂建立起来。自战争以来，鸡蛋厂造就了一个新市场。鸡蛋过去一分钱3个，现在每个涨了3倍，而生产者获得了大部分增长的利益。在所有的小镇与小村里，每家饲养母鸡的数量被统一限制，否则的话，母鸡就会进入其他人家的地盘中。大量渐渐累积起来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奇特效果，在这件事情上展示得如此完美，即成千上万的鸡蛋每日靠肩挑或手提运到工厂里。此等现象似乎微小得不值一提，但是这种正在发生的典型事例，对于工业化程度大一些的中国地区而言，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事实：土地价值日益提升，生活标准逐步提高，使得农村家庭由过去的仅有一张床变成了现在的两张床，由敌视铁路变成了喜爱铁路。
在这些落后地区，也有人意识到必须克服这些巨大的劣势。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地区，几年前居然没有公立中小学，没有报章杂志，没有邮电局，而且直到现在，此类设施还远远不足。最确切的一个障碍就是土匪的活动，做强盗被当成与做商人是同样的职业。富人整日担惊受怕，害怕被掠夺、被绑架，所以，他们的家看起来如乞丐家一般一贫如洗。士兵与土匪的职业可以相互交替，基于上述整体情况，农民更愿意选择后者。有人听到一个游客的故事：他遇到一个村子的人都将家庭用品放在骡子和独轮车上仓皇飞跑，因为士兵们帮他们剿匪来了。
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很多人断言：中国工业的真正发展，必须等到一个强大稳固的政府形成之后。政治因素的重大意义被毗邻江苏北部的安徽省所证实。这里可以看到军国主义所开出的完美的“花朵”。军政府首长最近关闭了省内所有的学校，长达一年之久，其目的只是为了把钱花在军队上。他已经把省内所有的矿产据为己有，最近又将来自两个城市的一条河流改道，从而为他的矿井开通一条运河。这只是当前中国政治状况影响其工业发展的一个极端例子。几乎每个地方官员都在滥用权力。他们控制士兵来索取贡金，通过税收来勒索工厂与矿井，利用铁路来操纵货运，直到迫使利润交到他们手里方才罢休。然后，他们把资金再投资到当铺、银行和其他经济统治机构。因此，一种新型的封建主义正在迅速成长，其中，军国主义直接辅助资本主义。这些人将他们数以百万计的闲散资金存入国外银行，并在外国租界预留了避难场所。控制了交通部与财政部，相当于获取了中国经济的君主权，其影响遍布每一个地方。站长必须支付几千美元方能得到工作，而当发货人需要汽车时，他则索价五十或一百美元以追回投资。工商业都在进步，或许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相信：最终它们的成长将促使改革政府，那时，一个稳定的政府将允许工业正常发展。
第三类城镇由城市组成，也代表了古老的中国，但代表的是古中国繁荣与文明的一面。这些城市慵懒、奢华、优雅，同时伴随着极端的贫困与愚昧，如此城镇正在慢慢地堕落。他们从没想过新方式，而与此同时，新方式正从他们转向工业和贸易。许多退休官员到这些城市去，带着他们窃取来的资金，有的到处活动在俱乐部会所和镀金小船上，有的四处听赌博骨牌的咔嚓声。这儿的钱大多用于花天酒地和抽鸦片，而极少用来发展新工业。剩余的资金被投资到邻近的富饶土地上；旧式的小资产者遍地都是，一大批佃户产生了，家庭所有权在这里已成定律。该省北部农村是纯粹的野蛮与落后，而其南部的富有城市则是极端的保守与腐朽。
最后一类是工业城镇，这里外国人不能置地与贸易。这里到处都是棉花厂、面粉厂和丝绸纺织厂的烟囱，其数量之多，烟雾之浓，犹如上海的工厂区——大部分是近十年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主要是战后发展起来的。这些城镇中最重要的两个，恰恰是相对立的两种类型。其中一个是，整个企业的发展都被掌控在单个家族的两兄弟手里；而且，其领头的是一小撮自负而又爱冒险、欲致力于从内部改造满洲王朝的人。一旦发现他的计划搁浅、努力遇阻之后，他就退休回到家乡小镇，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创工业与经济发展之路。他在日记中记载：他在中国创办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棉花厂和第一所正规的学校。由于两者皆属开天辟地，因为中国从来都没有过两者之中的任何一项，所以他除了遇到反对与灾难预言之外，几乎没有遇到别的什么。现在，这个地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城镇的模范：拥有良好的道路，连通了各个村庄的大客车和技术型的学校；在那里，聋哑人被关心，乞丐完全绝迹。然而，这种方式只是古中国的理想方式，是一种儒家家长式制度；其展现的是拒绝大规模变革的小规模的国家改革规划。工业上的创新与陈旧的理念融合的最显著标志，就是工厂中出现了女童与妇女劳动力。由于工业巨头发现，男孩与女孩过了10岁不宜在一起读书，大多数女孩就失去了进校读书的机会。另一个城镇代表的则是毫无计划的竞争发展模式，不那么匀称却多了些活力。许多人强烈反对在发展城市生活时缺乏合作与组织，而这就是青年中国的特征：它视无秩序的大个人主义比所谓的模范城镇的仁慈独裁更有希望。
但是，所有的工业化城镇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的问题，即中国的工业发展是否将重复英美和日本的历史，直至其放任的恶果导致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方才收敛， [4] 还是利用他国的经验使发展人性化呢？中国是一块问题之土，问题如此的进退两难和交错复杂，以致一些人常被提醒而想起在他青少年时期困扰中国人的那些难题。但是，对中国和整个世界而言，通过工业革命要解决的重中之重是方向性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表面上所有的迹象都指向那场非人道的运动，指向盲目地重复西方工业革命中最糟糕的一幕。没有任何与工厂相关的法律法规，即使有，政府也没有能力去管理和实施它。你可以看到：丝纺厂里一群8岁到10岁的孩子，为了那么一点微薄可怜的工资，每天干14小时的活；而每天干12小时，在所有的作坊里是常规轮班制了。然而，在最近的几年里，多数这类企业每年分得的红利都在50到200个大洋之间，此外还有50%的利润。很肤浅地，中国把其刚起步的工业看作不受约束的社会开拓者的天堂。然而，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想象得到，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中国拒绝引进现代生产和分配机制。这种拒绝长期被引证为是愚蠢保守的典型事例，其实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本能的体现。这种本能使得中国等待，直到世界达到社会本身可以掌控工业革命而不是受其奴役的时候。但即使只是罗列此历史可能的诸多条件和力量，文末也没余地了，所以只能往最好的方面去想。
（郑国玉 译 马荣 校订 刘放桐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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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56—60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3期（1920年），第39—41页；修改并重新发表于《苏俄与世界革命诸印象：墨西哥—中国—土耳其》（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Mexico —China —Turkey ），纽约：新共和出版公司，1929年，第237—251页。
[3] 从事鞣皮工作的人——译者。
[4] 本文写作以来，已经爆发的民族革命促成了工会的发展，而且还不时地爆发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