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我们到高等师范学校去，出来接待我们的是工科部的主持人，可说身兼向导与主人了。他的学生今夏曾建盖了三幢新校舍——无论是筹划，细部设计，装配监工以及所有的木工部分全都是学生亲自动手。这位主持人由于学生们的鼓舞已组织了一个“国家工厂”，目前他又要试办一所艺徒学校，他的理想是每个工厂都可从学校里找到最好的艺徒。他们每天有两小时用来学习新方法及观摩新成品，然后将此用到工作上去。他们也做些金属工作，并希望渐渐将之普及到全中国。你简直无法想象此地工业落后的情形，别说赶不上我们，就连与日本也无法比较，结果他们的市场充斥了便宜而易损的日本货，可能日本在山东的利益足以抵回这种价格的低廉。棉业公会非常热切于和学校合作，只要他们能供应工人，尤其是监工人才，他们的产品将足够供应整个首都的需要。目前他们卖出价值四百万的棉花给日本，等日本纺好之后，他们再买回的棉纱却值四千万，这还是把其他大宗的进口棉织品除外的数目。
我发现过去的十年中外来游客对中国的觉醒已吹嘘过不下十次了，但我认为这回我所说的该是中国真正的觉醒，因为目前还是头一回，商人与公会真正着手来尝试改善工业方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说的就不只是嚷嚷而已了。每隔几天我就要看看日本方面的译报，这样我就可知道日本的态度究竟有几分真诚或几分虚诈了，这也确乎有趣。事实上他们可能就如报章所写的，根本不知如何判断中国人的心理。但他们却强调在所有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只有对日本人才是真心喜欢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各方面必须依赖他们，而如果中国人不肯与他们协力合作的话，起因都在于那些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以政治的动机与图利的目的教唆而致。我真怀疑历史是否能记载这么许多国际间的不和与猜疑；而事实上是日本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向中国挑拨离间的机会。
当我们看完学校的每一部门后，我发现我犯了一项错误。学生们其实只为这三幢校舍做了筹划，并为装配工作监工，但并未实际动手去做。不过新教室的所有桌椅，却是那些木工班的学生一个暑假的成绩。学校和他们订好契约，供给每月五块钱的膳宿，他们则付出时间。所有做金属工的孩子则留在北京店里工作，以期对各种不同的产品加以改良。记住他们都是些十八岁至二十岁的孩子，却已经在为自己的国家宣传尽力了；这个暑假平均有一百个人默默地在北京最不显眼的地方卖力，而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是做出了许多好货色。
下午我们去欣赏了一个庆祝会，并非纯然为七月四日而举行的，但我仍觉得中国魔术相当有趣。其中没有一样是很复杂的，但他们技法的干净利落也确是我前所未见的。晚上还有一个露天音乐会，但因下雨了，所以我们没有参加。
你无法想象未签署《巴黎和约》对中国有多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也可说归功于这些男女学生的推动，当中国能独力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
（王运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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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夫妇：《中国书简》，王运如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年版，第62—64页。标题系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