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生大饥荒时，我正好在那里。当时，北京有许多美国人在讨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其中有位商人抱怨，美国人为了工业和商业的目的在中国投资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他从如下的事实出发，即一个毫无疑问会为中国带来收益的工程方案，由于包含一个禁止排放的回收利用项目，美国人拒绝投入资金而失败了，虽然确定会有相当大的收益。他把这种控制和慈善家自愿贡献出来用于减少饥荒的受害者的资金数量作了对比。拨付的资金要比作为贷款被拒绝的资金多几百万元。他声称，不完全是以异想天开的方式，在美国要为中国提供资金方面的帮助，唯一的方式就是基于仁慈而非盈利，诉诸教会和具有博爱精神的人们。
我经常想，这位商人的评论以某种方式提供了两国间深层关系的标志。美国和中国之间当然有商业上的关系，而且其中某些是相当重要的。然而，这很难代表全部的情况。在真正的意义上，我们对中国的关切是父母般的，而非经济上的。所有父母般的情感都是百感交集的：它们通常包含了经济因素，希望对孩子们的后来有所帮助。然而，期待金钱上的收益，并不是父母情感的本质。
美国在中国最多的人力和资本的投资是在传教、教育和慈善方面。习惯于大陆式方法的欧洲人，通常把带着商业的和政治的目的而设计的这些发展规划视为理所当然的。实际上，关于我们国家在远东地区定下的方案所具有的远见和精明，欧洲人经常表示称赞。对于那些了解这些事件历史的人来说，这样的意蕴是荒唐的。然而，一种明确的态势被制造出来了；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文化上的。我们带着思想和理想，带着激情和渴望去那里；我们为中国展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文化，以作为可以效仿的典范。就我们已经到那里而言，我们像父母那样，带去了建议、教导以及案例和准则。像称职的父母一样，我们会以中国的方式把它们培育起来。所有这些，有着惬意的和慷慨的一面；然而，它也产生了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和危险交织在一起。
我们在外交和政治上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家长式的。从伯林盖姆（Burlingame）时代以来，如果我们还有任何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一直是保护性的。开放国门的学说，坚持中国的领土完整的学说，和我们自己的利益肩并肩。为了教育的目的减少庚子赔款，人所共知。但海约翰在限制欧洲国家的主张和强行赔款上，毫无疑问，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的帮助；就任何处在中国之外的、挽救中国免于分裂的人而言，海约翰正是其中的一个人。从积极的方面看，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津津乐道的那么多；但从消极方面看，通过不侵略，通过在可能的时候，只要不给自身带来麻烦就尽力平息事态，我们已经扮演了家长的角色。
这一部分引起了不会总是得到满足的期望。期望可能是不合理的，但是它们不被满足可以引起失望和仇恨。今天，在中国，对我们的感情中有这种情况：感到我们引起了不切实际的希望，然而却忽视了包含在其中的责任的履行。另一方面，父母很少让自己不受下面这种观念的影响，即感激应该归于他们；没有得到它们，很容易转变成愤怒和反感。除非这个国家有着高于一般数量的父母的理解，否则，很快会指责中国不知感恩。
然而，更加严峻的危险源于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这一事实。在情感上，如果不是在行之有效的行动中，它正在赢得大多数人。因此，它会越来越不满于任何采取家长式的监护，即使是一种公开声明的善意的保护。这种不满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如果他们表现出或者就他们必须提供的帮助，或者就他们的管理而言的优越感的话，那么，使团甚至学校就不再受欢迎了。中国人感到，他们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外国人，即使那些怀有最善意目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适应他们。任何时候，只要外国人的利益和他们不一致，他们就会随意地把不良的动机怪罪于他们。在政治上，中国也不再想要任何外国人的保护了。如果这个国家不会减少对他们的司法和关税的保护，那么，我们过去做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忘记了。
在许多家庭中，当处于照料和保护之下的青少年成长到足以宣誓他们的独立时，就会有危机。在国家这个大家庭中，也是一样的。很明显，主要的责任在于成熟的和有经验的国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们很可能需要许多耐心、宽容、理解和善良的愿望，把已经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赞助人色彩的传统家长式态度，转变成对于和我们平等的文化的尊重和珍视的态度。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作出这种转变，这个国家和整个远东的关系将决定性地变得更糟。
（王巧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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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2卷，第141—143页。
[2] 首次发表于《调查》（Survey ），第56期（1926年5月1日），第188页。